《命运你我他》 第一章 山村的早晨 鸡叫头遍的时候,周景熙醒了。 不是被鸡叫醒的,是被尿憋醒的。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,光脚踩在泥地上,一阵冰凉从脚底板躥上来,激得他打了个寒噤。屋子里黑漆漆的,只有窗户纸透进来一点灰白色的光。他摸索著走到门后,拉开那扇歪歪斜斜的木门,一股清冷的晨风扑面而来,带著露水的湿气和柴草的苦涩味。 周景熙站在门槛上,对著门外的黑暗撒了一泡尿。尿水打在泥地上,发出噗噗的声响,在寂静的清晨里显得格外响亮。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,像一头头蹲伏的巨兽,沉默地注视著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。天边还没有一丝亮色,头顶的星星倒是密密麻麻的,像是谁把一把碎米撒在了黑布上。 “景熙,快进来,別冻著了。” 屋里传来母亲刘桂兰的声音,带著浓重的鼻音,显然已经醒了很久。周景熙转身回去,顺手带上门。屋子里还是黑的,但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样东西——靠墙的那张老式雕花床,床前的踏板,踏板边上的尿桶,墙角的水缸,水缸边上的灶台。他能闭著眼睛走遍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,因为这是他出生的地方,是他生活了十二年的地方。 “妈,天还早呢。”周景熙爬回床上,把被子裹紧。被子里还有一点余温,但边角处已经凉了。这条被子盖了好几年了,棉絮硬邦邦的,不怎么保暖,好在他和弟弟周景阳挤在一起,两个人的体温凑在一块儿,倒也还过得去。 “早点起来读书。”刘桂兰的声音从另一张床上传来,“你爸都起来了。” 周景熙侧耳听了听,果然听到外屋有窸窸窣窣的声响,那是父亲周德厚在穿衣服。接著是一声沉闷的咳嗽,然后是火柴划过的嗤啦声,一豆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漏进来。周德厚每天都是这个时候起床,先去牛栏里给牛添草,然后挑水,再然后就是坐在堂屋里打算盘——他是生產队的会计,虽然现在土地已经承包到户了,但队里还有些帐目没有理清。 周景熙没有马上起来。他睁著眼睛躺在黑暗里,听著外面的动静。公鸡又叫了一遍,这次的叫声比第一次响亮多了,像是憋足了劲。接著,村子里的鸡都跟著叫起来,此起彼伏,把整个山村都吵醒了。远处传来狗吠声,还有谁家的开门声、水桶碰在石阶上的咣当声。这个小小的山村,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,慢慢地活了过来。 “景熙!”周德厚在外屋喊了一声,声音不大,但很清晰,“起来读书!” 周景熙一骨碌爬起来。他怕父亲。周德厚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平日里话不多,但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,总让人觉得心里发毛。他很少打骂孩子,可只要他沉下脸来,周景熙和周景阳就嚇得大气都不敢出。母亲常说,你们爸是属牛的,平时温顺,发起脾气来能顶死人。 周景阳翻了个身,嘟囔了一句什么,又睡过去了。他比周景熙小四岁,还不到上学的年纪,每天除了玩就是吃,吃了就睡,日子过得无忧无虑。周景熙有时候羡慕弟弟,但更多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应该比弟弟懂事——他是长子,母亲常这么说。 周景熙穿好衣服,走到外屋。堂屋不大,一张八仙桌占了中间的位置,靠墙摆著几条板凳。桌上放著一盏煤油灯,火苗在晨风里摇摇晃晃,把周德厚的影子投在墙上,忽大忽小。周德厚坐在桌前,面前摊著一本帐册,右手拨著算盘,左手翻著帐页。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而急促,在寂静的早晨里像是一阵密集的雨点。 “爸。”周景熙叫了一声。 周德厚抬起头看了他一眼,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,然后低下头继续打算盘。“灶上有红薯,自己拿了吃。吃了就读书。” 周景熙走到灶台边,揭开锅盖,一股热气冒上来,带著红薯的甜香。锅里煮著七八个红薯,是昨晚母亲洗好放进去的,早上起来烧一把火就熟了。他拿了一个,烫得两只手倒来倒去,吹了好几口气才敢咬一口。红薯很甜,是那种粉粉的甜,嚼在嘴里有些干,他舀了一瓢水喝了,又拿了一个。 “別光顾著吃,”周德厚头也不抬,“你的课本呢?” 周景熙赶紧放下红薯,跑回里屋去拿书包。书包是母亲用碎布拼的,花花绿绿的,背带是用旧裤子改的。他把课本拿出来,翻到昨天老师讲的那一课——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课文他读过好几遍了,每次读到父亲爬月台那段,心里就堵得慌。他说不清那种感觉,只是觉得鼻子酸酸的。 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,不要走动。” 周景熙轻声读著,声音在空荡荡的堂屋里迴响。周德厚的算盘声停了一瞬,然后又响起来,但节奏似乎慢了一些。周景熙没有注意到,他正沉浸在课文里,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个穿青布棉袍、黑布马褂的背影,蹣跚地爬上月台,两手的橘子滚落在地上…… “景熙。” (请记住 追书就去 101 看书网,101??????.??????超靠谱 网站,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) “嗯?”周景熙抬起头。 周德厚已经合上了帐本,正看著他。灯光映在他脸上,那张被岁月和劳作刻满了沟壑的脸,此刻显得格外疲惫。他的眼睛有些红,不知道是因为熬夜还是因为別的什么。周景熙忽然发现,父亲的头髮已经白了不少,而他才四十出头。 “好好读,”周德厚说,声音低沉,“读出个名堂来。” 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了,但每次说的时候,语气都不一样。有时候是命令,有时候是期盼,有时候是嘆息。今天是什么?周景熙分辨不出来。他只是点了点头,把目光重新落在课本上。 刘桂兰端著一簸箕红薯从里屋出来,身后跟著揉眼睛的周景阳。她把红薯倒在桌上,又去灶台上端了一碗酸菜。早饭就是这样了——红薯就酸菜,有时候会有几碗稀粥,但今天米缸里的米不多了,得省著吃。 “景熙读书,別吵他。”刘桂兰对周景阳说,把一块红薯塞到他手里。周景阳瘪了瘪嘴,但没有说话,乖乖地坐在板凳上啃红薯。 天色渐渐亮了。先是窗户纸变白了,然后是门缝里透进来的光越来越亮。周景熙收起课本,走到门口。门外的世界已经换了一副模样——远处的山峦显出了轮廓,黛青色的,一层叠著一层,最远的那一层和天边的云连在一起,分不清哪里是山、哪里是天。村子里的屋顶上升起了炊烟,一缕一缕的,在晨风里飘散。田埂上的草叶掛满了露珠,在初升的阳光下闪著细碎的光。 “我去放牛。”周景熙对屋里说了一声,不等回答就跑了出去。 牛栏在屋后,是用几根木桩搭起来的,顶上盖著茅草。那头老水牛已经站起来了,正用尾巴赶著身上的苍蝇。它看到周景熙,哞地叫了一声,把脑袋伸过来。周景熙摸了摸它的额头,那里有一块白色的花纹,像一朵云。这头牛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,是分田到户时分到的,周德厚把它当宝贝一样伺候著。 周景熙解开韁绳,牵著牛往后山走。村里的小路上已经有了人——周家的周大爷挑著一担水,脚步稳健;李家的李婶在门口餵鸡,撒了一把穀子,鸡群围上来抢食;蒋家的蒋大毛背著书包往村外走,他是村里为数不多在镇上读初中的学生。 “景熙,放牛去啊?”蒋大毛朝他喊。 “嗯。”周景熙应了一声。 “你成绩好,明年考到镇上来,咱们做同学。” 周景熙笑了笑,没有接话。他知道家里的情况,能不能读初中还是个问题。父亲虽然没有明说,但他从母亲偶尔的嘆息里听出了一些东西——家里穷,供不起两个娃读书。如果只能选一个,那肯定是选他,因为他是长子,成绩又好。可这样一来,景阳怎么办? 后山的草坡上,露水还没干,踩上去鞋底就湿了。周景熙把牛拴在一棵松树上,自己找了块石头坐下来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——十几座泥墙瓦屋散落在山坳里,像是一把棋子隨手撒在棋盘上。村前是一条小溪,溪水清亮亮的,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。溪边是水田,稻子已经抽穗了,一片绿油油的,风一吹就泛起波浪。更远处是连绵的山,山上是密密麻麻的松树和杉树,墨绿墨绿的,像是给山披上了一件厚厚的外衣。 这就是他的村子,他出生的地方,他长大的地方。他觉得这里很美,但他也知道,这美里面藏著多少穷苦。村里的人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刨食,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。年轻人一个个往外跑,有的去了广东,有的去了福建,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。他们寄回来的钱,成了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 周景熙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本子,那是他用废纸订的,正面写了反面写,密密麻麻的。他翻到新的一页,想了想,写下了一行字: “1980年9月15日,晴。早上去放牛,露水很大,鞋湿了。” 他写得很慢,一笔一画的,像在描红。他喜欢写东西,喜欢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都记下来。老师说他作文写得好,將来可以当作家。他不知道作家是什么,但听起来很厉害。 牛吃饱了草,臥在树下反芻,嘴巴一动一动的,神情安详。太阳已经升得高了,暖洋洋地照在身上。村子里传来刘桂兰喊他吃饭的声音,悠长而响亮,在山谷里迴荡了好几遍。 周景熙站起来,拍拍屁股上的土,解开韁绳,牵著牛往山下走。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了看那片草坡,心想,明天早上还来,带上课本,在这里读书。 回到家里,刘桂兰已经把早饭摆好了——红薯稀饭,一碟咸菜,几个杂粮馒头。周德厚已经出门了,说是去队里开会。周景阳坐在桌前,面前放著一碗稀饭,正用筷子戳著碗里的红薯。 “吃了饭去上学,”刘桂兰对周景熙说,又看了看周景阳,“你在家看家,別乱跑。” 周景熙点点头,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。稀饭很稀,能照见人影,但喝在胃里暖洋洋的,很舒服。他吃了两个馒头,又喝了一碗稀饭,背上书包出了门。 村子里的路是泥路,前几天下过雨,还有些地方没有干透,踩上去黏糊糊的。他绕过蒋家的院子,经过周峰家的门口,走过那座石板桥,到了村口的大路上。大路宽一些,是碎石子铺的,走起来硌脚,但比泥路好走。 去学校要走四十分钟,翻过一座山,再走一段田埂路,就到了镇上。学校在镇子的东头,几排平房,一个操场,一根旗杆,就是全部了。周景熙很喜欢这所学校,因为这里有书,有老师,有同学。在这里,他不用想家里的那些烦心事,只需要读书、写字、算算术。 他加快了脚步。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,照在身上暖烘烘的。路边的野花开得正艷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挤挤挨挨的,像是谁打翻了顏料盒。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,蜜蜂嗡嗡地叫著。远处的田里,有人在插秧,弯著腰,一步一步地往后退,身后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秧苗。 周景熙忽然想起了课文里的那句话: “一年之计在於春,一日之计在於晨。” 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要好好读书,一定要读出个名堂来。 这个十二岁的少年,在这个普通的秋天的早晨,背著碎布拼成的书包,走在通往镇子的碎石路上,並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他只知道,他要往前走,一直往前走,不能停。 命运的大幕,就在这样一个平凡的早晨,无声无息地拉开了。 第二章 童年的玩伴 周景熙到学校的时候,上课铃还没响。操场上有几个同学在追逐打闹,扬起一阵黄尘。他把书包放进课桌,正准备拿出课本预习,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。 “景熙!景熙!” 他回过头,看见李觉站在教室门口,身上背著一个脏兮兮的帆布书包,正朝他咧嘴笑。李觉瘦得像根竹竿,脸上的颧骨凸出来,显得眼睛格外大。他穿著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裤子,膝盖上打了补丁,上衣是一件大人的旧衬衫,袖子挽了好几道,露出手腕上的一道疤痕。 “你怎么才来?”周景熙问。 “帮我妈——帮我婶子挑了担水。”李觉顿了顿,把“妈”字吞了回去,改成了“婶子”。这个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周景熙的耳朵,他的心紧了一下,但没有说什么。 李觉和周景熙是同班同学,也是邻居。两家的房子隔著一道矮墙,站在自家院子里能听见对面说话。但李觉家和周景熙家不一样——李觉的父亲李大山两年前死了,在山上砍树的时候,一棵松树倒下来,不偏不倚砸在他身上。等村里人把他从树下刨出来的时候,人已经不行了。 周景熙记得那天下午,他正在溪边钓鱼,忽然听见村里传来一阵哭喊声。他扔下鱼竿跑回去,看见李觉家的院子里围满了人。李觉的母亲赵玉珍跪在地上,抱著李大山的衣服哭得死去活来。李觉站在一旁,呆呆地看著,没有哭,也没有说话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像一截木头。 那一年李觉才八岁。 李大山死后半年,赵玉珍改嫁了,嫁到了隔壁县的一个村子里,走的时候没有带李觉。村里人都说赵玉珍心狠,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。但也有人说,她一个妇道人家,带著个孩子能去哪里?改嫁的人家不要拖油瓶,她也没办法。不管怎么说,李觉成了孤儿,寄养在叔叔李二山家里。 李二山是李大山的亲弟弟,为人老实,但家里也穷,老婆又厉害。李觉住在叔叔家,日子过得自然不如在自己家。周景熙的母亲刘桂兰心善,经常让周景熙给李觉带些吃的,有时候是一块红薯,有时候是一个馒头。李觉也不推辞,接过来就吃,吃完了抹抹嘴,该干什么干什么。 “你吃了没?”周景熙问。 “吃了。”李觉说,但没有说吃了什么。周景熙注意到他嘴唇上还沾著红薯渣,就没有再问。 上课铃响了,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教室。王老师四十来岁,戴一副黑框眼镜,教语文。他是周景熙最喜欢的老师,因为他在课堂上讲的那些故事——岳飞、杨家將、西游记——总是让周景熙听得入迷。王老师还特別爱表扬周景熙的作文,说他有“文学天赋”,这让周景熙在心里暗暗得意了好些日子。 “今天的课,我们讲《少年闰土》。”王老师翻开课本,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,“鲁迅写的。有谁读过鲁迅的文章?” 没有人举手。王老师也不意外,清了清嗓子,开始读课文。 “深蓝的天空中掛著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著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。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,项带银圈,手捏一柄钢叉,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……” 周景熙听得出神。他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画面——月光下的瓜田,一个少年,一柄钢叉。那个少年多像自己啊,也像李觉,像村子里的每一个孩子。他们在田野里奔跑,在溪水中嬉戏,在山林中探险,日子虽然穷,但自由自在。 “闰土的父亲让他管西瓜,他怕猹来偷吃。”王老师放下课本,“你们村子里的庄稼,有什么来偷吃?” “野猪!”有同学喊。 “山鸡!” “老鼠!” 教室里鬨笑起来。王老师摆摆手让大家安静,又问:“那你们有没有帮大人守过庄稼?” “守过!”一大半同学举了手,包括周景熙。他想起夏天的时候,他跟著父亲在田边的窝棚里守稻子。窝棚是用竹竿和稻草搭的,里面铺一张草蓆,点一盘蚊香。夜深的时候,田野里蛙声一片,萤火虫飞来飞去,像是天上的星星落到了地上。父亲有时候会给他讲故事,讲他年轻时候的事情,讲这个村子以前的样子。他听著听著就睡著了,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,父亲不在身边,大概是去田里干活了。 “好,那我们今天就来写一篇作文,”王老师说,“题目是《我的童年》,写你们自己的故事。下节课交。” 周景熙拿出本子,想了想,开始写。他写村前的小溪,夏天的时候他们在里面游泳、摸鱼;写后山的树林,秋天的时候去捡蘑菇、摘野果;写冬天的雪,铺天盖地的白,他们在雪地里打雪仗、堆雪人。他写得很快,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,像是秋风吹过树叶的声音。 写到一半的时候,他抬起头,看见李觉趴在桌上,一动不动。他不知道李觉是在想还是在睡觉,但注意到李觉的本子上只写了两行字,歪歪扭扭的,像蚯蚓爬过的痕跡。 下课铃响了,周景熙的作文刚好写完。他数了数,整整三页,比王老师要求的多了两页。他把本子合上,转过身去看李觉。 “你写完了没有?” 李觉抬起头,眼睛红红的,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別的什么原因。“写完了。”他把本子推过来,“你帮我看看。” 周景熙接过来看。李觉的作文很短,只有几行字: “我小时候,爸爸还在。他带我去山上砍柴,教我认树。他说松树可以做梁,杉树可以做板,樟树可以打家具。后来爸爸死了,没有人带我去山上了。我现在自己去,认得那些树,但没有人和我说话了。” 周景熙看完,鼻子一酸,赶紧把本子还回去,假装去翻自己的书包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说“別难过”?可李觉怎么可能不难过。说“我陪你去山上”?可那不一样,不是爸爸,终究是不一样的。 第二节课是算术,周景熙听得心不在焉。他一直在想李觉作文里的那些话——“没有人和我说话了”。他想起了更小的时候,他和李觉一起在村子里疯跑,一起去溪边抓螃蟹,一起爬上村口那棵大樟树掏鸟窝。那时候李觉还很爱笑,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李大山还在,李觉还有个家。 放学的时候,周景熙和李觉一起走。同路的还有蒋立情、周峰、蒋刚立、周海,都是同村的,年龄也差不多。几个孩子走在碎石路上,嘰嘰喳喳地说著话,像一群麻雀。 蒋立情是他们中间最大的,已经十三岁了,个子也最高。他爹是村里的木匠,手艺好,方圆十里的人都来找他打家具。蒋立情跟著他爹学了几年,已经会做一些简单的活了。他话不多,但说出来的话都在点子上,像个大人。 “立情哥,你以后也做木匠?”周峰问。周峰比周景熙小一岁,胖乎乎的,圆脸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他爹在镇上开了一间杂货铺,家里条件在村里算好的。 “做。”蒋立情说,“做木匠好,有手艺,饿不死。” “我要去当兵。”蒋刚立插嘴说。他个子不高,但结实,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,像个小牛犊。他爹是村里的民兵连长,从小教他打拳、跑步。“当兵多威风,穿军装,扛枪。” “我要做生意。”周海说。他瘦高个,眼睛滴溜溜地转,一看就是个机灵鬼。“我爹说,现在政策好了,可以做生意了。我要去广州,去深圳,赚大钱。” “你呢,景熙?”蒋立情问。 周景熙想了想,说:“我想当作家。” “作家?”周峰瞪大了眼睛,“作家是干什么的?” “就是写书的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写书?”周峰更惊讶了,“那不是跟鲁迅一样?” “对,就是跟鲁迅一样。”周景熙说这话的时候,心里涌起一股豪情。他知道鲁迅,王老师讲过。鲁迅是伟大的作家,用笔当武器,写了很多了不起的文章。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鲁迅那样的人,但至少,他愿意试一试。 “那你要好好读书。”蒋立情说,“作家都是读过很多书的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周景熙点点头。 李觉一直没有说话,默默地走在最后面。周景熙放慢脚步,和他並排走。 “你呢,李觉?你以后想干什么?”他问。 李觉沉默了很久,久到周景熙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然后他听见李觉说:“我想把我爸的那块山地种起来。种松树,种杉树。等树长大了,可以卖钱。” 周景熙看著他。夕阳照在李觉脸上,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。他瘦削的脸上有一种和周景熙年纪不相称的坚毅,像是一个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的人。 “好。”周景熙说,“到时候我帮你种。” 李觉看了他一眼,嘴角动了动,像是想笑,但最终没有笑出来。他只是“嗯”了一声,然后加快脚步,走到了前面。 走到村口的时候,他们看见了周日乐。周日乐蹲在溪边的石头上,手里拿著一根竹竿,正在钓鱼。他比周景熙大两岁,已经上初中了,在镇中学读初一。他学习成绩好,是村里公认的“秀才”。 “日乐哥,钓到了没有?”周峰跑过去问。 “钓到了几条鯽鱼。”周日乐提起竹篓给他们看,里面有四五条巴掌大的鯽鱼,还在活蹦乱跳。“拿回去给我妈燉汤。” “日乐哥,你以后要考大学吧?”周海问。 周日乐笑了笑,说:“考,当然考。我爸说了,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。” “大学是什么样的?”周峰好奇地问。 “我没去过,不知道。”周日乐说,“但肯定比镇上好。有大图书馆,有很多书,还有很多有学问的人。” 周景熙听到“很多书”三个字,心里一动。他想像著一个巨大的房子,里面摆满了书,一排一排的,像田里的庄稼一样密。他在里面走著,隨手抽出一本,翻开,里面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。 “我也要上大学。”他在心里默默地说。 孩子们在村口散了,各自回家。周景熙和李觉走最后一段路,经过那棵大樟树的时候,李觉忽然停下来。 “景熙,”他说,“你说,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?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他想了想,说:“可能去天上了吧。” “那能看见地上的人吗?” “应该能吧。” 李觉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那我爸能看见我。他知道我在好好活著。” 周景熙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他们走过那道矮墙,到了各自的家门口。李觉推开叔叔家的门,里面传来一阵炒菜的香味和婶子尖利的吆喝声。门关上了,那声音也被关在了里面。 周景熙站在自家门口,回头看了一眼。暮色已经降临,村子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,昏黄的、温暖的,像是大地长出的星星。远处传来狗吠声、牛哞声、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。炊烟从每一座屋顶上升起来,在晚风里飘散,最后融进了越来越浓的夜色里。 他推开门,走进去。屋里亮著灯,刘桂兰在灶台前忙碌,周德厚坐在桌前剥蒜,周景阳趴在地上玩泥巴。一切都是他熟悉的样子,一切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 “回来了?”刘桂兰头也不回,“洗手吃饭。” “哎。”周景熙应了一声,把书包放下,去水缸里舀水洗手。水很凉,浇在手上像是一条冰线滑过皮肤。他洗了手,坐在桌前,等著开饭。 饭桌上,刘桂兰炒了一个青菜,蒸了一碗咸鱼,煮了一锅红薯饭。菜不多,但热乎乎的,冒著白气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谁也不说话,只听见筷子碰碗沿的声音。 吃完了饭,周景熙拿出本子,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。他写周日乐钓到的鯽鱼,写李觉问他的话,写村口的樟树和暮色里的炊烟。他写得很慢,但写得很认真,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的。 周德厚走过来,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,没有说话,转身走了。周景熙知道父亲在看,也知道父亲不识字,看不懂他写了什么。但父亲还是喜欢看,就像他喜欢看周景熙读书一样。也许他看不懂那些字,但他看得懂儿子的认真。 写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,周景熙停了笔。他想了想,写道: “今天李觉问我,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。我不知道。但如果真的能看见地上的人,我希望李大伯能看见李觉。他过得不好,但他很坚强。他值得被看见。” 写完这些,他合上本子,吹灭了油灯。黑暗立刻充满了整个房间,浓稠得像墨汁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纸洒进来,在地上投下一片银白色的光斑。 远处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叫声,孤寂而悽厉,像是谁在哭。周景熙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他闭上眼睛,眼前浮现出李觉的脸——瘦削的、坚毅的、沉默的脸。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:李觉,你爸一定看见你了。他一定为你骄傲。 然后,他沉沉地睡去了。 第三章 李觉的悲剧 1981年的秋天,周景熙记得特別清楚。不是因为那年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而是因为那个秋天之后,李觉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李觉了。 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,中秋节的前一天。周景熙放学回家,远远地就听见山上传来“顺山倒——”的喊声,拖得长长的,在山谷里迴荡了好几遍。这是伐木工人的號子,意思是树要倒了,下面的人注意避让。周景熙听惯了这种喊声,並没有在意。村里的男人们农閒时会上山砍树,卖给山外的木材贩子,换几个油盐钱。 他没有想到,这一声“顺山倒”,喊的是李觉父亲李大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。 周景熙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听到消息的。周德厚匆匆忙忙地从外面回来,脸色铁青,嘴唇发白,一进门就说:“大山出事了。” 刘桂兰手里的碗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摔成了几瓣。“什么事?” “树倒了,砸在身上。人已经……不行了。” 周景熙觉得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耳边炸开了。他放下筷子,跟著父亲往外跑。周景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看见母亲哭了,也跟著哭起来。 李觉家的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。周景熙挤进去的时候,看见李大山躺在一块门板上,脸上盖著一张黄纸。他浑身是血,衣服已经被血浸透了,看不出原来的顏色。赵玉珍跪在旁边,哭得声音都哑了,一声一声地喊著“大山——大山——你回来——”。几个妇女拉著她,自己也跟著抹眼泪。 李觉站在院子角落里,靠著墙,一句话也不说。他的眼睛睁得很大,直直地盯著门板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,脸上的表情很奇怪——不是悲伤,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周景熙从来没有见过的茫然,好像他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完全看不懂,也无法理解。 周景熙走过去,站在他旁边。他想说点什么,但嘴巴张了张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伸出手,握住了李觉的手。李觉的手冰凉冰凉的,像一块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石头。 李觉没有看他,也没有抽回手,就那么站著,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,外表还立著,里面已经空了。 后来周景熙从大人的议论中拼凑出了事情的经过:那天下午,李大山和村里的几个男人在后山砍一批松树。这批松树是村里卖给一个浙江来的木材商的,价钱谈好了,赶在中秋节前砍完装车。李大山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劳力,力气大,胆子也大,砍树的时候总是冲在最前面。 那棵松树很大,两个人合抱那么粗,少说也有二三十年树龄了。李大山在树根处砍了一道口子,又砍了第二道,树的纤维开始断裂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他喊了一声“顺山倒——”,按照常理,树应该朝著他预先留好的方向倒下去。但那棵树的树冠太重了,重心偏了,倒向了另一边。 李大山反应快,往后跳了一步,但还是慢了。树冠扫下来的时候,一根粗壮的枝丫砸在他的后背上,像一只巨手把他拍在了地上。等人们跑过去把他从树下拖出来的时候,他已经说不出话了。他的脊背凹下去一块,嘴里往外涌血,眼睛还睁著,看了看天,看了看周围的人,然后慢慢闭上了。 从出事到断气,不到半个小时。 李大山的丧事办得很简单。家里穷,买不起好棺材,周德厚把自己准备的一副杉木板让了出来,叫村里的木匠蒋师傅连夜赶製了一口棺材。出殯那天,全村人都来了,连隔壁村子的人都来了几个。李大山人缘好,生前谁家有困难都肯帮忙,现在他走了,大家都来送他一程。 赵玉珍哭得几次晕过去,被人用凉水喷醒,醒过来又哭。李觉没有哭,他穿著孝衣,戴著孝帽,跪在灵前,给来弔唁的人磕头。他的动作机械而僵硬,像是一个被人操纵的木偶。每磕一个头,额头上就沾一层土,灰扑扑的,和苍白的脸色形成了刺目的对比。 周景熙站在送葬的队伍里,看著那口棺材被八个壮汉抬著,一步一步地往后山上走。棺材是白木板子做的,没有上漆,还散发著松木的清香。他想,李大山这辈子跟树打交道,最后连棺材都是树做的,也算是圆满了。 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悲伤淹没了。他看著李觉瘦小的背影走在棺材后面,孝衣太大,风一吹就鼓起来,显得他更加单薄。他走得很稳,一步一步的,没有摔倒,也没有掉队。可就是这种“稳”,让周景熙心里更加难受。一个九岁的孩子,不该有这样的稳。他应该哭,应该闹,应该扑在棺材上不让別人把他父亲抬走。可他没有,他只是沉默地走著,像一个已经在心里做出了某种决定的人。 下葬的时候,赵玉珍扑在坟坑边上,不让填土。几个男人把她架开,她挣扎著,鞋子都蹬掉了,脚上的袜子沾满了泥。李觉站在一旁,看著一锹一锹的黄土盖在棺材上,盖住了白色的木板,盖住了父亲最后的痕跡。 “李觉,你哭出来吧。”周景熙拉了拉他的袖子。 李觉摇了摇头,嘴唇动了动,说的是:“我不哭。” 他的声音很轻,轻得像一片落叶飘在水面上,但还是被周景熙听见了。那三个字里没有倔强,没有逞能,只是一种平静的、绝望的陈述——我不哭,因为哭没有用。 李大山死后,李觉家的日子一下子就塌了。赵玉珍一个妇道人家,带著一个九岁的孩子,家里的田没人种,山上的树没人管,连挑水劈柴都成了问题。村里的男人们帮了一段时间,但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,不可能天天守著。赵玉珍开始消瘦下去,眼窝深陷,颧骨突出,走路的时候像一张纸片在风里飘。 周景熙的母亲刘桂兰心善,隔三差五地给李觉家送些吃的——一碗米,几个红薯,一把青菜。每次去,她都看见赵玉珍坐在门槛上发呆,眼睛红肿著,面前摆著一碗凉透了的稀饭。 “玉珍,你得吃东西。”刘桂兰劝她,“你还有个孩子呢。” 赵玉珍摇摇头,说:“吃不下。” “吃不下也得吃。你不为自己想,也得为李觉想。他才九岁,不能没有妈。” 赵玉珍听到这话,眼泪又下来了。她端起那碗凉稀饭,喝了一口,又放下了。“桂兰姐,你说我怎么办?大山走了,我一个人,怎么过?” 刘桂兰嘆了口气,说不出话来。她知道赵玉珍说的是实话。在农村,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,就像一座没有梁的房子,风一吹就要塌。田里的活需要力气,山上的活需要胆量,人情往来需要撑场面的男人——这些,赵玉珍都没有。 三个月后,有人给赵玉珍说媒。男方是隔壁县一个村子里的男人,姓陈,四十出头,老婆死了两年了,留下两个儿子。他在村里有几亩田,还养了一头牛,条件比李觉家好得多。但他的条件是:赵玉珍可以嫁过去,但不能带李觉。 “两个儿子已经够我养的了,再多一个,养不起。”姓陈的男人对媒人说。 赵玉珍犹豫了很久。她哭了好几个晚上,抱著李觉说:“妈对不起你,妈对不起你……”李觉不说话,只是让她抱著,一动不动,像一块石头。 消息传到周景熙耳朵里的时候,已经是腊月了。那天他放学回家,看见李觉坐在他家门口的石阶上,膝盖上放著一个包袱,里面包著几件换洗的衣服。 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周景熙问。 “婶子走了。”李觉说。他没有叫“妈”,叫的是“婶子”。周景熙这才注意到,李觉的眼睛是红的,但没有泪痕。大概已经哭过了,哭干了,哭不出来了。 “去哪了?” “嫁人了。去隔壁县了。” 周景熙站在他面前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想说“你別难过”,但这句话太轻了,轻得像一片羽毛,压不住李觉心里的那座山。他想说“以后你就住我家”,但他做不了这个主,家里的情况他自己清楚——父亲一个人挣工分,养活四口人已经够吃力了,再多一张嘴…… “你叔叔呢?”他问。李觉的叔叔李二山就住在隔壁,按理说应该收留他。 “婶子不让。”李觉说。这个“婶子”指的是李二山的老婆,一个出了名厉害的女人。“她说她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,养不起外人。” 外人。这两个字像一把刀,扎在周景熙心上。李觉是李大山的亲骨肉,是李二山的亲侄子,怎么就成了外人? 后来还是周德厚出了面。他去找李二山谈,说李觉是你们李家的种,你不能不管。李二山是个老实人,被周德厚说得抬不起头来,但也不敢应承,因为他老婆在后面站著,脸色铁青。最后是村里的老支书出面调解,说定了:李觉住在叔叔家,吃在叔叔家,但李大山留下的那几块田地和那片山林,归李二山耕种管理,收入用来养李觉,等他长大了再还给他。 李二山的老婆这才勉强点了头。 从那以后,李觉就搬进了叔叔家。说是“搬”,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——李大山留下来的东西,值钱的没有几样。一张老式木床,一张桌子,两把椅子,几个碗碟,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。赵玉珍走的时候,把这些东西都留给了李觉,但她知道,这些东西在婶子眼里,不过是占地方的破烂。 李觉在叔叔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,周景熙不全知道,但他能看出来。李觉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,话也越来越少了。以前他虽然不爱说话,但至少还会笑,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现在他连笑都不会了,整天绷著脸,像个小老头。 他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,袖子上的补丁歪歪扭扭,明显是自己缝的。他的书包破了一个洞,书本从洞里露出一角,他用绳子扎住,凑合著用。他的鞋底磨穿了,下雨天踩在泥水里,脚趾头冻得发紫。 最让周景熙心疼的,是李觉的眼睛。那双眼睛以前很亮,像两颗黑葡萄,现在暗淡了,像两潭死水,没有波澜,没有光彩。有时候周景熙跟他说话,说好几遍他才反应过来,好像他的魂不在身体里,去了很远的地方。 有一天放学路上,周景熙忍不住问他:“你婶子对你好不好?” 李觉沉默了很久,说:“还行。有饭吃。” “有饭吃”三个字,在李觉嘴里说出来,不是满足,不是感恩,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生存標准。周景熙听懂了——在婶子家,他只是一个需要被餵饱的嘴巴,一个需要被安置的累赘,不是一个孩子,不是一个侄子,更不是一个需要被爱、被关心的人。 “那你以后怎么办?”周景熙又问。 “活著。”李觉说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“活著就行。” 周景熙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,虽然穷,虽然沉默寡言,但至少还在。他想起自己的母亲,虽然嘮叨,虽然有时候脾气不好,但至少会在夜里给他盖被子。他想起自己的弟弟周景阳,虽然调皮捣蛋,但至少会在他放学回来的时候喊一声“哥”。 这些东西,李觉都没有了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著。他一直在想李觉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活著就行”。一个九岁的孩子,把人生的目標降低到了“活著就行”,这中间发生了什么,他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。 他爬起来,点著油灯,翻开本子,写了一句话: “今天李觉说,活著就行。我不明白,活著怎么能只是『就行』。活著应该是有意思的,应该是有盼头的。但他没有了。他的盼头跟他爸一起埋在了后山上。” 写完这些,他又加了一句: “我以后要对他好。我要替他爸对他好。” 这句话写完之后,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,吹灭灯,重新躺下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的脸上,他睁著眼睛,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缝,一条一条的,像是这个世界的伤口。 隔壁的矮墙那边,李觉大概也醒著。他没有点灯,也没有出声,就那么躺在黑暗里,像一只受伤的小兽,蜷缩在洞穴的最深处,独自舔舐著伤口。 夜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,带著后山上松林的呜咽声,像是有人在远处哭泣。周景熙把被子拉过头顶,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,好像这样就能把所有的悲伤都挡在外面。 但他知道,挡不住的。 有些悲伤,一旦落在人身上,就再也拿不掉了。它会跟著你,从童年到少年,从少年到青年,从青年到中年,一直到老,一直到死。它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,变成你骨头里的钙质,血液里的盐分,呼吸里的嘆息。 李觉的悲剧不是那棵树砸下来的一瞬间,而是之后漫长的、看不到尽头的每一天。是每一个醒来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了的早晨,是每一个看著別人有父亲而自己没有的黄昏,是每一个需要被爱却得不到爱的夜晚。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。 周景熙在黑暗中睁著眼睛,想著这些他还不完全懂的事情,直到远处传来第一声鸡叫,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 第四章 启蒙的灯光 1981年的春天来得特別早。正月十五刚过,田埂上的草就绿了,溪边的柳树抽出了鹅黄的嫩芽,后山上的映山红开得满山遍野,像是谁把一匹红布铺在了山坡上。 周景熙在这个春天里已经上了四年级了。四年级在村里的小学算高年级了,教室从一楼搬到了二楼,课本也多了一门《自然》。但最让周景熙高兴的,不是换了教室,也不是多了课本,而是换了一个语文老师。 新语文老师姓陈,叫陈明远,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刚从师范学校毕业,分配到村里的小学教书。他是镇上的人,长得白白净净的,戴一副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的,跟村里那些粗声大气的男人完全不一样。他第一天走进教室的时候,所有的孩子都瞪大了眼睛——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斯文的男人。 陈老师的第一堂课,讲的是《春》。那是朱自清的文章,周景熙以前在课本上读过,但陈老师读出来的时候,感觉完全不一样。 “盼望著,盼望著,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。” 陈老师的声音不高不低,不急不缓,像是在跟人聊天,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他读“东风来了”的时候,微微抬起头,好像真的有风吹过来;他读“春天的脚步近了”的时候,放慢了语速,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,好像在听远处传来的脚步声。 周景熙坐在第三排,听得入了迷。他以前也喜欢语文,但那种喜欢是模糊的、本能的,像是一只蜜蜂被花香吸引,却说不出花香好在哪儿。现在陈老师的声音像一只手,把他心里那些模模糊糊的感觉一点一点地捋清楚了。 “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,欣欣然张开了眼。” 陈老师放下课本,看著下面的学生。“你们说,春天来了,你们最先看到的是什么?” “草绿了!”有同学喊。 “花开了!” “燕子飞回来了!” 更新不易,记得分享101看书网 陈老师点点头,目光落在周景熙身上。“周景熙,你说说。” 周景熙站起来,想了想,说:“是水。溪里的水。冬天的时候水是浑的,流得也慢,像生病了。春天一来,水就清了,流得快了,哗哗哗的,像在唱歌。”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。陈老师看著他,眼睛里有一种光,像煤油灯的火苗被风一吹,突然亮了一下。 “好。”陈老师说,“很好。你观察得很仔细,说得也很好。水是春天的第一个信使,它比草更早醒来。” 那天放学后,陈老师把周景熙叫到了办公室。办公室很小,只有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个书架。书架上摆著几排书,大部分是课本和教辅,但周景熙注意到,最上面那一层有几本不一样的书,书脊上的字他认不全,但有一个字他认识——“文”。 “你喜欢读书?”陈老师问。 “喜欢。” “喜欢读什么书?” 周景熙想了想,说:“课本上的文章。还有……还有一些故事书。王老师以前给我们讲过《西游记》的故事,我觉得很好听。” 陈老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,递给他。“这本你拿去看。看得懂多少算多少,不懂的来问我。” 周景熙接过来,看见封面上写著两个字,他认得第一个是“鲁”,第二个他不认识。他翻了翻,里面的字大部分他都认得,但连在一起就看不太懂了。 “这是鲁迅的《吶喊》。”陈老师说,“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。你慢慢看,不著急。” 周景熙把书抱在怀里,像是抱著一件宝贝。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本真正属於自己的课外书。家里的那几本课本已经被他翻烂了,边角都卷了起来,有些页还被他弟弟周景阳撕去摺纸飞机了。现在他有一本真正的书了,一本別人写的、印成铅字的、有封面的书。 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,天已经快黑了。春天的傍晚,天边还有一抹橘红色的晚霞,像是谁用画笔在天上抹了一下。远处的山变成了黛青色,近处的田野绿得发亮。他走在回家的路上,怀里抱著那本书,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。 从那以后,周景熙像是被打开了一扇门。他每天放学后都去找陈老师,有时候还书借书,有时候问问题,有时候什么都不说,就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看书。陈老师的书架上那几本书,他一本一本地看完了——《吶喊》《彷徨》《朝花夕拾》《故事新编》。有些文章他看不太懂,比如《狂人日记》里那句“吃人”,他想了好久也没想明白,人怎么会吃人呢?但他不问,他觉得这些问题应该自己琢磨,琢磨出来了才是自己的。 陈老师也不催他,只是偶尔点拨一两句。有一次周景熙看完《阿q正传》,跑去问陈老师:“阿q为什么那么傻?被人打了还说自己是『儿子打老子』?” 陈老师没有直接回答,反问他:“你觉得他傻?” “傻。明明吃亏了,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。” “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——明明输了,却告诉自己『我不在乎』?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他想了一会儿,点了点头。有的。那次考试没考好,他跟同学说“我本来就没复习,不在乎”。其实他在乎,很在乎。他只是不想让別人看出来。 “阿q也是。”陈老师说,“他比我们所有人都穷、都卑微,他什么都没有,只剩下面子了。如果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,他怎么活下去?” 周景熙站在那里,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“咔嗒”一声响了,像是锁被打开了一样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原来书里写的那些人和事,並不是离他很远的东西。阿q不是古人,不是书上的人物,他就在村子里,在每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却还要挺著脖子说“我不在乎”的人身上。 这种发现让他既兴奋又害怕。兴奋的是,他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,可以打开一扇通往更大世界的门;害怕的是,那个世界太大了,他不知道走进去之后还能不能回来。 晚上,他在煤油灯下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刘桂兰心疼煤油,有时候会催他早点睡。周德厚不说话,但每次都会把灯芯拨长一点,让火苗亮一些,然后坐在旁边,默默地陪著他。 周景熙知道父亲不识字,但每次他读书的时候,父亲都会坐在旁边,有时候剥花生,有时候编竹筐,有时候什么都不做,就那么坐著。他不说话,也不看周景熙的书,只是坐在那里,像一棵树,替他挡著外面的风。 有一次周景熙读到很晚,抬起头的时候,发现父亲已经在板凳上睡著了。他的头歪著,嘴巴微微张开,发出轻微的鼾声。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,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,皱纹比去年又多了几条。他的手搁在膝盖上,手指粗短,关节突出,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泥土。 周景熙看著父亲,忽然觉得鼻子酸酸的。他想起陈老师说过的话——“你父亲不识字,但他知道识字的重要性。他不说,但他用行动在告诉你。” 他轻轻地把自己的外套披在父亲身上,然后继续看书。灯芯跳了一下,火苗摇晃了几下,又稳住了。窗外的夜风轻轻地吹著,远处传来几声蛙鸣,春天的夜晚,安静而温暖。 期中考试的时候,周景熙的语文考了全班第一,作文得了满分。陈老师在班上念了他的作文,念完之后说:“周景熙同学的文章,有真情实感,不空洞,不虚假。他写的不是套话,是他自己看到、听到、想到的东西。这一点,很难得。” 同学们都回头看周景熙,有羡慕的,有不服气的,也有无所谓的。周景熙低著头,脸红了,但心里美滋滋的。 放学后,李觉找到他,说:“你的作文写得好。” 周景熙没想到李觉会特意来说这个,有些不好意思。“也就那样。” “不。”李觉很认真地说,“你写的那个放牛的场景,我看了之后,好像自己也站在山坡上,看见了那棵松树,看见了那片草。你写得好。” 周景熙看著李觉,忽然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点光,虽然很微弱,但確实是有的。那是自从李大山死后,周景熙第一次在李觉眼睛里看到光。 “李觉,”周景熙说,“你也可以写。你也看到了很多东西,你也可以把它们写下来。” 李觉摇了摇头。“我不会写。我作文从来不及格。” “我教你。”周景熙说,“你把你看到的告诉我就行,我帮你写成句子。” 李觉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好。” 从那以后,周景熙每天放学后多了一件事——教李觉写作文。他把自己从陈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,一点一点地教给李觉。怎么观察,怎么描述,怎么用比喻,怎么把心里想的东西变成纸上的字。 李觉学得很慢,但他很认真。他写的句子总是很短,有时候短得不像话——“天黑了。山很静。我想我爸。”但就是这些短短的句子,每次看到都让周景熙心里一紧。他从来不评论这些句子,只是说“写得好”,然后在旁边加一个红勾。 陈老师注意到了这件事。有一天他把周景熙叫到办公室,问:“你在教李觉写作文?” “嗯。” “为什么?” 周景熙想了想,说:“因为他有话想说,但说不出来。我帮他说出来。” 陈老师看著他,看了很久,然后说:“你知道吗?这就是作家的责任。不是替別人说话,而是帮別人把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。你在这方面,有天赋。” 周景熙不太明白什么叫“作家的责任”,但他记住了这句话。很多年以后,当他真的成了一个作家,坐在书桌前写那些关於故乡、关於童年、关於那些沉默的人的故事时,他会想起陈老师的这句话,想起那个春天的傍晚,想起李觉眼睛里那一点微弱的光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照例在煤油灯下看书。他看的是一本从陈老师那里借来的《唐诗三百首》,翻到李白的《静夜思》—— 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 他读了一遍,觉得好,但又说不出好在哪里。他又读了一遍,还是说不出。他放下书,走到门口,推开门,站在门槛上。 月亮很大,圆圆的,掛在天上,像一个银盘子。月光洒在地上,白花花的,真的像是下了一层霜。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,近处的屋顶灰濛濛的,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光里,安静得像一幅画。 他忽然想起了李白。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,是在什么地方?是在家里,还是在外面?他是快乐的时候写的,还是难过的时候写的?他低头思故乡的时候,心里想的是什么?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,但周景熙觉得,他和李白之间,隔著一千多年的时光和几千里路的距离,却在这一刻,因为一轮明月和一盏煤油灯,有了一种说不清的联繫。 他回到屋里,在本子上写下了一段话: “今天晚上月亮很大。我站在门口看月亮,想起了李白。他也看过这样的月亮。我不知道他看月亮的时候在想什么,但我想,他一定也像我一样,觉得月亮很美,美得让人想哭。不是因为难过,是因为太好了,好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 写完之后,他吹灭灯,躺到床上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,照在他的脸上,凉凉的,像母亲的手。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:我要好好读书。我要像陈老师说的那样,做一个能帮別人把话说出来的人。我要把村里这些人的故事都写下来——父亲的沉默,母亲的嘮叨,李觉的坚强,还有那些在田里劳作了一辈子、最后默默死去的人。他们不说话,但我替他们说。 窗外的月亮慢慢移动著,从东边的窗户移到了西边的窗户。远处的蛙声渐渐稀了,鸡叫了第一遍。周景熙在月光里沉沉睡去,嘴角带著一丝笑意。 他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他坐在一张很大的书桌前,面前摊著一本很厚的书,书页是空白的,他拿著一支笔,在上面写字。他写得很慢,一笔一画的,每一个字都很认真。窗外有阳光照进来,暖洋洋的,照在他的手上,照在纸上,照在那些黑色的字上。 那些字在阳光里闪闪发光,像是活了一样。 第五章 初中开学 1982年的夏天过得特別快。周景熙还没来得及把陈老师书架上的书全部看完,暑假就结束了。这个夏天他长高了不少,个子躥到了母亲的肩膀,声音也开始变了,说话的时候偶尔会破音,像一只正在换毛的公鸡。刘桂兰笑著说他是“抽条”了,光长个不长肉,瘦得像根豆芽菜。 八月底的一个傍晚,周德厚从镇上回来,带回来一个消息:周景熙考上了镇中学。 这不是什么意外。周景熙的成绩在村里的小学一直是拔尖的,考上初中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但消息正式传来的那一刻,刘桂兰还是红了眼眶。她正在灶台前炒菜,听到消息后手里的锅铲停了下来,愣了好几秒,然后用袖子擦了擦眼睛,什么也没说,继续炒菜。 周景熙站在堂屋里,看著父亲的背影。周德厚背对著他,正在水缸边洗手,动作很慢,一下一下地搓著,好像手上沾了什么洗不掉的东西。他洗完手,转过身来,脸上的表情很平静,但嘴角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 “好好读。”他说。还是那三个字,语气和往常一样,不轻不重,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但周景熙知道,这三个字背后的分量。镇中学在隔壁镇上,离家有十五里路,要住校。住校意味著要交学费、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,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家里这些年攒下的那点钱,还是去年卖了两头猪才有的。父亲没有说“读不起”,也没有说“想办法”,只是说“好好读”。这让周景熙既安心又不安——安心的是父亲没有反对,不安的是他不知道父亲要用什么来换这笔钱。 开学的前一天,刘桂兰把周景熙叫到跟前,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,一层一层地打开,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。她数了一遍,又数了一遍,然后把钱塞进周景熙的手里。 “这是学费,別弄丟了。”她说,语气很郑重,像是在交代一件天大的事情。“到了学校,好好吃饭,別省。该花的钱要花,別让人家瞧不起。” 周景熙点点头,把钱小心翼翼地折好,放进內衣的口袋里,又用手按了按,確认不会掉出来。他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有新的裂口,是这些天剥玉米留下的,红红的,像婴儿的嘴唇。 “妈,”他说,“我会好好读的。” 刘桂兰笑了笑,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,但周景熙没有躲,反而微微低下头,让她摸得更顺手一些。 开学那天,周景熙起了个大早。他把行李收拾好——一床被子,一张草蓆,几件换洗的衣服,一个搪瓷盆,一双筷子,还有一个装满咸菜的玻璃罐子。这些东西塞进一个蛇皮袋里,鼓鼓囊囊的,扛在肩上比他的人还高。 从村里到镇中学,要走十五里路。周景熙扛著蛇皮袋,沿著碎石路走,翻过一座山,穿过一片稻田,再走过一座石桥,就到了镇上。镇子比他住的村子大得多,有一条像样的街道,两边是砖瓦房,有供销社、粮站、邮电所、卫生院,还有一家卖包子油条的小店,热气腾腾的,香味飘出去老远。 镇中学在镇子的东头,是一所比村小大得多的学校。一进校门,就是一个大操场,操场上铺著煤渣跑道,中间竖著一根旗杆,旗杆顶上飘著一面五星红旗。操场四周是几排红砖平房,那是教室和宿舍。最后一排是食堂,烟囱里冒著黑烟,远远就能闻到米饭的香味。 周景熙站在校门口,看著来来往往的学生和家长,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这里有穿著新衣服、背著新书包的学生,也有像他一样扛著蛇皮袋、穿著补丁衣服的学生。有的家长骑著自行车送来,有的开著手扶拖拉机,有的跟他一样,走著来的。各种各样的口音混杂在一起,热闹得像赶集。 他找到了初一(二)班的教室,在第二排平房的最东头。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,都是生面孔。他找了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,把蛇皮袋塞在课桌下面。课桌是木头的,上面刻满了字,有些是上一届学生留下的,有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,一层叠著一层,像树的年轮。 同桌是一个胖乎乎的男生,圆脸,小眼睛,笑起来露出一颗虎牙。他穿著一件蓝色的运动服,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回力鞋,看起来比周景熙家里条件好得多。 “你哪里的?”胖男生主动搭话。 “石桥村的。” “哦,石桥村,我知道。我姑妈嫁到那边去了。你叫什么?” “周景熙。” “我叫王建军,从镇上来的。”他伸出手,像大人一样要跟周景熙握手。周景熙有些彆扭地伸出手,跟他握了一下。王建军的手软绵绵的,热乎乎的,跟他父亲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完全不一样。 “你成绩好不好?”王建军问。 “还行吧。” “我成绩不好,我爸花钱把我塞进来的。他说镇上中学比村里的好,让我来这里混三年,拿个初中毕业证。” 周景熙没有接话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接。在他的世界里,“混三年”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他想起了李觉说的“替我读下去”,想起了母亲手上的裂口,想起了父亲沉默的背影。这些记忆像一块石头,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,让他无法像王建军那样轻飘飘地看待读书这件事。 班主任姓刘,叫刘志远,教数学,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,头髮梳得整整齐齐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,说话声音不大,但很有条理。他站在讲台上,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勤”字,然后转过身来,目光扫过教室里的每一张脸。 “同学们,从今天起,你们就是初中生了。”他说,声音不高不低,刚好让每个人都听清楚。“初中三年,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三年。这三年里,你们会学到很多新知识,也会遇到很多新挑战。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个字——勤。勤能补拙,勤能致富,勤能改变命运。” 周景熙坐在座位上,认真地听著。他把“勤能改变命运”这五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三遍,然后工工整整地写在课本的扉页上。 第一周的课,周景熙上得很认真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政治、歷史、地理,每一门课他都听得仔仔细细,笔记做得工工整整。他发现初中的课本比小学的难多了,尤其是英语,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看起来像天书一样。但他不怕难,他知道自己底子薄,基础差,只有比別人更努力才能跟得上。 但很快,他就遇到了一个他没有预料到的问题——饿。 镇中学的伙食费是一个月交一次,周德厚给周景熙交了一个月的伙食费,但不多,只够吃最便宜的饭菜。食堂的饭菜分三等:最贵的是荤菜,两毛钱一份,有肉有蛋;中间的是素菜,五分钱一份,白菜萝卜轮著来;最便宜的是白饭加咸菜汤,三分钱一顿,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。 周景熙吃的是最便宜的那种。每天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饭,中午和晚上是白饭加咸菜汤。咸菜汤是用酱油和盐调的,上面漂著几片葱花,喝起来咸得发苦。有时候食堂会做一道“特色菜”——豆腐渣炒青菜,不要钱,但吃多了会胀气,整个下午肚子都咕咕叫。 王建军家里条件好,每顿都吃荤菜,有时候还会从家里带零食来,饼乾、糖果、水果,摆在桌上像开杂货铺的。他每次都招呼周景熙一起吃,但周景熙总是摇头。他不是不想吃,是吃不起——吃了別人的,就得还,而他没有什么可以还的。 最难受的是晚上。宿舍是大通铺,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,铺盖挨著铺盖,翻身的时候能碰到旁边的人。熄灯之后,周景熙躺在床上,肚子饿得咕咕叫,像有一只老鼠在胃里翻来翻去。他闭上眼睛,努力让自己睡著,但饿意像一根针,扎得他睡不著。 他想起母亲做的红薯饭,想起灶台上温著的稀粥,想起秋天的时候跟李觉一起去山上摘的野果子——酸枣、野柿子、山莓,酸的甜的都有,吃一把就能顶半天。那些东西在的时候不觉得好,现在吃不到了,才知道有多珍贵。 有一天上体育课,周景熙跑完八百米之后,眼前突然一黑,腿一软,差点摔倒在地。他扶著膝盖站了一会儿,等那阵眩晕过去,才慢慢地走回教室。他知道这是饿的,不是病,但饿跟病一样,都能要人命。 那天晚上,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信很短,只有几行字: “爸、妈,我在学校一切都好,学习跟得上,吃得饱,睡得好,你们不用担心。天气凉了,你们多注意身体。” 他没有提饿的事情。他知道,提了也没用。家里已经尽了最大的力,再多一点都拿不出来了。他不能让母亲知道他在学校挨饿,那会让她的心比他的手还疼。 信寄出去之后,他坐在教室的角落里,借著窗外的月光,在本子上写了一段话: “今天体育课差点晕倒,是饿的。但我不能跟家里说。爸已经够难的了,妈手上的裂口还没好。我想起李觉说的话——『替我读下去』。我不能倒下,我要是倒下了,李觉的希望就没了。我自己的希望也没了。所以我要撑著,不管多难,都要撑著。读书是我唯一的路,我不能把这条路走断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进枕头底下。宿舍里已经熄了灯,鼾声此起彼伏。他躺在铺上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,想著家里的事情,想著李觉,想著母亲手上的裂口,想著父亲沉默的背影。 饿意又来了,这一次比前几天更猛烈,胃像一只被捏紧的拳头,一阵一阵地抽搐。他把被子裹紧,蜷缩成一团,像一只受伤的虫子。他知道明天早上会有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在等著他,不多,但够他撑过又一个上午。 这就够了。 第六章 飢饿的滋味 1982年的冬天,是周景熙记忆里最冷的一个冬天。不是因为那一年的气温真的比往年低,而是因为他的肚子里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抵御寒冷。 十一月的湘南,风像刀子一样割脸。镇中学的教室是红砖平房,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,用塑料布糊著,风一吹就呼啦呼啦地响。周景熙坐在靠窗的位置,冷风从塑料布的缝隙里钻进来,顺著领口往里灌,冻得他直打哆嗦。他穿的衣服还是从家里带来的那几件——一件单薄的內衣,一件母亲织的粗毛线衣,外面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。裤子只有一条,是父亲穿旧了改小的,膝盖上打了补丁,裤脚短了一截,露出一截脚脖子,冻得发紫。 但冷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饿。 开学的时候,周德厚给周景熙交了一个月的伙食费,但到了第二个月,钱就接不上了。周德厚托人带了一袋米来,让周景熙自己拿去食堂换饭票。那袋米有三十斤,是家里省下来的,够吃一阵子。但三十斤米吃完了呢?周景熙不敢想。 食堂的规矩是:一斤米换一斤饭票,一斤饭票可以吃三顿——每顿三两米饭,再加一份咸菜汤。三两米饭是多少?大概就是家用的小碗平平的一碗,不多不少,刚好够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孩子吃个半饱。至於咸菜汤,就是一碗开水里放几片咸菜,撒点盐,上面漂著几滴油花,喝起来除了咸味什么都没有。 周景熙每顿就吃这些。早上是一两稀饭,中午和晚上各三两米饭加咸菜汤。一天下来,肚子里装的不是粮食,是水。稀饭是水,咸菜汤也是水,喝下去的时候肚子鼓鼓的,但过不了一个小时,一泡尿就没了,肚子又瘪了下去,饿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 最难受的是上午第四节课和晚上自习的时候。上午第四节课,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,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。那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响亮,周景熙每次都要把肚子使劲往里收,用手按著,生怕被旁边的同学听见。晚上自习的时候更惨,从晚饭到睡觉有三四个小时,肚子里那点东西早就消化乾净了,胃像一只被揉皱的纸袋,空荡荡的,一阵一阵地抽搐。 他试过各种方法来对抗飢饿。喝水是最常用的办法,一杯接一杯地灌,灌到胃里咣当咣当地响,暂时骗过自己,但过不了多久,水就变成了尿,饿得更厉害。他还试过早早地上床睡觉,睡著了就不饿了。但有时候饿得太厉害,翻来覆去睡不著,脑子里全是吃的——母亲做的红薯饭,灶台上烤的糍粑,秋天山上的野果子,甚至过年才能吃到的腊肉。这些东西在记忆里被放大了无数倍,香味、口感、温度,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,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转。 有一次,他实在忍不住了,跑到食堂后面的垃圾桶旁边转了一圈。垃圾桶里有一些学生倒掉的剩饭剩菜,有的还没有完全坏掉。他站在垃圾桶旁边,犹豫了很久,最终还是转身走了。他告诉自己:周景熙,你可以穷,可以饿,但不能丟人。 但那种滋味,只有饿过的人才知道。 王建军注意到了周景熙的情况。这个胖乎乎的镇上孩子,虽然学习成绩不好,但心眼不坏。他发现周景熙每顿只吃米饭和咸菜汤,从来不买菜,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把自己的菜分给他。 “这个菜太咸了,我吃不惯,你帮我吃点。” “我妈给我带太多了,吃不完要坏掉的,你帮帮忙。” “今天我生日,请你吃个鸡蛋,不许拒绝。” 周景熙一开始还推辞,后来实在扛不住了,就接受了。他吃得很快,很急,像是在抢什么东西,吃完了才意识到自己的吃相有多难看。他抬起头,看见王建军正看著他,眼神里没有嘲笑,只有一种笨拙的、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善意。 “你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王建军说。 周景熙点点头,放慢了速度,但筷子还是忍不住往碗里伸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带油水的菜了,那点咸味和油星在舌尖上炸开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 除了王建军,班上的其他同学对周景熙的態度就不那么友好了。初中生正是最敏感的年纪,谁家穷、谁家富、谁穿得好、谁穿得破,大家都看在眼里,嘴上不说,心里都有数。周景熙的补丁衣服、蛇皮袋行李、每顿只吃米饭的穷酸相,很快就成了某些同学取笑的对象。 有一天课间,几个镇上的男生围在一起说话,声音不大不小,刚好能让周景熙听见。 “你看他那件衣服,补丁摞补丁的,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。” “他每顿就吃咸菜汤,那东西能吃饱吗?” “人家是石桥村来的,山沟沟里的,能有什么好东西。” 周景熙坐在座位上,假装在看书,耳朵里却像针扎一样。他的手在发抖,不是气的,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,像是被人扒光了衣服站在大街上。他想站起来说点什么,但张了张嘴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能说什么?说你们说得不对?可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他確实穷,確实穿补丁衣服,確实每顿只吃咸菜汤。这些都是真的,他没有办法否认。 他只能把头低下去,低到课本里,让那些字挡住他的脸。 最让他难受的,不是这些公开的嘲笑,而是那些无声的、细微的排斥。分组做实验的时候,没有人愿意跟他一组,因为他的衣服太旧了,手上还有冻疮,看起来“不乾净”。体育课选队友的时候,他总是最后一个被选中的,不是因为跑得慢,而是因为没有人想跟一个“山沟沟里来的穷鬼”站在一起。食堂打饭的时候,他端著那碗咸菜汤走到饭桌上,旁边的同学会不自觉地往旁边挪一挪,好像他身上有什么不好的味道。 这些细微的、无处不在的排斥,比飢饿更折磨人。飢饿是身体的事,忍一忍就过去了;但这些东西是心里的,扎进去就拔不出来。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,周景熙没有去上晚自习。他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双槓上,看著黑沉沉的天空发呆。天上有几颗星星,稀稀拉拉的,像撒在墨盘上的几粒米。操场上空无一人,只有风从煤渣跑道上刮过来,带著一股呛人的灰尘味。 他想家了。想母亲做的红薯饭,想父亲沉默的背影,想弟弟周景阳嘰嘰喳喳的说话声,他甚至想那头老水牛,想它在山坡上吃草时安详的神情,想它湿漉漉的鼻子蹭在他手心的感觉。 他想哭,但哭不出来。眼泪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在眼眶里打转,就是掉不下来。 “周景熙。” 他回过头,看见班主任刘志远站在身后。刘老师穿著一件灰色的棉大衣,手里拿著一只手电筒,光柱在地上晃来晃去。 “怎么不去上自习?”刘老师的声音不高,但有一种让人无法逃避的力量。 “我……我有点不舒服。”周景熙说。 刘老师没有追问,在他旁边的双槓上坐下来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,风从他们中间穿过,带著冬天的寒意。 “是不是饿了?”刘老师忽然问。 周景熙愣了一下,没有说话。他没想到刘老师会问得这么直接。 “我注意你很久了。”刘老师说,“你每顿只吃三两米饭和咸菜汤,这不够。你正在长身体,需要营养。” 周景熙低下头,看著自己的脚尖。那双解放鞋已经破了洞,大脚趾从洞里伸出来,被风吹得发红。 “家里困难,我知道。”刘老师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,“但我告诉你,困难是暂时的。你成绩好,有前途,不能因为饿肚子就把前途丟了。” 他从棉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沓饭票,塞到周景熙手里。周景熙低头一看,是十斤饭票,足够他吃大半个月了。 “刘老师,我不能要……”周景熙想把饭票推回去。 “拿著。”刘老师的声音不容置疑。“这不是我给你的,是学校给你的助学金。每个班都有一个名额,我给了你。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,这是你应得的。你的成绩对得起这份助学金。” 周景熙攥著那沓饭票,手在发抖。他知道学校有助学金这回事,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那个拿到的人。他更知道,刘老师说的“学校给的”可能不完全是事实——有些东西,是老师自己掏腰包补贴的。但他没有追问,因为他怕一开口,眼泪就会掉下来。 “谢谢刘老师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 “不用谢我。”刘老师站起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回去上自习吧。记住我说的话——勤能改变命运。你现在的苦,都是將来的本钱。” 刘老师走了,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了几晃,消失在教室的方向。周景熙一个人坐在双槓上,把那沓饭票举到眼前,借著微弱的星光看了看。饭票是油印的,纸张粗糙,印著“镇中学食堂饭票”几个字,下面写著“壹斤”和“贰两”的面额。这些小小的纸片,在他手里沉甸甸的,像一块块金子。 他把饭票小心翼翼地折好,放进內衣口袋,跟那本从陈老师那里借来的《吶喊》放在一起。书和饭票,一个餵精神,一个餵身体,都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东西。 那天晚上,他回到宿舍,躺在铺上,第一次没有觉得饿。不是因为肚子里有东西,而是因为心里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。那种感觉不是来自十斤饭票,而是来自刘老师拍在他肩膀上的那只手——那只手告诉他,在这个世界上,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,还有人看见了他的苦,並且愿意伸出手来拉他一把。 他在黑暗中睁著眼睛,想起了一句从书上看来的话,不知道是谁说的,但他记得很清楚: “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……” 以前读到这句话的时候,他觉得这是古人在说大话,跟自己没什么关係。但现在他忽然觉得,这句话就是为他写的。他在受苦,在挨饿,在被嘲笑,在被排斥,但这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。他在被锻造,在被磨礪,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著往前走。 至於走到哪里去,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他不会停下来。 他在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借著窗外的月光,摸索著写了一行字。字写得很歪,但他不在乎,他知道自己写了什么: “今天我挨了饿,被人笑了,但也被人帮了。刘老师说,现在的苦是將来的本钱。我不知道將来会怎样,但我会把这份苦存著,一分一分地存著,等到將来,连本带利地还给自己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塞回枕头底下,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风还在刮,塑料布还在呼啦呼啦地响,但他觉得不那么冷了。肚子里还是空的,但他觉得不那么饿了。 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睡眠。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坐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,手里端著一碗热乎乎的红薯饭。母亲在旁边剥豆子,父亲在编竹筐,弟弟在追一只蝴蝶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,暖洋洋的,像一层金色的棉被。 李觉也来了,坐在他旁边,手里也端著一碗红薯饭。两个人並排坐著,吃著饭,不说话,但一切都很好。好得让人想哭。 第七章 李觉輟学 1983年的春天,李觉輟学了。 消息是周景熙的母亲刘桂兰托人捎到学校的。来人是村里在镇上卖菜的周三斤,他找到周景熙的教室,在门口探著脑袋喊:“景熙,你妈让我跟你说,李觉不读书了。” 周三斤说这话的时候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白菜卖了几分钱一斤。对他来说,村里少一个读书的孩子不是什么大事,石桥村方圆十里,能读完初中的本来就没有几个,輟学是常態,坚持才是稀罕。 但周景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,笔尖戳在泥地上,断了一截。他弯腰捡起来,用指甲把断掉的笔芯拔出来,重新装好,在纸上划了两下,不出水了。他把笔扔在桌上,站在教室门口,看著周三斤的背影消失在操场尽头。 李觉輟学了。李觉不读书了。难怪这几天不见他来学校了,约他一起去学校报名也找不到他。 周三斤说的那句话在周景熙脑子里转了一整天,像一只苍蝇嗡嗡地飞,赶不走,打不死。上课的时候他走神了,数学老师叫他回答问题,他站起来愣了半天,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老师皱了皱眉头,让他坐下,嘴里嘟囔了一句“心不在焉”。同桌王建军偷偷捅了他一下,小声问:“你怎么了?”他摇摇头,没有说话。 周五下午,周景熙一放学就往家里赶。十五里路,他走了一个半小时不到,几乎是跑回去的。春天的田野一片嫩绿,油菜花开得正盛,黄灿灿的,风一吹就涌起金色的波浪。但他没有心思看这些,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——找到李觉,问个清楚。 他先回了自己家。刘桂兰正在院子里餵鸡,看见他回来,有些意外。 “怎么回来了?不是说明天才有空吗?” “妈,李觉呢?” 刘桂兰的手顿了一下,手里的穀子撒了一地,鸡群立刻围上来抢食。她看了周景熙一眼,嘆了口气,说:“在他叔叔家。你去看看吧,但別问太多,问多了他难受。” 周景熙放下书包,转身就往隔壁跑。李二山家的院子和他家只隔著一道矮墙,几步路就到了。院子门开著,里面堆著一捆捆的柴火和几袋化肥,空气中有一股鸡屎和霉草混合的味道。李觉不在院子里,堂屋的门也关著。 “李觉!”周景熙喊了一声。 没有回应。他又喊了一声,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。 “在这儿。” 声音从屋后传来。周景熙绕过屋子,看见李觉蹲在屋后的一块空地上,面前摆著一只竹篓,里面装著十几只毛茸茸的小鸭子。小鸭子是黄色的,挤在一起,发出细嫩的“嘰嘰”声,像一团团会动的绒球。 李觉穿著一件大人的旧衣服,袖子挽到胳膊肘,裤腿卷到膝盖,脚上沾满了泥巴。他瘦了,比去年更瘦了,脸上的颧骨像两座小山一样凸出来,眼睛深深地陷进去,下巴尖得像把锥子。但他的动作很轻很柔,一只手伸进竹篓里,把挤在一起的小鸭子一只一只地拨开,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。 “你买的?”周景熙蹲下来,跟他平视。 “叔叔给的。”李觉说,“他说让我养,养大了卖了钱,分一半给他。” 周景熙看著那些小鸭子,心里堵得慌。李觉才十岁,正是该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年纪,却要在这里养鸭子,跟一个不认识字的中年妇女討价还价,盘算著这些鸭子长大了能卖多少钱,够不够换几斤米、几尺布。 【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 海量好书在 101 看书网,101??????.??????等你寻 】 “为什么不读书了?”他问,儘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。 李觉没有马上回答。他继续拨弄著那些小鸭子,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开口,声音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: “交不起学费。婶子说了,她家的钱要留著给堂弟读书,没有多余的钱给我。” “就因为这个?”周景熙的声音提高了一些,“我去找叔叔说,我去找村支书说,我去找——” “景熙。”李觉打断了他,抬起头看著他。那双眼睛很平静,平静得不像一个十岁的孩子。没有愤怒,没有委屈,没有不甘,只有一种看透了什么的淡然。 “没用的。”他说,“叔叔家也不宽裕,婶子说得没错,她家的钱確实该留给自己的孩子。我一个外人,不能拖累他们。” “你不是外人!”周景熙几乎是吼出来的,“你是李大伯的儿子,你是李家的种,你怎么就成了外人?” 李觉低下头,看著那些小鸭子,沉默了很久。小鸭子在竹篓里挤来挤去,有一只从缝隙里探出脑袋,用黑豆一样的小眼睛看著他们。 “景熙,”李觉终於开口了,声音很轻,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,“读书是好,但不是每个人的命都是读书。我爸也没读过什么书,不也活了一辈子?我认了。” “认了”两个字,像两块烧红的烙铁,烫在周景熙心上。他想起了去年秋天,他在镇中学的操场上挨饿受冻的时候,心里想的是“再难也要撑下去”;而李觉,现在却连“撑”的机会都没有了,就直接被推到了另一条路上。那条路没有课本,没有老师,没有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,只有鸭子、松脂、泥巴和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。 他忽然觉得,自己跟李觉比起来,那些飢饿、寒冷、嘲笑和排斥,都不算什么了。至少他还有一张课桌,至少他还有一本书可以读,至少他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而李觉,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 “李觉,”周景熙蹲下来,跟他面对面,“你恨吗?” “恨什么?” “恨你妈走了,恨你叔叔不供你读书,恨这个……” “不恨。”李觉回答得很快,快得像是早就想好了答案。“恨没有用。我爸以前跟我说过,人这辈子,种什么因,得什么果。我现在的日子,是我自己的因,怨不得別人。” 周景熙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他想起了陈老师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有些人读书是为了知道世界有多大,有些人读书是为了知道自己的苦不算什么。”他现在忽然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他读的那些书,鲁迅的、朱自清的、李白的,都很好,都很美,但没有任何一本书教过他,怎么面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说“我认了”。 他在李觉身边坐下来,两个人並排蹲著,看著那些小鸭子。春天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,暖洋洋的,但周景熙心里凉颼颼的。 “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?”他问。 “养鸭子,割猪草,帮叔叔干农活。”李觉说,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清单。“等大一点了,去山上割松脂,听说那个赚钱。再大一点,去广东打工。村里好多人都去了,赚了钱回来盖房子。” “然后呢?” “然后?”李觉想了想,“然后娶个老婆,生个儿子,供他读书。不能让他跟我一样。” 最后一句话,让周景熙的眼眶热了一下。他想起了一件事——李觉的父亲李大山,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李觉读书。他不止一次在村里人说:“我这一辈子是没指望了,但我儿子一定要读书,一定要出人头地。”现在李大山死了,他的愿望也跟著埋进了黄土里。但李觉记得,他没有忘记。 “李觉,”周景熙说,“我会好好读的。我替你读。” 李觉转过头看著他,眼睛里终於有了一点波澜。那一点波澜很微弱,像是一潭死水里投进了一颗小石子,盪开了一圈细细的涟漪。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没有说出来,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周景熙也不再说什么,径直回去躺床上睡觉了。晚饭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吃的还是红薯饭和咸菜,但周景熙觉得比学校食堂的饭香多了。不是因为味道,是因为这里有家的气息——灶台上的油烟味,母亲手上的葱花味,父亲身上淡淡的旱菸味,弟弟头髮里的泥土味。这些味道混在一起,就是“家”的味道。 周德厚吃饭的时候很少说话,但那天晚上,他破例开了口。“李觉的事,你知道了?” “嗯。” “可惜了。”周德厚说,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嘴里,嚼了很久。“那孩子聪明,要是读书,不比別人差。” “爸,不能想想办法吗?”周景熙试探著问。 周德厚摇了摇头。“他叔叔家的事,外人不好插手。再说了,你爸也不是什么有本事的人,能供你读书就不错了,哪还有余力管別人?” 这句话说得周景熙心里一酸。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,但实话往往最伤人。 “不过,”周德厚又开口了,“你跟李觉说,以后有什么难处,来找我。我虽然没什么本事,但多一口饭还是有的。” 刘桂兰在旁边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,但眼眶红了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又去了李觉的屋子。李觉住在叔叔家的一间偏房里,屋子很小,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桌子上放著一盏煤油灯,灯光昏黄,照得屋子里的影子摇摇晃晃的。墙上贴著一张发黄的奖状,是李觉小学三年级得的,“三好学生”四个字还能看得清楚。 李觉坐在桌前,面前摊著一本课本——是周景熙留给他的旧课本,封面已经磨破了,书页卷了起来,边角处有被雨水浸过的痕跡。他在看书,看得很认真,嘴唇微微动著,像是在默读。 “你还看书?”周景熙有些意外。 李觉合上课本,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那笑容很短暂,像是一朵花还没来得及绽放就被风吹谢了,但周景熙看到了。 “閒著没事,翻翻。”李觉说。“有些地方看不懂,但看著看著,就觉得心里踏实。” 周景熙走到桌前,拿起那本课本翻了翻。他认出了自己写在页边的笔记,歪歪扭扭的,有些已经被水渍洇模糊了。他想起了自己在这本课本上花过的那些夜晚——煤油灯下,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,一句话一句话地琢磨,把不懂的地方记下来,第二天去问老师。那些日子很苦,但现在想起来,却觉得甜。 “李觉,”他说,“你继续看。看不懂的地方记下来,我周末回来教你。” “真的?”李觉的眼睛亮了一下,隨即又暗了下去。“算了,你学习忙,別耽误你。” “不耽误。”周景熙说,“教你也是帮我复习,一举两得。” 李觉看著他,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点了点头。那个点头很轻,但周景熙知道,那里面有很重的东西。 星期天下午,周景熙要回学校了。他背著书包走到村口,李觉跟在他后面,一直送到大樟树下。 “回去吧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嗯。” “鸭子要记得餵水,小鸭子不能缺水。” “嗯。” “课本上的生字不会写,先记下来,我回来教你。” “嗯。” 周景熙转过身,走了几步,又回过头来。李觉还站在大樟树下,瘦小的身影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单薄。他穿著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,手里拿著那本旧课本,正看著他。 “李觉!”他喊了一声。 “什么?” “我替你读课本,你替自己读人生。我们谁都不能放弃。” 李觉站在大樟树下,愣了很久。然后他笑了。这一次的笑容比昨晚的长一些,虽然还是很淡,但周景熙看到了。 “好。”他说。 周景熙转过身,走上了通往镇上的碎石路。他没有回头,但他知道,李觉一定还站在那棵大樟树下,看著他,看著他的背影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一个黑点,消失在山路的尽头。 他走得很急,走得很快,像是在追赶什么。他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——也许是时间,也许是命运,也许是李觉託付给他的那五个字。但他知道,他不能停,不能慢,不能回头。他要替李觉读下去,也要替自己走下去。 春天的风吹过来,带著油菜花的香味和泥土的潮湿气息。远处的山还是黛青色的,近处的田还是绿油油的,一切都和他来的时候一样。但周景熙知道,有些事情已经不一样了。李觉輟学了,那个和他一起长大、一起在溪边抓螃蟹、一起在大樟树下掏鸟窝的伙伴,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。 那条路没有课本,没有老师,没有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。但有鸭子,有松脂,有泥巴,有一个十岁的孩子说“我认了”时的平静。 周景熙加快了脚步。他要回去读书,替李觉,也替自己。 第八章 青春期的迷惘 1984年的秋天,周景熙十五岁了。 十五岁是个奇怪的年纪——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身体里像住著一头半睡半醒的野兽,有时候安静得像只猫,有时候又躁动得让人坐不住。周景熙的个子在这个夏天猛地躥了一大截,从一米五出头长到了一米六几,像一棵被春雨浇透了的竹子,拔节似的往上窜。但他的身体跟不上这个速度,人瘦得像根竹竿,胳膊细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,锁骨突出两道明显的棱,肩膀窄窄的,撑不起衣服。 他的声音也变了。以前清亮的童声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糲的、不太受控制的男声,说话的时候常常在中途突然拐个弯,变成一个滑稽的假音。每次这种时候,他都会脸红,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。王建军说他的声音像一只正在换毛的公鸡,“咯咯咯”地叫不完整。他听了想笑,但又笑不出来。 更让他不安的,是身体內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。他发现自己开始注意一些以前从来不会注意的东西——比如班上女生们开始隆起的胸口,比如她们走路时臀部摆动的弧度,比如语文课代表林小燕扎马尾辫时露出的那一截白生生的后颈。这些发现让他既好奇又羞耻,像偷看了不该看的东西,心跳加速,手心出汗,脸上发烧。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没有人告诉他。父亲周德厚是个沉默的人,从来不会跟他谈这些“私密”的话题;母亲刘桂兰倒是偶尔会说一句“你长大了,要注意卫生”,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学校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,生理卫生课的那几页被老师跳过去不讲,让同学们“自己看”。他自己看了一些,但书上的字他都认识,连在一起就看不太懂了,只觉得云里雾里的,像隔著一层毛玻璃。 这种身体的躁动,加上学习上的瓶颈,让周景熙整个人都变得不对劲了。 他的成绩开始下滑。不是那种断崖式的下跌,而是一种缓慢的、温水煮青蛙式的退步。语文还是他的强项,作文依然是班上的范文,陈老师以前打的基础太扎实了,一时半会儿丟不掉。但数学和英语就不行了。数学从八十分掉到了七十分,又掉到了六十分,有时候甚至不及格。英语更惨,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和莫名其妙的语法规则像一团乱麻,他越是想理清楚,就越是理不清。 他开始逃课。 第一次逃课是个阴天的下午,最后一节是英语课。他坐在教室里,看著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看不懂的句子,觉得脑子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,又重又闷。老师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,他张了张嘴,一个单词都说不出来。教室里有人偷笑了一声,很轻,但他听见了。 “坐下吧。”英语老师的声音里没有责备,只有一种让人更难堪的失望。 下课铃响的时候,他没有跟王建军一起去食堂,而是背著书包从后门溜出了学校。他沿著镇子后面的那条小河走,一直走到镇子外面的一片树林里。树林里很安静,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传来的鸟叫声。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,把书包扔在脚边,看著河水发呆。 河水是浑的,前几天下过雨,上游衝下来很多泥沙,水面上漂著几片落叶和一根树枝。他看著那根树枝在水里打转,被水流推著往前走,一会儿撞在石头上,一会儿被漩涡吸进去,挣扎几下又浮上来,继续往下游漂去。 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根树枝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对学习失去了那种近乎本能的热情。以前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,为了替李觉读下去,为了不让父母失望。这些动力还在,但变得模糊了,像一张被水浸过的照片,轮廓还在,细节已经看不清了。他不知道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——考上高中又怎样?考上大学又怎样?就算真的像陈老师说的那样“成了作家”,又能怎样?父亲还在田里弯腰,母亲还在灶台前忙碌,李觉还在山上割松脂,一切都不会改变。 这种想法像一团灰色的雾气,笼罩著他,让他看不清前面的路。他想跟谁说说话,但不知道跟谁说。跟父亲说?父亲会沉默地抽一夜旱菸,然后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山上砍柴。跟母亲说?母亲会红了眼眶,说“你爸不容易”。跟李觉说?李觉比他更难,他不忍心把自己的烦恼再加到李觉身上。 他只能一个人待著,像现在这样,坐在河边,看著河水发呆。 那天他回到宿舍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王建军问他去了哪里,他说去镇子上买了点东西。王建军看了他一眼,没有追问,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馒头递给他。“给你留的,食堂的馒头,还软著呢。” 周景熙接过馒头,咬了一口。馒头已经凉了,硬邦邦的,但嚼在嘴里有一股麦子的甜香。他吃著馒头,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——感激、愧疚、羡慕、嫉妒,搅在一起,分不清是什么味道。他感激王建军的好意,愧疚自己不值得別人对他这么好,羡慕王建军可以活得这么轻鬆,嫉妒所有不用背负那么多期望的人。 第二次逃课是在一个星期之后。这一次他没有去河边,而是去了镇上的新华书店。书店不大,只有两排书架,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。他站在书架前,一本一本地翻看那些课外书——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、连环画、杂誌,什么都有。他最喜欢看的是《故事会》和《读者文摘》,那些短小的故事和文章,不像课本那么枯燥,也不像名著那么深奥,刚刚好能填满他空虚的头脑。 他在书店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,直到天快黑了才离开。走的时候,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——那是母亲给他买笔记本的钱,两块五毛。他犹豫了一下,掏出一块八毛钱,买了一本《故事会》合订本。书很厚,封面上印著花花绿绿的图案,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 他把书塞进书包里,像是藏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。 从那以后,逃课变成了他的习惯。不是每天都逃,而是一周逃一两次,每次都是英语课或者数学课。他不敢逃语文课,因为语文老师是很严厉的,而且他也真心喜欢语文,不想落下。但他逃的那些课,落下的东西越来越多,像滚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,到了后来,就算他想补也补不回来了。 他开始在课堂上睡觉。不是故意的,是真的困。晚上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煤油灯下苦读课本,而是躲在被窝里打著手电筒看《故事会》或者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武侠小说。金庸的、梁羽生的、古龙的,来者不拒,看得昏天黑地。那些刀光剑影、儿女情长的故事,比课本有意思多了。他可以整晚整晚地看,看到手电筒的电池用完,看到窗外泛起鱼肚白,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趴在桌上呼呼大睡。 王建军推醒他的时候,他总是迷迷糊糊的,嘴角还掛著口水。王建军问他是不是生病了,他说没有,只是晚上没睡好。王建军不信,但也不多问,只是把自己的笔记推过来,让他抄。 周景熙看著王建军的笔记,字写得歪歪扭扭的,错別字连篇,但每一节课都记了,满满当当的,比他这个“好学生”认真多了。他心里一阵愧疚,但这种愧疚持续不了多久,就被下一本武侠小说衝散了。 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的时候,周景熙傻眼了。 语文:85分。全班第三,还可以。 数学:52分。不及格。 英语:38分。全班倒数第五。 总分排名从上学期的全班第八,掉到了全班第二十八名。全班一共四十五个人,他掉到了中下游。 班主任刘志远把他叫到了办公室。刘老师坐在椅子上,面前摊著他的成绩单,上面用红笔画了几个圈,触目惊心的。他没有马上说话,而是看了周景熙很久,看得周景熙心里发毛。 “周景熙,”刘老师终於开口了,声音不重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,“你给我解释一下,这是怎么回事?” 周景熙低著头,看著自己的脚尖。那双解放鞋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,大脚趾从洞里伸出来,指甲盖又长又脏。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脚趾头很丑,想把它缩回去,但鞋子就那么大的洞,缩不回去。 “我……最近状態不好。”他说。 “状態不好?”刘老师的声音提高了一些,“你知道你上学期还是班上的前八名吗?你知道你是有希望考中专的吗?你现在这个样子,別说中专,普通高中都悬!” 周景熙不说话。他知道刘老师说的是实话,但实话往往最难听。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牴触——考中专又怎样?考上了又怎样?就算真的考上了,家里也不一定供得起。就算供得起,毕业了也不过是当个小学老师或者乡政府的小干部,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地方,跟父亲有什么区別? 这些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,但没有说出口。他知道说出来会伤了刘老师的心,也会暴露自己內心的迷茫和软弱。 “你最近是不是在看不该看的书?”刘老师忽然问。 周景熙心里一紧,下意识地捂住了书包。这个动作出卖了他。刘老师站起来,走到他面前,伸手拿过他的书包,拉开拉链,把那本《故事会》合订本翻了出来。他翻了翻,又翻了翻,脸色越来越沉。 “这就是你不好好学习的理由?”刘老师把那本书扔在桌上,“周景熙,我对你很失望。” “失望”两个字像一把刀,从周景熙的心口划过去,不是特別疼,但很深。他低著头,不说话,也不敢看刘老师的眼睛。 “书拿回去,”刘老师坐回椅子上,声音疲惫得像一个走了很远路的人,“但以后上课时间不许看。你要是再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我就通知你家长。” 周景熙拿起那本《故事会》,塞进书包里,转身走出了办公室。他走在走廊上,阳光照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,但他觉得冷。不是因为天气,是因为刘老师那句“我对你很失望”。他想起了以前刘老师对他说过的话——“你是块读书的料,別浪费了。”那时候刘老师的眼睛里有光,像陈老师一样,对他寄予了厚望。现在那道光灭了,取而代之的是失望和惋惜。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。明明知道读书重要,明明知道自己身上背著多少期望,明明知道李觉还在等著他“替自己读下去”,但他就是提不起劲来。那种感觉很奇怪——不是懒惰,不是放弃,而是一种深深的、无法言说的迷惘,像是走在一条大雾瀰漫的路上,看不清前方是什么,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下去。 周末回家的时候,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成绩的事。刘桂兰问他学习怎么样,他说“还行”。周德厚没有说话,只是看了他一眼,那一眼里有询问,有担忧,但最终什么也没有问。 李觉来找他了。李觉又长高了一些,但还是瘦,瘦得像一根被风吹乾的树枝。他的手变粗了,指节突出,掌心有厚厚的茧子,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泥巴。他穿著一件打著补丁的蓝布衫,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,鞋带断了一根,用铁丝拧著凑合穿。 “景熙,你教我认字。”李觉说,手里拿著那本旧课本,翻到了某一页。“这个字念什么?” 周景熙看了一眼,是一个“路”字。他告诉李觉念“lu”,意思是道路、路途。 “『路』字怎么写?”李觉问。 周景熙拿起一根树枝,在地上写了一个“路”字。左边是一个“足”,右边是一个“各”。他一笔一画地写,写得很慢,很认真。 “『足』是脚的意思,『各』是各自的意思。”他解释说,“路就是脚各自走出来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,不一样的路。” 李觉蹲在地上,盯著那个字看了很久。然后他也拿起一根树枝,在旁边的泥地上模仿著写了一遍。写得不太好,“足”字旁写得太宽,“各”字写得太小,整个字歪歪扭扭的,像一只站不稳的鸭子。 “我写得不好。”李觉有些不好意思。 “多练练就好了。”周景熙说,“我第一次写的时候比你还丑。” 李觉笑了笑,又写了一遍。这一次好一些了,字站得直了,笔画也顺了。他写完之后,站起来,拍了拍膝盖上的土,看著周景熙。 “景熙,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?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什么?” “我看你脸色不好,眼睛也没神。是不是在学校遇到什么事了?” 周景熙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想说“没事”,但看著李觉那双真诚的、关切的眼睛,他说不出口。李觉比任何人都懂他,比任何人都能看穿他的偽装。 “我成绩掉了。”他说,声音低得像在做一件丟人的事情。“掉了很多。数学不及格,英语只有三十几分。” 李觉没有说话,只是看著他。那目光里没有责备,没有失望,只有一种安静的、不动声色的理解。 “我不知道怎么了,”周景熙继续说,越说越快,好像怕自己停下来就没有勇气说下去了,“我上课听不进去,晚上也不想看书,就想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。我知道不应该,但我控制不住。我觉得……我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。就算考上中专又怎样?就算考上大学又怎样?还不是要回来?还不是要在这个地方过一辈子?” 他说完了,胸口起伏著,像是刚跑完一场长跑。这些话憋在他心里很久了,今天终於说出来了,说给李觉听——一个连初中都没有上过的、在泥地里养鸭子的农村少年。 李觉沉默了很久。风吹过来,带著稻田里的水汽和远处炊烟的味道。太阳已经偏西了,影子被拉得很长,两个人的影子並排躺在地上,一个高一个矮,一个胖一个瘦。 “景熙,”李觉终於开口了,声音很平静,像一潭没有波纹的水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恨吗?” 周景熙摇摇头。 “因为我爸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,他说人这辈子就像种地,你种什么,收什么。你偷懒不锄草,草就比你长得快;你捨不得施肥,地就瘦给你看。怨天尤人没有用,地不会因为你哭就多给你长两斤穀子。” 他顿了顿,看著远处连绵的山,继续说:“你现在的日子,比我的好过一百倍。你有书读,有老师教,有煤油灯照著。我呢?我想读书都读不了。我不是不想读,是读不起。你替我说过『替我读下去』,你说过的话,你不记得了?” 周景熙低著头,不说话。他的眼眶热了,鼻子酸了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 “我不是怪你,”李觉的声音柔和了一些,“我只是觉得,你有的东西,是我做梦都想要的。你別把它丟了。丟了就捡不回来了。” 周景熙抬起头,看著李觉。夕阳照在他脸上,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。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平静,但周景熙在那平静的下面看到了一种东西——不是愤怒,不是嫉妒,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更厚重的感情。那是託付,是信任,是一个人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交给了另一个人去做,然后站在一旁,默默地为他加油。 “李觉,”周景熙说,声音有些哑,“我会好好读的。我保证。” 李觉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什么。他蹲下来,又在地上写了一个“路”字。这一次写得好多了,字跡工整,笔画流畅,比周景熙写的还好看。 “你看,”李觉站起来,指著那个字,“我写好了。” 周景熙看著地上的“路”字,忽然觉得这个字有了新的意义。路是脚走出来的,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。他的路是读书,李觉的路是养鸭、割松脂、打工。两条路不一样,但都是路,都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,不能停,不能回头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把那些武侠小说和《故事会》全部锁进了抽屉里,把钥匙交给了刘桂兰。“妈,帮我把这些收起来,別让我看。” 刘桂兰接过钥匙,看了看他,没有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她把钥匙放在贴身的口袋里,然后去灶台上端了一碗热好的红薯稀饭给他。 “喝了早点睡,”她说,“明天还要回学校。” 周景熙端著碗,喝了一口稀饭。红薯很甜,稀饭很烫,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。他坐在桌前,看著窗外黑沉沉的夜色,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踏实。不是因为下了什么决心,而是因为他知道,在这个世界上,有两个人永远不会对他失望——一个是他的母亲,一个是李觉。他不能让这两个人失望。 他把碗里的稀饭喝完,洗了碗,回到里屋,躺在弟弟旁边。周景阳已经睡著了,打著小小的鼾声,嘴角掛著一丝口水。他帮弟弟把被子盖好,然后闭上眼睛。 明天要早起,回学校,上课,补数学,背英语单词。路还很长,但总要一步一步地走。 第九章 父亲的嘆息 1984年的冬天来得猝不及防。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,天空突然阴了下来,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,像一块脏兮兮的棉絮盖在头顶。到了夜里,北风呼啸著从山坳里灌进来,吹得窗户纸哗哗作响,树枝在风中扭曲挣扎,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声。周景熙躺在宿舍的大通铺上,听著风声,把被子裹得紧紧的。被子太薄了,棉花已经板结,根本挡不住寒意,他的脚冰凉冰凉的,像两块石头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,外面已经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今年的第一场雪,比往年来得都早。 周景熙趴在窗户上往外看,操场上铺了一层雪,薄薄的,刚好盖住煤渣跑道的黑色。远处的屋顶变成了白色,树枝上掛著冰凌,在灰濛濛的天光里闪著微弱的亮。他哈了一口气,白雾在玻璃上凝成一片水珠,他用袖子擦掉,继续往外看。 这场雪让他想家了。他想知道家里的房子漏不漏风,想知道母亲有没有烧炭火取暖,想知道父亲的老寒腿是不是又犯了,想知道李觉的那些小鸭子有没有被冻死。这些念头像雪片一样,一片接一片地落下来,落在他心上,越积越厚。 好不容易挨到周末,雪还没有化完。周景熙一大早爬起来,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——两件內衣,一件毛衣,一件外套,还是觉得冷。他把被子叠好,塞进蛇皮袋里,背在肩上,踏著残雪往家里赶。 十五里路,他走了將近两个小时。路上的雪被踩实了,变成了冰,滑溜溜的,好几次他差点摔倒。风从正面吹过来,像刀子一样割脸,他的耳朵冻得通红,已经没有知觉了。他把领口竖起来,缩著脖子,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 走到村口的时候,他看见大樟树下有一个人影,裹著一件破旧的棉袄,正在扫雪。是李觉。 “景熙!”李觉看见他,放下扫帚跑过来。“你怎么回来了?路上滑不滑?” “还行。”周景熙搓了搓冻僵的手,“你怎么在这儿扫雪?” “帮叔叔扫的。昨晚雪大,门口都堵了。”李觉看了看他背上的蛇皮袋,“带回来洗的?” “嗯,被子和脏衣服。” “那你快回去,你妈肯定想你了。” 周景熙点点头,往家里走。走了几步,又回过头来。“李觉,你的鸭子怎么样了?” “都还好,我搬进屋里了,烧了炭火给它们取暖。”李觉笑了笑,“比我还享福。” 周景熙也笑了。他转过身,推开自家的院门,走了进去。 院子里很安静,鸡没有放出来,狗蜷在窝里没有叫。堂屋的门开著,里面黑洞洞的,没有点灯。他喊了一声“妈”,没有人应。又喊了一声“爸”,还是没有人应。 他走进堂屋,把蛇皮袋放下,往灶房里看了一眼。灶是冷的,锅是空的,灶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。他的心跳了一下,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 他转身往里屋走,推开门,看见父亲周德厚坐在床沿上。 周德厚穿著一件打著补丁的棉袄,双手搁在膝盖上,低著头,看著脚下的地面。他没有点灯,屋子里很暗,只有窗户纸透进来一点灰白色的光,照在他花白的头髮上。他的背佝僂著,肩膀塌著,整个人像一棵被雪压弯的老树。 “爸?”周景熙叫了一声,声音有些发抖。 周德厚抬起头,看著他。那双眼睛红红的,布满了血丝,眼底有深深的青黑色,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觉。他的嘴唇乾裂了,嘴角有白色的皮屑,下巴上的胡茬乱七八糟的,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十岁。 “回来了?”周德厚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 “爸,你怎么了?我妈呢?” 周德厚没有回答,低下头,又沉默了。周景熙站在门口,手足无措。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样子。在他的记忆里,父亲永远是沉默但坚强的,像屋后那座山,不管风吹雨打,都稳稳地立在那里。但现在,这座山好像要塌了。 过了很久,周德厚才开口,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。 “今年的穀子,卖不上价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,等著他继续说。 “去年还能卖三毛一斤,今年只有两毛二。跌了八分钱。八百斤穀子,少卖六十多块。” 他停了停,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,抽出一支烟,用火柴点上。火柴的光在黑暗中亮了一瞬,照亮了他的脸——那张脸上刻满了皱纹,像是乾裂的田地,每一条纹路里都藏著疲惫和无奈。 “你弟弟前两天发烧,去卫生院看了,花了八块钱。家里的盐没了,酱油也没了,你妈去供销社赊了帐。年底要还,不还明年不给赊了。” 他吸了一口烟,烟雾在黑暗中繚绕,像一缕不肯散去的嘆息。 “你的学费,下学期的,还没有著落。” 最后一句话,像一块石头,砸在周景熙心上。他终於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了——不是因为雪,不是因为冷,是因为钱。因为那跌了八分钱的谷价,因为弟弟看病的八块钱,因为赊了帐的盐和酱油,因为他下学期还没有著落的学费。 “爸,”周景熙说,“要不我——” “不行。”周德厚打断了他,声音突然硬了起来,像一根被折弯的竹子弹回去。“你好好读你的书。钱的事,我来想办法。” “可是——” “没有可是。”周德厚站起来,走到他面前,低头看著他。周德厚不算高,但周景熙第一次觉得父亲像一座山,压在自己头顶上,让他喘不过气来。“你记住,你是周家的长子。你弟弟还小,你妈身体不好,这个家以后要靠你。你不读书,拿什么靠?拿什么撑起这个家?” 周景熙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低下头,不敢看父亲的眼睛。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,但他也知道,父亲说的“想办法”,意味著什么。 周德厚拍了拍他的肩膀,力气不大,但周景熙觉得肩膀沉甸甸的,像是被压上了一块石头。然后父亲走了出去,脚步声在堂屋里响了几下,消失在门外。 周景熙站在黑暗的里屋,一动不动。他不知道站了多久,直到听见院子里传来母亲刘桂兰的声音。 “景熙回来了?景熙——” 他走出里屋,看见母亲提著一篮子猪草从后门进来,头髮上沾著几片枯叶,裤脚上全是泥巴。她的脸被风吹得通红,手上又多了几道新的裂口,有一道还在渗血。 “妈,”周景熙走过去,接过她手里的篮子,“你去哪了?” “去后山打猪草。雪化了,地里冒出来一些嫩草,猪爱吃。”刘桂兰拍了拍身上的泥巴,“你吃了没?我给你做饭。” “妈,我不饿。”周景熙说,但他其实饿了,从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个馒头。 “不饿也得吃。”刘桂兰走到灶台前,开始生火。她蹲下来,往灶膛里塞了一把乾草,划了一根火柴,火苗躥起来,照亮了她的脸。周景熙看见她的眼角有泪痕,干了,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。 “妈,”他蹲下来,跟母亲平视,“我爸怎么了?” 刘桂兰的手顿了一下,火柴差点烧到手指。她赶紧把火柴扔进灶膛,看著火苗舔著锅底,沉默了一会儿。 “你爸就是压力大,”她说,“你別担心他,他就是那个脾气,过两天就好了。” “妈,你別瞒我。” 刘桂兰转过头看著他,眼睛里有泪光在闪,但没有掉下来。她伸手摸了摸他的脸,手粗糙得像砂纸,但很温暖。 “景熙,你爸不容易。你弟弟生病,花了不少钱。今年的穀子又卖不上价,家里的钱不够用。你爸昨晚一宿没睡,坐在堂屋里抽菸,抽了一整夜。我今天早上起来,看见菸灰缸里全是菸头,他眼睛红红的,像兔子一样。” 她停了停,把灶膛里的火拨大了一些,继续说:“你別怪他,他不是冲你发火。他是冲自己发火。他觉得他没本事,供不起你读书,对不住你。” “妈,我没有怪爸。”周景熙的声音有些哑,“我只是……我只是觉得,要不我別读了,出去打工,帮家里减轻点负担。” “不行。”刘桂兰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,比他父亲还严厉。“你爸要是听见你说这话,非打死你不可。我们供你读书,不是为了让你半途而废。你爸说了,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完初中。你要是现在说不读了,你爸的那些苦就白受了,那些烟就白抽了,那一宿就白熬了。” 周景熙低下头,不再说话。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,锅里的水开始冒泡,咕嘟咕嘟地响。刘桂兰站起来,从米缸里舀了一碗米,淘了淘,倒进锅里。然后切了几个红薯,也扔进去。盖上锅盖,转身去切咸菜。 “妈,我来帮你。”周景熙站起来。 “不用,你去看书。厨房里的事,不用你操心。” 周景熙没有动。他站在灶台边,看著母亲忙碌的背影。她的背有些驼了,肩膀有些歪了,走路的时候左脚有点跛——那是去年冬天在山上摔的,伤了骨头,没有钱好好治,就落下了毛病。她才四十出头,看起来却像五十多岁的人。 他想起了课本上读过的那些诗,那些讚美母亲的诗——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暉”。以前读的时候,他觉得这些诗很美,但美得有点假,像是诗人为了押韵硬编出来的。现在他忽然明白了,那些诗人不是在编,他们是真的看见了,真的感受到了,然后才写出了那些字。每一个字背后,都有一个像他母亲一样的女人,在灶台前忙碌,在灯下缝补,在风雨中奔波。 “妈,”他说,“我以后一定让你过好日子。” 刘桂兰切咸菜的手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切。她没有回头,但周景熙看见她的肩膀抖了一下,像是有风吹过。 “行了,”她说,声音有些不对劲,“別说这些没用的。去看看你弟弟,他在隔壁李婶家玩。” 那天晚上,周景熙没有看书。他坐在堂屋里,陪父亲坐了很久。周德厚没有再抽菸,只是坐著,看著门外的夜色发呆。堂屋里没有点灯,只有灶房里透过来一点微弱的光,照著两个人的轮廓。 周景阳已经睡著了,刘桂兰在灶房里收拾碗筷,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,像是这个家微弱的心跳。 “爸,”周景熙打破了沉默,“下学期学费的事,你別太担心。我去找刘老师问问,看有没有助学金或者减免学费的政策。” 周德厚没有说话,但周景熙感觉到他的身体动了一下,像是在听。 “刘老师说过,成绩好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金。我上学期成绩掉了,但这学期我会追上去的。只要成绩上去,助学金应该能申请到。” 周德厚沉默了很久,然后“嗯”了一声。那一声很轻,但周景熙听出了其中的意思——不是同意,不是反对,而是一种“我知道了,你去试试”的默许。 “还有,”周景熙又说,“我可以在学校勤工俭学。帮食堂洗碗,帮图书馆整理书,都可以挣点钱。王建军说他表哥就在学校图书馆帮忙,一个月有五块钱。” 这一次,周德厚的声音大了一些。“五块钱能干什么?” “五块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。”周景熙说,“这样家里的负担就轻一些。” 周德厚没有再说话。他站起来,走到门口,推开门,站在门槛上。夜风吹进来,带著雪后的寒气,冷得周景熙打了个哆嗦。但周德厚好像不怕冷,就那么站著,看著外面的天空。 雪已经停了,云也散了,天空像被洗过一样乾净,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的,像撒了一把碎银子。月亮弯弯的,掛在山顶上,银白色的月光洒在雪地上,反射出冷冷的光。 “景熙,”周德厚忽然说,“你过来。” 周景熙走过去,站在父亲身边。 “你看这天,”周德厚指著天空,“好看吗?” “好看。” “我以前也爱看天。你爷爷在世的时候,跟我说过,天上的每一颗星星,都是地上一个人的命。有的人命亮,有的人命暗。但不管亮还是暗,只要在天上掛著,就有它的道理。” 他停了停,又说:“你爸我这辈子,就是一颗暗星。没什么本事,挣不了什么钱,让你跟你弟弟跟著受苦。但你不一样,你的命应该是亮的。你看你读书读得好,老师都夸你。你得好好读,把你的命点亮了。” 周景熙站在父亲身边,仰头看著满天星斗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想告诉父亲,他不是暗星,他是这个家的顶樑柱,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但他知道,父亲不会信。在父亲的世界里,“伟大”是那些当官的、有钱的、有学问的人才有资格用的词,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,跟“伟大”沾不上边。 但他不在乎这些。在他的心里,父亲就是伟大的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而是因为他在最艰难的时候,咬著牙撑下来了。他没有逃跑,没有放弃,没有像赵玉珍那样改嫁远走,没有像村里有些男人那样借酒浇愁、打老婆骂孩子。他只是沉默地、坚韧地、一天一天地熬著,用他的方式,撑起这个家。 这样的父亲,难道不伟大吗? “爸,”周景熙说,“你进去吧,外面冷。” 周德厚点点头,转身走进屋里。他的脚步有些蹣跚,膝盖好像不太听使唤,走得很慢。周景熙跟在后面,看著父亲的背影,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那个父亲爬上月台、翻过铁轨的背影,和眼前这个佝僂著腰、蹣跚著脚步的背影,重叠在一起,让他鼻子一酸。 他快步走上前,扶住了父亲的胳膊。周德厚愣了一下,但没有甩开,也没有说话,只是让儿子扶著,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堂屋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躺在床上,听著隔壁父亲沉重的鼾声,在本子上写下了一段话: “今天回家,看见爸坐在黑暗的屋子里,一夜之间老了很多。穀子跌了八分钱,弟弟看病花了八块钱,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著落。这些数字压在他身上,像一座山。但他没有倒下,他说,我是周家的长子,这个家以后要靠我。我不知道我能撑起什么,但我知道,我不能让他失望。爸说天上的星星是人的命,他的命是暗的,我的命是亮的。我不信。他的命比谁都亮,只是他自己不知道。总有一天,我要写一本书,把爸的故事写进去。让所有人都知道,这个世界上,有一个叫周德厚的农民,他的命,比天上的任何一颗星星都亮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进枕头底下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的脸上,照在他眼角那一滴没有落下的泪上。 第十章 蒋琪的榜样 1985年的秋天,一个消息在石桥村炸开了锅——蒋琪考上了县重点高中。 消息是蒋琪的父亲蒋有贵亲自从镇上带回来的。那天下午,蒋有贵骑著他那辆除了铃鐺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,从镇上飞驰回来,车后座绑著一只蛇皮袋,袋子里装著蒋琪的铺盖和课本。他一路骑一路按铃鐺,叮铃铃叮铃铃,像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 他把自行车往院子里一扔,衝进堂屋,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灌了一大口水,然后扯著嗓子喊:“琪丫头考上县一中了!全县前五十名!公费生!” 这一嗓子,把半个村子的人都喊来了。 蒋琪是石桥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女孩子。不,应该说,是石桥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学生——不论男女。在这个出了十几个初中生、两三个中专生就值得敲锣打鼓的村子里,考上县一中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县一中是什么地方?那是全县最好的高中,每年都有好几个学生考上大学,考上中专的更是不计其数。进了县一中,就等於半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槛。 蒋有贵站在院子里,被围观的村民簇拥著,脸上的笑容像一朵炸开的棉花,白花花的,收都收不住。他平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在村里跟周德厚一样,属於那种“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”的类型。但今天他像是换了一个人,话多得停不下来,逢人就说琪丫头怎么怎么用功,怎么怎么聪明,老师怎么怎么夸她。 “我们家琪丫头,从小就跟別的孩子不一样!”蒋有贵的声音在晚风里飘出去老远,“別的小孩在外面疯跑的时候,她在家里看书!別的小孩吵著要买糖吃的时候,她要买本子!我就知道,这孩子有出息!” 刘桂兰站在人群里,听著蒋有贵的话,脸上的表情很复杂——有羡慕,有敬佩,也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。她转过头看了看站在身边的周景熙,发现儿子的眼睛直直地盯著蒋有贵,嘴唇抿得紧紧的,脸上的表情她读不太懂。 “景熙,”她小声说,“蒋琪姐爭气,你也爭气。” 周景熙“嗯”了一声,没有多说什么。 那天晚上,周家的晚饭吃得格外沉默。周德厚坐在桌前,筷子夹著一块咸菜,举了半天也没有送进嘴里,像是在想什么心事。刘桂兰时不时地看周景熙一眼,欲言又止。周景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埋头扒饭,吃得呼嚕呼嚕的。 “景熙,”周德厚终於开口了,“蒋琪考上县一中了,你知道吧?” “知道。” “你有什么想法?” 周景熙放下筷子,看著父亲。他知道父亲想听什么——想听他说“我也要考县一中”,想听他说“我不会比蒋琪差”,想听他说“我一定给周家长脸”。但他说不出口。不是因为他不想,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。上个学期的成绩还在那里摆著,数学五十二分,英语三十八分,这样的成绩別说县一中,就是普通高中都悬。 “我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,“我会努力的。” 周德厚看了他一眼,没有再说什么。但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——期望、担忧、不安、无奈,像一团乱麻,缠在一起,理不出个头绪。 第二天是星期天,周景熙不用上学。他吃过早饭,鬼使神差地走到了蒋琪家。蒋家的院子比他家大一些,院子里种著一棵柚子树,春天正是开花的时候,白色的花瓣密密匝匝的,香气浓郁得有些呛人。蒋琪坐在柚子树下的一张竹椅上,手里拿著一本书,正在看。 看见周景熙进来,她合上书,朝他笑了笑。“景熙,来了?” “琪姐。”周景熙叫了一声,站在院子门口,有些侷促。蒋琪比他大两岁,从小就比他高半个头,现在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她长得不算漂亮,但很乾净,皮肤白白的,眼睛亮亮的,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不小,让人觉得很舒服。 “进来坐。”蒋琪指了指旁边的一张小板凳,“我正好想找人说话呢。” 周景熙走进去,在小板凳上坐下来。柚子树的花香一阵一阵地飘过来,甜丝丝的,熏得他有些晕。他看著蒋琪手里的书,是一本英语课本,封面上印著“高中英语第一册”几个字。 “琪姐,你在看高中的课本?” “嗯,提前看看。县一中的进度快,我怕跟不上。”蒋琪把书翻到某一页,指著上面的单词说,“你看这个单词,『ambition』,意思是雄心、志向。我昨天刚背的,今天又忘了。” “am-bi-tion,”周景熙跟著念了一遍,“雄心。” “对。”蒋琪笑了笑,“我英语不太好,得恶补。县一中的英语老师听说很厉害,全英文授课,我得提前准备。” 周景熙看著她手里的课本,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蒋琪已经在看高中的课本了,而他还在为初中的英语发愁。三十八分,全班倒数第五,这个成绩跟蒋琪的全县前五十名比起来,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 “琪姐,”他忍不住问,“你怎么学的?成绩怎么那么好?” 蒋琪放下课本,认真地看著他。“景熙,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?” 周景熙犹豫了一下,点了点头。他把上个学期成绩下滑的事情说了,把逃课、看武侠小说、上课睡觉的事情也说了。他没有隱瞒,因为他觉得蒋琪不会笑话他,也不会像刘老师那样对他“失望”。蒋琪是那种让人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的人,她的眼睛里有光,但那光不是审视的光,是包容的光。 蒋琪听完,沉默了一会儿。柚子树上的花瓣被风吹落了几片,飘飘悠悠地落在她的头髮上、肩膀上,她没有去拂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我跟你说一件事,你別告诉別人。” “什么事?” “初二那年,我也差点輟学。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蒋琪?差点輟学?在他的印象里,蒋琪一直是那个“別人家的孩子”,成绩好、听话、懂事,是全村家长拿来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样。这样的人,怎么会差点輟学? “初二下学期,”蒋琪的声音低了一些,“我妈生病了,住了半个月的院,花了很多钱。我爸一个人撑著家里,又要种地又要照顾我妈,累得瘦了十几斤。我那时候想,要不別读了,回来帮家里干活,减轻我爸的负担。” “然后呢?” “然后我爸打了我一巴掌。” 周景熙瞪大了眼睛。蒋有贵打蒋琪?那个平时话都不多说一句的蒋有贵,会打女儿? “我爸从来没有打过我,那是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。”蒋琪的声音有些发抖,但很快就稳住了。“他说,蒋琪你给我听好了,你是蒋家的希望。你妈生病是命,家里穷也是命,但你读书不是命。你要是因为穷就不读书了,那你就真的被命压死了。” 她低下头,看著手里的课本,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著。“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,不是因为我爸打了我,是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他。他那么难,都没有想过让我放弃,我凭什么自己想放弃?” 周景熙坐在小板凳上,听著蒋琪的话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他想起了父亲前天晚上的样子——坐在黑暗的屋子里,一夜之间老了十岁,但第二天早上起来,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,没有说过一句“你別读了”。他想起了母亲手上的裂口,想起了母亲说“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完初中”时的眼神。 蒋琪说的对——他们那么难,都没有想过让他放弃,他凭什么自己想放弃? “琪姐,”他说,“我知道了。谢谢你。” 蒋琪笑了笑,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景熙,你是聪明人,比我聪明。我都能考上县一中,你肯定也行。但你得收心,不能再混了。那些武侠小说,等你考上大学再看,有的是时间看。现在的时间,耽误不起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周景熙点点头,“我已经把那些书锁起来了,钥匙给我妈了。” “那就好。”蒋琪站起来,走到屋里,出来的时候手里拿著一个笔记本。笔记本很旧了,封面磨得发白,边角卷了起来,但里面的字写得工工整整的,密密麻麻的。 “这个给你,”她把笔记本递过来,“是我初二初三的英语笔记。我英语也不好,但笔记做得还算认真。你拿回去看看,也许对你有帮助。” 周景熙接过笔记本,翻开看了看。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,单词、语法、句型、例句,分门別类,清清楚楚。有些地方还用红笔做了標记,旁边写著“重要”“常考”“易错”之类的批註。他看得出来,这本笔记不是一天两天做出来的,是蒋琪花了整整两年时间,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 “琪姐,这……这太珍贵了。”他说,手有些发抖。 “珍贵什么,放著也是放著。你要是能用上,就是它的价值。”蒋琪笑了笑,“等你考上县一中,我们就是校友了。” 周景熙把笔记本抱在怀里,像抱著一件宝贝。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——“琪姐,你为什么要帮我?” 蒋琪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那笑容很温暖,像春天的阳光照在身上。 “因为你值得帮。”她说,“你是我们村里最聪明的小孩,陈老师说的。陈老师说你有文学天赋,將来能当作家。你要是因为成绩不好就不读了,那太可惜了。” 她顿了顿,又说:“还有,景熙,你要记住,你是男孩子。女孩子读书难,男孩子读书也难,但男孩子的路比女孩子宽。我考上县一中,村里人说是『祖坟冒青烟』,但我要是个男孩子,他们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他们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,早晚要嫁人。我不信这个,所以我拼命读,我要证明给他们看,女孩子也能读出个名堂来。” 她的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。周景熙看著她,忽然觉得她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女孩,倒像一个已经在生活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战士。她的眼睛里有一团火,那团火不是愤怒,不是不甘,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——那是被轻视过的人才会有的、想要证明自己的倔强。 “琪姐,”他说,“你一定会成功的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蒋琪说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“明天会出太阳”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坐在煤油灯下,翻开蒋琪的笔记本,一页一页地看。笔记本上的字密密麻麻的,有些地方他看不太懂,但大部分都能理解。他看得很慢,一边看一边在自己的本子上做摘抄,把蒋琪总结的重点和易错点一条一条地记下来。 刘桂兰端著一碗红薯稀饭走进来,放在桌上。“別太晚了,早点睡。” “妈,我再学一会儿。” 刘桂兰看了看他,又看了看桌上的笔记本,没有说话,转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回来了,手里拿著一件旧棉袄,披在周景熙身上。“冷,披著。” 棉袄很大,是父亲的,袖子长出一大截,但很暖和。周景熙把棉袄裹紧,继续看笔记。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,他把灯芯拨长了一些,火苗亮了起来,照在笔记本上,照在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跡上。 他想起了蒋琪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女孩子也能读出个名堂来。”那他呢?他是男孩子,他的路比蒋琪宽,他有什么理由读不出来? 他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,看见蒋琪用红笔写了一行字,字跡比前面的大一些,像是特意强调的: “不要让別人告诉你,你做不到。” 周景熙看著这行字,看了很久。他把这行字抄在自己本子的扉页上,跟“勤能改变命运”写在一起。两行字,一行是刘老师说的,一行是蒋琪写的,一个是关於勤奋,一个是关於信念。他觉得这两样东西,他现在都需要。 第二天早上,他起得很早。天还没有亮,外面还是黑的,只有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。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赖在被窝里,而是爬起来,穿好衣服,点著煤油灯,继续看蒋琪的笔记。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:每天早上早起一个小时,背英语单词;中午午休的时间用来做数学题;晚上自习的时候,先把当天的作业做完,然后复习英语和数学,最后再看语文和其他科目。周末回家的时间,除了帮家里干活,全部用来补课。 他把这个计划写在纸上,贴在床头的墙上,每天睡觉前看一眼,看看自己完成了多少。 第一周很难。他已经习惯了懒散,突然要早起,身体不適应,白天上课的时候直打瞌睡。他用冷水洗脸,用手掐自己的大腿,用各种办法让自己清醒。数学题还是不会做,英语单词还是记不住,他有时候急得抓头髮,把头髮抓掉了一把。 第二周好了一些。身体慢慢適应了新的节奏,上课的时候不那么困了。数学开始能听懂一些了,英语单词也能记住几个了。虽然进步不大,但他能感觉到,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往上爬。 第三周,他去找了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,请他们给自己开小灶。数学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,姓孙,刚毕业不久,很有耐心。她答应了,每天放学后给他补半个小时,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讲起。英语老师也答应了,但条件是他必须每天背二十个单词,第二天早上默写给她看。 他开始拼命地背单词。早上背,中午背,晚上背,吃饭的时候背,上厕所的时候也背。他把单词写在纸条上,贴在床头、贴在桌角、贴在饭盆边上,走到哪里都能看到。有些单词怎么都记不住,他就一遍一遍地写,写到手指发酸,写到本子上全是那个单词的痕跡。 蒋琪的笔记本成了他的“圣经”。他翻了一遍又一遍,把每一页都翻得起了毛边。有些地方他看不懂,就去找英语老师问,问完了再回到笔记本上,用红笔在旁边做批註。慢慢地,那些原本像天书一样的语法规则,开始变得清晰了一些。 一个月后的月考,他的英语考了52分。比上次的38分多了14分。虽然还是不及格,但至少进步了。数学考了61分,刚刚及格。总分排名从二十八名前进到了二十一名。 刘老师在班上表扬了他,说“周景熙同学最近进步很大,值得大家学习”。他坐在座位上,低著头,脸红了,但嘴角忍不住往上翘。王建军在旁边使劲鼓掌,鼓得手都红了。 周末回家,他把成绩单拿给父亲看。周德厚不识字,但看得懂分数。他看著数学和英语后面的数字,看了很久,然后点了点头。 “进步了。”他说,声音还是那么平淡,但周景熙注意到,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点光,像是煤油灯的火苗被风一吹,突然亮了一下。 “爸,我会继续努力的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嗯。”周德厚把成绩单递还给他,转身走了。走了几步,又停下来,没有回头,说了一句:“蒋琪能考上县一中,你也行。” 周景熙站在院子里,看著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屋角。春天的阳光照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,柚子树的花香从隔壁蒋家飘过来,甜丝丝的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把这股甜香吸进肺里,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 是的,蒋琪能行,他也能行。 他低下头,看了看手里的成绩单。52分,61分,都不高,但这是一个开始。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,还有很多困难等著他,但至少,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 他把成绩单折好,放进內衣口袋里,转身走进屋里。煤油灯还亮著,蒋琪的笔记本摊在桌上,翻到了“ambition”那一页。 他坐下来,拿起笔,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话: “今天考了52分,还是不及格,但比上次多了14分。14分不多,但这是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换来的。蒋琪说,不要让別人告诉你做不到。没有人告诉我做不到,但我要告诉自己——我做得到。” 写完这句话,他翻到新的一页,开始背单词。第一个单词,就是“ambition”。 雄心。 他要有雄心。不是为了自己,是为了父亲沉默的背影,母亲手上的裂口,李觉託付给他的五个字,还有蒋琪借给他的那本笔记本。这些人和事,都是他肩上的担子,也是他脚下的路。 他背著背著,忽然停了下来,在纸上写下了第十个单词——不是课本上的,是他自己加的: “future。未来。” 他的未来在哪里?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他的未来不在武侠小说里,不在逃课的河边上,不在上课睡觉的课桌上。他的未来在蒋琪的笔记本里,在煤油灯下的每一个夜晚里,在每一个背下来的单词里,在每一道做出来的数学题里。 他把这个单词念了三遍,然后合上本子,吹灭了煤油灯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上。 明天还要早起。还有很多单词要背,还有很多题要做。路还很长,但他不怕了。因为他知道,在这条路上,他不是一个人。 第十一章 周起琼的选择 1985年的夏天,石桥村又出了一件大事——周起琼考上了地区卫生学校。 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,村里人的反应比蒋琪考上县一中时还要热烈。不是因为卫校比县一中好,而是因为周起琼选择了一条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路。 周起琼比周景熙大两岁,是村里周木匠家的闺女。周木匠大名周德福,跟周德厚是本家,论辈分周景熙要叫他一声伯父。周德福的手艺在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,打出来的家具又结实又好看,找他干活的人从年头排到年尾。按理说,周家的条件在村里算好的,供一个孩子读书应该不成问题。但周德福有个毛病——好赌。每到农閒时节,他就往镇上的赌场跑,一夜之间输掉几个月挣的钱是常有的事。周起琼的母亲李秀英为此跟他吵了无数次,摔了碗砸了锅,什么招都使过了,就是改不了他这个毛病。 所以周起琼能读完初中,在村里人看来已经是个奇蹟了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,她不仅读完了,还考上了卫校。 卫校在地区所在的城市,离石桥村有两百多里路,坐火车要三个多小时。在那个年代,一个农村女孩子能走出大山,到城里去读书,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村里人议论纷纷,说什么的都有。 “周木匠家的闺女爭气啊,比他那个赌鬼老子强多了。” 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?早晚要嫁人的。花那么多钱供她读书,还不如留著当嫁妆。” “你懂什么?卫校毕业出来就是吃国家粮的,端铁饭碗,比嫁个好人家强多了。” 这些话传到周起琼耳朵里,她只是笑笑,不置可否。她是个性格沉稳的姑娘,不爱说话,但心里有数。她知道自己要什么,也知道自己该走哪条路。 消息传到周景熙耳朵里的时候,他正在镇中学的教室里上自习。传话的是王建军,他从家里回来,手里拿著一封信,在教室门口喊:“周景熙,你村里来的信!” 周景熙接过信,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——歪歪扭扭的,一看就是李觉写的。他拆开信,里面只有几行字: “景熙,起琼姐考上卫校了,全村的喜事。你什么时候回来?我们给你庆祝。——李觉” 周景熙把信看了两遍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高兴是肯定的,周起琼是村里为数不多坚持读书的女孩子,她能考上卫校,是整个石桥村的骄傲。但除了高兴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在心里翻涌——羡慕?压力?还是对自己的不满? 蒋琪考上县一中,周起琼考上卫校,她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路,而他呢?还在为一个及格线挣扎,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高中,更不知道考上之后能干什么。这种对比像一根刺,扎在他心里,不疼,但硌得慌。 周末回到家,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周起琼。 周起琼家在村子的东头,离周景熙家不远。院子比蒋琪家还小,但收拾得很乾净。院子里晒著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,墙角堆著一些木材边角料,是周德福做家具剩下的。周起琼坐在堂屋的门槛上,手里拿著一本厚厚的书,正在看。看见周景熙进来,她合上书,站起来笑了笑。 “景熙,回来了?” “起琼姐,恭喜你。”周景熙说,声音有些侷促。 “谢谢。”周起琼搬了一把椅子出来,让他在院子里坐下。“你喝茶吗?我去给你倒。” “不用,我不渴。”周景熙在椅子上坐下,看了看她手里的书,是一本《人体解剖学》,封面是一个骨架的图案,看得他心里一紧。“你已经在看卫校的课本了?” “嗯,提前预习一下。”周起琼在他对面坐下来,把书放在膝盖上。“我听说卫校的课很紧,第一学期就要学十几门课,不提前看怕跟不上。” “你不怕吗?”周景熙忍不住问,“那些……那些人体里的东西,不嚇人吗?” 周起琼笑了,笑声很轻,像风吹过风铃。“刚开始是有点怕,但看多了就不怕了。你知道吗,人体其实很奇妙。心臟怎么跳的,血液怎么流的,骨头怎么连在一起的,每一部分都有它的道理。我想把这些道理弄明白。” 她说话的时候,眼睛里有一种光,不是蒋琪那种被轻视后的倔强,而是一种更安静的、更深沉的东西——是对知识的渴望,对未知世界的好奇。周景熙看著她的眼睛,忽然觉得,这个坐在门槛上看解剖书的女孩,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勇敢。 “起琼姐,”他说,“村里人说什么你知道吗?” “说什么?” “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,早晚要嫁人。” 周起琼的笑容淡了一些,但並没有消失。“我知道。我娘也这么说。她说卫校要读三年,三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,要好几千块。她说这些钱不如留著给我弟弟读书,或者给我当嫁妆。” “那你爹呢?” “我爹?”周起琼的嘴角微微翘起,露出一丝苦笑,“我爹倒是支持我。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好好读书,把时间都浪费在赌桌上了。他说我不能走他的老路。” 她顿了顿,低头看著手里的解剖书,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著。“其实我知道,我爹支持我,不只是因为后悔。他是想证明点什么。村里人说他是个赌鬼,说他没出息,他想让所有人看看,他周德福的闺女,不比任何人差。” 周景熙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那你娘那边怎么办?” “我跟我娘说了,卫校的学费我自己想办法。暑假我去镇上打工,能挣多少是多少。学校有助学金,我成绩好,应该能申请到。实在不行,我就去借,借了將来还。” 她说得云淡风轻,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但周景熙知道,这些话背后有多少难处。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,要自己去挣学费,去申请助学金,去借钱,去跟命运討价还价——这需要多大的勇气? “起琼姐,”他说,“你就不怕吗?” “怕什么?” “怕万一……万一读不出来呢?万一花了那么多钱,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呢?” 周起琼看著他,看了很久。院子里很安静,只有风吹过柚子树叶的声音。远处的田里有人在赶牛,吆喝声隱隱约约地传过来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医吗?” 周景熙摇摇头。 “因为我娘。”周起琼的声音低了一些,“我娘身体不好,常年吃药。镇上的卫生院看不了她的病,去县医院又太远,路费都花不起。每次她犯病的时候,我就想,要是我懂医就好了,我就能给她看病,就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,不用看她那么难受。” 她的眼眶红了一下,但很快就控制住了。“我不怕读不出来。我怕的是,我连试都不试,將来后悔。后悔比失败可怕。失败了还能从头再来,后悔了就没有机会了。”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,投进了周景熙心里那片安静的湖水,盪开了一圈一圈的涟漪。他想起了自己上个学期的迷茫和放纵,想起了逃课、看武侠小说、上课睡觉的那些日子。那些日子他逃避的是什么?是学习的困难,是对未来的恐惧,还是对自己的不信任?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如果他就这么混下去,將来一定会后悔。后悔比失败可怕——这句话他记住了。 “起琼姐,”他说,“你教我,怎么才能不怕?” 周起琼笑了,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你怕什么?” “我怕我考不上高中。我怕让爸妈失望。我怕……” “怕没有用。”周起琼打断了他,“我告诉你一个办法——你把怕的东西写在纸上,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。第一,这个东西真的会发生吗?第二,如果发生了,我能承受吗?第三,我现在能做什么来阻止它发生?三个问题问完了,你就不怕了。” 周景熙把这个办法记在心里,决定回去试试。 那天傍晚,周景熙在村口遇到了蒋琪。蒋琪刚从镇上回来,手里提著一个网兜,里面装著几本书和一袋子水果。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,扎著马尾辫,走起路来辫子一甩一甩的,像一只轻盈的燕子。 “景熙,你也回来了?”蒋琪看到他,加快了脚步。 “琪姐,我去看起琼姐了。她考上卫校了,你知道吗?” “知道。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事。”蒋琪晃了晃手里的网兜,“我买了些水果,去给她庆祝。你跟我一起去?” “我刚从她那儿回来。”周景熙说,“琪姐,你有没有觉得,起琼姐很勇敢?” 蒋琪停下来,看著他。“怎么突然这么说?” “她家里情况你也知道,她娘不支持她读书,学费还要自己去挣。可她不怕,她说后悔比失败可怕。我觉得……我觉得我比不上她。” 蒋琪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拉著他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来。夕阳正在西沉,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,一层一层的,像鱼鳞一样铺开。远处的山变成了深紫色,近处的稻田绿得发亮,风吹过来,稻浪一波接一波地涌过来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 “景熙,”蒋琪说,“你知道起琼为什么能考上卫校吗?” “因为她用功?” “用功是一方面,但不是最重要的。”蒋琪看著远处的山,“最重要的是,她知道她想要什么。她要学医,要给她娘看病,要走出这个村子,要让那些说『女孩子读书没用』的人闭嘴。她有目標,所以她不迷茫。你呢?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吗?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他张了张嘴,想说“我想当作家”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当作家?他真的想当作家吗?还是只是觉得当作家很厉害、很风光?他喜欢读书,喜欢写字,喜欢把心里的想法变成纸上的句子,但这够吗?这能当饭吃吗?这能让爸妈过上好日子吗? 他不知道。他真的不知道。 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老老实实地说。 “那就去找。”蒋琪说,语气很认真,“你还小,有的是时间。但你得去找,不能等著它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你去找,找到了就拼命去做。就像起琼说的,后悔比失败可怕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。他看著天边的晚霞,看著远处的山和近处的稻田,看著这个他出生、长大的地方,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这个地方很美,但他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。他想出去,想看看外面的世界,想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,路的那头有什么。但他不知道出去之后要做什么,要走哪条路。 “琪姐,”他说,“你怎么知道你想做什么?” 蒋琪想了想,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。我不想像村里有些女人那样,一辈子围著灶台转,生孩子、餵猪、种地,老了还要被男人打。我不想那样。所以我要读书,要考出去,要让自己有选择的权利。” 她站起来,拍了拍裙子上的灰。“景熙,你记住——读书不是目的,是手段。读书是为了让你有更多的选择。你可以选择当作家,也可以选择当老师,甚至可以选择回村里种地。但如果你不读书,你就没有选择,只能种地。选择的权利,比什么都重要。” 那天晚上,周景熙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著。他在想蒋琪说的话——选择的权利。他以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读书的意义。他一直觉得读书是为了考好成绩,考好成绩是为了上高中,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,考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,找好工作是为了赚钱,赚钱是为了让爸妈过好日子。这是一条线性的、被规定好的路,像一条单行道,只能往前走,不能拐弯。 但蒋琪说的不一样。她说读书是为了有选择。你可以选择a,也可以选择b,甚至可以什么都不选。但前提是,你有选择的能力。没有读书,你就没有这个能力,就只能被命运推著走,走到哪儿算哪儿。 他忽然想起了李觉。李觉没有选择——他连读初中的机会都没有,就被推到了养鸭、割松脂、打工的路上。他有选择吗?没有。他没有选择的权利,不是因为他不聪明、不努力,而是因为他的家庭没有给他选择的条件。这就是命运的不公——有些人有选择,有些人没有。 而他有。他的家庭虽然穷,但父亲咬著牙在供他读书,母亲在灶台前忙碌著给他交学费,李觉在泥地里挣扎著把希望託付给他。他有选择的权利,他不能浪费。 他爬起来,点著煤油灯,翻开本子,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 “今天起琼姐考上卫校了。她要去学医,给她娘看病。琪姐说,读书是为了有选择的权利。我想了想,我確实有选择——我可以选择努力,也可以选择放弃。放弃很容易,但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努力很难,但努力了至少有机会。我不想將来后悔。后悔比失败可怕。起琼姐说的,我记住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吹灭灯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做了一个决定——不再迷茫,不再逃避,不再浪费选择的权利。他要像蒋琪一样,有目標;要像周起琼一样,有勇气;要像李觉一样,有坚持。 他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么,但他知道,他要去找。翻过那座山,走过那条路,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然后,拼命去做。 第二天一早,他去找了周起琼,把一本从王建军那里借来的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送给她,算是贺礼。周起琼接过来,翻了翻,笑著说:“你还记得我喜欢数学?” “记得。你初中时数学总是考第一。” “那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。”周起琼把书收好,认真地看著他,“景熙,你也要加油。你比我有天赋,陈老师说的。你一定能考上高中。” “我会努力的。”周景熙说,“起琼姐,你在卫校好好学,將来回来给我妈看病。她手上的裂口一直不好,冬天就疼。” “好。”周起琼笑了,“一言为定。” 那天下午,周景熙背著书包回学校。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,他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村子。午后的阳光照在那些泥墙瓦屋上,金黄金黄的,炊烟从几座屋顶上升起来,裊裊地飘散。远处的田里有人在插秧,弯著腰,一步一步地往后退,身后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秧苗。 这个村子很小,小到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。但这个村子里的人,一个个都像山上的松树,不管脚下的土地多么贫瘠,都要拼命地往上长,拼命地向著阳光伸出手去。 蒋琪是,周起琼是,李觉是,他也是。 他转过身,走上了通往镇上的碎石路。脚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定。他知道,这条路不好走,前面还有很多困难等著他——英语单词还是记不住,数学题还是不会做,家里的学费还是没有著落。但他不怕了。因为他的口袋里装著蒋琪的话,脑子里想著周起琼的勇气,心里装著李觉的託付。 他要替他们走下去。也要替自己走下去。 走了几步,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,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写下了一行字: “1985年夏天,周起琼考上卫校。她说,后悔比失败可怕。我记下了。从今天起,不再后悔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塞回口袋,加快了脚步。阳光照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投在碎石路上,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。 第十二章 中考落榜 1986年的夏天,周景熙永远忘不了。 那一年的七月热得邪门,太阳像一只扣在头顶上的火盆,把大地烤得发白。田里的水烫手,稻子的叶子捲成了筒,连蝉都叫得有气无力的,一声比一声短,像是嗓子冒了烟。石桥村的人们躲在屋里摇蒲扇,连狗都趴在门槛上伸著舌头喘气,懒得叫一声。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,中考成绩下来了。 消息是王建军托人带回来的。王建军骑著自行车从镇上赶到石桥村,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扯著嗓子喊:“周景熙——周景熙——” 周景熙正在屋后的山坡上帮父亲砍柴。听到喊声,他扔下柴刀,连手上的泥巴都没来得及擦,就往山下跑。跑到半路,他的鞋跑掉了一只,他也顾不上捡,光著一只脚踩在滚烫的泥地上,烫得脚板生疼,但他没有停下来。 王建军站在大樟树下,脸上的表情让他心里一沉。王建军平时总是笑嘻嘻的,圆脸上掛著两个酒窝,像个弥勒佛。但今天他没有笑,脸上的肉耷拉著,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。他手里拿著一张纸,是学校教务处抄下来的成绩单。 “多少分?”周景熙问,声音发紧,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。 王建军把成绩单递给他,犹豫了一下,说:“中专的线是四百二,你差了几分……但普高的线你过了。” 周景熙接过来,手指在发抖,纸在手里哗哗地响。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,看到了名字后面的一串数字—— 语文:82分。数学:68分。英语:55分。政治:71分。物理:63分。化学:58分。体育:28分。总分:425分。 全县中专录取线:430分。 本书首发 101 看书网超贴心,101??????.??????等你读 ,提供给你无错章节,无乱序章节的阅读体验 差5分。 全县普通高中录取线:360分。 超了65分。 周景熙盯著那张成绩单,盯了很久。数字在他眼前晃动,模糊了,又清晰了,又模糊了。425分。430分。5分。这几个数字像几颗钉子,钉在他眼睛里,拔不出来。而下面那一行——“普高录取线:360分”,那几个字像一句讽刺,明晃晃地刺著他的眼睛。 他考上了普通高中。但这从来不是他想要的。 从去年冬天开始,他的目標就是中专。父亲卖了牛,母亲省了吃穿,李觉把希望託付给他,蒋琪把笔记本借给他,周起琼用“后悔比失败可怕”激励他——所有人都在帮他冲向那个目標:考上中专,跳出农门,吃上国家粮。 但现在,差5分。 “景熙,”王建军小心翼翼地说,“普高也是高中啊。读了普高一样可以考大学,比中专还好呢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知道王建军是好意,但“普高也是高中”这句话,在他听来像一把钝刀子,割不破皮肉,但一下一下地磨著骨头。普高?他读得起吗?中专三年,国家有补贴,花不了多少钱。普高三年,学费、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,哪一样不要钱?父亲卖了牛的那三百块钱,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母亲塞在米缸里的那一百块,是留著给他交高中学费的——但那是一百块,不是三年需要的全部。 他站在大樟树下,手里攥著那张成绩单,一动不动。太阳照在他头顶上,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,流进眼睛里,蜇得生疼。他没有擦,就那么站著,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,外表还立著,里面已经空了。 他想起了一年前的冬天,父亲坐在黑暗的屋子里,一夜之间老了很多。那时候父亲说:“你好好读你的书。钱的事,我来想办法。”他想了什么办法?周景熙知道。父亲把家里那头老水牛卖了。那头牛是分田到户时分到的,跟了父亲好几年,比家里任何一件家具都值钱。父亲卖它的时候,在牛栏里站了很久,摸著牛的额头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 那头牛卖了三百块钱。两百块交了初三的学费和补习费,剩下的一百块,母亲塞在米缸里,说是留著给他上高中的。 现在,他真的考上高中了。但他不知道,这一百块够不够,父亲还能不能再想出办法来。 “景熙,”王建军又说,“你別想那么多。先回去跟你爸商量商量,普高就普高,总比没考上强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,把成绩单叠好,塞进口袋里。“建军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,咱俩谁跟谁。”王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我先回去了,回头见。” 王建军骑著自行车走了。周景熙一个人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碎石路的尽头。风从山坳里吹过来,带著稻田里的水汽和远处炊烟的味道,但他什么都闻不到。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数字在转——5分。5分。就差5分。 天快黑的时候,李觉来了。他从山上跑下来,浑身是汗,裤腿上沾满了松脂,手上还有一道被树枝划破的口子,血已经干了,结了一层黑色的痂。 “景熙,”他站在周景熙面前,喘著粗气,“我听说成绩下来了?考得怎么样?” 周景熙从口袋里掏出成绩单,递给他。李觉不识字,但周景熙教过他认数字。他盯著那张纸看了半天,然后抬起头,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——有高兴,也有惋惜。 “425分?”他说,“普高的线是360吧?你考上了!” “考上了。”周景熙说,声音里没有喜悦。 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 “中专的线是430。差5分。” 李觉愣住了。他当然知道中专意味著什么——考上中专,就是国家的人,有粮票,有户口,有铁饭碗。那是他们这些农村孩子做梦都想跳过去的龙门。普高呢?普高还要再读三年,还要考大学,还要花更多的钱,走更长的路。而且,谁也不能保证三年之后一定能考上大学。 “5分……”李觉喃喃地说,像是在自言自语,“就差5分……” “是啊,就差5分。”周景熙苦笑了一下,“5分,一道数学选择题的事。” 两个少年在大樟树下沉默地站著,谁也没有说话。暮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,像潮水一样淹没了田野、村庄和远处的山。村子上空的炊烟越来越浓,和暮色搅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烟、哪是雾。 “你打算怎么办?”李觉终於开口了。 “不知道。回家跟爸商量。” “你爸不会怪你的。” “我知道。但……”周景熙顿了顿,声音低了下去,“但我不想让他再为难了。为了供我读书,他把牛都卖了。现在又要读高中,三年,他不知道还要卖什么。” 李觉没有说话,只是伸手拍了拍他的背。那只手很粗糙,掌心有厚厚的茧子,但很温暖。 天完全黑了。远处传来刘桂兰喊他回家吃饭的声音,悠长而响亮,在山谷里迴荡了好几遍。周景熙拍了拍屁股上的土,对李觉说:“我回去了。” “嗯。”李觉点了点头,“景熙,不管怎么样,你都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。425分,全县那么多考生,你能考到这个分数,已经很了不起了。” 周景熙苦笑了一下,没有说什么,转身往家里走。 推开院门的时候,他看见堂屋里的灯亮著。煤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的,在窗户上投下昏黄的光。他深吸了一口气,推开门,走了进去。 周德厚坐在堂屋的桌前,面前摆著一碗稀饭和一碟咸菜。他没有吃,就那么坐著,看著门口。看见周景熙进来,他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,然后落在他手里攥著的那张成绩单上。 “考了多少?”周德厚问,声音平静得像在问今天田里的水放了没有。 周景熙把成绩单递过去。“425分。中专线430,差5分。普高线360,过了。” 周德厚接过成绩单,低头看著。他不识字,但他看得懂分数。425、430、360,这几个数字他是认得的。他看了很久,久到周景熙觉得空气都凝固了。 然后,周德厚做了一个让周景熙意想不到的动作——他把成绩单叠好,整整齐齐地叠成一个小方块,塞进了上衣口袋里。 “吃饭。”他说,把桌上的稀饭推到周景熙面前。 “爸,普高要读三年,学费——” “吃饭。”周德厚的声音重了一些,但不是发火,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“吃了饭再说。” 周景熙坐下来,端起碗,喝了一口稀饭。稀饭是凉的,红薯很甜,但他嚼在嘴里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。他低著头,一口一口地喝,不敢看父亲的眼睛。 刘桂兰从灶房里出来,手里端著一碗炒青菜。她把菜放在桌上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坐在旁边。她的眼睛红红的,显然已经哭过了,但脸上没有泪痕,大概是在灶房里擦掉了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別难过。普高就普高,你琪姐不也是普高出来的?她不是照样考上了大学?” “妈,我知道。但普高要读三年,要花很多钱……” “钱的事你不用操心。”周德厚忽然开口了,声音不大,但很硬,“你只管读你的书。” “爸,可是——” “没有可是。”周德厚打断了他,“你考上了,就去读。別人想考还考不上呢。你倒好,考上了还在这儿嘰嘰歪歪。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他从来没有听父亲用这种语气说过话——不是责备,不是发火,而是一种带著怒其不爭的强硬。在父亲的字典里,“嘰嘰歪歪”大概是最重的话了。 “你蒋琪姐考上普高的时候,你蒋大伯说什么来著?他说『砸锅卖铁也要供』。你爸我不如你蒋大伯有本事,但砸锅卖铁这件事,我还是能做到的。” 刘桂兰在旁边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,笑著笑著又哭了,用手背擦著眼睛。“你看看你爸,他这辈子就没说过几句硬气话,今天算是把攒了半辈子的话都说出来了。” 周景熙看著父亲,鼻子一酸。周德厚说完那几句话,好像用光了所有的力气,又恢復了平时沉默的样子,低著头喝稀饭,不再说话。但周景熙注意到,父亲握著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著。周景阳已经睡著了,打著小小的鼾声,嘴角掛著一丝口水。他帮弟弟把被子盖好,然后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,弯弯曲曲的,像一条河流。他盯著那道裂缝,想起了很多事。 他想起了蒋琪。蒋琪去年考上的是县一中,全县最好的高中。她走的时候,蒋大伯在村口放了一掛鞭炮,全村人都去送她。她坐在拖拉机上,后面拉著一蛇皮袋的行李,朝大家挥手,笑得像一朵花。她说:“三年后,我要考大学,考省城的大学。” 他想起了周起琼。周起琼考上的是地区卫校,走的更早。她走的那天,周木匠没有放鞭炮,只是站在院门口,看著她背著行李走出村口。李秀英跟在后面,一路走一路哭,一直送到大樟树下。周起琼没有回头,她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。 她们都走了,都跳出了农门。而他呢?他考上了普高,但普高在镇上,离家十五里路,跟初中没什么区別。他还是那个石桥村的周景熙,还是那个穿著补丁衣服、每顿吃咸菜汤的穷学生。三年之后呢?三年之后他能不能考上大学?考上了又拿什么交学费?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,缠在他脑子里,理不出个头绪。 他爬起来,点著煤油灯,翻开那个已经快被翻烂的本子。本子的最后一页还有几行空白的线,他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 “1986年7月,中考成绩出来了。425分,中专线430,差5分。普高线360,我过了。爸说,考上了就去读,砸锅卖铁也要供。他说这话的时候手在抖,我知道他不是不怕,他是不能怕。他是这个家的顶樑柱,他要是怕了,这个家就塌了。可是爸,我也怕。我怕我读了三年高中,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。我怕花了家里那么多钱,最后还是一事无成。我怕辜负了你,辜负了妈,辜负了李觉。我怕的东西太多了,多到我不敢去想。但有一件事我不怕——我不怕吃苦。如果读高中就是吃苦,那我吃。爸卖了牛,我就把这条命豁出去。三年后,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,把爸卖掉的牛,一头一头地挣回来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放在枕头底下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紧抿的嘴唇上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没有退路了。普高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往前走,不管多难,都要走下去。 第二天一早,他去找了周德厚。周德厚正在院子里餵鸡,看见他出来,手上的活没有停。 “爸,”周景熙站在他面前,“我想好了。我去读普高。” 周德厚的手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撒穀子。“想好了?” “想好了。” “不嘰嘰歪歪了?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这是他这几天来第一次笑。“不嘰嘰歪歪了。” 周德厚点了点头,把手里的穀子撒完,拍了拍手。“那就去。好好读,读出个名堂来。” “爸,我会的。” 周德厚没有再说什么,转过身,继续忙他的活。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髮上,照在他佝僂的背上,照在他粗糙的手指上。周景熙站在他身后,看著父亲的背影,在心里默默地发誓—— 三年后,一定要考上大学。不是为了自己,是为了父亲卖掉的那头牛,是为了母亲塞在米缸里的那一百块钱,是为了李觉说的“替我读下去”,是为了蒋琪和周起琼走出的那条路。 他要沿著那条路,一直走下去。 那天下午,他去找了李觉。李觉正在后山的松林里割松脂,看见他来了,从树上跳下来,手上沾满了松脂,黏糊糊的。 “想好了?”李觉问。 “想好了。去读普高。” 李觉点了点头,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。那个笑容很淡,但周景熙看到了——那是李觉少有的、发自內心的笑。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。” “你不觉得我傻?普高三年,要花很多钱。” “钱是王八蛋,花了还能挣。”李觉说了一句他从来不会说的话,把自己也逗笑了。“但书不读就没了。你替我说过的,『替我读下去』。普高也是读,中专也是读,有什么区別?只要能读下去,就是好的。” 周景熙看著李觉,忽然觉得这个只读了一个学期初中的少年,比很多读了多年书的人都要通透。他说得对——只要能读下去,就是好的。路有很多条,中专是一条,普高是一条,每一条都能走到想去的地方。关键不是走哪条路,而是走不走。 “李觉,”他说,“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”李觉又爬上树,继续割他的松脂。“你读你的书,我割我的松脂。等將来你当了作家,写一本书,把我写进去就行。” “好。”周景熙笑了,“我一定写。” 他转过身,走出了松林。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洒在他身上,斑斑驳驳的,像一件金色的鎧甲。他加快了脚步,往家里走。他要收拾东西,准备去镇上报到。 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,他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村子。炊烟升起来了,鸡在叫,狗在跑,牛在哞。一切如常,什么都没有变。但他知道,有什么东西已经变了。在他心里,有一团火重新烧了起来。 那团火,叫希望。 第十三章 周日乐的中师梦 1986年8月的一个傍晚,石桥村再次沸腾了。 消息是周日乐自己带回来的。他骑著一辆借来的自行车,从镇上飞驰回来,他骑进村口的时候,太阳刚好落到山后面,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,整条碎石路都镀上了一层金。 “日乐哥!”周峰最先看见他,从院子里跑出来,跟在自行车后面跑,“日乐哥回来了!” 周日乐把自行车停在自家门口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,展开,对著围上来的邻居们晃了晃。那是一张录取通知书,白纸黑字,盖著鲜红的大印——常寧师范学校。 “考上了!”周日乐的声音有些发抖,但笑容灿烂得像八月的向日葵,“师范中专,公费生!”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,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。蒋有贵从家里跑出来,手里还拿著一把刨子;周德厚放下手里的竹筐,快步走了过来;李二山的老婆破天荒地关了灶火,拉著孩子来看热闹。连平时很少出门的周大爷,都拄著拐杖从屋里挪了出来,眯著眼睛看那张通知书。 “日乐这孩子有出息啊!”有人感嘆。 “师范中专,出来就是吃国家粮的,铁饭碗!” “周家的祖坟冒青烟了,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考。蒋琪是县一中,起琼是卫校,现在日乐又是师范,咱们石桥村要出名了!” 周日乐的父亲周德明站在人群中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是咧著嘴笑,笑著笑著眼泪就下来了。他用袖子擦了一把,又擦了一把,怎么也擦不乾净。旁边的邻居递给他一条毛巾,他接过来捂在脸上,肩膀一抽一抽的。 周景熙站在人群外面,看著这一切。 他的手里也攥著一张录取通知书——镇中学的普高录取通知书,白纸黑字,但没有鲜红的大印,只有教务处的一个蓝色圆章。他把通知书叠好,塞进口袋里,和那张中考成绩单放在一起。两张纸叠在一起,厚厚的一摞,像一块石头,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。 425分。430分。5分。 这5分,把他和周日乐隔在了两条不同的路上。 周日乐发现了站在人群外面的周景熙,从人群中挤出来,走到他面前。“景熙!”他的声音里满是兴奋,“你也考上了吧?我听王建军说了,你过了普高线!” “考上了。”周景熙说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,“普高。” “普高好!普高可以考大学,比中专还好!”周日乐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咱们村以后就靠你了,你肯定是第一个大学生!” 周景熙笑了笑,没有接话。他知道周日乐是好意,但“第一个大学生”这几个字,在他听来像一根刺——不是扎人的刺,是扎心的刺。蒋琪是县一中,周起琼是卫校,周日乐是师范中专,他们一个个都走了,都跳出去了。而他,还要在镇上读三年普高,还要花家里三年钱,还要再熬三年。三年之后能不能考上大学,还是个未知数。 “日乐哥,恭喜你。”他说,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下去,“师范中专,了不起。” 周日乐挠了挠头,有些不好意思。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,就是运气好。”他顿了顿,声音低了一些,“景熙,我知道你差5分的事。你別放在心上,5分不算什么。普高三年,你好好读,一定能考上好大学。到时候咱们在城里见面,我做老师,你当作家,多好。” 周景熙看著他真诚的眼睛,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——有感动,有羡慕,也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涩。周日乐只比他大两岁,从小就是村里公认的“秀才”,成绩好,人缘好,什么都好。他考上中专,是意料之中的事,是理所应当的事。而他周景熙呢?差5分,只能读普高,还要靠父亲卖牛、母亲省吃俭用才能凑够学费。 “日乐哥,”他说,“师范中专是不是不用交学费?” “不用。国家补贴,每个月还有生活费。”周日乐的眼睛亮了一下,“所以我爸不用担心钱的事了。他这几年为了供我读书,借了不少债,现在终於可以鬆一口气了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,心里那根刺又往里扎了一点。不用交学费,还有生活费——这就是中专和普高的区別。中专是国家的人,普高还是农民的孩子。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上。5分的差距,就是天与地的距离。 那天晚上,周德明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,请村里人来吃饭,庆祝周日乐考上中专。酒席不算丰盛,但在这年头已经是很体面了——一只鸡,一条鱼,两斤猪肉,几盘素菜,加上自家酿的米酒。桌子摆在院子里,柚子树下掛著一盏煤油灯,昏黄的光照著十几张笑脸。 周景熙也被邀请了。他坐在角落里,端著一碗米饭,慢慢地吃著。桌上的菜他夹得很少,不是不想吃,是吃不下。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每咽一口饭都要费很大的力气。 酒过三巡,周德明站起来,端著酒杯,声音有些哽咽。“各位乡亲,今天是我周日乐的好日子,也是咱们石桥村的好日子。日乐能考上中专,不是我周德明一个人的功劳,是大家的功劳。这些年,大家帮了我很多,我都记在心里。这杯酒,我敬大家!” 他一仰脖子,把酒干了。桌上的人纷纷举杯,七嘴八舌地说著祝福的话。 “日乐这孩子从小就聪明,將来肯定是个好老师!” “师范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了,日乐有出息!” “德明,你苦了这么多年,总算熬出头了!” 周德明笑著,又倒了一杯酒,转向周景熙。“景熙,你日乐哥考上中专了,你也考上普高了。你们俩都是咱们村的骄傲!来,大伯敬你一杯!” 周景熙站起来,端起面前的酒杯——那是他第一次喝酒,米酒入口甜丝丝的,但到了喉咙里就变成了一团火,烧得他直咳嗽。桌上的人笑了起来,周德明拍了拍他的背,笑著说:“没事没事,多喝几口就好了。” 周景熙坐下来,脸上的红不知道是酒烧的还是別的什么。他抬起头,看见周日乐正朝他看过来,举了举手里的杯子,无声地说了一句什么。他没有听清,但他看懂了周日乐的口型——“加油”。 他点了点头,也举了举杯子。 酒席散的时候,已经很晚了。月亮升到了头顶,又大又圆,像一面银盘子掛在天空。柚子树下的煤油灯已经熄了,月光代替了灯光,把整个院子照得银白一片。桌上杯盘狼藉,几个喝多了的男人趴在桌上打呼嚕,女人在旁边收拾残局。 周景熙没有马上回家。他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,坐在那块石头上,仰头看著月亮。晚风吹过来,带著稻田里的蛙声和远处山林里猫头鹰的叫声,凉爽而愜意。 “景熙。” 他回过头,看见周日乐从后面走过来,手里拿著两碗茶。他把一碗递给周景熙,在他旁边坐下来。 “喝点茶,解酒。”周日乐说,“第一次喝酒都这样,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 周景熙接过茶,喝了一口。茶是苦的,但苦过之后有一丝回甘。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。大樟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地响,像有人在低声说话。远处的蛙声一阵一阵的,像潮水一样涌过来,又退回去。 “景熙,”周日乐先开口了,“你是不是不高兴?” “没有。”周景熙说,但声音出卖了他。 “是因为中专的事?” 周景熙沉默了一会儿,点了点头。“日乐哥,我不是不高兴你考上中专。我是……我是对自己不高兴。差5分,就差5分。如果我再努力一点,多做对一道选择题,现在坐在这里庆祝的就是我了。” 周日乐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听著。 “你知道吗,我爸为了供我读书,把家里的牛卖了。那头牛跟了他好几年,他卖它的时候在牛栏里站了半个小时。我妈手上的裂口一年比一年多,冬天的时候疼得连筷子都握不住。他们吃了这么多苦,受了这么多罪,结果呢?我连个中专都没考上。”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,但他咬著牙没有让眼泪掉下来。 “景熙,”周日乐开口了,声音很平静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考上中专吗?” 周景熙摇了摇头。 “因为我没有退路。”周日乐说,“我爸身体不好,干不了重活。我妈一个人撑著家里,累出了一身病。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,都要吃饭、都要读书。我要是考不上中专,我们家就完了。所以我没有退路,我只能拼命。” 他顿了顿,看著天上的月亮,继续说:“但你有退路。你爸虽然穷,但他身体好,还能干。你妈虽然辛苦,但她还能撑。你弟弟还小,不用你操心。你有退路,所以你不用像我一样拼命。这不是你的错,这是命。” “命?”周景熙苦笑了一下,“你也信命?” “我不信命,但我信选择。”周日乐转过头看著他,“景熙,你知道你和我的区別在哪里吗?不是我比你聪明,也不是我比你努力,而是我选择了一条有退路的路,你选择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路。” “什么意思?” “中专是退路。”周日乐说,“考上中专,就有了铁饭碗,一辈子不愁。但有了铁饭碗,也就被拴死了。我这辈子就是当老师的命,不可能再干別的。但你不一样,你读普高,考大学,你可以选任何你想干的事。你可以当作家,可以当记者,可以当编辑,可以去政府,可以去企业——你有无数的选择,我没有。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。 “景熙,你记住——中专是终点,普高是起点。我到了终点,就停下来了。但你还在起点,你可以往任何方向跑。你比我幸运。” 周景熙看著周日乐,忽然觉得这个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,说出了一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话。在他的眼里,考上中专是鲤鱼跳龙门,是天大的好事,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终点。但在周日乐眼里,那是一个笼子——一个安稳的、舒適的、但终究是笼子的地方。 “日乐哥,”他说,“你真的觉得我比你幸运?” 周日乐笑了,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当然。你想想,蒋琪读的是县一中,她可以考大学,可以当医生、当律师、当工程师。起琼读的是卫校,她可以当护士、当医生,但也就这些了。我读的是师范,出来就是小学老师。你呢?你什么都可以当。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幸运。” 周景熙沉默了很久。月光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渐渐舒展开的眉头。周日乐的话像一盆凉水,浇灭了他心里那团不甘的火,但也像一束光,照亮了他之前没有看到的路。 “日乐哥,”他说,“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”周日乐站起来,拍了拍屁股上的土,“走,回家睡觉。明天你还要去镇上报到呢。” 两个人並肩走在村子的小路上。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投在泥地上,一高一矮,一胖一瘦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叫,隨即又安静了。整个村子都睡了,只有他们两个人醒著,走在银白色的月光里。 走到周景熙家门口的时候,周日乐停下来。“景熙,我跟你说句实话。” “什么?” “我其实挺羡慕你的。” 周景熙转过头看著他。月光下,周日乐的脸上有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高兴,不是得意,而是一种淡淡的、说不清的惆悵。 “我从小就喜欢画画,”周日乐说,“我想当画家。但画家赚不了钱,养不了家。所以我选了师范,出来当老师,稳定,有保障。但你不一样,你可以当作家。你可以写你想写的东西,过你想过的生活。我没有这个命,你有。” 他笑了笑,那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落寞。“所以,你替我当作家。我替你当老师。咱们各走各的路,但都在往前走。” 周景熙站在家门口,看著周日乐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。他忽然觉得,这个晚上他学到了比三年初中加起来还要多的东西。他学到了——命运不是一条路,而是无数条路。中专是一条,普高是一条,师范是一条,卫校是一条。每条路都有它的好,也有它的不好。关键不是你走哪条路,而是你走上这条路之后,怎么走。 他推开家门,走进堂屋。煤油灯还亮著,周德厚坐在桌前,面前摊著一本帐册,正在打算盘。看见他进来,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 “回来了?” “嗯。” “日乐考上中专了?” “考上了。师范。” 周德厚点了点头,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日乐有出息。你也有出息。普高就普高,好好读,將来考大学。” “爸,我会的。” 周德厚没有再说什么,低下头继续打算盘。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而急促,在寂静的夜里像一阵密集的雨点。周景熙站在旁边,看著父亲花白的头髮和佝僂的背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。 周日乐说得对——普高是起点,不是终点。他还在起点,他还有无数的可能。三年后,他要考大学,考一个比中专好一百倍的大学。不是为了证明什么,是为了父亲卖掉的那头牛,是为了母亲手上的裂口,是为了李觉说的“替我读下去”,也是为了周日乐那句“你替我当作家”。 他走进里屋,点著煤油灯,翻开本子,写下了一段话: “今天日乐哥考上师范中专了。全村人都去庆祝,我也去了。我喝了酒,说了话,笑了,但心里不是滋味。差5分,就差5分。但日乐哥说了一句话,让我想通了。他说,中专是终点,普高是起点。他到了终点,就停下来了。但我还在起点,可以往任何方向跑。他说得对。我还有三年,三年可以做很多事。三年后,我要考大学,考一个比中专好一百倍的大学。我要让爸卖掉的那头牛,变成一头金牛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吹灭灯,躺到床上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 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不是失败者。你只是还没到终点。你的路还很长,比日乐哥的长,比起琼姐的长,比蒋琪姐的也长。但路越长,能看到的风景就越多。你要走下去,一直走下去,走到別人走不到的地方,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风景。 远处传来一声鸡叫,悠长而嘹亮,像是在宣告新的一天的开始。周景熙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,沉沉地睡去了。 他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他走在一条很长的路上,路的两边是望不到边的田野,金黄色的稻子隨风起伏,像一片金色的海洋。路的尽头有一座山,山上有光,金色的光,像太阳一样耀眼。他朝著那座山走,一步一步地走,不快,但很稳。他知道,只要一直走,总有一天能走到。 第十四章 高中三年 1986年9月1日,周景熙背著那床旧被子,拎著一蛇皮袋行李,走进了镇中学的高中部。 说是高中部,其实和初中部就在同一个校园里,只是教室换了一排,从东头的平房搬到了西头的二层小楼。楼是红砖砌的,没有粉刷,裸露的砖缝里长著几簇野草,在风里摇摇晃晃的。楼梯的栏杆生了锈,扶手摸上去一手铁锈味,台阶的水泥面磨得坑坑洼洼,有些地方露出了底下的石子。 宿舍在操场的另一边,是一排比初中部还旧的平房。墙根的青砖泛著白色的硝,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,下雨天会漏水。宿舍里面是大通铺,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,铺盖挨著铺盖,转身都困难。周景熙把自己的铺盖铺在最靠墙的角落里,把蛇皮袋塞在枕头底下,算是安了家。 高中第一周,他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,卯足了劲儿地转。早上五点半起床,借著走廊里昏黄的灯光背英语单词;上课的时候坐得笔直,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;晚自习下了还赖在教室里不走,直到管门卫的老头拿著手电筒来赶人。王建军也考上了普高,跟他同班,看他这副拼命的架势,咋舌道:“景熙,你这是要考清华啊?” 周景熙没有回答,只是笑了笑。他没有告诉王建军,他的目標不是清华,甚至不是任何一所具体的大学。他的目標很简单——不能再让父亲卖牛了。他要考上大学,要跳出农门,要把父亲卖掉的那头牛,连本带利地挣回来。 但这种打了鸡血的状態,只维持了不到一个月。 九月底的一个下午,最后一节自习课,周景熙做完数学作业,百无聊赖地翻著课桌。他的手指碰到了一本软绵绵的东西,抽出来一看,是一本《故事会》——还是去年他藏起来的那本,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刘桂兰塞进了他的行李里。他愣了一下,翻开了第一页。 等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,窗外的天已经黑了。教室里空空荡荡的,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《故事会》,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。他刚才看了整整两个小时,连下课铃都没有听见。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——像一只饿极了的野兽,扑在猎物上撕咬,贪婪地、不知饜足地吞食著每一个字。不是课本上的字,是故事里的字。那些字不是乾巴巴的、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,它们是有血有肉的,有温度的,有味道的。它们能把他从这间破旧的教室带走到另一个世界——一个有刀光剑影的江湖,一个有才子佳人的江南,一个有神仙鬼怪的异域。 从那天起,周景熙开始了他高中三年的“地下阅读生涯”。 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买书。不是买课本,不是买教辅,是买课外书——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、民间故事、杂誌期刊,什么都看。镇上新华书店的营业员都认识他了,每次看到他进门就笑:“又来买故事会?”他没有钱买新书,就去镇上的废品回收站淘,三分钱一斤,论斤买。那些被当成废纸卖掉的书,在他手里变成了宝贝。有些书缺了页,有些书被水泡过皱巴巴的,有些书的封面都磨没了,但他不在乎。只要还有字,他就能看。 白天上课的时候,他把课外书藏在课本底下,老师在讲台上讲方程式和语法结构,他在下面看金庸和古龙。老师叫他回答问题,他站起来支支吾吾,答非所问,引来一阵鬨笑。他就红著脸坐下来,等老师的目光移开,又把头埋进课本底下。 晚上熄灯以后,他打著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。手电筒的电池用完了,他就借著走廊里透进来的光看。走廊的灯太暗了,他就把书举到眼前,几乎贴著鼻子。王建军半夜醒来上厕所,看见他还在看,嘟囔了一句“你不要眼睛了”,翻个身又睡了。他的眼睛確实开始不行了,看远处的东西变得模糊,要眯著眼睛才能看清。但他不在乎,他只觉得时间不够用——有太多书要看,太多故事要读。 到了高二,他的阅读范围越来越广。不再满足於武侠小说和《故事会》,他开始读那些“正经”的文学作品。他从学校的图书室——其实就是一个堆满旧书的杂物间——翻出了很多宝贝。《红楼梦》《水滸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,这四大名著他一个学期就看完了。然后是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是《子夜》《骆驼祥子》《边城》,是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。他像一只饿了一冬的狼,扑进羊群里,贪婪地吞咽著每一个字。 图书室的管理员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头,姓孙,戴著一副老花镜,说话慢吞吞的。他一开始对周景熙没什么印象,但后来这个瘦高的男生来得太频繁了,隔三差五就来借书,还书,再借书,孙老头终於忍不住了。 “同学,你哪个班的?” “高二(二)班的,周景熙。” “周景熙……”孙老头推了推老花镜,在借阅登记本上翻了翻,“你从上学期到现在,借了四十七本书。你都看完了?” “看完了。” 孙老头抬起眼睛,透过老花镜的上沿看著他。那双眼睛浑浊但锐利,像一只老鹰。“你不做作业?不复习功课?” 周景熙低下头,不说话了。 “我看过你的成绩单,”孙老头说,声音不重,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,“全班三十八个学生,你排二十六。语文不错,数学勉强及格,英语……嘖。” 那个“嘖”字像一根针,扎在周景熙心上。他知道自己的成绩不好,但他不愿意去想。每次考试结束,看到成绩单上那些刺眼的分数,他就把头埋进书里,用故事里的世界来逃避现实的世界。书看完了,烦恼也暂时忘了,但下一次考试,分数还是那么难看。 “周景熙,”孙老头的声音忽然柔和了一些,“你喜欢读书,这没错。但你读的是高中,不是大学。你要先考上大学,才有资格读更多的书。你现在的成绩,连大专都悬。” 周景熙站在图书室的门口,手里攥著刚借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知道孙老头说的是实话,但实话往往最难听。他想反驳,想说“读书不是为了考试”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因为他知道,对於一个石桥村来的穷学生来说,“读书不是为了考试”这句话太奢侈了。他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 高二下学期,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,周景熙傻了眼。 语文:78分。数学:52分。英语:41分。物理:48分。化学:45分。总分:264分。全班第三十一名。年级排名就更不用提了,在二百多个学生里排到一百八十名开外。 他盯著成绩单,看了很久。他想起了三年前,他在镇中学的操场上挨饿受冻的时候,心里想的是“再难也要撑下去”。那时候他有目標,有动力,有李觉的託付,有父亲的期望。但现在呢?他有什么?有一堆看过的閒书,有几个故事里的人物,有一个不切实际的“作家梦”。 作家?他连高中都毕业不了,还当什么作家? 那天晚上,他没有去上晚自习。他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双槓上,看著黑沉沉的天空发呆。天上有几颗星星,稀稀拉拉的,像撒在墨盘上的几粒米。操场上空无一人,只有风从煤渣跑道上刮过来,带著一股呛人的灰尘味。 他想起了周日乐说过的话——“普高是起点,不是终点。你还在起点,你还有无数的可能。”现在他离终点还有一年,但他的可能正在一个一个地消失。数学不及格,英语不及格,物理不及格,化学不及格——除了语文,他什么都没有。 他想起了蒋琪。蒋琪在县一中,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十。老师说她能考上重点大学。他想起了周起琼。周起琼在卫校,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,还拿了奖学金。他想起了周日乐。周日乐在师范,听说还是班长,毕业就能分到好学校。 而他呢?他在镇上的普高里,看著閒书,做著作家梦,成绩一年比一年差。他还是那个石桥村的周景熙,还是那个穿著补丁衣服、每顿吃咸菜汤的穷学生。但跟三年前不同的是,他连那份拼劲都没有了。 “周景熙。” 他回过头,看见班主任李老师站在身后。李老师教语文,三十出头,戴一副金丝眼镜,说话文縐縐的。他是周景熙在这个学校里最喜欢的老师,不是因为他对周景熙特別照顾,而是因为他在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——鲁迅、沈从文、老舍、巴金——总能让他忘记现实里的烦恼。 “李老师。”周景熙从双槓上跳下来。 “不去上自习?”李老师的声音不高,但有一种让人无法逃避的力量。 “我……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” 李老师没有追问,在他旁边的双槓上坐下来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,风从他们中间穿过,带著夏天的燥热和操场上煤渣的苦涩味。 “成绩出来了?”李老师问。 “嗯。” “考得不好?” “不好。” 李老师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周景熙,你的作文写得很好。全年级没有几个学生能写出你那样的文章。但你知道你为什么考不好吗?” 周景熙摇了摇头。 “因为你只读你喜欢的书,不读你需要的书。”李老师的声音很平静,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。“你喜欢文学,这很好。但高考不考金庸,不考古龙,也不考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高考考的是数学公式、英语单词、物理定律、化学方程式。这些东西你不喜欢,所以你就不学。但你有没有想过,如果你连高考都过不了,你拿什么去读文学?” 周景熙低著头,不说话。 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,”李老师的声音低了一些,“我高中的时候,也想过当作家。” 周景熙抬起头,惊讶地看著他。 “我跟你一样,喜欢读閒书,不喜欢做题目。语文每次都是年级第一,数学经常不及格。我高三那年,语文考了全县最高分,数学考了四十分。差一点没考上大学。” “后来呢?” “后来我復读了一年。那一年我把所有看閒书的时间都用来做数学题,做了一整年,做到看见数字就想吐。第二年数学考了七十八分,总算上了线。” 李老师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一种过来人的苦涩。“周景熙,我不是不让你看閒书。我是让你分清楚主次。你现在是高中生,不是作家。你的任务是考上大学,不是写小说。等考上了大学,你有的是时间看閒书、写文章。但如果你考不上,你就只能回石桥村种地。到时候你连买书的钱都没有,还当什么作家?” 这些话像一盆冷水,浇在周景熙头上。不是那种让人愤怒的冷水,是那种让人清醒的冷水。他知道李老师说得对——他一直在逃避,用故事里的世界来逃避现实的世界。书看完了,烦恼暂时忘了,但问题还在那里,一样都没有解决。 “李老师,”他说,“我知道了。” “知道了不够,”李老师站起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要做到。” 李老师走了,脚步声在操场上渐渐远去。周景熙一个人坐在双槓上,看著黑沉沉的天空。天上有几颗星星,比刚才多了一些,密密麻麻的,像撒了一把碎米。他想起了父亲说的话——“天上的每一颗星星,都是地上一个人的命。”他的命,是暗的还是亮的?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,他的命会一直暗下去,暗到看不见。 他从双槓上跳下来,走回教室。教室里很安静,同学们都在埋头做题。他坐下来,从课桌里把那本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拿出来,翻到夹著书籤的那一页。他看了几行,又合上了。犹豫了一下,他把书塞进课桌最里面,然后拿出数学课本,翻到函数那一章。 函数。他討厌函数。那些x和y像两条扭来扭去的蛇,他怎么都抓不住。但他咬著牙看了下去,一道题一道题地做,做错了就重来,重来了还错就翻答案,看懂了再自己做一遍。一道题做了四遍,第五遍总算做对了。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,像是一个在水下憋了很久的人终於浮上了水面。 那天晚上,他在本子上写下了一段话: “高二期末考了264分,全班第三十一名。李老师说,如果继续这样下去,连大专都悬。他说得对。我一直在逃避,用看閒书来逃避现实。但逃避没有用,问题还在那里。数学还是不及格,英语还是不及格,物理化学还是不及格。高三只有一年了,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从今天起,少看閒书,多做题目。先考上大学再说。等考上了大学,有的是时间看书。但如果考不上,一切都完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放在枕头底下。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——从明天起,每天少看一个小时閒书,多做一个小时数学题。不是不看,是少看。他做不到完全不看,就像一个人戒不掉烟一样,但他至少可以少抽一点。 高三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周景熙没有再像高一那样打鸡血,也没有再像高二那样放纵自己。他只是每天多做一点,多看一点,多背一点。数学从最基础的开始补,英语单词从初中的开始背,物理化学的公式一条一条地记,记不住就写,写到手酸。 他的成绩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上爬。从三十一名到二十八名,从二十八名到二十五名,从二十五名到二十名。进步很慢,像蜗牛爬墙,但他没有停下来。 閒书他还是看,只是看得少了。以前一天看一本,现在一周看一本。以前上课偷看,现在只在周末看。以前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,现在坐在图书室里光明正大地看。孙老头每次看到他来借书,都要嘮叨几句:“少看点,多做点题!”他也不恼,笑嘻嘻地应一声“知道了”,把书塞进书包里。 高三下学期的一个周末,他在图书室里翻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,是路遥的《人生》。书很旧了,封面都磨白了,边角卷了起来,但里面的字还清清楚楚。他坐在图书室的角落里,一口气看完了。 看完之后,他坐在那里,很久没有动。 《人生》写的是一个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故事。高加林高中毕业,没有考上大学,回村里当民办教师,后来又被人顶替了,只能下地干活。他不甘心,想方设法地往城里跑,最后又被赶回了农村。故事的结尾,高加林蹲在村口的地里,把手塞进泥土里,哭了。 周景熙合上书,看著封面上的两个字——“人生”。这两个字他认识了很多年,但今天第一次觉得它们有了重量。高加林的命运,和他的命运,有什么不同?都是农村孩子,都想跳出农门,都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。高加林失败了,他呢?他能成功吗? 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他不能像高加林那样,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別人身上。他的路,要自己走。考不上大学,就回村里种地,就像高加林一样。但如果考上了呢?如果考上了,他就能走出石桥村,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去,去看更多的书,去写更多的故事。 他把书放回书架上,走出图书室。春天的阳光照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,带著花香和泥土的气息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把这股气息吸进肺里,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 高三最后的衝刺阶段,他把所有的閒书都锁进了课桌里,把钥匙交给了王建军。“高考之前別给我。” 王建军接过钥匙,看了他一眼。“你確定?” “確定。” “那你用什么放鬆?” “做题。做题就是放鬆。” 王建军笑了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行,我帮你看著。等你考完了,我请你喝酒。” 高考前一周,他把所有的课本和笔记翻了一遍,把重点和易错点一条一条地记在本子上。煤油灯下,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,手指被笔磨出了茧子,但他不敢停。他知道,这一停,可能就是一辈子。 高考前一天晚上,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信很短,只有几行字: “爸、妈,明天就要高考了。我会尽力的。不管考得好不好,我都不会后悔。因为我尽了全力。这些年,你们辛苦了。等我考完了,就回来帮你们干活。——景熙” 他把信塞进信封里,贴上邮票,放在枕头底下,等明天一早寄出去。然后他吹灭灯,躺到床上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紧皱的眉头上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把自己背过的公式和单词过了一遍。有些记得清楚,有些模模糊糊的,像隔著一层雾。 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明天就要上考场了。三年,一千多个日夜,煤油灯下的苦读,废品回收站里论斤买来的书,孙老头的嘮叨,李老师的忠告,父亲卖掉的那头牛,母亲手上的裂口,李觉说的“替我读下去”——所有这些,都要在明天的几张试卷上见分晓。 他在黑暗中睁著眼睛,想起了一句话,不知道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,但他记得很清楚: 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。” 明天,就是那几步。 第十五章 蒋田园从军 1987年的夏天,石桥村又出了一件大事——蒋田园要去当兵了。 说“又”,是因为这几年村里的喜事一桩接一桩,像田里的稻子,一茬一茬地成熟。蒋琪考上了县一中,周起琼考上了卫校,周日乐考上了师范中专,周景熙也考上了普高。现在,蒋田园从职中毕业,转身就要进军营了。村里人议论纷纷,都说石桥村的风水转了,祖坟冒青烟了。 消息是蒋田园自己带回来的。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,他从县城回来了,骑著一辆借来的自行车。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,袖子挽到胳膊肘,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。自行车骑进村口的时候,夕阳刚好落在山后面,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,整条碎石路都镀上了一层金。 “田园哥回来了!”周峰最先看见他,从院子里跑出来,跟在自行车后面跑,“田园哥毕业了!” 蒋田园把自行车停在自家门口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,展开,对著围上来的邻居们晃了晃。那是一张入伍通知书,盖著鲜红的大印。 “毕业了,”蒋田园说,笑容灿烂得像八月的向日葵,“也入伍了。下个月就走,海军!”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,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。蒋有贵从家里跑出来,手里还拿著一把刨子;周德厚放下手里的竹筐,快步走了过来;李二山的老婆破天荒地关了灶火,拉著孩子来看热闹。连平时很少出门的周大爷,都拄著拐杖从屋里挪了出来,眯著眼睛看那两张纸。 “田园这孩子有出息啊!先是考上职中,现在又去当兵,双喜临门!” “海军!那可是要上大船的!咱们村出过几个海军?一个都没有!” “蒋老四要是活著,看到儿子这样,不知道有多高兴。” 蒋田园的母亲李桂香站在人群中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是咧著嘴笑,笑著笑著眼泪就下来了。她用袖子擦了一把,又擦了一把,怎么也擦不乾净。旁边的邻居递给她一条毛巾,她接过来捂在脸上,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她的男人蒋老四当过兵,退伍回来没几年就病死了,留下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。蒋田园是老大,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为了供蒋田园读职中,她把家里的猪都卖了,还借了一屁股债。现在儿子毕业了,又要去当兵了,她心里五味杂陈——高兴,心疼,不舍,骄傲,搅在一起,从眼睛里流出来。 周景熙站在人群外面,看著这一切。 更新不易,记得分享101看书网 他手里也攥著一张东西——不是毕业证书,是下学期的学费通知单。普高第三年,学费又涨了,从一百二涨到了一百五。他把通知单叠好,塞进口袋里,和那些皱巴巴的钞票放在一起。蒋田园毕业了,要去当兵了,走上了一条光明的路。而他呢?他还要再读一年,还要再花家里一年的钱,还要再熬一年。明年这个时候,他能拿到毕业证书吗?能拿到录取通知书吗?他不知道。 蒋田园发现了站在人群外面的周景熙,从人群中挤出来,走到他面前。“景熙!”他的声音里满是兴奋,“我毕业了!下个月就去部队!” “田园哥,恭喜你。”周景熙说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,“职中毕业,又当了兵,双喜临门。” 蒋田园挠了挠头,有些不好意思。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,就是运气好。”他顿了顿,认真地看著周景熙,“景熙,你明年就高考了。好好考,考上大学,比什么都强。我在部队里等你来信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,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——有感动,有羡慕,也有一丝说不清的焦虑。蒋田园比他大两岁,从小就是孩子王,带著他们爬树、掏鸟窝、下河摸鱼。后来蒋田园考上了县里的职业中学,学的是一门叫“机电”的专业,村里人也不太懂那是什么,只知道是学技术的,將来能当工人。在那个年代,农村孩子能考上中专、中师、职中,都是跳出农门的出路,只是路不同罢了。 “田园哥,”他说,“你怎么想起去当兵的?职中毕业不是包分配吗?去工厂当工人多好,端铁饭碗。” 蒋田园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当工人是好,但我不適合。” 他拉著周景熙在门口的石头台阶上坐下来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。照片已经发黄了,边角有些捲曲,上面是一个穿著军装的年轻男人,眉清目秀的,嘴角微微上扬,有一种说不出的英气。 “这是我爸。”蒋田园说,“他当兵的时候拍的。我小时候天天看这张照片,觉得我爸真帅。后来他退伍了,回来了,病死了。我那时候还小,不太懂事,只知道哭。长大了以后,我老想他,想知道他在部队里过的什么日子,见过什么样的人,经歷过什么样的事。”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,但很快就稳住了。“我读职中的时候,老想著这件事。我想了三年,想明白了——我不是当工人的料。我这个人坐不住,让我天天在车间里跟机器打交道,我憋得慌。但我能吃苦,不怕累,身体好。我爸能当兵,我也能。我要去走他走过的路,看他看过的海。” 周景熙看著那张照片,又看看站在面前的蒋田园。父子俩长得真像——同样的眉眼,同样的轮廓,同样的挺直的腰板。唯一的区別是,照片上的蒋老四穿著一身笔挺的军装,而蒋田园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。但很快,他也要穿上军装了。 “田园哥,”周景熙说,“你一定会在部队里有出息的。” 蒋田园笑了,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你也是,好好读书,考上大学。咱们村就靠你们这些读书人了。” 消息传到镇上的时候,已经是七月底了。那天周景熙正在家里复习功课,李觉从外面跑进来,手里拿著一封信,在门口喊:“景熙,田园哥来信了!说这个周末要拍照,让我们都回去!” 周末回到家,周景熙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蒋田园。蒋田园正在院子里收拾行李,一只军绿色的帆布包放在地上,里面塞著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。他穿著一件崭新的白衬衫——是李桂香专门去镇上给他买的,花了八块钱,是她卖鸡蛋攒了好几个月的。 “景熙,来了?”蒋田园抬起头,笑了笑,“正好,帮我看看这些东西带得对不对。部队里让带什么,不让带什么,我也不太清楚。” 周景熙蹲下来,翻了翻那只帆布包。衣服叠得整整齐齐,书码得规规矩矩,最上面放著那张发黄的照片——蒋老四穿军装的那张。 “这张照片带上,”周景熙说,“想家的时候看看。” 蒋田园点了点头,把照片小心地夹在一本《机械製图》课本里——那是他职中三年最得意的一门课,他说捨不得扔,要带去部队,閒著的时候翻翻。 那天下午,李觉把能叫上的人都叫来了。周峰、蒋刚立、周海、周日乐、蒋大壮、蒋婷、周灵敏——能来的都来了。十几个人挤在蒋家园子里,嘰嘰喳喳的,像一群麻雀。 “走,去大樟树下拍照!”李觉兴冲冲地说,“我让镇上的照相师傅来,咱们一起拍个合影。”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大樟树有几百年的树龄了,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,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,遮住了半个晒穀场。夏天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在地上洒下一片金色的光斑。 蒋田园站在最中间,穿著一件崭新的白衬衫,胸口別著一朵大红花——是村支书周大爷给他戴上的,说是当兵的光荣,必须戴。他的腰板挺得笔直,下巴微微扬起,站在那棵大樟树下,像一棵刚栽下去的白杨树。 周景熙站在蒋田园的右边,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——是刘桂兰前天晚上特意给他洗的,熨得平平整整的。他的头髮也理过了,短得能看见青色的头皮,看起来精神了不少。但他的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——明年就要高考了,他的成绩还在中游徘徊,能不能考上大学,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 李觉站在蒋田园的左边,穿著一件新买的蓝布衫——是他用割松脂攒的钱买的,花了两块五。他的笑容比以前多了,虽然还是很淡,但至少会笑了。这几年他养鸭、割松脂、打零工,日子虽然苦,但好歹熬过来了。他叔叔家的堂弟也上了初中,婶子对他的脸色好了一些,至少不会动不动就骂他了。 周峰站在最边上,胖乎乎的,圆脸上掛著两个酒窝,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爹在镇上开杂货铺,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好的,但他自己的身体却出了问题——去年查出了糖尿病,虽然不严重,但医生说要忌口、要休息。他才十几岁,就得了一辈子甩不掉的病,村里人都替他惋惜。 蒋刚立站在周峰旁边,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,像个小牛犊,一脸不服气的样子。他爹是村里的民兵连长,从小教他打拳、跑步,他一直想当兵,但体检没过,说是眼睛不行。蒋田园要去当兵了,他心里又羡慕又嫉妒,嘴上说著“当兵有什么好的”,眼睛却一直盯著蒋田园胸前那朵大红花。 周海站在最后面,瘦高个,眼睛滴溜溜地转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爹说现在政策好了,可以做生意了,他早就跃跃欲试了,说等再过两年就去广州打工,赚大钱。 周日乐站在周海旁边,戴著一副眼镜,文质彬彬的。他在师范读了一年,暑假回来给村里的孩子们补课,不收钱,说是“练练手”。他的眼神比以前沉稳了,说话也更有条理了,像个大人了。 蒋大壮站在周日乐旁边,憨憨地笑著。他在东莞学了麵包手艺,这次回来是想在镇上开一家麵包店,但本钱不够,正在四处借钱。 蒋婷站在最边上,穿著一件碎花裙子,是她在城里打工时买的。她去年去了广东,在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,一个月挣一百多块,寄了一半回家。这次回来,她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——给周景熙买了一支钢笔,给李觉买了一双鞋,给蒋田园买了一条毛巾。她说她不想在厂里干一辈子,想学点技术,將来回县城开个小店。 周灵敏站在蒋婷旁边,扎著马尾辫,清清爽爽的。她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,一个月挣几十块钱,虽然不多,但好歹是正式工作。她说她不想嫁在村里,想嫁到城里去,过好日子。 拍照的是镇上的照相师傅,姓刘,骑著一辆三轮车来的,车上装著一台老式相机和一个三脚架。他把三脚架支在晒穀场上,把相机架好,然后钻到一块黑布底下,调了半天焦距。 “好,大家看这里!”刘师傅从黑布底下钻出来,手里捏著一个橡皮球,“我说一二三,大家一起笑!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” “咔嚓”一声,闪光灯亮了一下,把所有人的笑容定格在那个夏天的下午。 拍完照,蒋田园请大伙儿去他家吃饭。李桂香提前杀了一只鸡,燉了一大锅鸡汤,还炒了几个菜,蒸了一锅白米饭。桌子摆在院子里,柚子树下,十几个人挤在一起,热热闹闹的。 酒过三巡,蒋田园站起来,端著酒杯,声音有些哽咽。“各位兄弟姊妹,今天我蒋田园借花献佛,敬大家一杯。我职中毕业了,又要去当兵了。这辈子能走到今天,离不开大家的帮忙。我爹死得早,我娘一个人拉扯我,不容易。村里的大伯大婶、叔叔阿姨,没少帮我们家。这份情,我蒋田园记在心里,一辈子都不会忘。” 他一仰脖子,把酒干了。桌上的人纷纷举杯,七嘴八舌地说著祝福的话。 “田园哥,到了部队好好干,当个军官回来!” “田园,別忘了给我们写信!” “田园哥,我们等你回来!” 蒋田园笑著,又倒了一杯酒,转向周景熙。“景熙,这杯酒我单独敬你。” 周景熙站起来,端著酒杯。“田园哥,应该我敬你。” “不,我敬你。”蒋田园认真地说,“你是咱们村最聪明的人,陈老师说的。你好好读书,明年考上大学,给咱们村爭光。我在部队里也会好好干,咱们一起努力,让石桥村的名字响起来!” 周景熙的鼻子一酸,差点掉下泪来。他端起酒杯,跟蒋田园碰了一下,一饮而尽。米酒入口甜丝丝的,但到了喉咙里就变成了一团火,烧得他眼睛都红了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回到家,在煤油灯下翻开了本子。他想写点什么,但笔尖停在纸上,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他想起蒋田园穿著白衬衫站在大樟树下的样子,想起他说“我要去走他走过的路,看他看过的海”时的表情,想起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所有人脸上的笑容。 他忽然觉得,这些笑容是那么珍贵。在这个贫穷的、偏僻的小山村里,一群年轻人站在一棵几百年的大樟树下,笑著,闹著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他们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——有人会功成名就,有人会疾病缠身,有人会婚姻破碎,有人会远嫁他乡。但在这个夏天的下午,他们都还年轻,都还健康,都还有无限的可能。 他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 “1987年夏天,田园哥职中毕业了,又要去当兵了。走之前,我们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拍了一张合影。十几个人挤在一起,笑著,闹著,像一群麻雀。照相师傅说『一二三』的时候,我看见田园哥的眼睛亮了一下,像是点了灯。他说他要去走他爸走过的路,看他爸看过的海。我不知道海是什么样的,但我想,一定很美。田园哥走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也要各奔东西了。有人要读书,有人要打工,有人要嫁人,有人要留下来种地。不知道多少年以后,我们还能不能再聚在一起,在大樟树下拍一张合影。但不管走到哪里,我都不会忘了这个下午,不会忘了那些笑容。明年我就要高考了。田园哥走上了他的路,我也要走我的路。不管结果如何,我都要尽全力。不能再让爸卖牛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放在枕头底下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祝福蒋田园——一路顺风,前程似锦。 蒋田园走的那天,全村人都来送他。他穿著一身崭新的军装——是部队发的,合身极了,穿在他身上英姿颯爽。他背著一个军绿色的背包,胸前戴著一朵大红花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跟每一个人告別。 李桂香站在人群里,笑著,但眼泪一直在流。她没有擦,就那么笑著流泪,嘴里不停地说:“去吧,去吧,好好的。” 蒋田园走到母亲面前,深深地鞠了一躬。“妈,我毕业了,也当兵了。你不用担心我,我会好好的。你在家也要好好的。” 李桂香点了点头,伸手帮他把胸前的红花扶正了。“去吧,別惦记家里。有你妹妹在呢。” 蒋田园转过身,大步走向村口。走了几步,又回过头来,朝大家挥了挥手。阳光照在他身上,照在那朵大红花上,红得耀眼。 周景熙站在人群里,看著蒋田园的背影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一个黑点,消失在山路的尽头。他忽然想起了蒋田园说过的话——“我要去走他走过的路,看他看过的海。”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:田园哥,你走吧。去走你的路,去看你的海。我也会走我的路,去看我的书。我们都会好好的。 风吹过来,带著夏天的热气和稻田里成熟的气息。大樟树的叶子沙沙地响,像是在说再见。 他转过身,往家里走。路过蒋家园子的时候,他看见那棵柚子树上掛满了青色的果子,沉甸甸的,把树枝都压弯了。再过两个月,这些柚子就熟了。到时候,蒋田园已经在部队里了,吃不到家里的柚子了。但没关係,等他回来的时候,柚子还会再结的。 他加快了脚步。回到家,他翻开课本,继续复习。明年就要高考了,他没有时间伤感。蒋田园走上了他的路,他也要走自己的路。那条路很长,很难,但他必须走下去。 第十六章 1988年的夏天 1988年的夏天,周景熙永远不会忘记。 那一年的七月热得邪门,太阳像一只扣在头顶上的火盆,把大地烤得发白。田里的水烫手,稻子的叶子捲成了筒,连蝉都叫得有气无力的,一声比一声短,像是嗓子冒了烟。石桥村的人们躲在屋里摇蒲扇,连狗都趴在门槛上伸著舌头喘气,懒得叫一声。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,高考成绩下来了。 周景熙是在镇上的学校看到成绩的。他骑了十五里路的自行车,顶著毒辣的日头,到学校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,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教导处的门口贴著一张大红纸,上面写著上线学生的名单。他挤进人群,从头看到尾,从尾看到头,看了三遍,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。 他又去看成绩单。语文:98分。数学:62分。英语:55分。政治:71分。歷史:68分。地理:63分。总分:417分。 当年hun省文科大专录取线:435分。本科录取线:470分。 差18分。 周景熙站在那张成绩单前,站了很久。417分,这是他用一年的时间换来的。从高二期末的264分到现在的417分,他整整提高了一百多分。他把所有的閒书都锁进了课桌里,把蒋琪的笔记本翻烂了,把英语单词背了一遍又一遍,把数学题做了一本又一本。他在煤油灯下熬过了无数个夜晚,眼睛近视了,背驼了,手指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壳。 但还不够。还差18分。 18分,不过是一道数学大题、几道英语选择题的差距。但这18分,像一道他永远跨不过去的鸿沟,把他和大学、和所有关於未来的想像,隔在了两岸。 他没有哭。他站在那张成绩单前,面无表情,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,外表还立著,里面已经空了。旁边有同学在哭,有喜极而泣的,有伤心欲绝的。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,脑子里只有一个数字在转——417,417,417。 回村的路上,他骑得很慢。太阳晒在他后背上,火辣辣的疼,但他没有感觉。他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——怎么跟父亲说。父亲不识字,但他看得懂分数。417分,435分,这两个数字他是认得的。他还能记得去年中考时,父亲把成绩单叠好塞进口袋里的样子,记得父亲说“考上了就去读,砸锅卖铁也要供”时的语气。三年了,父亲卖了牛,省了吃,穿了旧,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他身上。现在他拿什么还给父亲? 他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停了车,坐了很久。大樟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地响,像是在问他:“考得怎么样?”他没有回答。他只是坐在那块石头上,看著村子上空的炊烟一缕一缕地升起来,在晚风里飘散,最后融进了越来越浓的暮色里。 他想起了一年前,蒋田园从这里出发去当兵的时候,全村人都来送他。蒋田园穿著一身崭新的军装,胸前戴著一朵大红花,站在大樟树下,意气风发。那时候他说:“景熙,好好考,考上大学,我在部队里等你来信。”现在他怎么跟蒋田园说?说我没考上?说我还差18分? 他想起了一年前,周日乐从这里出发去师范报到的时候,也是意气风发。周日乐说:“普高是起点,不是终点。你还在起点,你还有无数的可能。”现在他的起点变成了终点。三年的高中,三年的苦读,三年的期望,在这一刻全部归零。 他想起了李觉。李觉说:“替我读下去。”他读完了初中,读完了高中,但最终没有读进大学。他对得起李觉吗?对得起父亲卖掉的那头牛吗?对得起母亲手上的裂口吗? 天快黑的时候,他站起来,推著自行车往家里走。走到院门口,他看见堂屋里的灯亮著。煤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的,在窗户上投下昏黄的光。他深吸了一口气,把自行车靠在墙上,推开门,走了进去。 周德厚坐在堂屋的桌前,面前摆著一碗稀饭和一碟咸菜。他没有吃,就那么坐著,看著门口。看见周景熙进来,他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,然后落在他手里攥著的那张成绩单上。 “考了多少?”周德厚问,声音平静得像在问今天田里的水放了没有。 周景熙把成绩单递过去。“417分。大专线435,差18分。” 周德厚接过成绩单,低头看著。他不识字,但他看得懂分数。417,435,这两个数字他是认得的。他看了很久,久到周景熙觉得空气都凝固了。 然后,周德厚做了一个让周景熙意想不到的动作——他把成绩单叠好,整整齐齐地叠成一个小方块,塞进了上衣口袋里。跟三年前中考时一模一样的动作。 “吃饭。”他说,把桌上的稀饭推到周景熙面前。 “爸,我没考上——” “吃饭。”周德厚的声音重了一些,但不是发火,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“吃了饭再说。” 周景熙坐下来,端起碗,喝了一口稀饭。稀饭是凉的,红薯很甜,但他嚼在嘴里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。他低著头,一口一口地喝,不敢看父亲的眼睛。 刘桂兰从灶房里出来,手里端著一碗炒青菜。她把菜放在桌上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坐在旁边。她的眼睛红红的,显然已经哭过了,但脸上没有泪痕,大概是在灶房里擦掉了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別难过。差得不多,要不……再復读一年?” “不復读了。”周景熙说,声音很轻,但很坚定。 刘桂兰愣住了。周德厚也抬起头看著他。 “不復读了?”周德厚问。 “不復读了。”周景熙放下筷子,抬起头,看著父亲。“爸,三年了,你卖了牛,省了吃,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。我不是读书的料,我尽了全力,但就是差那么一点。我不想再让你为难了。” “你——” “爸,你听我说完。”周景熙打断了他,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断父亲的话。“我想好了,我要出去打工。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,周海去了广州,蒋婷去了东莞,蒋大壮也去了东莞。他们都能挣钱,我也能。我不能老在家里吃你的、用你的。” 周德厚沉默了。他低下头,看著桌上的咸菜碟子,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,走到门口,推开门,站在门槛上。夜风吹进来,带著稻田间的水汽和远处山林里猫头鹰的叫声,凉颼颼的。 “景熙,”他没有回头,声音有些沙哑,“你是不是怪爸没本事?供不起你復读?” “不是。”周景熙站起来,走到父亲身后。“爸,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你为了供我读书,把牛都卖了。你做的够多了,是我对不起你。” 周德厚转过身,看著儿子。周景熙忽然发现,父亲比自己矮了——不是父亲变矮了,是他长高了。他比父亲高了半个头,能看见父亲花白的头顶和深深的抬头纹。他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,父亲的头髮白了这么多? “你不怪我就好。”周德厚说,声音有些发抖,“你要出去打工,我不拦你。但你记住——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好好的。有什么事,写信回来。” “爸,我会的。” 那天晚上,周景熙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著。周景阳已经睡著了,打著小小的鼾声,嘴角掛著一丝口水。他帮弟弟把被子盖好,然后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。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,弯弯曲曲的,像一条河流。他盯著那道裂缝,想起了很多事。 他想起了1980年的那个秋天的早晨,他背著碎布拼成的书包,走在通往镇子的碎石路上。那时候他十二岁,心里想的是“要好好读书,一定要读出个名堂来”。八年过去了,他读完了初中,读完了高中,但“名堂”在哪里?他没有看到。 他想起了1982年的冬天,他在镇中学的宿舍里挨饿受冻,刘老师塞给他十斤饭票,说“勤能改变命运”。他信了,他勤了,但命运没有改变。417分,435分,18分的差距,就是勤奋和命运之间的距离。 他想起了1985年的夏天,蒋琪考上县一中,周起琼考上卫校。那时候他坐在蒋琪家的柚子树下,听她说“读书是为了有选择的权利”。他有选择的权利吗?有。他可以选择復读,可以选择打工,可以选择留在家里种地。但所有的选择都是无奈的,都是被命运逼到墙角之后的挣扎。 他想起了1986年的夏天,周日乐考上师范中专,说“普高是起点,不是终点”。现在他的起点变成了终点。三年的路,他走到了头,但没有走到他想去的地方。 他想起了1987年的夏天,蒋田园职中毕业,参军入伍。那时候他们在大樟树下拍了一张合影,十几个人挤在一起,笑著,闹著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现在他才知道,希望是一回事,现实是另一回事。 他爬起来,点著煤油灯,翻开那个已经快被翻烂的本子。本子只剩下最后几页了,他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 “1988年7月,高考成绩出来了。417分,大专线435,差18分。我没有哭,也没有闹,我只是觉得对不起爸。他卖了牛,省了吃,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。三年了,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,从来没有说过一个『不』字。他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,不识字,不会说大道理,但他用他的方式,撑起了这个家,撑起了我的读书梦。现在梦碎了,但我不后悔。这三年,我尽了全力。我不是读书的料,但至少我试过了。明天,我要去找李觉,告诉他,我没有替他读进大学,但我替他读完了高中。我要去打工了,去挣钱,去帮爸把那头牛挣回来。路有很多条,不是只有读书一条。我不信我周景熙离开学校就活不下去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放在枕头底下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紧抿的嘴唇上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没有失败。你只是换了一条路。不管走哪条路,都要走下去,走到天亮。 第二天一早,他去找了李觉。 李觉正在后山的松林里割松脂,看见他来了,从树上跳下来,手上沾满了松脂,黏糊糊的。他的目光在周景熙脸上停了一瞬,好像什么都明白了。 “没考上?”他问。 “差18分。” 李觉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 “出去打工。周海在广州,我去投奔他。” 李觉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他蹲下来,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,在泥地上写了一个字——“路”。他的字比以前写得好多了,工工整整的,一笔一画都不含糊。 “你还记得这个字吗?”他问。 “记得。你第一次写的时候,写得歪歪扭扭的,像一只站不稳的鸭子。” 李觉笑了。那个笑容很淡,但周景熙看到了。“你教我写这个字的时候说,『路是脚走出来的,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』。你说得对。你的路是读书,我的路是割松脂、养鸭、打工。现在你的路断了,不是因为你不行,是因为命。但你还可以换一条路走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。” 周景熙看著地上的那个“路”字,忽然觉得眼眶热了。他想起了一年前,他在这片松林里对李觉说:“你读你的书,我割我的松脂。等將来你当了作家,写一本书,把我写进去就行。”现在他没有当成作家,李觉也没有怪他。 “李觉,”他说,“我没有替你读进大学。” “你替我读完了高中。”李觉说,“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咱们村有几个读完高中的?你是第一个。” 周景熙苦笑了一下。“第一个落榜的?” “第一个读完高中的。”李觉认真地说,“不管是考上还是没考上,你都是咱们村的骄傲。你读过的那些书,你写过的那些文章,你背过的那些单词,都在你脑子里,谁也拿不走。这些东西,总有一天会用上的。” 周景熙看著李觉,忽然觉得这个只读了一个学期初中的少年,比很多读了多年书的人都要通透。他说得对——读过的书,写过的文章,背过的单词,都在脑子里,谁也拿不走。这些东西,总有一天会用上的。 “李觉,”他说,“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”李觉又爬上树,继续割他的松脂。“你去吧,去广州,去挣钱。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” 周景熙转过身,走出了松林。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洒在他身上,斑斑驳驳的,像一件金色的鎧甲。他加快了脚步,往家里走。他要收拾东西,准备去广州。 回到家,刘桂兰正在给他缝补衣服。一件旧衬衫,领口磨破了,她用一块碎布补上,针脚密密麻麻的,像一排蚂蚁。 “妈,別补了。”周景熙说,“到了广州,我自己买。” 刘桂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,低下头继续缝。她缝得很慢,每一针都扎得很深,好像要把所有的牵掛和不舍都缝进那件衣服里。 周德厚从里屋出来,手里拿著一个布包。他把布包递到周景熙面前,说:“拿著。” 周景熙打开布包,里面是五十块钱。全是零钱,一块的、两块的、五块的,皱巴巴的,有些还沾著泥土。 “爸,这——” “拿著。”周德厚的声音不容置疑。“到了外面,別亏待自己。该吃的吃,该喝的喝。挣了钱也別乱花,攒著,將来有用。” 周景熙攥著那五十块钱,手在发抖。他知道这五十块钱是怎么来的——是父亲卖鸡蛋攒的,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,是他们在煤油灯下一分一分地数出来的。 “爸,我会还你的。” “还什么还?”周德厚转过身,声音有些不对劲,“你是我儿子,我给你的,不用还。” 那天晚上,刘桂兰做了一桌子菜——炒了个鸡蛋,燉了一只鸡,蒸了一条鱼,还炒了几个素菜。这在周家是过年才有的待遇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谁也不说话,只听见筷子碰碗沿的声音。 周景阳已经十三岁了,懂事了,知道哥哥要走了,眼眶红红的,但忍著没哭。他夹了一块鸡肉放到周景熙碗里,说:“哥,你吃。” 周景熙摸了摸弟弟的头,说:“你在家好好读书,听爸妈的话。哥出去挣钱,供你读书。” 周景阳点了点头,眼泪终於掉了下来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一夜没睡。他躺在床上,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和远处稻田里的蛙声。这些声音他听了十八年,从明天起就听不到了。他要走了,去一个陌生的城市,开始一段未知的人生。 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的,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他只知道一件事——他不能回头了。他没有復读的机会,没有再来一次的可能。他只能往前走,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,都要走下去。 天快亮的时候,他爬起来,把那个本子塞进背包里。本子只剩下最后几页了,他在上面写下了最后一段话: “1988年7月,我要走了。去广州,去打工,去挣钱。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,但我不怕。我读过的那些书,写过的那些文章,背过的那些单词,都在我脑子里。这些东西,谁也拿不走。李觉说得对,总有一天会用上的。爸,妈,景阳,我走了。你们保重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进背包的最底层。然后他背起背包,走出了家门。 天还没有亮,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。村子还在沉睡,只有几声鸡叫从远处传来,悠长而嘹亮。他走过蒋家园子,柚子树上的果子已经长大了,沉甸甸的,把树枝都压弯了。他走过村口的大樟树,大樟树的叶子在晨风中沙沙地响,像是在说再见。 他站在大樟树下,回头看了一眼村子。十几座泥墙瓦屋散落在山坳里,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安静。炊烟还没有升起来,鸡还没有出笼,狗还没有醒来。一切都还在沉睡,只有他醒著,站在村口,准备离开。 他没有再回头。他转过身,走上了通往镇上的碎石路。晨风从山坳里吹过来,带著稻田里的水汽和泥土的芬芳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把这股气息吸进肺里,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 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走吧。走出去,走到外面的世界去。不管走多远,都不要忘了,你是石桥村的人,你是周德厚的儿子,你是刘桂兰的儿子。你要爭气,要活出个人样来。 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升起来了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他身上,洒在他背上的背包上。他加快了脚步,走得很快,很稳,像是在追赶什么。 他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。也许是命运,也许是机会,也许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。但他知道,他不能停,不能慢,不能回头。他只能往前走,一直走,走到天亮,走到海角天涯,走到命运愿意给他一个答案的地方。 1988年的夏天,周景熙十八岁。他背著一个破旧的背包,揣著五十块钱,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告別了他的少年时光。 前方是广州,是深圳,是珠海,是无数个他叫不出名字的城市。前方是工地、是工厂、是出租屋、是流水线。前方是汗水和泪水,是希望和绝望,是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和无数的黎明。 前方是命运。 他走了。没有回头。 第十七章 初到ZS市 1988年8月,周景熙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 火车是慢车,从县城到gz要跑两天一夜。他没有买到坐票,是买了站票挤上去的。车厢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,人贴著人,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空气里瀰漫著汗臭味、烟味、泡麵味和说不清的餿味,混在一起,熏得人头晕。过道上堆满了蛇皮袋和编织包,有些人的行李太大,塞不进架子,就堵在门口,列车员过来踢一脚,骂一句,也就懒得管了。 周景熙把背包抱在胸前,靠在一个座位旁边站著。座位上的一个中年男人看了他一眼,往里挪了挪,给他腾出了一巴掌宽的地方。他赶紧挤进去,半个屁股挨著座位边,总算有了个歇脚的地方。他朝那个男人点了点头,说了声“谢谢”。男人没有理他,闭上眼睛继续打瞌睡。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著,从白天开到黑夜,从黑夜开到白天。窗外的风景从稻田变成丘陵,从丘陵变成山岭,从山岭变成平原。周景熙没有心思看风景,他一直在想一件事——到了zs市,能找到周海吗? 周海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著一个地址:zs市南郊区xx路xx號。纸条是用铅笔写的,字跡有些模糊了,但还能辨认。周海说,到了zs市,坐1路公交车到终点站,再走十分钟就到了。他还说,那边有很多湖南老乡,都在工厂里打工,一个月能挣一两百块。 一两百块。这个数字让周景熙心里热了一下。在村里种地,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,出去打工一个月就能挣一两百,这简直是天文数字。他摸了摸口袋里那五十块钱——那是父亲给的,他捨不得花,一路上只吃了两个馒头,喝了几口火车上的自来水。 两天一夜之后,火车终於到了gz。周景熙跟著人流走出火车站,站在广场上,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到处都是人,到处都是楼,到处都是车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楼,这么多的车,这么密的人。他站在那里,像一只从山里飞出来的鸟,突然落进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,不知道该往哪里飞。 他找到了长途汽车站,买了一张去zs市的车票。车票五块钱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买了。汽车比火车快,三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,看著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,从郊区变成农田,又从农田变成小镇。他不知道zs市是什么样的,只听说那里有很多工厂,很多湖南人在那里打工。 汽车到站的时候,已经是下午了。周景熙背著背包走下车,站在车站广场上,四处张望。zs市比gz小得多,但比石桥村大得太多。街道两旁是骑楼,楼下是店铺,卖衣服的、卖鞋子的、卖吃的,什么都有。街上人来人往,自行车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,铃鐺声此起彼伏。 他掏出那张纸条,看了看上面的地址,然后去找1路公交车。车站很好找,就在广场边上。他上了车,把纸条递给售票员看,问:“大姐,这个地方怎么走?” 售票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,操著一口广东普通话,看了看纸条,说:“终点站落车,行十分钟就到啦。”他听不懂“落车”是什么意思,但猜到了是下车的意思。他点了点头,买了票,找了个位置坐下来。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將近一个小时,从市中心开到南城郊,再从南城郊开到工业区。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,高楼变成了平房,平房变成了厂房,厂房周围是大片的农田和荒地。周景熙看著窗外,心里有些发毛——这地方比石桥村也强不了多少。 终点站到了。他走下车,站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。路边是一排排低矮的厂房,灰扑扑的,窗户上糊著报纸。厂房前面是一排排出租屋,也是灰扑扑的,墙上刷著红漆的“拆”字,但一直没有拆。路上坑坑洼洼的,前几天下过雨,积水还没有干,踩上去溅一裤腿泥。 他按照纸条上的地址,沿著马路走了十分钟,拐进一条小巷子。巷子很窄,两边是握手楼,楼与楼之间只隔著一拳宽的距离,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。墙上贴著各种各样的gg——“招工”“租房”“办证”“老军医”,红的黑的黄的,密密麻麻的,像一块块补丁。地上扔著垃圾,塑胶袋、快餐盒、菸头、卫生纸,到处都是,散发著一股酸臭味。 他找到了那个门牌號,是一栋四层的出租楼,外墙的瓷砖掉了大半,露出里面的红砖。楼道口堆著几辆破自行车和一堆空啤酒瓶,墙上掛著一个电錶,密密麻麻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爬满了整面墙。他犹豫了一下,走了进去。 楼道里很暗,灯泡坏了,只有从窗户缝里透进来一点光。地上湿漉漉的,有一股尿骚味。他摸著扶手往上走,扶手是铁的,锈跡斑斑,摸上去一手铁锈。二楼、三楼、四楼,每一层都有七八个房间,门是铁皮的,关得严严实实的,听不见里面的声音。 他找到四楼最里面的一间,敲了敲门。没有人应。他又敲了敲,还是没有人应。他站在门口,心里有些慌——周海不在,他该怎么办?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,还有三十多块,够吃几天的,但住旅馆肯定不够。 他正犹豫著,隔壁的门开了,探出一个脑袋。是一个年轻男人,光著膀子,穿著一件大裤衩,头髮乱糟糟的,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。他看了周景熙一眼,用湖南话问:“你找哪个?” 周景熙一听是湖南话,心里一喜。“我找周海,他是湖南的,石桥村的。我是他老乡,来找他。” “周海啊,”那个男人挠了挠头,“他上班去了,晚上才回来。你是他什么人?” “老乡,一个村的。” “哦,那你进来等吧。”男人把门推开,让他进去。 房间很小,大概十来平方米,放了两张上下铺的铁架床,四张床铺都铺著被褥,但只有两张有人睡的样子。地上放著几个塑料盆和暖水瓶,墙上钉著钉子,掛著衣服和毛巾。窗户上掛著一块布当窗帘,透进来一点光,照在灰濛濛的地板上。 “坐。”男人指了指下铺的一张床,“我叫刘大柱,湖南衡阳的,跟周海一个厂。你吃了没?” “还没。” 刘大柱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塑胶袋,里面装著几个馒头,递给他。“吃吧,別客气。” 周景熙接过馒头,咬了一口。馒头已经凉了,硬邦邦的,但嚼在嘴里有一股麦子的甜香。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,两口就把一个馒头吞了下去。刘大柱又递给他一个,他犹豫了一下,接过来,吃慢了一些。 “周海在哪个厂上班?”周景熙问。 “在对面那个玩具厂,做包装工。一个月一百二十块,加班另算。”刘大柱指了指窗外,“你也是来找工作的?” “嗯。刚从湖南过来,想找个活干。” 刘大柱上下打量了他一眼,说:“你看起来像个读书人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你怎么看出来的?” “手。”刘大柱指了指他的手,“你的手没有茧子。出来打工的人,手不可能是这样的。” 周景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掌心確实没有多少茧子,只有握笔磨出来的一点薄茧,跟刘大柱那双粗糙得像砂纸的手比起来,简直是两代人的手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手缩了回去。 “没关係,”刘大柱说,“干几天活就有了。这边的厂子多,只要肯干,不怕找不到活。就是工资不高,够吃饭的。” 他们聊了一会儿,刘大柱告诉他,这边的工厂大多是做玩具、电子、服装的,招工不难,但待遇不好。一个月一百多块,除去房租和吃饭,剩不了多少。但比在家里种地强,至少能挣到现钱。他还说,这边有很多湖南老乡,分布在各个工厂里,有什么事互相照应,不用太担心。 天黑的时候,周海回来了。 周海推开门,看见周景熙坐在床上,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“景熙!你真的来了!” 周景熙站起来,看著周海,差点没认出来。周海瘦了,也黑了,脸上的轮廓比以前分明了,颧骨突出来,眼睛显得更大。他穿著一件蓝色的工衣,上面沾著油渍和顏料,袖口磨得起了毛。但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,滴溜溜地转,一看就是个机灵鬼。 “海哥。”周景熙叫了一声,鼻子有些酸。 “你什么时候到的?吃饭了没有?路上怎么样?”周海一连串地问,把背包扔在床上,拉著他的手上下打量。 “下午到的。吃了,刘大柱给的馒头。” “馒头哪够!”周海瞪了刘大柱一眼,“你怎么不给他买点吃的?” 刘大柱嘿嘿笑了两声,没说话。 “走,我带你吃饭去。”周海拉著周景熙就往外走。 楼下有一家大排档,用帆布搭的棚子,几张塑料桌椅,一个煤气灶,就是一个饭店。老板是个湖南人,炒得一手好湘菜,专门做老乡的生意。周海点了两个菜——辣椒炒肉和酸豆角,又要了两瓶啤酒。菜上来的时候,热气腾腾的,辣椒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 周景熙已经很久没有吃到热饭热菜了。高考前那段时间,他在学校里吃的是馒头就咸菜,回家了也是红薯稀饭。现在看到这盘辣椒炒肉,他的口水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他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,辣得眼泪都出来了,但那种辣不是难受的辣,是过癮的辣,是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的辣。 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周海给他倒了一杯啤酒,“喝点酒,解解乏。” 周景熙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啤酒跟米酒不一样,有一股苦味,但喝下去之后,肚子里凉丝丝的,很舒服。 “海哥,这边找工作容易吗?”他问。 “容易,也不容易。”周海说,“厂子多,但招工的时候挑剔。要身份证,要体检,还要看你会不会干活。你没干过工厂的活,可能要多试几家。” “我不怕。什么活都能干。” 周海看了他一眼,说:“我知道你能吃苦。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——这边的活,比种地还累。一天十二个小时,站在流水线上,重复同一个动作,手都抬不起来。一个月休两天,有时候加班到半夜。你能受得了吗?” “能。”周景熙说,语气很坚定。 周海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端起杯子,跟周景熙碰了一下。“来,喝酒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 那天晚上,周景熙住在周海的宿舍里。宿舍是四人间,上下铺,周海睡下铺,他睡上铺。床板很硬,被褥有一股霉味,但比起在火车上站了两天一夜,这已经算是天堂了。他躺在床板上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和隔壁房间里传来的打鼾声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。 他想起了石桥村,想起了父亲母亲,想起了李觉,想起了蒋琪、周日乐、蒋田园。他们都在各自的路上走著,他也在走。虽然这条路跟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样,但他没有回头。他不能回头。 “景熙,睡了没?”周海在下铺问。 “没。” “想家了?” “有点。” 周海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刚开始都这样。过几天就好了。这边人多,热闹,习惯了就不想了。” “海哥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咱们是一个村的,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”周海翻了个身,“早点睡吧,明天我带你去工业区转转,看看有没有招工的。” “好。” 周景熙闭上眼睛,却怎么也睡不著。他睁著眼睛,看著头顶的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,弯弯曲曲的,跟石桥村家里那道裂缝很像。他盯著那道裂缝,想起了很多事情。 他想起了高考前那个晚上,他在煤油灯下写的那封信——“爸、妈,明天就要高考了。我会尽力的。”他尽力了,但结果不尽如人意。他想起了父亲把五十块钱塞到他手里时的样子,想起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时的背影,想起了李觉在松林里写那个“路”字时的表情。 他们都相信他能走出石桥村,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去。现在他走出来了,但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他们想像中的那个世界。这里没有大学,没有图书馆,没有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。这里有工厂、流水线、出租屋、大排档。这里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,他需要从头学起。 但他不怕。他读过很多书,写过很多文章,背过很多单词。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帮他找到工作,但它们在他脑子里,谁也拿不走。李觉说得对,总有一天会用上的。 他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,借著窗外的月光,摸索著写了一行字: “1988年8月,我到了zs市。这里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。没有高楼大厦,没有车水马龙,只有灰扑扑的厂房和拥挤的出租屋。但我不后悔。我走出来了,走出了石桥村,走出了那片大山。不管前面是什么,我都要走下去。爸,妈,我在外面很好,你们不用担心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背包里。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睡眠。 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一切都跟从前一样,什么都没有变。 但他知道,一切都已经变了。他不再是那个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少年了。他成了一个打工仔,一个在流水线上重复同一个动作的工人。他的人生,从今天起,翻开了新的一页。 那一页上写的是什么,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不管写的是什么,他都要读下去,写下去,走下去。 第十八章 找不到工作 找工作比周景熙想像的难得多。 第一天,周海带他去了工业区。工业区在城郊,方圆几公里全是厂房,一家挨著一家,像一排排灰色的火柴盒。有的厂大一些,占了一个街区,有围墙、有大门、有保安;有的厂小一些,藏在巷子深处,门口掛著一块木板,上面写著厂名。周海指著一家叫“永丰玩具厂”的厂子说:“这是我乾的厂,不招人了。上个月刚裁了一批。”他又指了指隔壁的“新艺电子厂”,“这家好像在招,你去试试。” 周景熙整了整衣服,走进新艺电子厂的传达室。传达室里坐著一个老头,戴著老花镜,正在看报纸。他抬起头看了周景熙一眼,用广东话问:“做咩?” “你好,我想找工作。请问你们这里招工吗?” 老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,像是在估量什么。“身份证有冇?” 周景熙赶紧把身份证掏出来递过去。老头接过来看了看,又看了看他,问:“边度人?” “湖南的。” “湖南?”老头把身份证还给他,摇了摇头,“唔招外省嘅。只招本省嘅。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“为什么?” “老板话嘅。你走吧。” 他走出传达室,站在门口,有些茫然。周海在旁边等著,看他出来,问:“怎么样?” “不招外省的。” 周海嘆了口气。“这边很多厂都这样。说是怕外省人闹事。走吧,换一家。” 他们又去了第二家、第三家、第四家。有的厂不招外省的,有的厂只招女工,有的厂要求有工作经验,有的厂工资太低——一个月六十块,包吃不包住,算下来还不如在村里种地。走了一天,十几家工厂问下来,没有一家要他。 第二天,周海去上班了,周景熙一个人出去找。他把工业区的每一条巷子都走遍了,每一家工厂都问过了。有些厂门口贴著招工启事,他兴冲冲地跑过去,人家一看他是外地人,就摇头。有些厂连传达室都没有,他站在门口喊了半天,也没人出来。 第三天,第四天,第五天……一个星期过去了,他跑了上百家工厂,没有一家要他。 他开始慌了。 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。来的时候有五十块,买了车票、吃了饭,只剩三十多块。这一个星期,他不敢乱花,每天只吃一顿饭——早上不吃,中午一个馒头或一碗麵条,晚上蹭周海的。周海在厂里吃食堂,每个月有固定饭票,自己都不够吃,还要分给他。刘大柱偶尔也接济他,给他带几个馒头或者一包方便麵。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,他得赶紧找到工作。 第八天,他听说市区那边有个劳务市场,很多工厂在那里招工。他起了个大早,坐了四十分钟的公交车,赶到劳务市场。劳务市场在一个旧体育馆里,人山人海的,到处都是来找工作的人。有湖南的、四川的、贵州的、广西的,操著各种各样的口音,挤在招工摊位前面,举著身份证和毕业证,喊著自己能干什么。 周景熙挤进去,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问。有的摊位要女工,他不行;有的摊位要熟练工,他不行;有的摊位要交押金,他没有。他问了一个招搬运工的摊位,那个老板看了看他,说:“你太瘦了,干不了。”他问一个招清洁工的,人家说:“只要女的。”他问一个招保安的,人家说:“要退伍军人。” 他从上午九点转到下午四点,一个合適的工作都没有找到。走出体育馆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路灯亮起来,昏黄的光照在他身上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他站在路边,看著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流,忽然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,被风吹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,不知道该往哪里飘。 第十天,周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。“你去那些小厂看看,不要找大厂。大厂规矩多,小厂好说话。” 他又开始跑小厂。小厂藏在巷子深处,有些连招牌都没有,就是在居民楼里租了几间房子,摆了几台机器。他一家一家地问,一家一家地敲门。有些老板倒是客气,让他坐下来聊了几句,但一听说他是高中毕业,反而犹豫了。 “高中毕业?”一个做塑料花的老板皱著眉头看著他,“你读过书,能安心在厂里干活吗?別干两天就跑掉了。” “不会的,老板。我能吃苦,什么活都愿意干。” 老板摇了摇头。“算了,你这样的我见过,干不了几天就跑。我还是招个老实人吧。” 周景熙想说自己就是老实人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,在这个城市里,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。你得用行动证明自己,但你连证明自己的机会都没有。 第十五天,他的钱快花完了。口袋里只剩几块钱,买几个馒头就没了。他开始精打细算,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。早上不吃饭,中午买一个馒头,掰成两半,一半中午吃,一半晚上吃。馒头太干了,咽不下去,他就去公共厕所接自来水喝。有一次被一个清洁工看见了,骂了他一顿,说厕所的水不能喝。他没有反驳,低著头走了。 他开始瘦了。本来就瘦,现在更瘦了,颧骨突出来,锁骨像两根棍子支在胸口。周海看他这个样子,心疼得不行,把自己的饭票省下来给他。但周海自己也不富裕,一个月一百二十块的工资,交完房租、吃完食堂,剩不了多少。刘大柱也帮他,隔三差五地给他带点吃的。但周景熙知道,大家都不容易,他不能老靠別人。 第二十天,他听说三宝镇那边有个大型工业区,很多香港老板在那里开厂,招工量大。他咬咬牙,花了两块钱坐车去了三乡。三宝比南郊区还远,坐车要一个多小时。到了之后,他发现这里確实比南郊工业区大得多,工厂一家挨著一家,有些厂占地几百亩,光工人就有几千人。 他一家一家地问。有的厂要填表,他填了,人家让他回去等通知;有的厂当场面试,他面了,人家说“等消息”;有的厂让他试工,他试了,干了一下午的包装活,手都磨破了,人家说“明天再来”。他以为有希望了,第二天兴冲冲地跑去,人家说“你不行,手脚太慢了”。 第二十五天,他在三宝的一家电子厂面试,人事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,看了他的身份证和毕业证,问了他几个问题,然后说:“你高中毕业,怎么会来工厂打工?怎么不去上大学?” 这句话像一把刀,捅在他心上。他张了张嘴,想说“我没考上”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低下头,沉默了很久,然后说:“家里穷,供不起。” 那个女人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同情?惋惜?还是不屑?他分不清。她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我们这里只招女工,男工不要。你再去別家看看吧。” 他走出电子厂的大门,站在路边,看著来来往往的工人。他们穿著统一的工衣,戴著工牌,三三两两地走进厂门,有说有笑的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,一个不被需要的人。这个城市有那么多工厂,那么多工作机会,但没有一个是为他准备的。 他开始怀疑自己。是不是真的不行?是不是真的没用?高中毕业又怎样?读了那么多书又怎样?在这个城市里,学歷不如一张身份证值钱,知识不如一双有茧子的手管用。他想起父亲说的话——“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好好的。”他现在这个样子,算是“好好的”吗? 第二十八天,他的钱彻底花完了。口袋里只剩几毛钱,连一个馒头都买不起。他没有吃早饭,也没有吃午饭,饿得前胸贴后背,胃像一只被揉皱的纸袋,一阵一阵地抽搐。他躺在宿舍的床上,看著天花板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 周海下班回来,看见他躺在床上,脸色苍白,嘴唇乾裂,嚇了一跳。“景熙!你怎么了?” “没事,就是有点饿。” 周海赶紧去楼下大排档买了一碗炒粉,端上来递给他。“快吃!你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了?” 周景熙接过炒粉,手在发抖。他夹了一口放进嘴里,炒粉已经凉了,但那股油香味在舌尖上炸开的时候,他觉得这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他大口大口地吃,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,滴在碗里,和炒粉混在一起,咸的咸的,油的油的。 “別急,慢慢吃。”周海坐在他旁边,看著他,眼眶也红了。“景熙,实在不行,你先回老家吧。等这边有工作了再来。” “不回。”周景熙擦了擦嘴,声音沙哑但很坚定。“我不回。我出来的时候说过,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去。我不能就这么回去。” “可是你——” “海哥,我再试试。再给我几天时间。” 周海看著他,沉默了很久,然后嘆了口气。“行。我再帮你问问,看有没有老乡能介绍工作。但你得答应我,不能再饿肚子了。没钱了跟我说,我借给你。” “海哥,你已经帮我够多了。” “別说这些。”周海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咱们是一个村的,我不帮你谁帮你?” 第三十天。一个月了。 周景熙站在宿舍的窗前,看著外面的天空。天灰濛濛的,看不见太阳,也看不见云,只有一片混沌的灰色。工业区的烟囱冒著黑烟,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化学味。远处传来机器的轰鸣声,嗡嗡嗡的,像一只巨大的苍蝇在耳边飞。 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。一个月,三十天,他跑了上百家工厂,填了几十份表格,面试了无数次,被拒绝了无数次。他瘦了十几斤,脸上的颧骨像两座小山一样凸出来,眼睛深深地陷进去,下巴尖得像把锥子。他的手上有了茧子——不是干活的茧子,是填表格磨出来的茧子。他的衣服脏了,头髮长了,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丧家之犬。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。也许他不该来zs市,也许他该去gz、去sz、去dg。也许他该回石桥村,像父亲一样种地,像李觉一样割松脂,一辈子待在那个小山村里,哪里都不去。 但每当他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,他就会想起父亲把五十块钱塞到他手里时的样子,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时的背影,想起李觉在松林里写那个“路”字时的表情。他们都在看著他,都在等著他。他不能回去,不能让他们失望。 他拿起背包,走出宿舍,又去了工业区。这一次,他没有去那些大厂,也没有去那些小厂,而是去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——建筑工地。 工地在一个新开发的工业区边上,几栋楼正在盖,脚手架密密麻麻的,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。工地上尘土飞扬,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,工人们戴著安全帽,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,像一群蚂蚁。他站在工地门口,犹豫了一下,走了进去。 工头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子,光著膀子,脖子上掛著一条湿毛巾,正在指挥工人卸水泥。看见周景熙走进来,他皱著眉头问:“你找谁?” “我想找工作。” 工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,目光在他瘦削的身板上停了一下,说:“你太瘦了,干不了这个。” “我能干。什么活都能干。” “扛水泥,一袋一百斤,你扛得动吗?” “扛得动。” 工头看了看他,又看了看堆成小山的水泥袋,犹豫了一下。“一天八块,包吃不包住。干得了就干,干不了走人。” 八块。一个月就是两百四。比工厂还多。周景熙的心跳了一下。“我干。” 工头从旁边扔给他一双手套。“今天就开始。先扛二十袋试试。” 周景熙戴上手套,走到水泥堆前。一袋水泥一百斤,比他想像的重得多。他弯下腰,抓住袋子的一角,使劲往肩上扛。第一次没扛起来,袋子滑了下去,砸在地上,扬起一片灰尘。他咳嗽了几声,揉了揉肩膀,又弯下腰,使出吃奶的力气,把袋子扛上了肩。 袋子压在肩上,像一座小山。他的腿在发抖,腰在发软,但他咬著牙,一步一步地往工地里走。地上的钢筋和碎石硌脚,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著,好几次差点摔倒。走到目的地的时候,他把袋子往地上一扔,整个人差点跟著倒下去。 他喘了几口气,又回去扛第二袋。第三袋,第四袋,第五袋……每一袋都像一座山,压在他肩上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的肩膀磨破了,手套磨穿了,手上起了水泡,水泡破了,露出红红的嫩肉,碰到水泥就疼得像火烧。 但他没有停。他咬著牙,一袋一袋地扛,从下午两点扛到天黑。收工的时候,工头数了数,他扛了十八袋。 “还行。”工头说,“明天继续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,拖著疲惫的身体走出工地。他的肩膀肿了,手在流血,腿像灌了铅一样沉,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他找到工作了。虽然是在建筑工地扛水泥,虽然一天只有八块钱,但至少是一份工作。他可以挣钱了,可以养活自己了,可以不用靠周海接济了。 他走到路边的一个水龙头前,拧开水龙头,把手伸到水下冲。水泥灰和血混在一起,被水衝掉,露出下面红红的、嫩嫩的皮肉。疼,钻心地疼,但他没有皱眉。他看著自己的手,忽然想起了一个月前刘大柱说的话——“你的手没有茧子。出来打工的人,手不可能是这样的。” 现在,他的手也有茧子了。虽然这些茧子是扛水泥磨出来的,不是干农活磨出来的,但它们是一样的——都是一双手在这个世界上挣扎求生的痕跡。 他回到宿舍,周海还没有下班。他坐在床上,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。本子已经快用完了,只剩下最后几页。他拿起笔,在本子上写道: “1988年9月,我到zs市整整一个月了。一个月,我没有找到工作,花光了所有的钱,靠海哥和刘大柱接济度日。每天只吃一顿饭,有时候连一顿都没有。我瘦了十几斤,手上磨出了茧子,脚上走起了泡。但我没有放弃。今天,我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活,扛水泥,一天八块。八块钱不多,但这是我到zs市以来挣到的第一笔钱。我要把它存起来,一分一分地存,总有一天,我会存够钱,找到更好的工作,过更好的日子。爸,妈,你们不用担心我。我在外面很好,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背包里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紧抿的嘴唇上。他的肩膀还在疼,手还在流血,但他的眼睛里有光——那是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,终於看到一线曙光时的光。 他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,不知道这八块钱一天的日子要过多久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他不会放弃。他已经走出了石桥村,走出来了就不能回头。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,他都要走下去。 他躺在床上,闭上眼睛。肩膀的疼痛一阵一阵地传来,像有人用锤子在他骨头上敲。但他没有翻身,没有呻吟,就那么忍著,忍著,直到疼痛变成了一种麻木,麻木变成了一种习惯。 他想起了一句话,不知道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,但他记得很清楚: “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……” 以前读到这句话的时候,他觉得这是古人在说大话,跟自己没什么关係。现在他忽然觉得,这句话就是为他写的。他在受苦,在挨饿,在被拒绝,在被轻视,但这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。他在被锻造,在被磨礪,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著往前走。 至於走到哪里去,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他不会停下来。 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著,从东边的窗户移到了西边的窗户。远处的狗叫声渐渐稀了,鸡叫了第一遍。周景熙在月光里沉沉睡去,嘴角带著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 明天还要扛水泥。还有很多袋水泥要扛,还有很多路要走。但至少,他已经在路上了。 第十九章 GZ冤屈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末,周景熙决定去gz找老乡。 他在zs市的建筑工地扛了半个月水泥,肩膀上的肿消了又肿,肿了又消,手上的血泡结了痂,痂掉了又磨出新的。工头对他还算满意,说他“虽然瘦,但肯干”,工资从一天八块涨到了十块。他攒了將近两百块钱,寄了一百块回家,剩下的留著傍身。日子虽然苦,但总算能活下去了。 去gz的念头是周海攛掇的。“你在工地上扛水泥不是长久之计,”周海说,“gz机会多,工厂多,工资也高。我有一个同乡亲戚在那边,叫阿强,在一所大学当保安。你去投奔他,让他帮你找个活干。” 周景熙犹豫了几天。他好不容易在zs市站稳了脚跟,虽然是在工地上扛水泥,但至少有一份收入,有地方住,有口饭吃。再去gz,又要从头开始,又要经歷一次找工作的煎熬。但他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在说:你不能一辈子扛水泥。你是高中毕业生,你读过书,你写过文章,你不应该只是一个搬运工。 最终,他还是决定去。他给周海留了地址,背著那个破旧的背包,坐上了去gz的长途汽车。 gz比他想像的更大、更乱、更热。十月的gz,太阳还是毒辣辣的,晒得人头皮发麻。他从汽车站出来,站在lh车站的广场上,被眼前的人潮和车流淹没了。到处都是人,密密麻麻的,像蚂蚁搬家一样涌来涌去。到处都是车,公交车、计程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,挤在一起,喇叭声此起彼伏。他站在那里,茫然四顾,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 他按照周海给的地址,找到了去阿强那所大学的公交车。车上人挤人,他抱著背包站在过道里,被推来搡去,像一截漂在水面上的木头。车窗外的风景从闹市变成林荫道,从林荫道变成校园。大学到了。 那所大学很大,有围墙,有大门,有保安。门口立著一块石碑,上面刻著几个金色的大字,周景熙认出来了,是一所重点大学。他站在校门口,看著里面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运动场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楚。他想起了自己的高考成绩,想起了那18分的差距,想起了父亲卖掉的那头牛。如果命运对他仁慈一点,他现在也许正走在这所大学的某个教室里,坐在课桌前,听著教授讲课。但现在,他只能站在门口,像一个局外人一样,看著里面的一切。 他找到了保安室,问到了阿强。阿强比周海大几岁,在这所大学当保安已经两年了。他穿著一身灰色的保安制服,戴著一顶大檐帽,腰上別著一根橡胶棍,看起来挺威风的。他看了周景熙一眼,然后问:“你就是周海介绍来的老乡?” “是的,强哥。周海让我来找你。” 阿强点了点头,把他带到保安宿舍。保安宿舍在校园角落里的一排平房里,比zs市的出租屋好一些,至少乾净,有电风扇,有公共浴室。阿强给他找了个空铺位,说:“你先住下,工作的事我帮你问问。学校对面有个工地,好像在招人,明天我带你去。” 周景熙感激地点了点头。他放下背包,在铺位上坐了一会儿,然后走出宿舍,在校园里转了转。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。绿树成荫的校道,红砖碧瓦的教学楼,宽阔的操场,安静的图书馆——一切都跟他想像中的一模一样。他走在校道上,看著来来往往的大学生,他们穿著乾净的衣服,背著书包,有说有笑的,脸上洋溢著一种他从来没有过的表情——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、被命运眷顾的人才有的表情。 他忽然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。他穿著一件沾满水泥灰的旧衣服,脚上是一双磨破了底的解放鞋,身上有一股汗臭味和水泥味。走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大学生中间,他像一个从另一个世界闯进来的怪物。他加快了脚步,低著头,不敢看別人的目光。 那天下午,他决定去校外转转,熟悉一下环境。阿强告诉他,学校后面有一条街,有很多小店和餐馆,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。他沿著校道走到后门,出了门,是一条窄窄的巷子。巷子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——卖早点的、卖杂货的、修鞋的、配钥匙的,还有一个菜市场,热闹得很。 他逛了一圈,什么也没买。口袋里的钱不多,得省著花。他走到巷子尽头,拐了一个弯,进了一条更窄的小巷。这条巷子两边是居民楼,楼下停著几辆自行车,墙上刷著各种gg。巷子里很安静,没有什么人。 他走了几步,忽然觉得口渴得厉害。十月的广州,天气又闷又热,他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一杯水,嗓子干得像要冒烟。他四处看了看,没有看到商店,也没有看到水龙头。他又往前走了一段,看到一栋居民楼的门口有一个水龙头,水管是铁的,锈跡斑斑,龙头下面放著一只塑料桶。 他犹豫了一下。他知道这是別人家的水龙头,不应该隨便用。但他实在太渴了,渴得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。他看了看四周,没有人。他走过去,拧开水龙头,弯下腰,把嘴凑到龙头下面,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。 水是凉的,有一股铁锈味,但喝下去之后,嗓子舒服多了。他喝了好几大口,正要把水龙头关上的时候,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喝: “干什么的!” 他嚇了一跳,转过身,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站在他身后,手里提著一把扫帚,正瞪著眼睛看著他。那个女人四十来岁,胖墩墩的,穿著一件花衬衫,烫了一头捲髮,脸上的表情像一只炸了毛的猫。 “我……我喝水。”周景熙结结巴巴地说,“我渴了,借你家水龙头喝口水。” “喝水?”女人的声音尖利得像刀子,“你偷东西就偷东西,还说什么喝水!我盯你很久了!你在巷子里转来转去,鬼鬼祟祟的,一看就不是好东西!” “我没有偷东西!我就是渴了,喝口水——” “你骗谁呢!”女人挥舞著扫帚,朝周景熙打过来,“你这穷酸样,一看就是小偷!外地来的吧?跑到我们这里偷东西,胆子不小!” 周景熙躲开了扫帚,往后退了几步。“大姐,我真的没有偷东西!我就是喝了口水,你要是不让喝,我走就是了——” “走?你往哪儿走!”女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,扯著嗓子喊,“来人啊!抓小偷!抓小偷啊!” 她的声音又尖又响,在巷子里迴荡,像警报一样。很快,旁边的几扇门打开了,探出几个脑袋。一个光膀子的男人跑了出来,手里拿著一根铁管;一个穿著背心的老头也跑了出来,手里举著一把菜刀;还有几个妇女,手里拿著扫帚、拖把、擀麵杖,什么都有。 “小偷在哪里?”光膀子男人喊。 “就是他!”女人指著周景熙,“他在我家门口鬼鬼祟祟的,肯定是想偷东西!” “我没有!”周景熙急了,声音都变了调,“我就是喝了口水!我渴了,借水龙头喝口水!我没有偷东西!” “你说没有就没有?”光膀子男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,把他推到墙上。周景熙的后背撞在墙上,疼得他齜牙咧嘴。“你这种人我见多了!外地来的,找不到工作,就偷鸡摸狗!今天算你倒霉,撞到我手里了!” “我真的没有偷东西!你们可以搜我的身!我的包里什么都没有!”周景熙挣扎著,但那个男人的力气很大,他根本挣不脱。 “搜什么搜!”老头举著菜刀凑过来,“这种人直接送治安队!让治安队的人收拾他!” “对!送治安队!”几个妇女跟著起鬨。 周景熙被一群人推搡著,沿著巷子往外走。他试图解释,试图挣脱,但没有人听他的。他们的脸上带著一种兴奋的、义愤填膺的表情,好像抓住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。他忽然明白了——他们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小偷,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出气筒。一个外地来的、穷酸的、看起来好欺负的出气筒。 巷子口停著一辆三轮车,不知道是谁的。光膀子男人把他推上三轮车,几个男人把他按在车上,七手八脚地用绳子捆住了他的手。绳子勒得很紧,勒进了肉里,疼得他直吸气。 “你们干什么!放开我!我不是小偷!”他拼命地喊,但没有人理他。三轮车被推著往前走,他躺在车上,看著头顶灰濛濛的天空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 他不知道他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。治安队?那是什么地方?他们会怎么对他?他想起了阿强,想起了周海,想起了父亲母亲。他们都不知道他在这里,不知道他出了事。如果他出了什么事,谁会知道?谁会来找他? 三轮车被推了大概二十分钟,停在了一栋灰扑扑的两层小楼前面。楼门口掛著一块牌子,上面写著“xx街治安联防队”。他被从车上拖下来,推进了门里。里面是一个不大的房间,摆著几张桌椅,墙上掛著一些规章制度和奖状。几个穿著白色制服的治安员坐在椅子上,有的在抽菸,有的在看报纸,有的在打瞌睡。 “又抓了一个?”一个治安员抬起头,看了周景熙一眼。 “小偷!”光膀子男人说,“在我们巷子里鬼鬼祟祟的,想偷东西!” “我没有偷东西!”周景熙喊道,“我就是喝了口水!借水龙头喝了口水!” “闭嘴!”一个治安员走过来,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那一巴掌很重,打得他耳朵嗡嗡响,嘴角渗出了血。“到了这里还敢嘴硬?” 他被推搡著进了一间小屋子。屋子很小,没有窗户,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吊在头顶,发出嗡嗡的声音。地上扔著几根绳子,墙角有一个铁架子,看起来像是用来绑人的。他的心跳加速了,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从心底涌上来。 “把他的包打开。”一个治安员说。 另一个人拿过他的背包,翻了翻。背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、那个本子和一支笔,还有几十块钱。 “没有赃物。”翻包的人说。 “赃物肯定藏在哪里了!”光膀子男人说,“他肯定有同伙!” “我没有同伙!我就是一个人!我就是喝了口水!”周景熙的声音已经沙哑了,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 “嘴硬!”那个治安员又给了他一巴掌,然后从墙上取下一根橡胶棍,在他面前晃了晃。“说,你偷了什么?同伙在哪里?” “我没有偷东西!你们要我说多少遍!” 橡胶棍落在他背上。一下,两下,三下。疼,钻心地疼,像被火烧一样。他咬著牙,没有叫出来。他的身体在发抖,但他不想在他们面前示弱。 “还不说?” 又是一棍。这一棍打在他肩膀上,正是扛水泥磨伤的那边,疼得他眼前发黑,几乎要晕过去。 “我真的没有偷东西……”他的声音已经弱得像蚊子叫了。 “算了,”另一个治安员说,“看他这个样子,可能真没偷。把他绑起来,关一晚上,明天再说。” 绳子被重新捆紧了,绕在他手腕上,又绕在他胳膊上,把他绑在了墙角的铁架子上。绳子勒进肉里,血液不流通,手指开始发麻、发胀,像被无数根针扎著。 那些人走了。灯灭了。门关上了。 黑暗像潮水一样涌过来,把他淹没了。 周景熙一个人被绑在那间小黑屋里,不知道过了多久。可能是几个小时,可能是一整夜。他分不清白天和黑夜,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他的手腕已经麻木了,感觉不到绳子的存在。他的肩膀疼得像被火烧,背上的伤一阵一阵地跳著疼。他的嘴唇乾裂了,嗓子像被砂纸磨过,连咽口水都疼。 他闭著眼睛,脑子里一片混乱。他想起那些人的脸——光膀子男人的凶狠,老头的冷漠,妇女们的兴奋,治安员的粗暴。他们凭什么这样对他?他做错了什么?他只是渴了,喝了一口水。一口水而已。 他想起了一年前在课本上读到的一句话,是法国作家雨果写的:“贫穷使男人潦倒,使女人墮落,使儿童羸弱。”他以前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,现在他懂了。贫穷不是罪,但在这个世界上,贫穷就是原罪。因为穷,他穿著破旧的衣服,看起来“不像好人”;因为穷,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,像一个无根的浮萍;因为穷,他连一口水都不能隨便喝,喝了就是小偷。 他想起了父亲。如果父亲知道他在这里被人绑著、打著、冤枉著,会怎么想?父亲会不会后悔让他出来?会不会觉得是自己没本事,才让儿子在外面受这样的委屈? 他想起了母亲。母亲还在家里等他寄钱回去,等他“混出个人样”再回去。如果她知道他在广州被人当成小偷,被人用橡胶棍打,被人关在黑屋里,她会不会哭?她手上的裂口会不会更疼? 他想起了李觉。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的时候,有没有被人欺负过?有没有被人冤枉过?他从来没有说过,但周景熙知道,一个十几岁的孤儿,在这个世界上討生活,不可能没有受过委屈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门开了。灯亮了,刺眼的白光照进来,他眯起了眼睛。一个治安员走进来,看了他一眼,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。绳子解开的那一刻,血液重新流通,手腕和胳膊像被千万根针扎著,疼得他直吸冷气。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,紫红色的,像一条蛇缠在上面。 “你的身份证呢?”治安员问。 “在上衣口袋里。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 治安员从他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了身份证,看了看,又看了看他。“周景熙,湖南的?” “是。” “你说你没有偷东西,那你为什么在人家门口鬼鬼祟祟的?” “我就是渴了,借水龙头喝口水。我没有偷东西。你们可以去看,那个水龙头旁边有没有少什么东西。” 治安员沉默了一会儿,跟旁边的人嘀咕了几句。然后他转过身,说:“你走吧。以后注意点,別隨便动別人的东西。” 走?就这么让他走了?没有道歉,没有赔偿,甚至没有一句“对不起”。他们打了他,绑了他,关了他一整夜,现在就这么轻飘飘地说一句“你走吧”? 他想说点什么,想质问他们凭什么这样对他,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冤枉了好人。但他张了张嘴,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他知道,说了也没用。在这个城市里,他只是一个外地来的打工仔,没有户口,没有关係,没有人在乎他的委屈。他能做的,只有闭嘴,然后离开。 他站起来,腿一软,差点摔倒。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,背上的伤疼得他直不起腰,手腕上的勒痕像火烧一样。他扶著墙,一步一步地往外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,一个治安员把他的背包扔给他,他接过来,背在肩上。 走出联防队的大门,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。他眯著眼睛,站在门口,茫然地看著四周。这里是哪里?他该怎么回去?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,像一张被擦乾净的黑板。 他摸了摸口袋,钱还在,身份证还在。他鬆了一口气,沿著马路往前走。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,但他知道不能停下来。停下来就完了,停下来就真的被他们打败了。 他走了大概半个小时,终於看到了一个公交车站。他看了看站牌,找到了去那所大学的公交车。他上了车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。车子开动的时候,他靠著窗户,闭上眼睛。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脸上,暖洋洋的,但他觉得冷。不是身体冷,是心冷。 他想起了一句话,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,他记不清了:“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可以被打败。”他没有被打败。他还活著,还在走,还在呼吸。那些人打了他,绑了他,关了他,但没有打败他。他可以忍受疼痛,可以忍受飢饿,可以忍受屈辱,但他不会放弃。他不能放弃。 车子到站的时候,他下了车,站在大学门口。他看了看自己的衣服——脏了,破了,上面还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跡。他看了看自己的手——手腕上的勒痕紫得发黑,肿了一圈。他把袖子往下拉了拉,遮住那道伤痕,然后走进了校园。 他找到保安宿舍,推开门,阿强正在床上躺著看报纸。看见他进来,阿强坐了起来,皱著眉头问:“你去哪了?一夜没回来,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” “强哥,”周景熙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,“我被人打了。” 阿强愣了几秒,然后跳下床,走过来扶住他。“怎么了?谁打的?发生什么事了?” 周景熙摇了摇头,没有说话。他坐在床上,把背包放在旁边,低著头,看著自己手腕上的勒痕。那道勒痕紫得发黑,肿了一圈,像一条蛇缠在他手腕上。他看著那道伤痕,看了很久,然后慢慢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阿强。 阿强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,走到柜子前,从里面翻出一瓶药酒,蹲下来,拉过周景熙的手,小心地给他擦药酒。药酒擦在伤口上,疼得周景熙直吸气,但他咬著牙没有叫出来。 “景熙,”阿强一边擦药一边说,“在外面打工,这种事难免。被人冤枉,被人欺负,被人看不起,都是常有的事。你不能因为这些就倒下。你要记住,你不是小偷,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是他们错了,不是你的错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他知道阿强说得对,但心里的委屈和不甘,不是几句话就能消解的。他想起那些人的脸,想起他们看他的眼神——那种看垃圾一样的眼神。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看过。在石桥村,他是周德厚的儿子,是刘桂兰的儿子,是李觉的兄弟,是村里人眼中“有出息”的读书人。但在这个城市里,他什么都不是。他只是一个“外地来的穷打工的”,一个可以被隨便欺负、隨便冤枉、隨便打骂的外来人。 那天晚上,他没有吃饭。他躺在床上,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的背还在疼,手腕还在肿,心里的那道伤口比身体上的伤口更深、更疼。他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——“到了外面,別惹事,別跟人打架,吃亏是福。”他不惹事,不打架,但事情还是找上了他。他不偷不抢,老老实实地找工做,老老实实地喝水,但还是被人当成小偷,被人打,被人关。他做错了什么?他什么都没有做错。 他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。本子已经快用完了,只剩下最后两页。他拿起笔,手在发抖,字写得歪歪扭扭的,但他还是写了下来: “1988年10月,gz。我只是渴了,喝了一口水。他们说我偷东西,打了我,绑了我,关了我一夜。我没有偷东西,我不是小偷。我不知道这个城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,但我不恨他们。恨没有用。我只想活下去,好好地活下去。我要证明给他们看,我不是小偷,我周景熙不是小偷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背包里。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紧闭的眼睛上。他的眼角有一滴泪,在月光下闪著微弱的光,但没有流下来。他不哭。他不为那些人哭。 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你是清白的。你要活下去,好好地活下去。总有一天,你会走出这个城市,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,重新开始。 他翻了个身,背上的伤疼得他直吸冷气,但他咬著牙忍住了。疼痛提醒他,他还活著。活著就有希望。活著就有机会。 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著,从东边的窗户移到了西边的窗户。远处的狗叫声渐渐稀了,鸡叫了第一遍。周景熙在月光里沉沉睡去,眉头紧锁,嘴角紧抿,像是在做一个不愉快的梦。 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阳光照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一切都跟从前一样,什么都没有变。 但他的手上有勒痕,背上有伤。那些伤痕提醒他,有些事情已经变了。他已经不是那个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少年了。他成了一个在异乡漂泊的打工仔,一个被人冤枉过、打过、关过的人。他的身上有了伤,心里有了疤,但这些伤和疤,也是他的一部分。它们提醒他,他是怎么活过来的,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 他不会忘记这一天。不会忘记那口水龙头,不会忘记那根橡胶棍,不会忘记那间小黑屋。但他也不会恨。恨没有用。他要把这些记忆存起来,存到那个本子里,存到心里。总有一天,他会把这些故事写出来,让所有人都知道——一个外地来的穷打工的,是怎么在这个城市里活下来的。 那是以后的事。现在,他只想好好地睡一觉。明天,还要去找工作。 第二十章 第一份工 gz的那段经歷,像一根刺,扎在周景熙心里,拔不出来。他在阿强的保安宿舍里躺了三天,背上的伤慢慢结了痂,手腕上的勒痕从紫黑变成了青黄,像一条褪了色的蛇。阿强每天给他带饭,劝他多休息几天,但他坐不住。他不能老待在別人这里白吃白住,他得去找工作。 第四天早上,他跟阿强说:“强哥,我要去找活了。” 阿强看了他一眼,没有挽留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,塞到周景熙手里。“拿著,別跟我客气。找到了活给我捎个信,別让我担心。” 周景熙攥著那二十块钱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想说“谢谢”,但知道这两个字太轻了,轻得像一片羽毛,压不住这份情义的分量。他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,把那二十块钱和身上仅剩的十几块钱放在一起,背起背包,走出了大学校园。 他站在校门口,看著来来往往的行人,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gz太大了,大到让人迷失。他不想再留在这里,这个城市给他的第一份礼物是屈辱和伤痛。他想起zs市,想起周海,想起那个建筑工地。虽然扛水泥累得像条狗,但至少没有人把他当小偷。他决定回zs市。 长途汽车晃晃悠悠地开了三个多小时,到zs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他没有去找周海,而是直接去了之前干过活的那个建筑工地。工头姓陈,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,光著膀子,脖子上永远掛著一条湿毛巾。他看见周景熙,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 “你小子又回来了?我还以为你去了广州就不回来了呢。” “陈老板,还能给我活干吗?”周景熙问,声音有些发紧。 陈工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,目光在他瘦削的身板上停了一下,又看了看他手腕上还没有完全消退的勒痕。他没有问那是什么,只是点了点头。“行。还是老价钱,一天八块,包吃不包住。干得了就干,干不了走人。” “干得了。” 陈工头从旁边扔给他一双手套和一把铁锹。“今天先搬砖。三號楼那边缺人,你去吧。” 周景熙戴上手套,拿起铁锹,走进了工地。 三號楼已经盖到了第三层,脚手架密密麻麻的,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。楼下堆著一垛垛红砖,码得整整齐齐的,像一面面矮墙。他的活是把这些砖搬到楼上去。没有电梯,没有滑轮,只有两条腿和一副肩膀。他用铁锹把砖铲进一只竹篓里,一篓装二十块,大概七八十斤。他把竹篓扛上肩,踩著脚手架上的木板,一步一步地往上走。 第一趟,他扛著七八十斤的砖,走上了三楼。木板在脚下颤悠悠的,像踩在弹簧上。他不敢往下看,只盯著前面的路,一步一步地走。到了三楼,他把竹篓放下,砖头哗啦啦地倒在地上,扬起一片红色的灰尘。他喘了几口气,转身下楼,继续装第二篓。 第二趟,第三趟,第四趟……每一趟都像一场酷刑。砖头压在他肩膀上,像是要把他的骨头压碎。他咬著牙,一步一步地走,不敢停,也不能停。停下来就泄了气,泄了气就扛不动了。 到了下午,他的肩膀已经肿了。手套磨穿了,手上磨出了新的水泡,水泡破了,露出红红的嫩肉,碰到砖灰就疼得像火烧。他的衣服湿透了,贴在身上,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。他的腿在发抖,像两根快要折断的树枝。但他没有停。他咬著牙,一篓一篓地扛,一趟一趟地走,从下午扛到天黑。 收工的时候,陈工头数了数,他扛了二十三趟。 “还行。”陈工头说,递给他一碗饭和一份菜。“明天继续。” 周景熙接过饭碗,手在发抖,筷子都拿不稳。他坐在工地的水泥地上,把碗放在膝盖上,低著头,一口一口地扒饭。饭是糙米饭,硬邦邦的,菜是水煮白菜,寡淡无味,但他吃得很香。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,胃像一只被揉皱的纸袋,每一口饭都像是一剂良药,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。 吃完饭,他找了个角落,把背包垫在头底下,躺了下来。工地没有宿舍,工人们都睡在工地上,有的搭了简易棚子,有的就在露天铺一张蓆子。他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块硬邦邦的水泥地和一件薄薄的外套。他把外套盖在身上,蜷缩著身体,像一只受伤的动物。 肩膀疼得他睡不著。肿起来的地方像塞了一个馒头,碰一下就疼得钻心。手上的水泡破了,沾了砖灰,发炎了,红红肿肿的,一抽一抽地疼。他睁著眼睛,看著头顶的天空。gz的天是灰的,zs市的天也是灰的,跟石桥村那片蓝得透明的天空完全不一样。他想起小时候躺在山坡上看云的日子,那些云白得像棉花,慢慢地飘著,飘到山那边就看不见了。那时候他不知道山那边是什么,现在他知道了。山那边是工地,是水泥,是砖头,是流不完的汗和止不住的疼。 第二天,第三天,第四天……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天黑透了才收工。搬砖、扛水泥、搅拌砂浆、推斗车,什么活都干。他的身体慢慢適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劳作,肩膀上的肿消了,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肌肉;手上的水泡结了痂,痂掉了,露出下面厚厚的老茧;腿不再发抖了,走起路来稳当多了。他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瘦得像根竹竿,身上有了些肌肉,虽然还是瘦,但至少看起来不像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。 陈工头对他的態度也变了。从最初的將就,变成了认可,有时候甚至会多给他一块钱的饭钱。“你小子不错,”陈工头说,“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,肯动脑子,干活不蛮干。”周景熙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他不知道“读过书”和“干活不蛮干”之间有什么联繫,但他感激这份认可。在这个城市里,认可比钱更珍贵。 工地上还有其他工人,大多是从四川、贵州、湖南来的农民。他们跟周景熙一样,背井离乡,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,用汗水和力气换一口饭吃。他们住在一起,吃在一起,干活在一起,慢慢地就熟了。 有一个四川来的老头,姓刘,五十多岁了,大家都叫他老刘头。他是工地上的老资格,干了十几年建筑,什么活都会干。他看周景熙年纪小,又是新来的,对他格外照顾。教他怎么搬砖省力,怎么扛水泥不伤腰,怎么在脚手架上走得稳当。有一次周景熙扛水泥的时候闪了腰,疼得直不起身来,老刘头从自己铺底下翻出一瓶药酒,给他揉了半天。 “小伙子,”老刘头一边揉一边说,“你读过书,不该来这里。” 周景熙趴在地上,脸埋在胳膊里,声音闷闷的。“刘叔,我没考上大学。” “没考上大学也是读过书的人。”老刘头的手劲很大,揉得他呲牙咧嘴的。“我跟你不一样,我大字不识一个,只能干这个。你不一样,你还年轻,有的是机会。別在这里待太久,找到机会就走,去学个手艺,或者再去考大学。別像我一样,一辈子在工地上,老了干不动了就没人要了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不知道老刘头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,但他知道,老刘头是为他好。 工地上还有一个湖南老乡,姓李,比他大几岁,也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。李哥不像老刘头那样劝他离开,而是跟他说了很多实在的话。“景熙,咱们这样的人,没有別的路走。家里穷,读不起书,只能出来卖力气。但卖力气也要动脑子。你看陈工头,以前也是打工的,后来攒了钱,包了工程,现在当老板了。咱们也可以,先攒钱,学技术,將来自己干。” 周景熙听著这些话,心里慢慢地亮堂了一些。他想起父亲说的话——“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好好的。”他想起李觉说的话——“路是脚走出来的,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。”他想起蒋琪说的话——“读书是为了有选择的权利。”他现在没有选择,但不代表永远没有选择。他可以先攒钱,学技术,等有了本钱,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他开始存钱。每天八块钱,一个月两百多,除去吃饭和买日用品的钱,他能攒下一百五左右。他把钱小心翼翼地用塑胶袋包好,塞在背包的夹层里,每天睡觉前都要摸一摸,確认还在。一百块寄回家,五十块存起来。他知道家里需要钱,弟弟要读书,母亲要看病,父亲要买种子和化肥。他不能让他们失望。 一个月后,他攒了將近两百块。他找了一个休息日,去邮局给家里匯了一百块。匯款单上写著“周德厚收”,他在附言栏里写了几个字:“爸,妈,我很好,不用担心。一切安好。” 从邮局出来,他站在街上,看著来来往往的行人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踏实感。他挣钱了,寄钱回家了,他不再是那个只会伸手向家里要钱的穷学生了。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,是能为这个家出力的人。这种感觉,比考上大学还让人踏实。 那天晚上,他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 “1988年11月,我在zs市的建筑工地上干了一个月了。搬砖、扛水泥、搅拌砂浆,什么活都干。手上磨出了茧子,肩膀上有了一层硬肉,腿也不抖了。陈工头说我不错,老刘头劝我离开,李哥说先攒钱学技术。我不知道谁说得对,但我知道一件事——我挣钱了。我给家里寄了一百块,这是我这辈子挣的第一笔钱。爸,妈,你们收到了吗?我在外面很好,你们不用担心。我会继续攒钱,等攒够了,我就去学技术,去找更好的工作。我不会一直在工地上,不会一直扛水泥。我还有梦想,还想当作家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像个笑话,但我没有忘记。那些书,那些文章,那些背过的单词,都在我脑子里,谁也拿不走。总有一天,我会把它们写出来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背包里。窗外的月光从工地的缝隙里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躺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,身上盖著那件薄薄的外套,肩膀还在隱隱作痛,手上的老茧粗糙得像砂纸,但他的心里很踏实。 他想起了一个月前在gz的那个夜晚,他被绑在小黑屋里,手腕上勒著绳子,背上是橡胶棍留下的伤痕。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是黑暗的,是冰冷的,是没有希望的。但现在他不这么想了。这个世界確实有黑暗,但也有光明;有冰冷,但也有温暖。阿强的二十块钱,陈工头的一碗饭,老刘头的药酒,李哥说的那些话——这些都是光,都是暖,都是他在黑暗中走下去的理由。 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睡眠。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一切都跟从前一样,什么都没有变。 但他知道,他已经变了。他的手上有茧子,肩上有肌肉,心里有伤疤。这些茧子、肌肉和伤疤,是他在这座城市里活下来的证据。它们提醒他,他是怎么从那个被人绑在黑暗中的少年,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 他还在走。虽然走得很慢,虽然走得很难,但他没有停下来。他扛著水泥,搬著砖头,在脚手架上一步一步地往上走。他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,但他知道,只要不停下来,总有一天会走到他想去的地方。 那是以后的事。现在,他只想好好地睡一觉。明天,还要去工地。还有砖要搬,还有水泥要扛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第二十一章 SH的诱惑 1989年的春天来得特別早。正月十五刚过,zs市的天气就热了起来,工地上的人们脱掉了厚外套,穿著单衣干活,还是热得满头大汗。周景熙已经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將近五个月,从秋天干到了春天。他的身体完全变了样——肩膀宽了,胳膊粗了,手掌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壳,指甲缝里永远嵌著洗不掉的水泥灰。他已经从一个瘦弱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壮劳力,陈工头对他的態度也从最初的將就將就变成了真心的赏识,有时候甚至会把一些技术活交给他干,比如看图纸、算方量。周景熙高中那点数学底子,在工地上竟然派上了用场。 但周景熙心里清楚,他不想一辈子待在工地上。老刘头的话时常在他耳边迴响——“你读过书,不该来这里。”李哥的话也很有道理——“先攒钱,学技术,將来自己干。”他每个月给家里寄一百块,自己攒五十,五个月下来,手里存了將近三百块。三百块不算多,但在这个年代,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他开始琢磨,是去学一门手艺,还是攒够了钱回石桥村做点小生意。他甚至想过,要不要再考一次大学——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按了下去。他已经二十岁了,不能再让父亲为他卖命了。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,工地上来了一个sh市那边的人。 那人姓孙,叫孙大伟,是来zs市採购建筑材料的。他在工地上转了一圈,跟陈工头谈完生意,没事就跟工人们聊天。他四十来岁,穿著一件笔挺的西装,头髮梳得油光鋥亮,手腕上戴著一块亮闪闪的手錶,说话的时候喜欢夹著英文单词,什么“ok”“no problem”,听起来洋气得很。工人们都围著他,听他讲sh的故事。 “sh啊,你们没去过吧?”孙大伟坐在一堆红砖上,翘著二郎腿,眉飞色舞地说,“我跟你们讲,sh那是大地方,跟你们这儿不一样。你们这儿算什么?一个小城市,跟sh比,差远了。sh有长江,有外滩,有南港路,有淮河路。那高楼,几十层,你们见过吗?那马路,宽得能並排跑八辆车。那商店,什么都有,国外的名牌,你们见都没见过。” 工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,眼睛里全是羡慕。有人问:“孙老板,那边好找工作吗?” “好找!太好找了!”孙大伟一拍大腿,“我跟你们讲,那边工地多得是,工资比这边高多了。你们在这边一天多少钱?” “八块。”有人说。 “八块?”孙大伟撇了撇嘴,“在那边干工地,搬砖的一天至少十五块,技术工更高,二十块、三十块都有。你们要是肯去,我帮你们介绍,保底十五块,干得好还能加。” 十五块!工地上顿时炸了锅。一天十五块,一个月就是四百五,比在zs市多挣將近两百块。四百多块啊,在农村够一家人吃半年的了。 周景熙站在人群外面,听著孙大伟的话,心里也在算帐。一天十五块,一个月四百五,除去吃喝,能攒三百。干一年就是三千六,三千六能干多少事?可以给家里盖新房,可以供弟弟读完高中,可以攒够本钱去做小生意。他的心开始动了。 那天晚上,他翻来覆去睡不著,脑子里全是sh的影子。sh,那个只在课本上读过的城市,那个被称为“东方巴黎”的地方。外滩、南港路、洋场这些名字在他脑海里闪著光,像是一个遥远的、触不可及的梦。但现在,这个梦好像伸手就能够到了。十五块一天,比这边多七块。七块不多,但一天七块,一个月就是两百一,一年就是两千五。两千五,够他做很多事了。 他爬起来,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,在月光下写了一行字: “sh,一天十五块。去还是不去?” 他盯著这行字看了很久,然后在下面写了两个字:“去!” 第二天,他去找陈工头辞工。陈工头正在指挥工人卸钢筋,听了他的话,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你想好了?那个姓孙的我不太放心,你们別被他骗了。” “陈老板,我想好了。我想去sh闯一闯,多挣点钱。” 本书首发.??????,提供给你无错章节,无乱序章节的阅读体验 陈工头看了他一眼,没有再劝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,递给周景熙。“这是你的工资,我算好了,你拿著。到了上海,有什么不对的就回来,我这儿永远有你一口饭吃。” 周景熙接过信封,鼻子一酸。五个月了,陈工头虽然嘴上不饶人,但对他確实不错。他朝陈工头鞠了一躬,说:“陈老板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走吧,別在这儿婆婆妈妈的。”陈工头转过身,继续指挥工人干活,没有再看他。 周景熙回到住处收拾行李。他的东西不多,几件换洗的衣服,一双解放鞋,一条毛巾,一个搪瓷盆,还有那个视若珍宝的本子。他把这些东西塞进背包里,把攒下的三百块钱小心翼翼地用塑胶袋包好,塞进內衣口袋。老刘头和李哥来送他,老刘头拉著他的手说:“小伙子,上海是大地方,人多手杂,你小心点。”李哥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混好了別忘了我们。” “不会的。”周景熙说,声音有些哽咽。 他背上背包,走出了工地。春天的阳光照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把zs市的味道吸进肺里——水泥灰、汗臭味、大排档的油烟味—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他要走了,去一个更远的地方,去一个他只在课本上见过的地方。 从zs市到sh市,要先坐汽车到gz,再从gz坐火车到sh。火车票要四十多块,他咬咬牙买了张硬座。火车是慢车,从gz到上sh要跑两天两夜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,看著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小桥流水变成平原上的麦田,从麦田变成工厂的烟囱,从烟囱变成越来越密集的高楼。越往北走,天气越凉,他把外套穿上,还是觉得冷。 两天两夜之后,火车终於到了sh市。 周景熙背著背包走出sh火车站,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车站,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。广场上人山人海,操著各种口音的人涌来涌去,像一条浑浊的河流。广场外面是高楼,一栋比一栋高,一栋比一栋气派。霓虹灯在暮色中闪烁,红的绿的蓝的黄的,把半边天都映亮了。马路上车流如织,喇叭声此起彼伏,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,低沉的,悠长的,像一头巨兽在低吼。 这就是sh。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sh。 他站在广场上,茫然四顾,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孙大伟说到了sh可以去找他,但他只留了一个传呼机的號码,没有留地址。他找了个公用电话亭,拨了那个號码,等了半天,没有人回。他又拨了一遍,还是没有人回。他站在电话亭里,手里攥著那枚硬幣,心里开始发慌。 他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广场附近有很多小旅馆,专门接待外地来的打工者。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,一晚上五块钱。房间很小,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,墙壁上刷著灰漆,窗户上糊著报纸。他把背包放下,躺在床上,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孙大伟联繫不上,他该怎么办?明天去哪里找工作? 第二天一早,他出去找工作。sh確实比zs市大得多,机会也多得多。他沿著马路走,看到很多工地在施工,塔吊林立,脚手架密密麻麻的。他走进一个工地,找到工头,问要不要人。工头看了他一眼,问:“哪里人?” “湖南的。” “有暂住证吗?” “没有。” “没有暂住证不行。最近查得严,被查到要罚款的。你去办了暂住证再来。” 他又去了第二个工地、第三个工地、第四个工地。有的要暂住证,有的要本地人担保,有的要技术证书,有的看他没有工作经验就直接摇头。走了一天,十几个工地问下来,没有一个要他。 第三天,第四天,第五天……一个星期过去了,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。上海的机会確实多,但要求也多。他没有暂住证,没有担保人,没有技术证书,什么都没有。他只有一个高中毕业证和一身的力气。但在上海,力气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 他开始慌了。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。来的时候有三百多块,买了火车票、住了旅馆、吃了饭,现在只剩两百出头。在上海,一天不吃不喝,光是住宿就要五块钱。照这个速度,他撑不了一个月。 第十天,他在火车站附近转悠的时候,遇到了一个人。 那人三十来岁,穿著一件夹克衫,戴著一副墨镜,手里夹著一个公文包,看起来像个正经人。他在广场上站著,四处张望,像是在等人。看见周景熙走过来,他迎了上去,用一口带著上海腔的普通话问:“兄弟,找工作?” 周景熙心里一喜。“是的,你这里有工作?” “有有有。”那人热情地拉著他的胳膊,“走,找个地方坐下来谈。” 他把周景熙带到广场旁边的一家小餐馆里,点了两碗阳春麵。周景熙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,闻到麵条的香味,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。但他没有动筷子,而是看著那个人,等他说下去。 “兄弟,你是哪里人?”那人问。 “湖南的。” “湖南好地方啊,毛主席的老乡。”那人笑了笑,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名片,递过来。“我是xx劳务公司的,专门帮外地来的朋友介绍工作。你放心,我们是正规公司,有执照的。” 周景熙接过名片,上面印著“xx劳务服务公司业务经理王建国”几个字,还有一个电话號码。他看著那张名片,心里有些將信將疑。他在zs市的时候,听周海说过,有些劳务公司是骗人的,收了钱就不认帐。但他现在太需要一份工作了,任何一根稻草他都想抓住。 “王经理,有什么工作?” “多得很!”王建国掰著手指头数,“建筑工地、电子厂、服装厂、搬运工、保安,什么都有。你想要什么样的?” “建筑工地就行。我有经验,在zs市干了五个月。” “建筑工地好啊,工资高。”王建国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本子,翻了翻,“正好,我一个朋友在浦东那边有个工地,缺人手。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,干不干?” 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。这个条件太好了,好得让周景熙不敢相信。“真的?” “当然是真的。我跟你说,我们公司是正规的,不骗人。但是——”王建国话锋一转,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,“我们要收一点中介费。毕竟我们要帮你联繫、跑腿,也是要花力气的。” “多少?” “不多,五十块。” 五十块。周景熙的心沉了一下。五十块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,是他將近一个月的伙食费。但他转念一想,如果能找到一份一天十五块、包吃包住的工作,五十块很快就能挣回来。他犹豫了一下,从內衣口袋里掏出那包塑胶袋,小心翼翼地数出五十块钱,递给了王建国。 王建国接过钱,数了一遍,满意地笑了笑。“好,兄弟爽快。你放心,我明天就带你去工地。你住在哪里?” “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家旅馆。” “好,你明天早上八点在这里等我,我带你去。” 那天晚上,周景熙躺在旅馆的床上,心里既兴奋又不安。兴奋的是,他终於找到工作了,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,比在zs市强多了。不安的是,那个王建国总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,就是一种直觉。他翻来覆去睡不著,最后安慰自己:也许是自己太多疑了,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。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,他就到了那家小餐馆门口,等著王建国。八点,八点半,九点,王建国没有来。他站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,太阳升得老高,晒得他头晕眼花。他开始慌了,跑到公用电话亭,拨了名片上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,没有人接。他又拨了一遍,还是没有人接。他连续拨了十几遍,始终没有人接。 他的脑子嗡的一声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炸开了。他被骗了。那五十块钱,他辛辛苦苦在工地上扛了六天水泥挣来的五十块钱,就这么没了。他蹲在电话亭旁边,双手抱著头,浑身发抖。不是气的,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,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,疼得他说不出话来。 他想起了在gz的那个夜晚,被人当成小偷绑在小黑屋里,被橡胶棍打得浑身是伤。现在,他又在sh被人骗了。这两个城市,一个给了他屈辱,一个给了他欺骗。他开始怀疑自己——是不是真的不行?是不是真的不该出来?是不是该回石桥村,老老实实地种地,一辈子待在那个小山村里,哪里都不去? 他蹲在电话亭旁边,蹲了很久。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,有人看他一眼,有人连看都不看。在这个大都市里,一个蹲在地上的外地人,跟一块石头、一棵树没有什么区別。没有人会在乎他的遭遇,没有人会停下来问他一句“你怎么了”。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、可以被隨意欺骗和践踏的外来者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站了起来。腿麻了,眼前发黑,他扶著电话亭站了一会儿,等那阵眩晕过去。然后他走到广场上的一个水龙头旁边——这一次,他看了看四周,確认没有人在看他,才拧开水龙头,喝了几口水。水是凉的,有一股铁锈味,但喝下去之后,嗓子舒服了一些。 他坐在广场的台阶上,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。本子已经快用完了,只剩下最后几页。他拿起笔,手还在发抖,字写得歪歪扭扭的,但他还是写了下来: “1989年3月,sh市。我被骗了五十块。那个人叫王建国,他说是劳务公司的,帮我介绍工作,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。我信了他,给了他五十块中介费。然后他就消失了。五十块,我在工地上扛了六天水泥才挣来的五十块,就这么没了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我。zs市好好的,有活干,有地方住,有陈工头、老刘头、李哥他们照应。我为什么要来sh市呢?就为了那个一天十五块的梦?现在梦碎了,钱没了,工作也没有找到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回zs市?回石桥村?还是继续在sh待下去?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背包里。他坐在台阶上,看著广场上人来人往,心里一片空白。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,影子从短变长,天色从亮变暗。他就那么坐著,一动不动,像一尊雕塑。 他想起了石桥村,想起了父亲母亲,想起了李觉。如果父亲知道他在这里被人骗了,会不会心疼那五十块钱?五十块钱,在村里够买一百斤大米了。母亲要是知道了,肯定又要哭。李觉呢?李觉会不会笑话他?笑话他一个读过高中的人,连这么简单的骗局都看不出来? 他想起了陈工头说的话——“那个姓孙的我不太放心。”陈工头不放心姓孙的,他却信了,来了sh。他想起老刘头说的话——“sh是大地方,人多手杂,你小心点。”他不小心,他太容易相信人了。他想起李哥说的话——“混好了別忘了我们。”他没有混好,他被骗了,他连自己都养不活。 天色完全黑了。广场上的灯亮了起来,昏黄的光照在他身上,照在他那张憔悴的、瘦削的脸上。他站起来,腿又麻了,他扶著台阶的扶手站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背上背包,慢慢地走出了广场。 他不知道该去哪里。旅馆的房费今天到期,他没有续钱,已经没有地方住了。他漫无目的地走在sh的马路上,走过霓虹闪烁的南港路,走过灯火通明的外滩,走过安静幽深的弄堂。sh的夜是繁华的,是热闹的,是灯红酒绿的,但这一切都跟他无关。他只是一个流浪者,一个在这个大都市里找不到位置的异乡人。 他走了一夜,从城西走到城东,从城东走回城西。天亮的时候,他站在大江边,看著江水缓缓地流。江水是浑的,跟家乡的溪水不一样,跟zs市的海水也不一样。它流得很慢,很稳,像是已经流了一千年,还要再流一千年。江面上有轮船驶过,汽笛声低沉的,悠长的,像是在诉说著什么。 他站在江边,想了很久。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——离开上sh。不是回zs市,也不是回石桥村,而是去hz市。他听人说过,hz是个好地方,风景好,人也和善,工作机会虽然不如sh多,但竞爭也小一些。他身上还有一百多块钱,够他去hz的路费和几天的生活费。 他转过身,离开了sh的大江边。走到火车站的时候,他买了一张去hz的火车票。火车票十几块钱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买了。他不能再在sh待下去了,这个城市太大了,大到可以吞噬一个人的全部希望。他要去hz,去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,重新开始。 火车开动的时候,他靠著窗户,闭上了眼睛。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平房,从平房变成农田,从农田变成山丘。sh在他的身后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。 他没有回头。 第二十二章 流浪HZ hz没有周景熙想像的那么美好。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,天还没有亮。他背著背包走出hz火车站,站在广场上,被清晨的冷风吹得打了个寒噤。三月的hz比sh还冷,湿漉漉的冷,像是有人把一块湿毛巾捂在你脸上,冷得骨头缝里都透著凉意。广场上的人不多,稀稀拉拉的,有几个拉客的旅馆老板娘在出站口张望,看见有人出来就迎上去问:“住宿吧?便宜的很,十块钱一晚。”周景熙摇了摇头,他住不起十块钱的旅馆。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,买了火车票之后只剩不到一百块,他得省著花。 他沿著马路漫无目的地走,想找个便宜的地方落脚。天慢慢地亮了,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冒出了新芽,嫩绿嫩绿的,在晨风中轻轻地摇。hz的街道比sh安静得多,没有那么多人,也没有那么多车,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、甜丝丝的味道,像是从湖中飘过来的。但周景熙没有心思欣赏这些,他只想找个地方住下来,然后去找工作。 他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家最便宜的旅社,一晚上三块钱。旅社在地下室里,又潮又暗,墙壁上渗著水,散发著一股霉味。房间是用木板隔出来的,隔音很差,隔壁的打鼾声、说话声、翻身的吱呀声,听得一清二楚。床是上下铺,铁架子床,铺著一床薄薄的被子,被子上有股说不清的臭味。他没有挑剔的资格,交了三天房费,把背包放在床上,躺了下来。他太累了,从sh到hz,一夜没睡,身体像散了架一样。他闭上眼睛,几乎是在躺下的那一刻就睡著了。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,脑袋昏沉沉的,嘴里发苦。他洗了把脸,走出旅社,去找工作。hz的工业不如上海和zs市发达,工厂不多,大多是丝织厂、茶叶厂和工艺品厂。他沿著马路走,看到有工厂就进去问。有的厂不招工,有的厂只招女工,有的厂要本地户口,有的厂看了他一眼就说“不要人”。走了一下午,十几家工厂问下来,没有一家要他。 第二天,他又出去找。这一次他扩大了范围,去了更远的地方。他走到了西湖区,那边有一些旅游服务行业的工作——餐馆、旅社、商店。他问了几家餐馆要不要洗碗工,有的说要等通知,有的说已经招满了。他问了一家旅社要不要清洁工,人家说只要女的。他问了一家商店要不要搬运工,人家说要有经验的。 第三天,第四天,第五天……一个星期过去了,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。 他开始慌了。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。三块钱的房费,两块钱的饭钱,一天至少要花五块钱。不到一百块的积蓄,撑不了二十天。他把每天的饭钱从两块降到了一块,早上不吃,中午买个馒头,晚上再买个馒头。馒头五毛钱一个,又硬又干,咽不下去的时候就去公共厕所接自来水喝。这种日子他在zs市经歷过一次,以为到了sh就不会再有了,没想到在hz又经歷了一次。 第十天,他的钱花完了。口袋里只剩几毛钱,连一个馒头都买不起。他退了旅社的房间,背著背包走到了西湖边。 三月的西湖很美。柳树发了芽,嫩绿的枝条垂在水面上,隨风轻轻地摇。桃花开了,粉红色的花瓣密密匝匝的,像一片片云彩落在枝头。湖面上波光粼粼,游船来来往往,船上的人有说有笑的,举著相机拍照。远处的山是黛青色的,山顶上笼罩著一层薄薄的雾,像一幅水墨画。周景熙坐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,看著这一切,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隔著一层玻璃。他看得见美,但触不到美。他闻得到花香,但花香不能当饭吃。 那天晚上,他睡在了西湖边的长椅上。 长椅是木头的,硬邦邦的,躺上去硌得骨头疼。夜风吹过来,带著湖水的湿气和花草的清香,但更多的是冷。三月的hz,夜里只有几度,他穿著一件薄薄的外套,根本挡不住寒意。他蜷缩在长椅上,把背包垫在头底下,把外套裹得紧紧的,还是冷得直打哆嗦。他想起了石桥村的冬天,虽然也冷,但家里有火塘,有被子,有母亲煮的热红薯稀饭。现在他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张硬邦邦的长椅和一身的寒意。 他睡不著,睁著眼睛看著头顶的天空。hz的天空比上海乾净,能看到星星,虽然不多,但亮闪闪的,像一颗颗钻石嵌在黑布上。他想起了父亲说的话——“天上的每一颗星星,都是地上一个人的命。”他的命是哪一颗?是最暗的那一颗吗?是最远的那一颗吗?是那颗隨时都可能熄灭的流星吗?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醒了,是被冻醒的。他的手脚冰凉,嘴唇发紫,浑身僵硬得像一根冰棍。他坐起来,搓了搓手,活动了一下筋骨,等身体暖和了一些,就背著背包离开了西湖。他不敢在西湖边待太久,那里有巡逻的警察,看到睡长椅的人会盘查,没有暂住证的要被遣送回去。他不能被抓,不能被遣送,他要在hz活下去。 白天,他继续找工作。他把整个hz市的大街小巷都走遍了,从西湖到武林门,从武林门到拱宸桥,从拱宸桥到闸口,每一条路他都走过,每一家工厂他都问过。没有一家要他。没有户口,没有暂住证,没有技术,没有关係,他什么都没有。他只有一身的力气和一个高中毕业证,但在这个城市里,力气和学歷都不值钱。 钱花光之后,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。他开始饿肚子。一天不吃,两天不吃,到了第三天,他的胃像一只被揉皱的纸袋,空荡荡的,一阵一阵地抽搐。他的腿发软,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,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,倒下了就起不来了。 他开始在街上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。他在菜市场捡过烂掉的菜叶子,在垃圾桶里翻过別人扔掉的馒头,在饭馆门口等过別人吃剩的饭菜。有一次,他在一家饭馆门口站著,看著里面的人在吃饭,口水止不住地流。老板娘出来了,看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,转身进去端了一碗饭出来,递给他。饭上面盖著一点剩菜,已经凉了,但他接过来,三口两口就吃完了。他端著空碗,想对老板娘说声谢谢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老板娘摆了摆手,说:“去吧,去吧。”他转过身,眼泪掉了下来。 他开始在街头找活干。他看到有货车卸货,就凑上去问要不要帮手;看到有工地施工,就进去问要不要小工;看到有人搬家,就主动上去帮忙。有时候能挣到几块钱,有时候只能挣到一顿饭,有时候什么都挣不到,白干一场。他不挑,什么活都干,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。 有一天,他在武林门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找到了活。市场里有很多批发商,每天有大车小车的货物进进出出,需要人装卸。他站在市场门口,看到有车来了就凑上去,问老板要不要卸货。大部分时候被拒绝,但偶尔也能接到活。卸一车货,大概要两三个小时,能给两块钱。两块钱够他买四个馒头,吃一整天了。 他记得第一次卸货,是一车饮料。整箱整箱的饮料,从车上搬到仓库里,一箱大概二十斤,一车有几百箱。他从下午两点搬到六点,整整搬了四个小时,搬完之后浑身像散了架一样,胳膊抬不起来,腰直不起来。老板给了他十块钱,说是看他肯干。他攥著那十块钱,手在发抖,连声说著谢谢。 那天晚上,他用一块钱买了两个馒头,用两块钱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社,睡了一夜好觉。躺在床上的时候,他摸著吃饱了的肚子,觉得这十块钱比他在zs市挣的三十块都值钱。不是钱多了,是饿过之后才知道,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。他在批发市场卸货,在火车站扛包,在建筑工地搬砖,在饭馆洗碗,什么活都干,能挣一口吃就行。他不再挑工作,也不再想那些遥远的梦想。作家、大学、文学——这些词变得越来越遥远,像隔著一层厚厚的毛玻璃,模糊得看不清楚。他只想活下去,吃饱饭,有地方睡,不被警察抓。这就是他全部的目標。 他开始变得沉默。不再跟人说话,不再想过去的事情,也不再计划未来。他像一台机器,每天醒来,找活干,挣口饭吃,睡觉,第二天再醒来。他的眼睛变得空洞,没有了光,像两口枯井。他的脸上没有了表情,不笑,也不哭,只是一片木然。 有一天,他在批发市场卸完货,坐在台阶上休息。旁边坐著一个老头,也是来等活的。老头看了他一眼,递给他一根烟。他不会抽菸,但接了过来,夹在耳朵上。 “小伙子,哪里人?”老头问。 “湖南的。” “来杭州多久了?” “一个多月了。” “找到活了吗?” “打零工,有一天没一天的。” 老头点了点头,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我说老弟,这边不怎么好混啊。我在这里二十年了,也就是混口饭吃。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耗著了。去sz,去dg,那边工厂多,机会多。別在这里浪费青春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老头说得对,但他已经没有钱去sz了,连去dg的车票都买不起。他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,还谈什么青春,谈什么未来? 那天晚上,他又睡在了西湖边的长椅上。三月的西湖,夜风还是很冷,他蜷缩在长椅上,裹著那件破旧的外套,瑟瑟发抖。湖面上起了雾,白茫茫的,把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树都罩住了。路灯的光在雾里晕开,变成一团一团昏黄的光斑,像是谁在水面上点了几盏灯。 他睡不著,睁著眼睛看著雾中的西湖。他想起了苏軾的诗——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这是他高中时在课本上读到的,那时候他觉得西湖一定很美,美得让人心醉。现在他就在西湖边,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美。他只感觉到冷,感觉到饿,感觉到孤独。美是吃饱了饭的人才有资格欣赏的东西,饿著肚子的人,眼里只有食物。 他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。本子只剩下最后一页了,他在上面写道: “1989年4月,hz。我到hz快两个月了,还是没有找到工作。钱花光了,住在西湖边的长椅上,靠帮人搬货挣馒头吃。一天挣五块钱,够买四个馒头。有时候挣不到,就饿一天。我瘦了很多,脸上的颧骨凸出来,眼睛凹下去,像鬼一样。我不敢照镜子,不想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。也许是为了活著,也许只是不知道该去哪里。sh不行,hz也不行,我不知道哪里行。也许哪里都不行。也许我根本就不该出来。也许我就该待在石桥村,种地,养牛,一辈子不出来。但我不甘心。我真的不甘心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背包里。最后一页也用完了,这个本子跟著他走过了zs市、gz、sh、hz,记录了他的希望、失望、屈辱、飢饿和绝望。现在,它满了。他的人生也像这个本子一样,快要写满了,却没有写出他想写的东西。 他闭上眼睛,试图入睡,但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来。今天只挣了五块,买了三个馒头,晚上吃了一个,还剩两个留著明天吃。他饿得胃疼,像有一只手在胃里拧来拧去。他把腰带紧了紧,翻了个身,把膝盖蜷起来,缩成一团。这样能暖和一点,也能让胃舒服一点。 他想起了母亲。如果母亲知道他现在的样子,一定会哭。她手上的裂口会不会更疼?她的眼睛会不会哭瞎?他不敢想。他想起父亲。父亲把五十块钱塞到他手里的时候说“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好好的”。他现在这个样子,算是“好好的”吗?他想起李觉。李觉说“路是脚走出来的,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”。他的路在哪里?是在西湖边的长椅上吗?是在批发市场的货车上吗?是在垃圾桶里翻出来的馒头上吗?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——阿强。阿强在广州的那所大学当保安,穿著灰色的制服,戴著大檐帽,腰上別著橡胶棍。他想起阿强说过的话——“在外面打工,这种事难免。被人冤枉,被人欺负,被人看不起,都是常有的事。你不能因为这些就倒下。”他没有倒下,他还活著,还在呼吸,还在走路。但他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 湖面上的雾越来越浓了,浓得像一堵墙,把整个世界都挡住了。他看不见远处的山,看不见近处的树,看不见湖对面的灯光。他只能看见自己,一个蜷缩在长椅上的、瘦骨嶙峋的、饿著肚子的年轻人。 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模糊的、混乱的梦。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一切都跟从前一样,什么都没有变。他朝他们走过去,想叫他们,但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。他伸出手,想抓住什么,但手指穿过了阳光,穿过了空气,什么也抓不住。 他在梦里哭了。没有声音,只有眼泪,顺著脸颊流下来,滴在西湖边的长椅上,滴在这个不属於他的城市里。 天亮的时候,他被一阵脚步声吵醒。他睁开眼,看见几个晨练的老人从湖边走过,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有同情,也有警惕。他坐起来,揉了揉眼睛,背上背包,离开了西湖。新的一天开始了,他还要去找活干,还要去挣那五块钱,还要去买那四个馒头。 他走在hz的街道上,走在三月的春风里,走在別人的城市里。他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,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,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他不能死在这里。他要活著,活著回到石桥村,活著见到父亲母亲,活著见到李觉。他要告诉他们,他活著,他回来了。 这是他唯一的念头。这个念头像一根细线,牵著他,拽著他,让他不至於彻底坠落。 第二十三章 砖厂的苦力 1989年的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,周景熙在hz郊区的一个砖厂找到了活干。 说是找到,不如说是撞上的。那天他在西湖边饿了两天,实在撑不住了,沿著马路一直往城外走,想看看郊区有没有什么活干。走了大半天,从西湖走到留下,从留下走到閒林,路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,越来越破,最后变成了农田和荒地。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,他看到了一个砖厂。 砖厂不大,占地十几亩,场地上堆满了红砖坯和成品砖,像一座座小山。一座高高的烟囱冒著黑烟,在灰濛濛的天空里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。工地上尘土飞扬,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,工人们光著膀子,在砖窑和晒场之间来回奔波,浑身是汗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 他站在砖厂门口,犹豫了一下,走了进去。厂门口有一间简易的平房,门口掛著一块木板,上面用红漆写著“招工”两个字。他敲了敲门,里面出来一个中年人,穿著一件脏兮兮的工作服,脸上沾著砖灰,只露出一双眼睛。 “干什么的?”那人问。 “找工作。你们这里招人吗?” 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,目光在他瘦削的身体上停了一下。“干过砖厂的活吗?” “没有。但我有力气,什么活都能干。”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拉板车,码砖坯,一天六块,包吃包住。干得了就干,干不了走人。” 一天六块。比zs市的八块少了两块,但比在西湖边饿肚子强。周景熙几乎没有犹豫。“我干。” 那人点了点头,把他带到了工棚区。工棚是用竹竿和油毛毡搭的,一排十几间,每间里面摆著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床。床上的被褥黑乎乎的,散发著汗臭味和霉味。地上扔著菸头、酒瓶和方便麵袋子,墙角结著蜘蛛网。周景熙被分到了一间工棚里,床是上铺,铁架子床,摇摇晃晃的,爬上去的时候吱嘎吱嘎地响。他把背包扔在床上,算是安了家。 第二天天没亮,他就被叫起来干活了。砖厂的活比他想像的还要苦。他的活是拉板车——把砖坯从制砖机那边拉到晒场上去晾晒。板车是铁架子焊的,两个轮子,上面放著一块木板,一次能装两百多块砖坯。砖坯是湿的,一块大概四五斤,两百多块就是一千来斤。他要把这一千来斤的砖坯,从制砖机拉到三百米外的晒场上,一趟一趟地拉,从早拉到晚。 第一趟,他使出吃奶的力气,才把板车拉动。轮子陷在泥地里,吭哧吭哧地转,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。他的肩膀被车把磨得生疼,手上起了水泡,水泡破了,露出红红的嫩肉,碰到砖灰就疼得像火烧。三百米的路,他走了將近十分钟,到了晒场的时候,浑身像散了架一样,胳膊抬不起来,腰直不起来。但他不能停,后面还有几十趟在等著他。 第二趟,第三趟,第四趟……他咬著牙,一趟一趟地拉,从凌晨拉到天黑。中午的时候,他饿得前胸贴后背,但还没到放工时间,只能忍著。渴了就去水龙头那里灌一肚子凉水,有一股铁锈味,但喝下去之后,嗓子能舒服一会儿。 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,他的肩膀肿了,手上全是血泡,腿像灌了铅一样沉。他数了数,一天拉了二十三趟,比老工人少不了多少。工头——就是昨天那个中年人——看了他一眼,说:“还行。明天继续。” 他回到工棚,躺在摇摇晃晃的上铺,浑身疼得睡不著。肩膀肿得老高,碰一下就疼得钻心;手上的血泡破了又磨,磨了又破,沾了砖灰,发炎了,红红肿肿的,一抽一抽地疼;腰像断了一样,翻个身都费劲。他想起了在zs市的日子,一天八块,虽然也累,但至少能吃饱饭,有陈工头、老刘头、李哥他们照应,现在呢?住在这个破工棚里,跟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。 他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hz。sh不行,hz也不行,他还能去哪里?回zs市?他已经辞了工,陈工头那边不知道还要不要人。回石桥村?他出来的时候说过,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去。他现在这个样子,算是人样吗?瘦得皮包骨头,手上全是伤,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,连张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。 他闭上眼睛,试图入睡,但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来。他今天干活太累了,消化好快,感觉胃像一只被揉皱的纸袋,空荡荡的,一阵一阵地抽搐。他把腰带紧了紧,翻了个身,把膝盖蜷起来,缩成一团。这样能让胃舒服一点。 第二天,第三天,第四天……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。他的身体慢慢適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劳作,肩膀上的肿消了,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肌肉;手上的血泡结了痂,痂掉了,露出下面厚厚的老茧;腿不再发抖了,走起路来稳当多了。他已经从一个瘦弱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壮劳力,虽然还是很瘦,但至少看起来不像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。 他不敢乱花钱,他得攒钱,攒够了就离开这里,去找更好的工作。但六块钱能攒多久?一个月攒一百块,半年也只能攒六百块。六百块能干什么?买一张回家的车票,然后也所剩无几了。 砖厂的工人大多是从安徽、河南、四川来的农民,跟周景熙一样,都是出来討生活的。他们大多不识字,也没什么文化,但对周景熙这个“读过书的人”有一种朴素的敬意。有个四川来的老头,姓张,五十多岁了,在砖厂干了十几年,什么活都会干。他看周景熙年纪小,又是新来的,对他格外照顾。教他怎么拉板车省力,怎么码砖坯不倒,怎么在砖窑里避开高温。有一次周景熙拉板车的时候翻车了,两百多块砖坯全砸在地上,摔得稀烂。工头骂了他一顿,扣了他一天的工资。张老头走过来,帮他收拾地上的碎砖,一边收拾一边说:“小伙子,別灰心。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,翻了好几次车。慢慢就好了。” 周景熙蹲在地上,一块一块地捡碎砖,手在发抖,不是因为累,是因为委屈。他想哭,但忍住了。他不能哭,不能在这些比他更苦的人面前哭。 “张叔,”他说,“你为什么要来这里?在老家不好吗?” 张老头笑了笑,露出一口黄牙。“老家好啊,但老家挣不到钱。家里三个娃,都要吃饭,都要读书。不出来打工,怎么养他们?” “你不想家吗?” “想啊,怎么不想。但想有什么用?想又不能当饭吃。”张老头站起来,拍了拍膝盖上的土,“小伙子,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待太久。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攒点钱,去找个更好的活干。別像我一样,一辈子在砖厂里,老了干不动了就没人要了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知道张老头说得对,但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更好的活干。sh不行,hz不行,他还能去哪里?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。他在砖厂干了將近两个月,从春天干到了夏天。hz的夏天热得像蒸笼,砖厂里更是热得受不了。砖窑的温度高达七八十度,站在窑门口就能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,烤得人皮肤发疼。他有时候要去窑里码砖,进去之前要在身上浇一桶水,进去之后不到五分钟,水就干了,衣服冒烟,皮肤被烤得通红。有一次他在窑里待了太久,出来的时候眼前一黑,腿一软,整个人栽倒在地上。工友们把他抬到阴凉处,给他灌了一肚子凉水,他才慢慢醒过来。工头骂了他一顿,说“不要命了”,然后扣了他半天的工资。 那是他第一次晕倒。但並不是最后一次。 六月的一天下午,他在砖窑里码砖,码了將近一个小时,出来的时候又晕倒了。这一次比上次更严重,他直接昏了过去,不省人事。工友们把他抬到工棚里,给他扇风、灌水,折腾了半个小时他才醒过来。醒过来的时候,他看见张老头坐在他床边,手里端著一碗绿豆汤。 “喝点。”张老头把碗递给他,“你这是中暑了。这天太热了,你不要命了?” 他接过碗,手还在抖,绿豆汤洒了一半。他喝了一口,绿豆汤是凉的,甜丝丝的,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喝到甜的东西了,那股甜味在舌尖上炸开的时候,他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 “张叔,谢谢你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 “谢什么?”张老头站起来,“你好好休息,明天別去窑里了,跟工头说说,去晒场干活。” 但他没有跟工头说。第二天,他又去了砖窑。他知道晒场的活轻鬆一些,但工资也低。他需要钱,需要攒够离开这里的钱。他不能一直待在砖厂里,不能一辈子拉板车、码砖坯。他要走,去一个更好的地方,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 他在砖厂干了將近三个月,攒了將近四百块钱。四百块不多,但够他离开hz的路费和几天的生活费了。他开始琢磨下一步该去哪里。回zs市?去sz?去dg?他听说zs那边有个採石场在招人,工资比砖厂高,一天能挣五六块。他决定去zs。 临走的那天,他把攒的钱数了一遍,又数了一遍,一共三百八十七块五毛。他把钱用塑胶袋包好,塞进內衣口袋里。他把背包收拾好,跟张老头告了別。 “张叔,我要走了。” 张老头看了他一眼,没有挽留。“去哪里?” “zs。听说那边有个採石场在招人。” 张老头点了点头,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,塞到他手里。“拿著,路上买点吃的。” “张叔,我不能要——” “拿著!”张老头的声音突然硬了起来,“你一个人在外面,不容易。这点钱不算什么,別跟我客气。” 周景熙攥著那十块钱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想说谢谢,但知道这两个字太轻了。他朝张老头鞠了一躬,转过身,走出了砖厂。 杭州的夏天,太阳毒辣辣的,晒得人头皮发麻。他走在公路上,背上的背包越来越沉,脚底的解放鞋磨破了,石子硌得脚底板生疼。但他没有停下来。他要去zs,去那个据说工资更高的採石场,去挣更多的钱。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,但他知道,他不能再待在砖厂里了。再待下去,他会被烤乾,会被压垮,会变成一个真正的、永远的苦力。 他想起张老头说的话——“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待太久。”他记在心里了。他还年轻,他不能认命。他要去闯,去试,去撞得头破血流,也不能停下来。 走到公路边的一个公共汽车站,他上了一辆去nb的长途汽车。车票要十几块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买了。从nb到zs,还要坐船,船票又要几块。他算了算,到了zs之后,身上还剩三百五十块左右。这些钱够他在採石场安顿下来了。 汽车开动了,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山丘,从山丘变成海岸。他靠著窗户,闭上了眼睛。砖厂的日子在他脑海里一幕一幕地闪过——拉板车的汗水,码砖坯的灰尘,砖窑里的热浪,晕倒时的黑暗,张老头的绿豆汤。这些日子苦得像黄连,但他熬过来了。他活著,还在走,还在呼吸。 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熬过了gz的屈辱,熬过了sh的欺骗,熬过了hz的飢饿和砖厂的高温。你还有什么熬不过的?zs算什么?採石场算什么?再苦再累,也比在西湖边睡长椅强。去吧,去舟山,去採石场,去挣更多的钱。总有一天,你会攒够钱,离开这些地方,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,去过你想要的生活。 他不知道这个“总有一天”是什么时候,但他相信,只要不停下来,总有一天会到的。 汽车在公路上顛簸著,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。他靠著窗户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短暂的、不安的睡眠。在梦里,他又回到了砖厂,拉著板车,在烈日下一趟一趟地走。板车上装的不是砖坯,是他自己。他把自己装上了板车,拉著自己往前走,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,只知道不能停。 停下来就完了。 第二十四章 ZS石场 1989年的夏天,周景熙到了zs。 zs不是一个岛,是一群岛。从nb坐船过去,海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著大大小小的岛屿,有的岛上有人家,有的岛上只有石头和杂草。船是那种老旧的客货两用轮渡,甲板上堆满了货物,船舱里挤满了人。周景熙没有钱买坐票,站在甲板上,靠著栏杆,看著灰濛濛的大海。海是浑的,黄不拉几的,跟他在课本上读到的那种“蔚蓝色的大海”完全不一样。海风吹过来,带著腥咸的味道,黏糊糊的,粘在皮肤上,像一层薄薄的盐。 他要去的地方叫石岗岛,是zs群岛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岛,岛上有一座採石场。他在hz砖厂的时候听一个工友说起过这个地方——“石岗岛的採石场,工资高,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。就是活重,危险,每年都有人受伤。”周景熙不在乎危险,他只在乎那十五块钱。一天十五块,一个月就是四百五,比在砖厂多挣一百五。干一年,他能攒下好几千块。好几千块,在石桥村可以盖一栋新房子了。 船在海上晃了三个多小时,终於到了石岗岛。岛不大,方圆几公里,除了码头边上几间低矮的石头房子,就是光禿禿的山。山上没有树,只有石头,灰白色的石头,在阳光下刺得人眼睛疼。採石场在岛的另一边,从码头走过去要半个多小时。路上全是碎石,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,鞋底磨得薄了,石子硌得脚底板生疼。 採石场比砖厂大得多,也热闹得多。几座山头被削去了半边,露出里面灰白的岩石,像被砍了一刀的肉。山脚下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,有的像桌子那么大,有的像房子那么大。碎石机轰隆隆地响著,把大石头嚼成小石头,小石头嚼成石子,石子再嚼成石粉。工人们戴著安全帽,在石堆间穿梭,有的在打炮眼,有的在搬石块,有的在开碎石机,个个灰头土脸的,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。 周景熙找到工头,一个五十来岁的本地人,姓沈,黑瘦黑瘦的,脸上沟壑纵横,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。沈工头看了他一眼,问:“哪里人?” “湖南的。” “干过採石场吗?” “没有。但在砖厂干过,有力气。” 沈工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目光在他瘦削的身体上停了一下。“採石场不比砖厂,危险。打炮眼、放炮、搬石头,哪一样都要命。你怕不怕?” “不怕。” “行。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。先试三天,干得了就留下,干不了走人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,被分到了一间工棚里。工棚是用石头垒的,比砖厂的油毛毡棚子强一些,至少不漏雨。里面摆著几张上下铺,被褥脏兮兮的,散发著汗臭味和石粉味。他把背包扔在上铺,算是安了家。 第二天天没亮,他就被叫起来干活了。他的活是搬石头——把爆破下来的大石块搬到拖拉机上,运到碎石机那边去。石块大小不一,小的几十斤,大的上百斤。搬小石块用双手抱,搬大石块用肩膀扛,用背驮,用尽全身的力气。他弯著腰,弓著背,一块一块地搬,一趟一趟地走,从山脚搬到拖拉机旁,从拖拉机旁搬到碎石机口。 第一块石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。那是一块百来斤的花岗岩,稜角锋利,像一把把刀子。他弯下腰,双手抱住石头,使劲往起抬。石头纹丝不动。他又试了一次,还是纹丝不动。旁边一个工友看不下去了,走过来帮了他一把,两个人一起把石头抬上了拖拉机。 “你这样不行。”工友说,是四川口音,“搬石头不能用腰,用腿。腰会断的。蹲下去,腿使劲,腰挺直。” 周景熙照著做了,果然省力一些。但百斤的石头压在手上,还是像一座小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的手指被石头的稜角割破了,血顺著石头流下来,滴在灰白的石面上,像一朵朵红色的小花。他把石头搬上拖拉机,甩了甩手上的血,继续搬下一块。 一天下来,他搬了几十块石头,手上全是口子,指甲断了两片,肩膀肿了,腰疼得直不起来。他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,又被海风吹乾,干了又湿,湿了又干,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。他回到工棚,躺在铺上,浑身像散了架一样,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。 第二天,第三天,第四天……他咬著牙,一天一天地熬。手上的口子结了痂,痂又裂开,裂开又结痂,最后变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。肩膀上的肌肉越来越硬,腰也越来越有劲,搬石头的速度越来越快,从一天几十块到一天上百块。沈工头看了他一眼,说:“还行。留下吧。” 周景熙鬆了一口气。他留下了,他有了工作,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。他可以挣钱了,可以攒钱了,可以给家里寄钱了。他来zs已经一个多月了,一直没给家里写信,不是不想写,是不敢写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说——我在杭州砖厂拉板车,在zs採石场搬石头,一天挣十几块钱,手上有茧子,指甲断了,肩膀肿了,腰疼得直不起来。这些话他写不出来,他怕母亲看了会哭,怕父亲看了会心疼。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:爸,妈,我很好,你们不用担心。 干了半个月,他领到了第一笔工资。两百多块,厚厚的一叠,全是十块五块的零钱,皱巴巴的,有些还沾著石粉。他把钱数了三遍,然后去岛上的小卖部买了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,坐在码头的石阶上,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信很短,只有几行字: “爸、妈,我在zs找到工作了,在採石场干活,一天十五块,包吃包住。我很好,你们不用担心。隨信寄回两百块,给家里用。景阳要好好读书,別像我一样。——景熙” 他把信和钱一起寄了出去。从岛上寄信到湖南,要一个多星期。他不知道家里收到信的时候,母亲会不会哭,父亲会不会沉默地抽一夜旱菸。但他知道,他们需要这些钱。弟弟要读书,母亲要看病,父亲要买种子和化肥。他能做的,就是多挣钱,多寄钱,让家里好过一些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。他在採石场干了將近两个月,从夏天干到了秋天。zs的秋天来得早,九月的海风就有了凉意,吹在身上冷颼颼的。他添了一件外套,是从工友那里买的旧衣服,五块钱,袖子长了一截,捲起来穿。 搬石头的活他已经干得很熟练了,沈工头开始让他干一些技术活——打炮眼。打炮眼是採石场最危险、最累的活之一。先用钢钎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洞,再把炸药塞进去,点燃引信,人跑开,等爆炸之后再来搬石头。打炮眼需要两个人配合,一个人扶钢钎,一个人抡大锤。扶钢钎的人要稳,抡大锤的人要准,一锤下去,钢钎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浅浅的印子。一锤一锤地凿,一凿一凿地深,一个炮眼要凿好几个小时,凿得胳膊发酸,虎口发麻。 周景熙第一次打炮眼的时候,差点出了事。他扶钢钎,另一个工友抡大锤。大锤有十几斤重,抡起来呼呼生风。一锤下去,钢钎歪了,锤子擦著他的手指砸在岩石上,火花四溅。他的手指被擦破了皮,鲜血直流,疼得他直吸冷气。工友嚇了一跳,连声说“对不起”。他摇了摇头,说“没事”,用布条缠了缠手指,继续干。 打炮眼最怕的不是砸到手,是放炮。炸药塞进炮眼里,接上引信,点燃,然后人拼命地跑。引信的长短决定跑的时间,太短了来不及跑,太长了浪费时间。有一次,周景熙点了一个炮眼,引信烧得特別快,他刚转身跑了几步,身后就“轰”的一声炸了。碎石像子弹一样飞过来,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擦著他的耳朵飞过去,砸在旁边的石壁上,碎成几瓣。他的耳朵嗡嗡地响,眼前一阵发黑,腿一软,跪在了地上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,耳朵下面有一道血痕,是被碎石擦破的。如果再偏一点,那块石头砸中的就不是石壁,而是他的脑袋。 “你不要命了!”沈工头跑过来,骂了他一顿,“引信短了不知道跑快点?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,站起来,拍了拍膝盖上的土,继续干活。他的手在抖,腿也在抖,但他不能停。停下来就意味著少挣钱,少挣钱就意味著家里少用钱。他不能停。 还有一次,比这更危险。那天他们在半山腰打炮眼,打了六个眼,装好了炸药,准备一起引爆。周景熙负责点其中的两个。他点完第一个,跑去点第二个,引信烧到一半的时候,他脚下一滑,整个人摔倒在地。碎石从他的脚下滑落,哗啦啦地往山下滚。他趴在地上,手指抠著石缝,身体悬在半空中。下面是十几米高的悬崖,摔下去不死也残。他的心跳得像要炸开一样,脑子里一片空白,只有一个念头——跑!他拼命地往上爬,手指抠破了,指甲断了,血糊了一手。他终於爬了上去,连滚带爬地往山下跑。刚跑了十几步,身后“轰隆隆”一阵巨响,碎石满天飞,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砸在他后背上,把他砸倒在地。他趴在地上,抱著头,等爆炸声停了,才慢慢地爬起来。后背火辣辣地疼,伸手一摸,衣服破了一个洞,背上肿了一个大包。 沈工头跑过来,看了他一眼,脸色发白。“你没事吧?” “没事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 “你命大。”沈工头说,“以后小心点,別毛手毛脚的。” 那天晚上,他躺在铺上,后背疼得睡不著。他翻了个身,趴著睡,把脸埋在枕头里。枕头是蕎麦皮的,硬邦邦的,硌得脸疼。但他不在乎,他只想睡觉,睡著了就不疼了。可是怎么也睡不著,脑子里一直回放著白天的画面——脚下一滑,身体悬空,碎石往下滚,爆炸声在身后响起。他想,如果今天那块石头砸中的不是后背,是脑袋呢?如果他没爬上来,摔下悬崖了呢?如果他死了,谁会知道?谁会来找他?父亲母亲会收到一封信,说“周景熙在採石场意外身亡”,然后呢?然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一个儿子,而他,就永远留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,埋在那些灰白的石头下面。 他不敢再想了。他爬起来,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。本子在hz砖厂的时候就用完了,他在岛上小卖部买了一个新的,很薄,纸很差,写字的时候墨水会洇开。但他不在乎,能写字就行。他翻开第一页,借著窗外的月光,写道: “1989年9月,zs。我到採石场两个月了。搬石头、打炮眼、放炮,什么活都干。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,指甲断了好几片,后背被石头砸了一个大包。今天差点死了。脚一滑,差点摔下悬崖,跑得慢一点,就被炸死了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,为什么要干这么危险的活。也许是为了钱,也许是为了活下去,也许只是不知道该去哪里。爸,妈,你们不用担心我,我还活著,还在挣钱,还在往家里寄钱。我会小心,不会死的。我还要回去看你们,还要回去看李觉,还要回去看我那些书。我不会死在这里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背包里。他躺下来,把被子裹紧,闭上眼睛。后背还在疼,耳朵还在嗡嗡地响,但他不去想这些了。他想石桥村,想父亲母亲,想李觉,想那些在村口大樟树下拍合影的伙伴们。他们都还好吗?蒋琪考上大学了吗?周起琼当上护士了吗?周日乐当上老师了吗?蒋田园在部队还好吗?他不知道,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家里的信了,不是家里没写,是岛上通信不便,一封信要走十天半个月。他只能等,等下一班轮渡带来家里的消息。 日子继续过。他在採石场干了三个月,攒了一千多块钱。一千多块,在石桥村是一笔巨款了。他开始琢磨,是继续在採石场干下去,还是换个地方。採石场的工资高,但太危险了,他不想死在这里。他还没结婚,还没生孩子,还没当上作家,他不能死。他得活著,活著离开这个岛,活著去一个更好的地方。 十月的一个傍晚,他收工后坐在码头的石阶上,看著夕阳慢慢地沉入大海。海是金黄色的,天是橘红色的,远处的岛屿在暮色中变成了一道道黑色的剪影。海风吹过来,带著腥咸的味道和远处渔船上飘来的炊烟。他在口袋里摸到一样东西,掏出来一看,是张老头给他的那十块钱,他一直没捨得花,叠得整整齐齐的,塞在內衣口袋里。他把那张钱展开,看了看上面的图案,又叠好,塞了回去。 他想起张老头说的话——“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待太久。”他在採石场待了三个月了,是时候离开了。他要去哪里?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他不能一直待在这里。他要走,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,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他还有梦想,还想当作家,还想写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。这些梦想像一颗种子,埋在他心里最深处,被生活压著,被苦难埋著,但它没有死。它还在那里,等著有一天破土而出。 他站起来,拍了拍身上的石粉,走回了工棚。明天还要干活,还要搬石头,还要打炮眼,还要放炮。但他知道,他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。他要攒够钱,然后离开。去一个没有石头、没有灰尘、没有危险的地方,重新开始。 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,但他相信,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 第二十五章 文学的种子 1989年的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,周景熙在zs採石场已经干了整整四个月。 四个月,一百二十多天,他搬过的石头可以堆成一座小山,打过的炮眼可以连成一条隧道。他的身体彻底变了样——肩膀宽了,胳膊粗了,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壳,指甲断了好几片,新长出来的歪歪扭扭的,像被踩过的贝壳。他的后背上有好几道疤,是被飞溅的碎石擦伤的,最深的一道在左肩胛骨下面,有巴掌那么长,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。他的脸上也有了沧桑的痕跡,颧骨更高了,眼窝更深了,皮肤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。但他不在乎这些。他在乎的是口袋里攒下的钱。一千八百块。这是他这辈子拥有的最大一笔財富。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,海风突然大了起来,从海上刮过来,呜呜地叫著,像一头饿狼在岛周围转悠。气温骤降,工棚里的被褥太薄了,他缩在被子里还是冷得发抖。工友们早早地睡了,鼾声此起彼伏,有人磨牙,有人说梦话,有人翻来覆去地折腾。周景熙睡不著,裹著被子坐在铺上,从背包里摸出那个在岛上小卖部买的新本子。本子很薄,纸很差,但他一直捨不得用,只在最想家的时候才写几行。他翻开本子,第一页上写著几行字,是来舟山那天写的,字跡歪歪扭扭的,墨水洇开了,有些字已经模糊了。他看了几行,又翻到新的一页,拿起笔,想写点什么。 但笔尖停在纸上,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字了。在zs市的工地上,他还会偶尔写几笔,记一记当天的工钱,算一算攒了多少钱,有时候也写几句想家的话。到了hz砖厂,写得就更少了,累得连笔都握不住,倒头就睡。到了zs採石场,他几乎把写字这件事给忘了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搬石头、打炮眼、放炮,天黑透了才收工,回到工棚连衣服都懒得脱,直接倒在铺上就睡著了。他的世界里只剩下石头、灰尘、汗水和炸药,那些曾经在他脑子里闪闪发光的词——文学、梦想、未来——像被灰尘盖住的星星,黯淡了,模糊了,快要看不见了。 他握著笔,坐在昏暗的工棚里,听著窗外的风声和工友们的鼾声,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像被掏空了一样。他想写点什么,但不知道该写什么。写採石场的日子?那些日子有什么好写的?搬石头、打炮眼、放炮,日復一日,像一台机器,连想都不用想。写想家?想家有什么用?想又不能当饭吃,又不能让他少搬一块石头。写梦想?梦想是什么?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了。作家?那是一个遥远的、可笑的、不切实际的梦。一个在採石场搬石头的工人,一个高中都没考上、在广州被人当小偷打过、在上海被人骗过、在杭州睡过西湖边长椅的人,居然想当作家?这不是笑话是什么? 他把笔放下,合上本子,塞回背包里。躺下来,把被子裹紧,闭上眼睛。但睡不著。脑子里乱糟糟的,像有一群蜜蜂在嗡嗡地飞。他想起了很多事——想起石桥村,想起父亲母亲,想起李觉,想起蒋琪、周日乐、周起琼、蒋田园。他们都走上了自己的路,有的在读书,有的在当兵,有的在当老师,有的在当护士。只有他,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,在灰尘和石头中间,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 他想起了陈老师。那个在村里小学教语文的陈老师,白白净净的,戴一副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的。他想起陈老师把《吶喊》递给他时的样子,想起陈老师说“你有文学天赋”时的表情,想起陈老师说的“作家的责任是帮別人把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”。这些话像一颗种子,埋在他心里很多年了,被生活压著,被苦难埋著,但它没有死。它还在那里,等著阳光,等著水,等著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 他突然坐了起来,从背包里再次掏出那个本子,翻到新的一页,拿起笔,开始写。这一次,他没有犹豫,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,像是秋风吹过树叶的声音。他写採石场——写那些灰白的石头,写碎石机的轰鸣声,写炸药爆炸时的震动,写工友们被石粉染白的头髮和眉毛。他写沈工头——写他那张被海风吹得像树皮一样的脸,写他骂人时凶狠、关心时笨拙的样子。他写那个四川来的工友——写他教自己搬石头时说的“用腿不用腰”,写他每次放炮前都要检查三遍引信的习惯。他写张老头——写他在hz砖厂时给他的那碗绿豆汤,写他说的“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待太久”。 他写得很快,很急,像是怕这些字会跑掉一样。他写工棚里的鼾声和磨牙声,写海风颳过屋顶时的呜咽,写月光照在石堆上的影子。他写自己的手——那双曾经握笔的手,现在满是茧子和伤疤,指甲断了好几片,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。他写自己的背——那道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,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,提醒他离死亡只差几寸。 他写了很久,写了好几页,写到手指发酸,写到眼睛发花,写到窗外的风声渐渐小了,写到工友们的鼾声变得均匀而绵长。然后他停下来,把笔放下,看著自己写下的那些字。字写得很丑,歪歪扭扭的,有些地方墨水洇成了一团,看不太清楚。但他不在乎。他写出来了。他把那些压在心里很久的东西写出来了。石头、灰尘、汗水、炸药、危险、孤独、想家、不甘心——全都写出来了。 他合上本子,把它抱在怀里,像抱著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这个本子很薄,纸很差,里面的字写得很丑,但它是他的。是他用自己的手,在採石场的工棚里,在昏暗的灯光下,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。它不值钱,没有人会出版它,没有人会读它,但它是他的。是他活过的证据,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的证据。 那天晚上,他抱著那个本子,睡了很好的一觉。没有做梦,没有惊醒,一觉睡到了天亮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他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变了。说不清是什么,像是一扇关了很久的窗户被推开了,风吹进来了,光照进来了。他还是那个在採石场搬石头的工人,还是那双满是茧子的手,还是那道趴在背上的疤。但他不一样了。他又开始写东西了。他又想起自己是谁了。 他开始在每天收工之后写一点。不多,有时候几行,有时候一页,有时候写了又划掉,划掉又重写。他写採石场的人和事,写那些跟他一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工友们,写他们的辛苦、他们的沉默、他们的善良、他们的无奈。他写四川来的老李,家里有三个娃,老婆身体不好,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,自己只留几十块钱,抽菸只抽最便宜的,吃饭只吃最便宜的。他写安徽来的小王,才十九岁,比他还小,在採石场干了半年,攒钱准备回家盖房子娶媳妇。他写本地的小沈,是沈工头的侄子,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,来採石场帮忙,每天带著一本书,休息的时候就看,说要自考大学。 工友们发现他在写东西,有的好奇,有的不解,有的嘲笑。“写什么呢?”老李凑过来看。“隨便写写。”周景熙把本子合上。“写小说?”老李的眼睛瞪得很大,“你还想当作家?”周景熙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“作家好啊,”老李说,“作家不用搬石头,坐在家里写写字就能挣钱。你好好写,將来当了作家,別忘了我们。”周景熙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老李是开玩笑的,但他把这个玩笑记在了心里。 也有人嘲笑他。“写那些有什么用?能当饭吃?”一个工友说,“有那功夫不如多睡一会儿,明天还要干活呢。”周景熙没有反驳,他知道工友说得对——写这些东西確实不能当饭吃,不能帮他多搬一块石头,不能让他少流一滴汗。但他就是停不下来。一旦开始写了,就像打开了水龙头,关不上了。那些字从笔尖流出来,流到纸上,变成石头、灰尘、汗水、炸药、危险、孤独、想家、不甘心。这些东西压在他心里太久了,他需要把它们倒出来,倒在这个本子上,倒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里。 他开始在岛上小卖部买报纸。不是看新闻,是看副刊。小卖部的报纸不多,有时候是《舟山日报》,有时候是《浙江日报》,有时候是过期的,有时候是崭新的。他把副刊上的文章一篇一篇地看,看人家怎么写,怎么开头,怎么结尾,怎么描写,怎么抒情。有些文章他看得懂,觉得“这我也能写”;有些文章他看不太懂,觉得“人家写得真好,我写不出来”。但他不气馁,他告诉自己:人家是专业的,我是业余的;人家读了大学,我只读了高中;人家写了多少年了,我才刚开始。慢慢来,不急。 他开始模仿报纸上的文章写。人家写海,他也写海;人家写船,他也写船;人家写渔民,他也写渔民。但他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差那么一点,像是画虎不成反类犬。他写海,写的是“海水是黄的,很咸”,人家写海,写的是“大海像一杯浓茶,苦涩而深沉”。他写船,写的是“船在海上摇,摇得人头晕”,人家写船,写的是“船是渔民的鞋,踩在浪花的脊背上”。他觉得自己写得太直白了,像白开水,没有味道。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得有味道,没有人教他,也没有书可以学。他只能自己琢磨,一遍一遍地写,一遍一遍地改。 有一天,他在《浙江日报》的副刊上读到一篇散文,写的是一个在採石场打工的年轻人。文章很短,不到一千字,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。作者写那个年轻人的手——满是茧子和伤疤,指甲断了好几片,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。作者写那个年轻人的背——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,像一条蜈蚣趴在身上。作者写那个年轻人的眼睛——没有光,像两口枯井。周景熙读完这篇文章,手在发抖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——满是茧子和伤疤,指甲断了好几片,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。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背——那道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,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。他跑到小卖部的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眼睛——没有光,像两口枯井。 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他。不是他这个人,是和他一样的千千万万个在採石场、在砖厂、在工地上卖力气的年轻人。他们的手是一样的,背是一样的,眼睛是一样的,命也是一样的。有人把他们写出来了,有人替他们把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了。这就是陈老师说的“作家的责任”。 他把那篇文章剪下来,夹在本子里,每天收工之后都要看一遍。他告诉自己:总有一天,我也要写这样的文章。我要写石桥村,写父亲母亲,写李觉,写那些在田里弯腰、在山上割松脂、在工地上扛水泥、在砖厂里拉板车、在採石场里搬石头的人。我要把他们写出来,让所有人都知道,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,是这样活著的。 他开始更加认真地写。每天收工之后,不管多累,都要写一点。有时候写到半夜,手冻得握不住笔,就搓一搓,继续写。有时候写不出来,就坐在铺上发呆,想石桥村的事,想小时候的事,想那些读过的书、背过的诗。他把能想到的都写下来,不管好不好,先写下来再说。他知道自己写得不好,但他也知道,不写就更不好。写得多了,总会好的。 工友们对他的“写作”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老李有时候会凑过来看两眼,说一句“写得好”,虽然他根本不认识几个字。小王有时候会让他帮忙写信回家,说“你读过书,写得好,帮我写一封”。他帮小王写了好几封信,每一封的开头都是“爸、妈,我在zs很好,你们不用担心”,结尾都是“儿在外,一切安好,勿念”。这些信和他写给家里的信一模一样,连字跡都差不多。他写著写著,忽然觉得,这些信也是文学。它们不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,但它们是一个在异乡打工的儿子写给父母的家书,每一封都有思念,都有牵掛,都有说不出口的苦和不想让家人担心的谎。这些东西,比那些花团锦簇的文章更真实,更动人。 他开始想写一个长一点的东西,不是日记,不是隨笔,而是一个故事。一个关於採石场的故事,关於这些工友们的故事,关於他自己和其他千千万万个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年轻人的故事。他不知道怎么写,不知道从哪里开始,不知道用什么角度,不知道用什么语言。但他想试一试。哪怕写得不好,哪怕没有人看,他也要试一试。 十一月的zs已经很冷了。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,工棚里结了霜,被子太薄了,他每天晚上都被冻醒好几次。但他没有停,每天晚上还是缩在被子里,借著手电筒的微光写。手冻僵了,就放在嘴边哈几口热气,搓一搓,继续写。字写得越来越丑,但他不在乎。他只想把那些字写出来,写在纸上,留在本子里。 有一天晚上,他正在写一个工友的故事,写到一半,忽然停电了。手电筒的电池也用完了,整个工棚陷入一片黑暗。他坐在铺上,手里握著笔,面前摊著本子,什么都看不见。窗外的风声呜呜地叫著,像有人在哭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继续写——不是写在纸上,是写在脑子里。他想那个工友的脸,想他说过的话,想他干活时的样子,想他坐在码头上看著大海发呆的背影。他把这些画面一个一个地记在心里,等明天有了光,再写出来。 那天晚上,他没有睡。他坐在黑暗中,睁著眼睛,在心里写了一个通宵。天亮的时候,他拿起笔,借著清晨的第一缕光,把脑子里那些字一个一个地写在纸上。他写得很慢,很认真,每一笔都端端正正的,像是在描红。他要对得起这些字,对得起这些人和事,对得起自己心里的那颗种子。 那颗种子,在他最苦最难的时候,在採石场的灰尘和石头中间,在他满是茧子和伤疤的手掌里,悄悄地发芽了。它还很嫩,很弱,风一吹就会倒,但它活了。它从泥土里钻出来了,伸出两片嫩绿的叶子,向著那一点点的光,拼命地长。 他不知道它能长多大,能长多高,能不能开出花、结出果。但他知道,它活著。只要它活著,就有希望。 【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101??????.??????】 第二十六章 香港回归的消息 1997年的春天,周景熙是在zs採石场的工棚里听到香港回归的消息的。 他已经在这个岛上待了整整八年。八年,两千多个日夜,足够让一个人把异乡变成故乡,也足够让一个人把故乡忘成异乡。他已经忘记了石桥村春天的映山红开在哪个山坡上,忘记了溪水漫过石板桥时的声音,忘记了母亲站在门口喊他回家吃饭时的腔调。那些记忆像被海风侵蚀的岩石,一层一层地剥落,越来越薄,越来越模糊。但他记住了一些別的东西——记住了每一块石头的纹理,记住了每一次爆破时的震动,记住了颱风天海浪拍打礁石的巨响,记住了工棚里工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和梦话。他记住了一个人在异乡活著的全部细节,却快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 八年了。他从一个二十岁的瘦弱青年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壮实汉子。肩膀宽了,胳膊粗了,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壳,指甲断了又长,长了又断,歪歪扭扭的,像被踩过的贝壳。后背上有好几道疤,是被飞溅的碎石擦伤的,最深的一道在左肩胛骨下面,有巴掌那么长,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。他的脸上也有了沧桑的痕跡,颧骨更高了,眼窝更深了,皮肤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。他的眼神也变了,不再是刚离开石桥村时那种清澈的、闪著光的眼神,而是一种浑浊的、沉甸甸的、像被海水泡过很久的木头一样的眼神。 但他还在写。八年来,他从没停止过写作。工棚里的工友们换了一茬又一茬,有的人攒够了钱回了老家,有的人去了更好的地方,有的人受了伤干不了了,有的人——死了。只有他还在。每天收工之后,不管多累,他都要坐在铺上,就著昏黄的灯泡,在那个越来越厚的本子上写几笔。他写採石场的人和事,写那些跟他一样从农村出来討生活的工友们,写他们的辛苦、他们的沉默、他们的善良、他们的无奈。他写四川来的老李——八年前他刚到採石场时就在的老工友,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,头髮白了一半,腰弯了,腿瘸了,但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。老李有三个娃,老大在深圳打工,老二在老家种地,老三在读高中。老李说,再干两年,等老三考上大学,他就回老家,再也不出来了。他写安徽来的小王——八年前才十九岁的小伙子,现在也二十七了,结了婚,有了孩子,老婆在老家带孩子,他一个人在外面挣钱。小王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,自己只留几百块钱,抽菸只抽最便宜的,吃饭只吃最便宜的。他说,等攒够了钱,就回老家盖房子,再也不出来了。他写本地的小沈——沈工头的侄子,八年前刚来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,每天带著一本书,休息的时候就看,说要自考大学。后来小沈真的考上了,去了杭州读大学,再也没回来。他是这八年来,周景熙见过的唯一一个“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”的人。 他还写自己。写自己的手——那双曾经握笔的手,现在满是茧子和伤疤,指甲断了好几片,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。写自己的背——那道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,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,提醒他离死亡只差几寸。写自己的心——那颗被生活压了很多年的心,被石头压过,被海风吹过,被孤独泡过,但它没有死。它还活著,还在跳,还在想那些遥远的事情。 八年里,他给家里写过很多信,也收到过很多信。母亲的来信总是很短,字跡歪歪扭扭的,有些字还写错了,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。“景熙,你在外面还好吗?妈很想你。你爸身体还好,就是老寒腿又犯了。你弟弟上高中了,成绩还不错。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,別太累了。”李觉也给他写过信,信是用铅笔写的,字跡工工整整的,比当年好多了。“景熙,我结婚了,媳妇是隔壁村的,人挺好的。我在家里盖了新房子,虽然不大,但够住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?我们好久没见了。”他把这些信都收著,塞在背包最底层,和那些写满字的旧本子放在一起。他不敢经常看,看了会想家,想家了会睡不著,睡不著第二天就没力气干活。所以他忍著,只在最难受的时候才拿出来看一看,看完了再塞回去。 八年里,他也想过回去。每年春节,工友们一个个地走了,回四川、回安徽、回河南、回湖南。工棚里越来越空,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坐在空荡荡的工棚里,听著窗外的海风,想著石桥村的年夜饭——母亲包的饺子,父亲燉的鸡汤,弟弟放的鞭炮。他想,要不今年回去吧,回去看看爸妈,看看李觉,看看那些伙伴们。但每次他收拾好行李,走到码头,看著那艘通往大陆的轮渡,他又停下了脚步。回去干什么?回去告诉他们,他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的石头?回去告诉他们,他还没当成作家?回去告诉他们,他还是一个人?他做不到。他出来的时候说过,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去。他现在这个样子,算是人样吗?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,身上没有一分钱积蓄——这些年挣的钱,大部分寄回了家,供弟弟读书,给母亲看病,帮父亲还债。他自己什么都没留下,除了那一摞写满字的本子。 1997年3月的一天傍晚,周景熙收工回来,浑身是石粉,头髮和眉毛都是白的,像个老头。他在水龙头下冲了冲脸,洗掉脸上的灰,然后回到工棚,坐在铺上,拧开了那台破旧的收音机。收音机是他来舟山第一年在废品站买的,外壳裂了,用胶布缠著,天线断了一截,用铁丝接上的,调台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地转,转快了就沙沙地响。这台收音机跟了他八年,从老李到小王到小沈,每个人都用过,每个人都拧过,每个人都在这沙沙的杂音里听过家乡的消息。 那天傍晚,他调了半天,终於找到一个清晰的频道。播音员的声音从沙沙的杂音中穿透出来,清晰而庄严:“……中英两国政府已就香港政权交接事宜达成协议,1997年7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將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……” 周景熙的手停在收音机上,一动不动。 香港要回归了。1997年7月1日。还有不到四个月。 他坐在铺上,听著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报这条消息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八年了,他在这个岛上待了八年,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?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城市开了多少工厂,不知道有多少农村人离开家乡去了南方,不知道有多少高楼大厦在sz、在pd拔地而起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自己在这个岛上,在这间工棚里,在这个破收音机前,听到了一条消息——香港要回归了。 他想起了十三年前,1984年,他在镇中学的教室里,歷史老师讲到《南京条约》,讲到香港被割让给英国。那时候他十五岁,坐在课桌前,听老师讲那段屈辱的歷史,心里愤愤不平。老师说,香港会在1997年回归,到时候你们就二十八岁了。二十八岁,那是多么遥远的年纪啊。他觉得1997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年份,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未来。那时候他以为,到了1997年,他一定已经考上大学,当上了作家,坐在书房里,听著收音机里的新闻,为香港的回归而激动。他从来没有想过,1997年到来的时候,他会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,在这间破工棚里,手上沾著石粉,身上穿著打补丁的衣服,听这条消息。 他把收音机放在铺上,走出工棚,站在门口,看著远处的海。海是灰濛濛的,天也是灰濛濛的,分不清哪里是海,哪里是天。海面上有几只渔船,在浪里顛簸,像几片树叶。远处的码头上有几个人影,在等轮渡,大概是回家过年的,或者是刚来的。他站在门口,看著这一切,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石头,被扔在这座岛上,一扔就是八年。八年了,他没有离开过这座岛,没有回过石桥村,没有见过父亲母亲,没有见过李觉,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从石桥村来的人。他像一颗被风吹到海里的种子,在这座荒岛上生了根,发了芽,长成了一棵歪歪扭扭的树。但这棵树不属於这里,它的根在石桥村,在那片红土地上,在那棵大樟树下面。 “景熙,发什么呆?”老李从工棚里出来,手里拿著一盒烟,递给他一支。 他接过来,夹在耳朵上。他不会抽菸,但老李每次递给他,他都接著。“李叔,香港要回归了。七月一號。” “我知道。收音机里听了。”老李点了一支烟,吸了一口,烟雾在海风里飘散,“一百多年了,总算回来了。” “是啊,一百多年了。” 两个人站在工棚门口,沉默了一会儿。老李吸完一支烟,又点了一支。“景熙,你出来多少年了?” “八年了。” “八年了,没回去过?” “没有。” “想家吗?” 周景熙沉默了很久。海风从海上吹过来,带著腥咸的味道,吹得他的眼睛有些发涩。“想。”他说,声音很轻,轻得像要被风吹散。 “那就回去看看。”老李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你爸妈还在吧?” “在。” “那就回去。別等到不在了再回去,那时候就晚了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老李说得对。老李的父亲就是在他出来打工的时候去世的,他没赶上见最后一面。那是老李这辈子最大的遗憾,每次喝醉了酒都会说,说著说著就哭了。他不想像老李一样,他不想等到父亲母亲不在了才回去。他想回去,他想看看他们,看看石桥村,看看那些他长大的地方。但他不敢。他怕回去之后就不想再出来了,怕看到爸妈老了会哭,怕看到李觉已经结婚生子而他还是一个人。他怕的东西太多了,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。 那天晚上,他没有写东西。他躺在铺上,睁著眼睛,听著窗外的海风和工友们的鼾声。老李在隔壁铺上打呼嚕,声音很大,像拉风箱。小王在说梦话,含含糊糊的,听不清在说什么。这些声音他听了八年了,从陌生到熟悉,从熟悉到习惯,从习惯到离不开。他闭上眼睛,在脑子里想像石桥村的样子。村口的大樟树还在吗?屋后的那片松林还在吗?溪水还是那么清吗?田里的稻子还是那么绿吗?他想像父亲的样子。父亲应该老了很多吧?头髮全白了吧?背更驼了吧?老寒腿是不是更严重了?他想像母亲的样子。母亲手上的裂口是不是更多了?眼睛是不是更花了?是不是还在灶台前忙碌?他想像李觉的样子。李觉结婚了,有孩子了,是不是还那么瘦?是不是还那么沉默?是不是还在松林里割松脂? 他不敢想了。他怕再想下去,他会哭。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蒙在头上,把那些画面挡在外面。但他挡不住收音机里的那条消息——“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。”这条消息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他心里那扇关了很久的门。门后面是石桥村,是父亲母亲,是李觉,是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他们都在那里,等著他回去。 他从被子里钻出来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。这已经是他来zs之后的第十几个本子了,前面的都写满了,塞在背包里,和那些旧信放在一起。他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在昏暗的灯光下写道: “1997年3月,zs。今天在收音机里听到香港要回归的消息。七月一日,还有不到四个月。我在zs已经待了八年了。八年,我没有回过石桥村,没有见过爸妈,没有见过李觉。我不知道爸的老寒腿好了没有,不知道妈的眼睛还花不花,不知道李觉的孩子长什么样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我在这个岛上,搬石头,打炮眼,放炮,一天一天地过。八年了,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,以为我已经不想家了。但今天听到香港回归的消息,我忽然想回去了。很想很想。香港离开了一百多年都要回来了,我离开石桥村才八年,也该回去了。我要回去看看爸妈,看看李觉,看看那些伙伴们。我要告诉他们,我还在,我没有忘记他们。我要告诉他们,我还活著,还在写,还在做那个作家梦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把被子裹紧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海风还在吹,呜呜地叫著,像有人在哭。但他不觉得冷了,他觉得很暖和,像小时候躺在母亲怀里一样暖和。他想起了一首歌,是小时候在村里的广播里听到的,歌名叫《东方之珠》。他不记得全部的歌词了,只记得几句——“东方之珠,我的爱人,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……”他在心里轻轻地哼了起来,哼著哼著,就睡著了。 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,什么都没有变。他朝他们走过去,想叫他们,但张了张嘴,没有发出声音。他伸出手,想抓住什么,但手指穿过了阳光,穿过了空气,什么也抓不住。但他不著急,因为他知道,他很快就要回去了。快了。等到七月,等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,他就要回去了。 第二十七章 母亲的信 1997年4月的一个傍晚,周景熙收到了一封来自石桥村的信。 信是跟著补给船一起到的。每个月来两次的补给船,带来淡水、粮食、工具和工人们的家信。每次船靠岸的时候,工地上的人都会围上去,爭著问有没有自己的信。有信的,脸上笑开了花;没信的,脸上的表情像是被石头砸了一下。周景熙以前很少去凑这个热闹,因为他知道,不会有人给他写信。母亲不识字,李觉忙,弟弟在学校,没有人会给他写信。他收到的那些信,都是过年的时候弟弟代写的,一年一封,准时得像闹钟。但今天不一样。今天码头上有人喊:“周景熙!有你的信!” 他正在搬石头,听到喊声,手里的石头差点掉在地上。他把石头放下,拍了拍手上的灰,快步走到码头上。送信的是船上的老张,跟他也算熟了,把信递给他,笑著说:“家里来的,快看看吧。” 周景熙接过信,看了一眼信封。信封是那种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,边角有些皱了,上面贴著一张八毛钱的邮票。收件人的地址写著“zj省zs市石岗岛採石场”,字跡歪歪扭扭的,有些字写错了又涂掉重写。寄件人的地址写著“hun省”,后面的字模糊了,看不太清楚。他翻过来看信封的背面,什么都没有。他把信封攥在手里,心跳得有些快。他已经大半年没有收到家里的信了,上一次收到还是去年秋天,弟弟写的,说家里一切都好,让他別惦记。他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,写了什么,但他有一种预感——这封信不一样。 他没有当场拆开。他拿著信走回工棚,坐在铺上,把信封放在膝盖上,看了很久。信封印著几道深深的摺痕,像是被人反覆折过又展开的。他摸了摸信封,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信封的一角有些发皱,不是折出来的皱,是湿了又乾的那种皱。他凑近看了看,那一角比別的地方硬一些,像是有什么东西渗进去过,干了,留下一片淡淡的、几乎看不出来的痕跡。 他把手指放在那片痕跡上,轻轻地摩挲著。那痕跡很淡,如果不是仔细看,根本看不出来。但他看出来了。他看出来了,因为他在採石场的石头上见过太多这样的痕跡——水渗进石缝里,干了,留下一道淡淡的印子。但这道印子不是水的印子,是別的东西。是眼泪。 他的心猛地缩了一下。他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,从里面抽出信纸。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,有横线,边角有些捲曲。上面的字跡有两种——一种歪歪扭扭的,像小学生写的,那是母亲的手笔;一种工整一些的,那是弟弟周景阳的。但大部分是母亲写的,只有最后几行是弟弟的笔跡。信不长,只有一页纸,但周景熙读了很久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,读了一遍又一遍,读到那些字在眼前模糊了,又清晰了,又模糊了。 “景熙吾儿,见信好。” 这是母亲写的,字歪歪扭扭的,有些字写错了,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,笔跡深深地刻在纸上,有些地方纸都被笔尖戳破了。母亲识字不多,会写的字就那么几个,能写出一句完整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她能写这封信,一定是练了很久,写了很多遍,写废了很多张纸。她能写这封信,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说。 “你在外面八年了,妈很想你。你爸也想你,他不说,但妈知道。他每天晚上坐在门口抽菸,看著村口的方向,一看就是大半夜。妈问他看什么,他说不看什么。但妈知道,他在等你回来。” 周景熙的鼻子一酸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想起父亲坐在门口抽菸的样子,想起父亲花白的头髮和佝僂的背,想起父亲说的“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好好的”。八年了,父亲每天晚上坐在门口抽菸,看著村口的方向,等他回来。他等了他八年,他还没有回去。 “景熙,你今年二十八了。二十八,在村里,孩子都该上小学了。你还没结婚,妈心里著急。你李觉哥,孩子都两个了,大的都会打酱油了。你周日乐哥,也结婚了,媳妇是镇上的老师。你蒋琪姐,考上大学了,在广州工作,听说也结婚了。你周起琼姐,当上护士了,嫁了个医生。他们都好好的,就你一个人还在外面漂著。妈不放心。” 李觉有两个孩子了。周日乐结婚了。蒋琪考上大学了,在广州工作。周起琼当上护士了,嫁了个医生。他们都好好的。八年了,他们的人生像一辆辆开出去的火车,沿著各自的轨道,开到了不同的地方。而他呢?他还在这座岛上,在这间工棚里,在这个铺位上,搬石头,打炮眼,放炮。他的火车还没有开出站台,还在原地等著,不知道要开往哪里。 “景熙,妈给你相看了个对象。是隔壁村的,姓刘,叫刘小燕。比你小两岁,二十六了。她在家种地,人老实,能干,长得也好看。她爸以前是生產队的队长,家里条件还行。妈跟她妈说了,人家愿意,就等你回来见一面。你要是愿意,就回来一趟,把亲事定了。你要是不愿意,妈也不勉强你。但你得回来一趟,让妈看看你。八年了,妈想你想得不行。你爸也想你,他的老寒腿越来越严重了,走路都费劲。你再不回来,他怕是要拄拐杖了。” 刘小燕。隔壁村的,比他小两岁,在家种地,人老实,能干。他闭上眼睛,试图想像这个叫刘小燕的姑娘长什么样。但他想不出来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年轻姑娘了,岛上没有女人,工地上没有女人,他的世界里只有石头和男人。他想像不出一个二十六岁的农村姑娘的样子,只能想像出母亲的样子——矮矮的,瘦瘦的,手上全是裂口,脸上全是皱纹。他忽然觉得,不管刘小燕长什么样,他都会回去的。不是为了她,是为了母亲。是为了让母亲看到他,让母亲放心,让母亲不再在信纸上留下眼泪的痕跡。 他翻到信的最后几行,是弟弟周景阳写的,字跡比母亲工整一些,但也有些潦草,大概是写得急。 “哥,妈写这封信的时候哭了。她怕你看见,用袖子擦,擦不乾净,信纸上都是泪。她说她梦到你了,梦到你瘦了,黑了,手上全是伤。她哭了一夜,第二天起来眼睛都是肿的。哥,你回来吧。妈真的很想你。爸也是。我也是。——弟,景阳。” 信纸上果然有泪痕。不是一处,是很多处。有些地方的字被泪水洇开了,模糊了,看不太清楚。有些地方纸被泪水浸透了,干了,皱巴巴的,像被揉过的树叶。他摸著那些泪痕,手指在纸上轻轻地滑过,像是摸到了母亲的脸。母亲的脸上有泪,她的手上有裂口,她的头髮白了,背驼了,眼睛花了。八年了,她在石桥村等他,等了八年。他在这座岛上,搬了八年的石头,打了八年的炮眼,放了八年的炮。他挣了多少钱?他写了多少字?他离他的梦想还有多远?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一件事——他想回去。立刻,马上,现在就想回去。 他把信放在铺上,站起来,走到工棚外面。海风很大,吹得他的衣服猎猎作响。他站在门口,看著远处的海。海是灰濛濛的,天也是灰濛濛的,分不清哪里是海,哪里是天。海面上有几只渔船,在浪里顛簸,像几片树叶。远处的码头上有几个人影,在等轮渡,大概是回家过年的,或者是刚来的。他站了很久,久到海风把他的脸吹得麻木了,久到他的眼泪被风吹乾了,久到天边最后一抹光消失了,整个岛陷入了黑暗。 他回到工棚,坐在铺上,把信又读了一遍。这一次,他没有哭。他只是坐在那里,一个字一个字地读,像是在读一本很重要的书。读完了,他把信叠好,塞回信封里,放在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睡觉。但睡不著。脑子里全是母亲信上的那些字,那些歪歪扭扭的、被泪水洇开的字。 “你在外面八年了,妈很想你。”妈,我也想你。八年了,我没有一天不想你。我不敢想,怕想了就待不住了。怕想了就跑回去了,跑回去就不想再出来了。但我真的想你。想你做的红薯稀饭,想你缝的补丁衣服,想你站在门口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。我想你。 “你爸每天晚上坐在门口抽菸,看著村口的方向。”爸,我也想你。想你的沉默,想你的背影,想你打算盘时算盘珠子的声音。你等了我八年,我让你等了八年。对不起,爸。对不起。 “妈给你相看了个对象,你回来一趟。”妈,我会回去的。不是为了那个叫刘小燕的姑娘,是为了你。为了让你看看我,让你放心,让你不再在信纸上流眼泪。我会回去的。 “哥,你回来吧。妈真的很想你。”景阳,哥也想你们。哥在外面八年了,哥累了。哥想回家了。 他翻了个身,把脸埋在枕头里。枕头是蕎麦皮的,硬邦邦的,硌得脸疼。但他不在乎,他只想把脸藏起来,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在哭。工棚里还有其他工友,老李在隔壁铺上打呼嚕,小王在说梦话。他们不会注意到他,不会看到他在哭。他哭了很久,哭到枕头湿了一大片,哭到眼睛肿了,哭到喉咙哑了。他哭的不是那个叫刘小燕的姑娘,不是母亲的信,不是父亲的等待,他哭的是这八年。八年的漂泊,八年的孤独,八年的石头和灰尘,八年的想家和不敢想家。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,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,以为自己不会再哭了。但母亲的泪痕把这一切都撕开了,把他压在心底最深处的那些东西全部翻了出来。他才知道,他没有习惯,没有麻木,他只是在忍著。忍了八年,忍到一封信就能让他崩溃。 哭完了,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。手还在抖,字写得歪歪扭扭的,但他还是写了下来: “1997年4月,zs市。今天收到妈的信。她给我相看了个对象,叫刘小燕,隔壁村的。她让我回去。妈的信上有泪痕,是写信的时候哭的。景阳说,她梦到我了,梦到我瘦了,黑了,手上全是伤。她哭了一夜。八年了,我没有回去过。爸每天晚上坐在门口抽菸,看著村口的方向,等我回来。等了我八年。我在这座岛上,搬了八年的石头,打了八年的炮眼,放了八年的炮。我挣了多少钱?我写了多少字?我离我的梦想还有多远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一件事——我想回去。不是为那个叫刘小燕的姑娘,是为了妈,为了爸,为了景阳。我要回去看看他们,让他们看看我。我要告诉他们,我还活著,我没有忘记他们。我要告诉他们,我还是他们的儿子,还是石桥村的周景熙。我要回去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把被子裹紧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海风还在吹,呜呜地叫著,像有人在哭。但他不觉得冷了,他觉得很暖和,像小时候躺在母亲怀里一样暖和。他想起母亲的手,那双粗糙的、满是裂口的手。那双手里里外外地忙活了一辈子,在灶台前忙碌,在田里插秧,在灯下缝补。那双手上有很多裂口,冬天的时候会裂开,渗出血来,疼得连筷子都握不住。但那双从来不会在他的信上留下泪痕。母亲写信的时候哭了,但她的手没有抖,她的字还是那么用力,一笔一画地刻在纸上,像是在刻一块石碑。她要把那些字刻在纸上,刻在他心里,让他知道——她在等他,父亲在等他,弟弟在等他。石桥村在等他。 他睁开眼睛,看著头顶的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,弯弯曲曲的,跟石桥村家里那道裂缝一模一样。他盯著那道裂缝,想了很久。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——回去。不是明天,不是下个月,是现在。他要回去,回去看看父亲母亲,回去看看李觉,回去看看那些伙伴们。他要回去告诉他们,他还在,他没有忘记他们。他要回去告诉他们,他还活著,还在写,还在做那个作家梦。他要回去告诉他们,他还是石桥村的周景熙,从来没有变过。 他坐起来,从铺底下拉出那个背包。背包已经很旧了,帆布磨得发白,背带断了一根,用铁丝拧著。他把背包打开,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——几件换洗的衣服,一条毛巾,一个搪瓷盆,一双解放鞋。这些都是他这八年里用过的东西,破的破,旧的旧,没有一样是新的。但他不扔,他捨不得扔。这些东西跟著他八年了,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,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,从zs市到hz,从hz到zs。它们是他在外面活著的证据。他把那些旧本子拿出来,数了数,一共十二个。十二个本子,记录了他八年的生活——搬石头,打炮眼,放炮,想家,写信,读书,写字。十二个本子,摞在一起,厚厚的一摞,像一块砖头。他把这些本子塞回背包里,又把信塞进去,放在最上面。他要带著这些东西回去,带回去给父亲母亲看,给李觉看,给那些伙伴们看。他要让他们知道,他在外面没有白混,他写了这么多字,他还有一个没有死掉的梦想。 他把背包拉好,放在铺头。然后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明天,他要去跟沈工头说,他要走了。他要回石桥村,回家。他要回去见那个叫刘小燕的姑娘,要回去看父亲母亲,要回去跟李觉喝酒。他还要回去做一件事——把那十二个本子上的字,一个一个地变成真正的文章。他不知道能不能写成,不知道有没有人看,不知道能不能当上作家。但他要试一试。他一定要试一试。 窗外的月光从工棚的缝隙里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久违的梦。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,什么都没有变。他朝他们走过去,这一次,他喊出了声。 “妈!爸!李觉!我回来了!” 他们回过头,看著他,笑了。 他也笑了。 第二十八章 回家的路 1997年6月的一天清晨,周景熙站在zs码头上,等著第一班去寧波的轮渡。 天还没有大亮,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。海面上起了雾,白茫茫的,把远处的岛屿和近处的渔船都罩住了,只露出模糊的轮廓。码头上很安静,只有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,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,像是这座岛在一声一声地嘆息。 周景熙背著一个旧帆布包,站在码头的石阶上,看著这座他生活了八年的岛。岛还是那个岛,灰扑扑的,光禿禿的,像一块被遗弃在海里的石头。八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座岛的时候,觉得它丑,觉得它荒,觉得它像一座监狱,把他关在里面,哪里都去不了。八年后的今天,他站在码头上,看著这座岛,忽然觉得它没有那么丑了。那些灰白的石头在晨雾里变得柔和了,那些光禿禿的山坡上长出了几丛野草,在风中摇摇晃晃的,像是在跟他招手。他甚至觉得那座冒著黑烟的採石场也没有那么难看了,那座烟囱像一个老人,弯著腰,弓著背,默默地站在岛的那一边,日復一日地吐著黑烟。 八年的记忆,像海浪一样涌上来。他想起第一次踏上这座岛时的样子——瘦得皮包骨头,手上全是伤,口袋里只有几十块钱。沈工头看了他一眼,说“太瘦了,干不了”。他说“我能干”。他真的干了。搬石头、打炮眼、放炮,什么活都干,什么苦都吃。他的手磨破了,结痂了,又磨破了,又结痂了,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老茧。他的背被碎石划伤了,留了疤,一条一条的,像蜈蚣趴在那里。他的指甲断了,新长出来的歪歪扭扭的,像被踩过的贝壳。他在这座岛上,把自己从一个瘦弱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壮劳力。他在这座岛上,从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。他在这座岛上,攒下了一笔钱,写下了十二个本子的文字,学会了沉默,学会了忍耐,学会了在黑暗中寻找光。 现在他要走了。离开这座岛,离开这个他待了八年的地方。 “景熙!”身后有人喊他。他回过头,看见老李从雾里走过来,手里提著一个塑胶袋。老李还是那副老样子——矮矮的,瘦瘦的,背有点驼,头髮花白,脸上沟壑纵横,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。他在採石场干了十几年了,比周景熙来得还早。他是这座岛上资歷最老的工人,也是周景熙在採石场最好的朋友。 “你怎么来了?”周景熙问。 “来送你。”老李把塑胶袋递给他,“路上吃。几个馒头,几个鸡蛋,还有一壶水。別饿著。” 周景熙接过塑胶袋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“李叔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”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,抽出一支,点上,吸了一口。“你回去好好过日子,別像我们似的,一辈子在石头上討生活。你还年轻,还有机会。” “李叔,你不回去吗?你也该回去了。” 老李沉默了一会儿,看著远处的海。“再干两年吧。等老三大学毕业了,我就不干了。回老家,种地,带孙子。”他笑了笑,笑容有些苦涩,“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。” “能等到的。”周景熙说,“一定能等到的。” 老李没有说话,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那只手很粗糙,满是老茧和伤疤,但很温暖。 轮渡的汽笛声响了,从雾里传过来,低沉的,悠长的,像一头巨兽在远处低吼。船来了。周景熙背上背包,提起塑胶袋,朝老李点了点头。“李叔,我走了。” “走吧。”老李站在码头上,朝他挥了挥手,“路上小心。” 周景熙转过身,走上了轮渡的跳板。跳板是木头的,踩上去吱嘎吱嘎地响。他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,像是在丈量什么。走到甲板上的时候,他回过头,看见老李还站在码头上,瘦小的身影在雾里越来越模糊。他朝老李挥了挥手,老李也朝他挥了挥手。然后轮渡开动了,慢慢地离开码头,离开这座岛。他站在甲板上,看著岛一点一点地变小,变远,最后变成了海面上一个灰濛濛的点,消失在了雾里。 再见了,zs。再见了,採石场。再见了,八年的青春。 轮渡在海上顛簸了三个多小时,到了nb。他从nb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湖南的火车票。火车是慢车,从nb到湖南要开两天一夜。他没有买臥铺,买了一张硬座。他想省钱,想把更多的钱带回家。他把背包放在行李架上,坐在靠窗的位置,看著窗外的风景慢慢地从城市变成农田,从农田变成山丘,从山丘变成熟悉的山岭。 火车上很挤,过道里站满了人,都是出来打工的。有的在聊天,有的在打牌,有的在睡觉。操著各种口音的人混在一起,四川话、河南话、安徽话、湖南话,嗡嗡嗡的,像一群蜜蜂在耳边飞。周景熙没有参与他们的热闹,他靠著窗户,看著窗外发呆。他一直在想一件事——石桥村变成什么样了?八年了,他离开的时候,石桥村还是一个贫穷的、偏僻的小山村,泥墙瓦屋,碎石路,煤油灯。现在呢?是不是通了公路?是不是拉了电线?是不是有人盖了新房子?父亲母亲变成什么样了?他走的时候,父亲才四十多岁,头髮还没全白,背还没驼,还能扛著一百斤的穀子走十里路。现在呢?父亲已经五十多了,老寒腿越来越严重,走路都费劲。母亲呢?母亲的头髮也白了吧?手上的裂口是不是更多了?眼睛是不是更花了?他不敢想。他怕想了会哭。 他想起十年前离开石桥村的那个早晨。天还没有亮,他背著背包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回头看了一眼村子。十几座泥墙瓦屋散落在山坳里,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安静。炊烟还没有升起来,鸡还没有出笼,狗还没有醒来。一切都还在沉睡,只有他醒著,站在村口,准备离开。那时候他十八岁,心里想的是“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去”。现在他二十八岁了,他混出个人样了吗?没有。他没有考上大学,没有当上作家,没有挣到大钱。他只是一个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的工人,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,背上全是碎石划出的伤痕,口袋里只有薄薄的一叠钞票。他算什么?他什么都不是。 但他不后悔。这十年,他走过了很多地方,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罪。他在gz被人当成小偷打过,在sh被人骗过,在hz睡过西湖边的长椅,在砖厂里拉过板车,在採石场里搬过石头。他见过最坏的人,也见过最好的人。他学会了沉默,学会了忍耐,学会了在黑暗中寻找光。他写了十二个本子的文字,那些字写得很丑,有些墨水洇开了,看不清楚,但它们是他活过的证据。他活著,他还在走,他还在呼吸,他还有一个没有死掉的梦想。这就够了。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著,从白天开到黑夜,从黑夜开到白天。他在火车上睡了又醒,醒了又睡,迷迷糊糊的,分不清白天和黑夜。他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,什么都没有变。他朝他们走过去,想叫他们,但张了张嘴,没有发出声音。他伸出手,想抓住什么,但手指穿过了阳光,穿过了空气,什么也抓不住。他不著急,因为他知道,他快要到了。 火车到站的时候,是第三天清晨。天还没有亮,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。他背著背包,走出火车站,站在广场上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空气里有泥土的气息,有稻田的气息,有炊烟的气息。这是故乡的气息。他已经十年没有闻到这种气息了。他站在广场上,闭上眼睛,让这种气息灌满他的肺,灌满他的血液,灌满他的每一个毛孔。他站在那里,站了很久,久到有人过来问他“师傅,你去哪里”,他才睁开眼睛,笑了笑,说“回家”。 他上了一辆去镇上的公共汽车。车上人不多,稀稀拉拉的,有几个背著蛇皮袋的民工,有几个提著菜篮子的妇女,有一个抱著孩子的老人。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,把背包放在膝盖上,抱著它。车开了,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变了——从镇上的街道变成乡村的土路,从乡村的土路变成山间的碎石路。路两边是稻田,稻子已经抽穗了,绿油油的,风一吹就泛起波浪。远处是山,黛青色的,一层叠著一层,最远的那一层和天边的云连在一起,分不清哪里是山,哪里是天。他贪婪地看著这一切,像是要把它们刻在眼睛里。这是他的故乡,他出生的地方,他长大的地方。他离开了十年,现在他回来了。 车到镇上的时候,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他下了车,站在镇上的街道上,看著这个他曾经读初中的地方。镇子变大了,多了很多新房子,多了一条水泥路,多了一排路灯。供销社还在,粮站还在,邮电所还在,但都翻新了,刷了白漆,装了大玻璃窗。他站在街上,找了一会儿,才找到那条通往石桥村的碎石路。路还是那条路,弯弯曲曲的,坑坑洼洼的,两边的杂草长得很高,有些地方把路都盖住了。他背著背包,走上了那条路。 走了大概一个小时,他看到了石桥村。村子变了很多。多了几栋新房子,红砖的,两层的,在那些泥墙瓦屋中间显得格外扎眼。村口的大樟树还在,比以前更大了,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,遮住了半个晒穀场。溪水还在流,还是那么清,还是那么急,哗哗哗的,像是在唱歌。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看著这个他出生的地方,看了很久。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人。那个人从村子里走出来,矮矮的,瘦瘦的,头髮花白,背有点驼。她穿著一件打著补丁的蓝布衫,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,手里提著一只餵鸡的簸箕。她走到院子里,撒了一把穀子,鸡群围上来抢食。她站在那里,看著鸡吃食,一动不动。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髮上,照在她佝僂的背上,照在她粗糙的手上。 那是他的母亲。 周景熙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母亲的背影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他张了张嘴,想喊“妈”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他站在那里,泪流满面,看著母亲的背影,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擦乾眼泪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迈开步子,朝家里走去。 他走到院门口的时候,母亲还在餵鸡。她听到脚步声,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瞬间,她愣住了。她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,穀子撒了一地,鸡群欢快地抢食。她站在那里,看著周景熙,眼睛瞪得很大,嘴唇在发抖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“妈,”周景熙说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,“我回来了。” 母亲没有说话。她朝他走过来,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,像是在丈量什么。她走到他面前,伸出手,摸了摸他的脸。那只手很粗糙,满是裂口,但很温暖。她摸著他的脸,摸著他高高的颧骨,摸著他深深的眼窝,摸著他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的皮肤。她的手指在他的脸上慢慢地滑过,像是在辨认一件失而復得的宝物。 “瘦了。”她说,声音发抖,“瘦了好多。” “妈,我很好。” “黑了。瘦了。手上全是茧子。”她拉起他的手,看著那些老茧和伤疤,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,滴在他的手背上,滚烫滚烫的。“你在外面受苦了。妈知道你在外面受苦了。” “妈,不苦。我挺好的。” 母亲没有说话,只是拉著他的手,把他往屋里拉。“进来,进来。你吃饭了没有?妈给你做饭。你想吃什么?妈给你做。” “妈,我不饿。我就想看看你。” “看什么看?有什么好看的?老了,丑了。”母亲用袖子擦眼泪,擦不乾净,眼泪越擦越多。“你爸去田里了,我去叫他。他看到你回来,不知道有多高兴。” “妈,不急。我等会儿去找他。” 他走进堂屋,把背包放下。堂屋还是那个样子,八仙桌,几条板凳,墙上贴著几张年画,已经发黄了,边角卷了起来。煤油灯换成了电灯,一根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,吊著一个白炽灯泡。他站在堂屋中间,看著这个他长大的地方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踏实感。他回家了。他走了十年,走了那么多地方,吃了那么多苦,受了那么多罪,现在他回家了。 他从背包里掏出那十二个本子,摞在桌上。本子很旧了,边角卷了起来,有些封面磨破了,露出里面的纸页。他把它们摞好,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。这是他在外面十年写下的一切。他要把它们给父亲看,给母亲看,给李觉看。他要告诉他们,他没有白混。他写了这么多字,他还有一个没有死掉的梦想。 他走出堂屋,站在院子里,看著远处的山。山还是那座山,黛青色的,一层叠著一层。太阳升得老高了,金色的阳光洒在山坡上,洒在田埂上,洒在屋顶上。炊烟升起来了,一缕一缕的,在晨风里飘散。远处有人在喊他——“景熙!景熙!”他听出来了,是李觉的声音。 他笑了。他回来了。 第二十九章 喜去相亲 回家的第二天,母亲就提起了相亲的事。 周景熙还在吃早饭。母亲煮了一锅红薯稀饭,蒸了一笼馒头,炒了一盘腊肉,还煎了几个鸡蛋。这阵仗,在他记忆里只有过年才有。他坐在桌前,端著碗,喝了一口稀饭。红薯很甜,稀饭很烫,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。他已经十年没有喝到母亲煮的红薯稀饭了。舟山的食堂里只有白米粥,稀得像水,没有红薯,没有甜味,只有一股糊锅的苦味。他一口一口地喝,喝得很慢,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。 母亲坐在对面,看著他喝,眼睛里全是笑意。她昨晚哭了一夜,眼睛还是肿的,但今天早上起来,精神好多了,在灶台前忙活了一早上,做了满满一桌子菜。父亲坐在旁边,没有说话,只是低著头喝稀饭。他的头髮全白了,背更驼了,老寒腿让他走路一瘸一拐的,但他的眼睛很亮,时不时地看周景熙一眼,像是在確认他真的回来了。 “景熙,”母亲开口了,声音小心翼翼的,像是在试探什么,“那个……妈跟你说的那个事,你还记得吧?” “什么事?” “就是……那个……刘小燕。”母亲看了他一眼,“妈给你相看的那个对象。隔壁村的。你走之前妈信里跟你提过的。” 周景熙放下碗,看著母亲。母亲的头髮全白了,脸上的皱纹比十年前多了好几道,眼睛也花了,看东西要眯著。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光,那是一种期待的光,一种盼望了很久终於快要实现的光。他不忍心让她失望。 “记得。”他说。 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。“那你……愿意见见?” “见见吧。” 母亲高兴得差点从凳子上站起来。“好好好!妈这就去跟她妈说!她妈前几天还来问过,问你回来了没有。我说还没,她说等你回来了就捎个信。我这就去!”她站起来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就要往外走。 “妈,”周景熙叫住她,“不急。你先吃饭。” “不吃了不吃了,我去去就回来。”母亲已经走到了门口,回过头来,又叮嘱了一句,“你在家等著,別出去啊。” 周景熙看著母亲兴冲冲的背影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二十八岁了,在村里,这个年纪的男人孩子都该上小学了。李觉比他小一岁,孩子都两个了。周日乐也结婚了,媳妇是镇上的老师。蒋琪在广州工作,听说也结婚了。周起琼当上了护士,嫁了个医生。他们都走上了该走的路,成家,立业,过日子。只有他,还在外面漂著,居无定所,一事无成。母亲著急,他知道。她不是急著抱孙子,她是急著让他安定下来,急著让他有一个家,急著让他不再一个人在外面受苦。 他端起碗,继续喝稀饭。父亲坐在对面,沉默了一会儿,忽然开口了。“你妈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” 周景熙抬起头,看著父亲。父亲很少主动说话,更少说这种感性的话。他低著头,看著碗里的稀饭,像是在跟碗说话。“你走了十年,她天天盼你回来。盼你回来结婚,盼你回来安家。她怕你在外面一个人,没人照顾,没人说话,没人给你做饭洗衣。她怕你冷了没人添衣,饿了没人做饭,病了没人端水。她怕你一个人在外面,过不好。” 周景熙的鼻子一酸,低下头,没有说话。他知道母亲担心他,但他不知道母亲担心到这种程度。他以为只要他挣钱寄回家,只要他写信报平安,母亲就会放心。他错了。母亲要的不是钱,不是信,是他这个人。是他活著,是他好好的,是他有一个家,有一个人照顾他。这才是母亲想要的。 “爸,”他说,“我知道了。” 父亲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话,低下头继续喝稀饭。 下午,母亲回来了,脸上带著笑。“说好了!明天上午,在她家见面。她妈说了,让你过去坐坐,喝杯茶,见个面。”她顿了顿,又补充了一句,“她家人挺好的,不嫌弃咱家穷。只要你人好,肯干活,他们就满意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。他不在乎对方嫌不嫌他家穷,他在乎的是——他能给对方什么?他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房子——家里的老屋还是几十年前的泥墙瓦屋,虽然前两年翻新了一下,但跟村里那些新盖的红砖楼房比起来,差远了。没有钱——在舟山干了八年,挣的钱大部分寄回了家,供弟弟读书,给母亲看病,帮父亲还债。他手里只剩几千块,够办个简单的婚礼,但不够盖新房子,不够给对方一个好日子。没有工作——他刚从外面回来,还没有找到活干,接下来干什么还不知道。他什么都没有。他凭什么让別人嫁给他? 那天晚上,他没有睡好。他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,脑子里全是明天相亲的事。他不知道那个叫刘小燕的姑娘长什么样,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他家穷,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他手上那些茧子和伤疤,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他在外面漂泊了十年什么都没有混出来。他想了很久,想到后半夜,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 第二天一早,母亲就把他叫起来了。她给他准备了一身新衣服——白衬衫,蓝裤子,黑皮鞋。衬衫是昨天在镇上买的,花了三十块;裤子是去年给弟弟买的,弟弟没怎么穿,还新著;皮鞋是父亲年轻时候买的,一直捨不得穿,放在柜子里,皮面都裂了,擦了鞋油,勉强能看。 “穿上,”母亲把衣服递给他,“穿精神点。” 周景熙接过衣服,看了看那件白衬衫。衬衫的领口有点紧,扣子是新缝的,线头还没剪乾净。他穿上,站在镜子前看了看。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——白衬衫,蓝裤子,黑皮鞋,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的。但他的脸还是那张脸,黑黑的,瘦瘦的,颧骨高高的,眼窝深深的,皮肤被海风吹得又粗又糙。他看起来不像二十八岁,像三十八岁。他笑了笑,笑容有些苦涩。他能给人家什么呢?他什么都没有。 “走,妈带你去。”母亲拉著他的手,像是小时候带他去赶集一样。 刘小燕家在隔壁村,走路要半个小时。一路上,母亲一直在说话,告诉他见了人家要叫阿姨,要叫叔叔,要有礼貌,要笑,別板著脸。他听著,点头,不说话。他的心跳得很快,像是要去参加一场考试。他不知道对方会问什么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不知道能不能让对方满意。 到了刘小燕家,她妈在门口等著,是个矮矮胖胖的女人,脸上笑眯眯的,看起来很和善。“来了来了,快进来坐。”她把他们领进堂屋,倒了茶,端了瓜子花生。堂屋收拾得很乾净,八仙桌上铺了一块塑料布,墙上掛著几幅年画,还有一张奖状,是刘小燕弟弟的。 “小燕,出来一下。”她妈朝里屋喊了一声。 里屋的门开了,走出来一个姑娘。周景熙抬起头,看见了她。 刘小燕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圆脸,大眼睛,皮肤有点黑,是那种常年在地里干活晒出来的黑。她穿著一件碎花衬衫,扎著一条马尾辫,站在门口,有些不好意思地低著头。她的手上也有茧子,没有他的厚,但能看出来,也是干活的。她的指甲剪得很短,乾乾净净的。她站在那里,像一棵长在田埂上的野菊花,不起眼,但耐看。 “坐,坐。”她妈把她拉到椅子上坐下。 刘小燕坐下来,抬起头,看了周景熙一眼。那一眼很快,像蜻蜓点水,但周景熙看到了。她的眼睛很大,很亮,像两颗黑葡萄。那双眼睛里没有嫌弃,没有审视,没有打量,只有一种很淡的、说不清的东西。他看不懂那是什么,但他知道,那不是嫌弃。 两个母亲在说话,东拉西扯的,说天气,说庄稼,说村里的新闻。周景熙和刘小燕坐在那里,谁也不说话。他低著头,看著自己的手。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,指甲断了好几片,歪歪扭扭的,指缝里还嵌著洗不掉的石粉。他把手缩回去,藏在桌子底下。 “你们聊,我们去厨房看看。”她妈站起来,拉著周景熙的母亲往外走。两个母亲挤眉弄眼的,明显是故意的。 堂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安静极了,能听见墙上掛钟滴答滴答的声音。 沉默了很久。周景熙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在外面漂泊了十年,见过很多人,经歷过很多事,但从来没有相过亲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,该问什么,该用什么语气,该用什么表情。他坐在那里,像一个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却什么都不会的学生。 最后还是刘小燕先开口了。“你在外面打工,辛苦吧?” “还行。”他说,声音有些紧。 “在什么地方?” “舟山。採石场。” “採石场?”她的眼睛动了一下,“那活重吧?” “重。但习惯了。” 她看了看他的手,没有说话。他知道她看到了那些茧子和伤疤。他把手缩得更深了,藏在桌子底下。 “你手上的伤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,“是在採石场弄的?” “嗯。搬石头磨的,放炮崩的。” 她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了一句让他意想不到的话。“我爸以前也在採石场干过。他的手也是这样。” 周景熙抬起头,看著她。她的眼睛还是很亮,很乾净,没有怜悯,没有嫌弃,只有一种朴素的、真诚的善意。那是一种只有吃过苦的人才会有的善意——她知道那双手上的茧子和伤疤意味著什么,她知道那些伤痕背后的辛苦和不易。她不嫌弃那些伤痕,因为她见过同样的伤痕。 “你爸呢?还在採石场吗?” “不在了。”她的声音低了一些,“腿受了伤,干不了了。在家种地。” 两个人又沉默了。但这一次的沉默跟之前不一样了,没有那么尷尬了。他们坐在那里,听著掛钟滴答滴答的声音,像是在等待什么。 “你……”他开口了,但不知道要说什么。 “什么?” “你不嫌我穷吗?”他问出了这句话,问完之后就后悔了。这个问题太直接了,太傻了,太不像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该问的话了。但他还是问了,因为他想知道答案。 刘小燕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那笑容很淡,像一朵花慢慢地绽开。“穷不怕。我爸说了,人穷不是错,只要肯干,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” “我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房子,没有钱,没有工作。” “你有手。”她说,“有手就能干活,能干活就能挣钱,能挣钱就能过日子。” 周景熙看著她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她在意的不是他有什么,而是他是什么。她不在意他穷,不在意他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工作,她在意的是他肯不肯干,肯不肯过日子。她在意的是他这个人,不是他身上的东西。 他想起了母亲信上的那些话——“她在家种地,人老实,能干,长得也好看。”母亲没有骗他。她確实老实,確实能干,確实长得好看。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惊艷的好看,是一种耐看的、舒服的、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朴朴素素的好看。 “我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我在採石场干了八年,攒了一点钱,不多。我想在村里盖个新房子,不用太大,够住就行。然后找个活干,种地也行,出去打工也行。我不会让你吃苦的。” 刘小燕低著头,没有说话。她的耳朵红了,红得像秋天的柿子。她沉默了很久,久到周景熙以为她说错话了。然后她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比之前长了一些,像是想在他脸上找什么。她找到了。她笑了。 “好。”她说。 就一个字。但这个字像一颗石头,落在他心里,砸出了一圈一圈的涟漪。好。她说好。她不嫌他穷,不嫌他什么都没有,不嫌他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。她说好。 两个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,看见他们在说话,又缩了回去。过了几分钟,她妈端著茶出来,脸上笑眯眯的。“聊得怎么样?” 刘小燕低著头,不说话。周景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妈看了看女儿,又看了看他,笑了。“行了,慢慢来,不急。喝茶,喝茶。” 那天下午,周景熙和母亲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太阳已经偏西了,金色的阳光洒在田埂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走在他旁边,一直在笑,笑得合不拢嘴。 “怎么样?妈没说错吧?小燕那姑娘,人老实,能干,长得也好看。她妈说了,只要你人好,肯干活,他们就满意。不嫌咱家穷。”母亲拉著他的手,像小时候一样。 “妈,”他说,“她挺好的。” 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”母亲的眼眶红了,但这一次是高兴的眼泪。“你爸知道了,不知道有多高兴。” 回到家,父亲正坐在堂屋里编竹筐。看见他们回来,抬起头,目光在他们脸上停了一下。 “怎么样?”他问。 “成了!”母亲说,“小燕那姑娘挺好的,不嫌咱家穷。” 父亲点了点头,低下头继续编竹筐。竹条在他手里上下翻飞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周景熙看见,父亲的手在发抖。不是因为老了,是因为高兴。 那天晚上,他又失眠了。他躺在床上,看著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,脑子里全是刘小燕的样子。她的圆脸,她的大眼睛,她的碎花衬衫,她说的那些话——“穷不怕。你有手,有手就能干活,能干活就能挣钱,能挣钱就能过日子。”他翻了个身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在月光下写道: “1997年6月,石桥村。今天去相亲了。她叫刘小燕,隔壁村的,比我小两岁。圆脸,大眼睛,手上有茧子,指甲剪得很短。她不嫌我穷,不嫌我什么都没有,不嫌我手上全是伤。她说,穷不怕,有手就能干活,能干活就能挣钱,能挣钱就能过日子。她说得对。我有一双手,虽然上面全是茧子和伤疤,但它能干活,能挣钱,能养家。我要在村里盖个新房子,找个活干,让她过好日子。我还要继续写,写那些在採石场的日子,写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。我要把那些故事写出来,写成书,让所有人都看到。这个梦,我没有忘。我不会忘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二十八岁了。你没有考上大学,没有当上作家,没有挣到大钱。但你有了一双手,有了一颗心,有了一个不嫌你穷的姑娘。你还有梦想,还有一个没有写完的故事。这就够了。够你活下去,够你往前走,够你把日子过好。 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,沉沉地睡去了。这一夜,他没有做梦。他睡得很沉,很踏实,像一块石头落在泥土里,不动了,安安静静地等著春天的到来。 第三十章 简单的婚礼 1997年秋天,周景熙和刘小燕结婚了。 婚礼定在农历八月初八。母亲说这个日子好,“八八”发发,吉利。周景熙不信这些,但他没有反对。母亲高兴就好。她等了这么多年,盼了这么多年,终於等到这一天了。 婚礼的前几天,家里忙成了一团。母亲把老屋里里外外打扫了三遍,墙上的灰尘扫掉了,地上的坑填平了,窗户上的旧报纸撕掉了,换上了新糊的白纸。堂屋的八仙桌擦得鋥亮,能照见人影。父亲把院子里的杂物收拾乾净,又在门口贴了一副红对联。对联是周日乐写的,他在镇上的小学当老师,毛笔字写得好。上联是“百年好合”,下联是“五世其昌”,横批“天作之合”。周景熙站在门口,看著那副对联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想起十年前离开石桥村的时候,也是这样一个秋天,也是这样一个早晨。那时候他十八岁,背著一个破旧的背包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心里想的是“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来”。现在他回来了,带著满身的伤痕和一摞写满字的本子。他没有混出人样,但他要结婚了。他要和一个不嫌他穷的姑娘结婚了。 李觉也来了。手里提著一只鸡笼,笼子里装著一只大公鸡。鸡冠红彤彤的,羽毛油亮油亮的,在笼子里扑腾著,咯咯地叫。“景熙,给你贺喜!”李觉把鸡笼递过来,“自家养的,燉汤喝,补身子。” 周景熙接过鸡笼,看著李觉。李觉也变了。他胖了一些,不再是小时候那副瘦得像竹竿的样子。他的脸上有了肉,颧骨没有那么高了,眼睛也没有那么大了。但他的眼神还是那样,很安静,很平和,像是在说“我很好,你別担心”。他穿著一件蓝色的夹克衫,脚上是一双新皮鞋,看起来精神了不少。他的手上也有茧子,但跟周景熙的不一样,是割松脂磨出来的,薄薄的,细细的,不像周景熙的那么厚、那么粗。 “李觉,谢谢你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谢什么?”李觉笑了,露出了一口白牙,“咱们谁跟谁。” 两个人在院子里的石阶上坐下来。李觉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,递给他一支。他不会抽菸,但还是接了过来,夹在耳朵上。李觉自己点了一支,吸了一口,烟雾在晨风里飘散。 “景熙,你回来了,我就不担心了。”李觉说,“你在外面这些年,我老想著你。怕你吃不好,睡不好,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出什么事。现在你回来了,结婚了,我就放心了。” “李觉,你呢?你过得怎么样?” “还行。”李觉吸了一口烟,“养鸭,割松脂,打点零工。日子不算好,但过得去。两个孩子,大的上小学了,小的还在家里。媳妇在镇上找了个活干,一个月挣几百块。慢慢来吧。” 周景熙看著李觉,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李觉比他小一岁,但看起来比他老。他的头髮也白了,不是全白,是花白,一根一根的,像霜打过的草。他的脸上有了皱纹,眼角、额头、嘴角,一道一道的,像是被生活一刀一刀刻上去的。他这些年过得不容易。一个孤儿,没有父母,没有靠山,全靠自己。养鸭、割松脂、打零工,什么活都干,什么苦都吃。他攒钱盖了房子,娶了媳妇,生了孩子。他没有读过什么书,但他用自己的方式,活出了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。 “李觉,”周景熙说,“你比我强。” “强什么?”李觉笑了,“你读了高中,写了那么多字,將来还要当作家。我算什么?一个种地的。” “种地的怎么了?种地的也是人。你靠自己,养活了全家,盖了房子,供孩子读书。你比我强。” 李觉没有说话,只是笑了笑。那笑容很淡,像秋天的阳光,不热,但很暖。 到了婚礼那天,天还没亮,母亲就把周景熙叫起来了。“快起来,收拾收拾,去接新娘子。”她给他准备了一身新衣服——白衬衫,黑裤子,黑皮鞋。衬衫是新的,在镇上买的,花了五十块;裤子也是新的,花了四十块;皮鞋是借的,周日乐的,他的脚比周景熙小一码,挤得脚趾头疼。但他没有说什么,穿上,站在镜子前看了看。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——白衬衫,黑裤子,黑皮鞋,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的。但他的手还是那双手,满是茧子和伤疤,指甲断了好几片。他把手插进口袋里,不让人看见。 接亲的队伍很简单。没有花车,没有乐队,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和几个抬嫁妆的亲戚。拖拉机是借周海的,他在村里搞运输,有一辆手扶拖拉机,专门跑短途。车头上扎了一朵大红花,用红绸子做的,是母亲连夜缝的。周景熙坐在驾驶座旁边,李觉坐在后面,还有其他几个堂兄弟。拖拉机突突突地响著,冒著黑烟,沿著碎石路往隔壁村开去。秋天的早晨有些凉,风吹在脸上,凉颼颼的,但周景熙不觉得冷。他的心跳得很快,像拖拉机的声音,突突突的,又重又急。 到了刘小燕家,她家门口也贴了红对联,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,亲戚们已经在等著了。刘小燕穿著一件红色的棉袄,是新的,红得耀眼。棉袄有些大,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,但她看起来很精神,脸上红扑扑的,不知道是抹了胭脂还是害羞。她站在堂屋里,旁边是她的父母和几个姐妹。她的母亲在抹眼泪,她的父亲站在旁边,抽著烟,不说话。 周景熙走进去,站在刘小燕面前。她低著头,不敢看他。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,站在那里,像个木头桩子。旁边的亲戚们起鬨了——“说话啊!”“叫啊!”“新娘子害羞了!”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 最后是刘小燕的父亲先开了口。他把菸头掐灭,看著周景熙,说了一句:“好好待她。”就四个字,但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。周景熙点了点头,说:“我会的。” 刘小燕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很短,但周景熙看到了。她的眼睛里有泪光,但没有流下来。她在笑,很淡的笑,像一朵花慢慢地绽开。他忽然觉得,这十年吃的苦,受的累,挨的饿,忍的痛,都值了。为了这一天,都值了。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著,把新娘子接回了石桥村。村里的亲戚邻居们都来了,院子里挤满了人。周景熙的母亲在门口等著,看见拖拉机来了,笑得合不拢嘴,眼泪却止不住地流。父亲站在旁边,没有说话,但眼眶红了。 婚礼很简单。没有司仪,没有仪式,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就是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,请亲戚邻居们吃一顿饭。酒席是母亲和几个婶子嫂子一起操办的,杀了一只猪,宰了几只鸡,燉了一大锅肉,炒了一大盆菜。桌上是碗筷酒杯,虽然不精致,但摆得整整齐齐的。 周景熙和刘小燕站在堂屋里,给父母敬茶。他端著茶杯,递到父亲面前。“爸,喝茶。”父亲接过茶杯,手在发抖。他喝了一口,把茶杯放下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,递给他。“好好过日子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周景熙接过红包,手指触到父亲的手。那双手很粗糙,满是老茧,关节变形,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泥土。他握著父亲的手,握了很久。 他又端了一杯茶,跪在母亲面前。“妈,喝茶。”母亲接过茶杯,没有喝,眼泪先掉了下来,滴在茶杯里。她喝了一口,把茶杯放下,拉著他的手,说:“好好待人家。人家跟了你,你不能让人家受苦。”周景熙点了点头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母亲从手腕上擼下一只银鐲子,戴在刘小燕手上。鐲子很细,很旧,上面刻著花纹,有些地方磨平了。这是母亲的嫁妆,跟了她几十年,现在她给了儿媳妇。刘小燕接过鐲子,低著头,眼泪也掉了下来。 酒席开始了。院子里摆著四张桌子,亲戚邻居们围坐在一起,热热闹闹的。有人划拳,有人喝酒,有人聊天,有人笑。周景熙和刘小燕一桌一桌地敬酒。他不会喝酒,但今天不能不喝。一杯一杯地敬,一杯一杯地干。米酒入口甜丝丝的,但到了喉咙里就变成了一团火,烧得他胃里翻江倒海。但他没有停,他要敬每一个人,感谢每一个人。 李觉坐在角落里,端著一杯酒,看著他。他走过去,在李觉旁边坐下来。“李觉,我敬你。”他端起酒杯。李觉端起酒杯,跟他碰了一下。“景熙,恭喜你。”他一仰脖子,把酒干了。周景熙也干了。 两个人坐在那里,沉默了一会儿。院子里很吵,划拳声、笑闹声、碗筷碰撞声混在一起,像一首乱七八糟的交响乐。但他们坐在角落里,很安静。 “李觉,”周景熙说,“你还记得小时候吗?” “记得。” “记得我们在大樟树下拍照吗?” “记得。” “记得你送我走的时候,说的那句话吗?” 李觉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记得。我说,你要替我读下去。” “我替你读完了高中。但没有替你读进大学。我……” “够了。”李觉打断了他,“景熙,够了。你替我读完了高中,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咱们村有几个读完高中的?你是第一个。你读了那么多书,写了那么多字,將来还要当作家。你已经替我读了,也替你自己读了。够了。” 周景熙看著李觉,眼眶热了。他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端起酒杯,跟李觉碰了一下,一饮而尽。酒很辣,辣得他眼泪都出来了。但他没有擦,让眼泪流著。 酒席散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亲戚邻居们一个个走了,院子里剩下杯盘狼藉。母亲在收拾桌子,父亲在送客人。周景熙和刘小燕站在堂屋里,面对面,谁也不说话。烛光摇摇晃晃的,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,一高一矮,一胖一瘦。 “你……累了吧?”他问。 “还好。”她低著头,声音很轻。 “早点休息吧。” “嗯。” 他把她送到新房门口。新房是西厢房,重新粉刷过了,墙上贴著红纸剪的喜字,床上铺著新被子,红彤彤的。桌上点著一对红蜡烛,火苗跳动著,把整个房间照得暖洋洋的。她走进去,站在床前,背对著他。他站在门口,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离开。 “你……不进来?”她回过头,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很轻,像一片羽毛落在他心上。 他走进去,关上门。 那天晚上,他躺在床上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。刘小燕在他旁边,呼吸均匀而绵长,她已经睡著了。他睡不著,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,弯弯曲曲的,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他盯著那道裂缝,想起了很多事——想起石桥村的早晨,想起镇中学的飢饿,想起高考落榜的那天,想起gz的屈辱,想起sh的欺骗,想起hz的长椅,想起zs的石头。想起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。想起老刘头的绿豆汤,想起张老头的十块钱,想起老李的那句“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待太久”。想起母亲信上的泪痕,想起父亲坐在门口抽菸的背影,想起李觉说的“你要替我读下去”。想起刘小燕说的“穷不怕,有手就能干活”。 他翻了个身,看著刘小燕的侧脸。烛光映在她脸上,她的睫毛很长,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他伸出手,想摸摸她的脸,但手停在半空中,又缩了回来。他怕吵醒她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借著烛光写道: “1997年农历八月初八,我结婚了。她叫刘小燕,隔壁村的,比我小两岁。她不嫌我穷,不嫌我什么都没有,不嫌我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。她说,穷不怕,有手就能干活。她说得对。我有一双手,虽然上面全是伤,但它能干活,能挣钱,能养家。我要让她过好日子。我要在村里盖个新房子,找个活干,好好过日子。我还要继续写。写那些在採石场的日子,写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。写李觉,写老李,写张老头,写所有那些跟我一样在外面討生活的人。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,写成书,让所有人都看到。这个梦,我没有忘。我不会忘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把被子拉过来,盖在两个人身上。刘小燕动了动,往他这边靠了靠,像是在寻找温暖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搂住她。她的身体很暖,很软,像一团棉花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结婚了。你有了一个家,有了一个不嫌你穷的妻子。你要好好过日子,好好待她,好好写你的字。你什么都可以放弃,但写字不能放弃。那是你活著的意义,是你跟別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是一个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的工人,但你也是一个写字的人。永远都是。 窗外的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在梦里,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刘小燕站在他旁边,穿著那件红色的棉袄,脸上红扑扑的,笑得很甜。他拉著她的手,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这个村子,看著这片土地,看著这片天空。他回来了。他不再走了。 第三十一章 新婚后的抉择 结婚后的日子,平静得像一潭水。 每天天不亮,周景熙就起来了。他跟著父亲下地,插秧、除草、施肥,什么活都干。他的手是搬石头磨出来的,握锄头把子的时候总觉得不对味,太轻了,轻得像拿著一根筷子。但他不嫌弃,什么活都肯干,干著干著就习惯了。刘小燕也跟著下地,她比他干得还好,插秧又快又直,除草又乾净又利索。她在家里也閒不住,餵鸡、餵猪、做饭、洗衣,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母亲逢人就夸:“我这个儿媳妇,比儿子强多了。” 但周景熙心里不踏实。 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,都在想一件事——光靠家里这几亩地,能过什么好日子?一亩地打八百斤穀子,卖两百多块钱,刨去种子、化肥、农药,剩不了多少。家里四口人,加上小燕,五张嘴,吃饱饭没问题,但要想盖新房子,要想过好日子,差得远。他想起在zs採石场的日子,一天十五块,一个月四百五,一年五千多。干一年,够在家里盖三间新房子。但现在他回来了,不干採石场了,不搬石头了,钱从哪里来? 他开始在村里找活干。帮人盖房子,一天十块;帮人砍竹子,一天八块;帮人运肥料,一趟五块。活不多,有一天没一天的,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。他心里著急,但不敢说。他刚结婚,不能刚结婚就让媳妇跟著他过苦日子。他得想办法,得去找一条出路。 十月的一天,周海从广东回来了。 周海是他在zs市打工时投奔过的那个老乡,比他大两岁,在广东混了十年,从玩具厂的小工做到了车间主管,一个月挣一千多块。他穿著一件花衬衫,一条牛仔裤,脚上是一双鋥亮的皮鞋,头髮梳得油光鋥亮,手腕上戴著一块亮闪闪的手錶。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跟村里人聊天,说起广东的工厂、深圳的高楼、东莞的酒店,眉飞色舞的,像在讲天方夜谭。 “海哥,你在广东一个月挣多少?”有人问。 “不多,一千二。”周海轻描淡写地说,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。 一千二!村里人瞪大了眼睛。在家种地,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。周海得意地笑了笑,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,是红塔山,五块五一包,村里人平时抽的都是几毛钱的劣质烟。他给每个人发了一支,自己也点了一支,吸了一口,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。 “海哥,”周景熙站在人群外面,叫了他一声。 “景熙!”周海看见他,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结婚了也不告诉我一声?我在广东回不来,礼金让我妈带过来了,你收到了吧?” “收到了。海哥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咱们谁跟谁。”周海上下打量了他一眼,“你在家里干什么?种地?” “嗯。种地,打点零工。” 周海皱了皱眉头。“种地能挣几个钱?你有力气,有文化,不出来打工,窝在家里干什么?我在广东那边认识几个老板,帮你介绍个工作,一个月至少五六百,比你在家种地强多了。” 五六百。这个数字在周景熙心里跳了一下。一个月五六百,一年就是六七千。干两年,就能盖一栋新房子。他心动了,但他没有马上答应。他结婚了,不是一个人了。他得跟小燕商量。 那天晚上,他躺在床上的时候,把周海的话告诉了小燕。小燕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你想去?” “我想去。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。” “我跟你去。”小燕说,语气很平静,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周景熙愣住了。“你跟我去?去哪里?” “你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。”小燕翻了个身,面对著他,眼睛在月光下亮亮的,“我是你老婆,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你出去打工,我就在家等你?我不干。我跟你一起去,我也能干活,能挣钱。两个人挣的比一个人多,攒钱也快。” 周景熙看著她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想起母亲说的话——“人家跟了你,你不能让人家受苦。”他不能让小燕跟著他去外面受苦。他在外面漂泊了十年,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——工棚、灰尘、汗水、孤独、想家、被人欺负、被人骗。他不能让小燕也过那种日子。 “外面苦,”他说,“你不怕?” “怕什么?”小燕笑了,“你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都不怕,我怕什么?我在地里干了十几年活,什么苦没吃过?” “不是一样的苦。外面不一样。没有家,没有亲人,什么都没有。” “有你就够了。”小燕说,声音很轻,但很坚定。 周景熙没有再说话。他知道,他劝不了她。她看起来柔柔弱弱的,但骨子里跟他一样倔。她认准了的事,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 第二天,他去找了周海。周海还在村里,在跟几个老同学喝酒。他把他拉到一边,说:“海哥,我想去广东。但我不一个人去,我带我老婆去。” 周海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“行啊,两口子一起挣钱,更快。我帮你问问,看有没有两口子都能干的活。电子厂、服装厂都招女工,你老婆去了也能找到活干。” “海哥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等我消息。” 周海走了。周景熙回到家,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燕。小燕很高兴,当天就开始收拾行李。她把衣服叠好,塞进一个旧帆布包里;把家里的腊肉、乾菜装了一袋子,说带去路上吃;又把那只银鐲子从手腕上擼下来,小心地包好,塞在背包最底层。周景熙看著她在屋里忙来忙去,心里有些酸。她才刚过门,就要跟著他去外面吃苦。他对不起她。 但消息传到母亲耳朵里的时候,母亲不干了。 “不行!”母亲站在堂屋里,脸色铁青,“你们才结婚几天?就要往外跑?不行!我不同意!” “妈,我们去挣钱。挣了钱回来盖新房子。” “盖什么新房子?这房子不能住吗?你们走了,家里怎么办?你爸身体不好,地里的活谁干?” “妈,我——” “不行就是不行!”母亲的声音很大,震得屋顶上的灰都掉下来了。“你走了十年,好不容易回来了,又要走?你走了,小燕也要跟著你走?你们走了,这个家还像个家吗?” 周景熙站在堂屋里,低著头,不说话。他知道母亲不是不让他去挣钱,是怕他走了就不回来了。她等了他十年,盼了他十年,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,他又要走。她怕了。她怕他一走又是十年,怕他一去不復返,怕她在村口等了一辈子,等来的只是一封又一封的信。 小燕从里屋走出来,站在母亲面前。“妈,”她说,声音很轻,但很稳,“我们不是不回来。我们出去挣钱,挣够了就回来盖新房子。景熙说了,最多两年,两年就回来。我跟著他,不会让他一个人在外面。我会照顾他,不会让他吃苦。您放心。” 母亲看著小燕,眼泪掉了下来。她拉著小燕的手,说:“孩子,你不懂。外面苦,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吃不好,睡不好,想家想得睡不著觉。你受得了吗?” “受得了。”小燕说,“妈,我受得了。我不怕吃苦。” 母亲没有说话,只是拉著小燕的手,哭。父亲坐在门槛上,抽著烟,一直没有说话。他抽完了一支,又点了一支。烟雾在他面前繚绕,像一层薄薄的纱,把他的脸遮住了。 “让她去。”父亲忽然开口了。他的声音不大,但很清晰,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。“年轻人,该出去闯一闯。在家里守著这几亩地,能有什么出息?让他们去。挣了钱回来盖房子,过好日子。这是正事。” 母亲回过头,看著父亲。“你也同意?” “同意。”父亲把菸头掐灭,站起来,“我年轻的时候,也想出去闯。没闯成,窝在家里一辈子。他们比我强,他们能闯。让他们去。” 母亲没有再说话。她转过身,走进灶房,开始做饭。那天晚上,她做了一桌子菜,比过年还丰盛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谁也不说话,只听见筷子碰碗沿的声音。周景熙知道,母亲不是同意了,是认了。她知道拦不住,就不拦了。但她不放心,一百个不放心。她给周景熙的背包里塞了十几斤腊肉、几十个鸡蛋、一袋子乾菜、一罐子辣椒酱,塞得满满当当的,拉链都拉不上。 “妈,够了,够了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够什么够?外面买不到这些。”母亲又塞了一包花生进去,才把拉链拉上。她站在门口,看著那个鼓鼓囊囊的背包,沉默了很久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你要好好照顾小燕。她在外面没有亲人,只有你。你不能让她受委屈。” “妈,我知道。” “挣了钱就回来。別在外面待太久。妈等你。” 周景熙的鼻子一酸,点了点头,没有说 话。 不久,周海就对周景熙说海南那边割橡树脂要人,工价也挺高的,问他去不去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 走的那天,天还没有亮。母亲和父亲都起来了,站在门口送他们。母亲的眼睛红红的,但没有哭。她站在门口,看著周景熙和小燕背著背包走出院子,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她站在门口,一动不动,像一棵种在那里的树。 周景熙回过头,看了母亲一眼。晨光里,母亲的身影很小,很瘦,头髮全白了,背也驼了。她站在那里,朝他挥了挥手。他也挥了挥手,然后转过身,拉著小燕的手,走上了碎石路。 “景熙,”小燕说,“妈哭了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他说,没有回头。 他们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,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村子。十几座房子散落在山坳里,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安静。炊烟还没有升起来,鸡还没有出笼,狗还没有醒来。一切都还在沉睡,只有他们醒著,站在村口,准备离开。 “走吧。”他说。 “嗯。”她说。 他们转过身,走上了通往镇上的碎石路。晨风从山坳里吹过来,带著稻田里的水汽和泥土的芬芳。周景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把这股气息吸进肺里,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他不知道海南是什么样的,不知道割松脂的活有多苦,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小燕在他身边。她跟著他,不嫌他穷,不嫌他没本事,不嫌他要去的地方是荒山野岭。她跟著他,走到哪里都跟著。这就够了。 从村里到镇上,十五里路。他们走了將近两个小时。到了镇上,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。班车很旧,座椅上的皮革裂开了,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。车上的乘客不多,大多是去县城办事的农民,背著蛇皮袋,提著编织筐,筐里装著鸡鸭或者蔬菜。周景熙找了个靠窗的位置,让小燕坐在里面。他把背包放在膝盖上,抱著它。 车开了。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变了——从稻田变成山丘,从山丘变成丘陵,从丘陵变成平原。小燕靠著窗户,看著外面,眼睛亮亮的。她没有出过远门,最远只去过县城。这是她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车,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海南远吗?” “远。要坐火车,还要坐船。” “船?我没坐过船。” “我坐过。从nb到zs,坐了好多次。船很大,能装好多人。海也很大,看不到边。” 小燕的眼睛更亮了。“我想看海。” “到了就能看到。” 她笑了,靠在他肩膀上,闭上了眼睛。他低下头,看著她的脸。她的睫毛很长,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搂住她。她的身体很暖,很软,像一团棉花。 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又要出去了。这一次不是一个人,是两个人。你要好好干,多挣钱,让她过好日子。你不能让她跟著你受苦。你不能让她失望。 班车在公路上顛簸著,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。他靠著窗户,闭上眼睛。他想起了十年前第一次离开石桥村时的样子。那时候他十八岁,背著背包,揣著五十块钱,心里想的是“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来”。现在他回来了,又走了。他没有混出人样,但他有了一双手,有了一颗心,有了一个愿意跟著他走天涯的妻子。他不知道海南是什么样的,不知道割橡树脂的活有多苦,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但他不怕。他什么都不怕。他身边有她,他什么都可以扛过去。 车到了县城,他们换上了去gz的长途汽车。汽车比班车大一些,也新一些,座椅上套著白色的座套,窗户上掛著窗帘。车上坐满了人,都是出去打工的,操著各种口音,四川话、湖南话、贵州话、广西话,嗡嗡嗡的,像一群蜜蜂在耳边飞。周景熙和小燕坐在最后一排,他把背包放在地上,让小燕靠著他。车开了,窗外的风景从县城变成小镇,从小镇变成村庄,从村庄变成山岭。天黑了,车灯亮了起来,照著前面的路,白晃晃的,像一条河。小燕靠在他肩膀上,睡著了。她的呼吸均匀而绵长,像一只安静的小猫。他低下头,看著她。月光从车窗的缝隙里照进来,照在她脸上,照在她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借著月光写道: “1997年10月,我和小燕离开了石桥村。我们要去海南,去割橡树脂。听说那边挣钱多,一天能挣几十块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但我想去试试。小燕跟著我,不嫌远,不嫌苦。她说,你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。这辈子,有她这句话,就够了。妈,你放心。我会照顾好她,不会让她受苦。挣了钱我们就回来,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你等著我们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口袋里。他搂著小燕,闭上眼睛。汽车在黑暗中行驶著,车灯照著前面的路,白晃晃的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,但他知道,他不再是一个人了。 第三十二章 初到海南 1998年的春天,周景熙和刘小燕到了海南。 他们是从湛江坐船过来的。轮船在海面上顛簸了一夜,天亮的时候,有人喊:“看到海南了!”周景熙跑到甲板上,看见远处有一片模糊的陆地,在晨雾里若隱若现,像一条臥在海面上的青蛇。小燕也跑出来了,站在他旁边,手紧紧地攥著他的胳膊。她的脸色有些白,晕船晕了一夜,吐了好几次,但眼睛很亮,盯著那片越来越近的陆地,一眨不眨的。 “那就是海南?”她问。 “那就是海南。” 船靠了岸,他们隨著人流走下跳板,踏上了海南的土地。海口比周景熙想像的热,三月的天就已经像湖南的夏天了,太阳毒辣辣的,晒得人头皮发麻。码头上到处是人,有背著蛇皮袋的民工,有提著公文包的商人,有举著牌子的接站人员,还有拉客的摩托车司机,操著蹩脚的普通话喊:“老板,去哪里?坐我的车!”周景熙拉著小燕,穿过人群,找到了长途汽车站。他们要去的那个县在海南的腹地,从海口坐车要五六个小时。车票不便宜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买了。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,他不能让小燕跟著他走路。 汽车在公路上顛簸著,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变了。城市的楼房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和果园。香蕉树、椰子树、橡胶树,一排一排的,整整齐齐的,像列队的士兵。有些地方是原始的山林,树木遮天蔽日的,藤蔓缠绕著,像一张巨大的绿色的网。小燕趴在窗户上,看著外面,眼睛亮亮的。“景熙,你看,那些树好高!”“那是椰子树。”“椰子?就是里面能喝椰汁的那种?”“对。”“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椰子树。”她笑了,像个孩子一样。 车开了五个多小时,终於到了县城。县城不大,只有几条街,街上跑著三轮车和摩托车,两旁的店铺大多是卖农资、卖日杂、卖小吃的。周景熙带著小燕下了车,站在街边,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他手里只有一个地址,是周海给他的——“han省xx县xx镇xx村,找老陈,他在那边包了一片山,割橡树脂,要人。”周海说,到了县城再坐车去镇上,到了镇上再找人问路,走十几里山路就到了。他说得轻描淡写的,像是在说去隔壁村串门。 他们在县城住了一夜。旅馆很便宜,十块钱一晚,房间很小,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,墙壁上刷著灰漆,窗户上糊著报纸。但小燕很高兴,在床上滚了一圈,说:“比船上的铺位强多了。”周景熙看著她,心里有些酸。她跟著他,从湖南到广东,从广东到海南,坐了几天几夜的车船,住过拥挤的长途汽车,住过摇晃的轮船,现在住在这间只有十块钱的小旅馆里,她还说“强多了”。他欠她的,他知道。 第二天一早,他们坐上了去镇上的班车。镇子更小,只有一条街,街两边是低矮的瓦房,墙上刷著红漆的標语。他们在镇上吃了碗粉,问了几个人,终於找到了去那个村子的路。一个骑摩托车的当地人愿意带他们进去,要二十块钱。周景熙嫌贵,那人说:“山路不好走,要一个多小时,二十块不贵。”他咬了咬牙,给了。 摩托车在山路上顛簸著,两旁是密密的树林,遮天蔽日的,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在地上洒下一片一片的光斑。路是泥路,坑坑洼洼的,摩托车在上面跳来跳去,像一匹不听话的野马。小燕坐在最后面,紧紧地搂著周景熙的腰,脸贴在他的背上。他感觉到她在发抖,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冷。他伸出手,握住了她搂在他腰上的手。她的手很凉,但很紧,像一把锁,把他锁住了。 一个多小时后,摩托车在一个山坳里停了下来。骑车的当地人指了指前面的一片棚屋,说:“到了,那就是老陈的场子。”周景熙付了钱,拉著小燕下了车。他站在山坳里,四处看了看。四周全是山,山上全是树,松树、橡胶树、还有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树。山是绿的,树是绿的,连空气都是绿的,湿漉漉的,带著一股树脂的香味和泥土的腥味。远处的山顶上罩著一层薄薄的雾,像一顶白色的帽子。近处的山坡上,能看到一排一排的橡胶树,树干上掛著一只只碗,碗里是乳白色的胶汁。有些树上刻著一道一道的割痕,像伤疤,又像纹路。 棚屋在山坳的平地上,有四五间,是用竹竿和油毛毡搭的,跟他在zs石场住的工棚差不多。棚屋前面有一个简易的灶台,灶台上架著一口铁锅,锅里煮著什么,冒著白汽。一个中年男人蹲在灶台前,往灶膛里塞柴火。他光著膀子,皮肤被晒得黝黑髮亮,背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,像石头。 “你好,请问老陈在吗?”周景熙走过去问。 那人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“我就是。你谁啊?” “周海介绍来的。他说你这边要人割橡脂。” 老陈站起来,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又看了看站在后面的小燕。“周海介绍的?你是他什么人?” “老乡。一个村的。我在採石场干了八年,有力气,什么活都能干。” 老陈点了点头,目光落在小燕身上。“这是你老婆?” “是。她跟我一起来的,也能干活。” 老陈皱了皱眉头。“割橡树脂不是女人干的活。山里头苦,蚊子多,蚂蟥多,蛇也多。女人受不了。” “我能受得了。”小燕从周景熙身后站出来,声音不大,但很稳,“我在家种了十几年地,什么苦都吃过。我不怕。” 老陈看了她一眼,又看了看周景熙,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行,先试试吧。干得了就留下,干不了走人。山上有一片橡树林,你们俩负责,包住不包吃,割下来的树脂交给我,按斤算钱,多劳多得。” 按斤算钱,多劳多得。比在石场干活的收入还要多。周景熙的心跳了一下。“行。我们干。” 老陈把他们带到山坡上的一间棚屋里。棚屋很小,只有几平方米,用竹竿和油毛毡搭的,里面有一张竹子搭的床,床上铺著一层稻草和一床旧被子。墙上钉著一根钉子,掛著一条毛巾和一盏煤油灯。地上有几个塑料盆和一双水鞋。棚屋的门是竹片编的,关不严实,风从缝隙里钻进来,凉颼颼的。棚屋后面有一片橡树林,树干上有一些旧的割痕,大概是以前的人割过的。 “这就是你们的住处。”老陈指了指棚屋,“那片橡木林是你们的,从山脚到山腰,大概一千多棵树。每天早上割,下午收。割树脂的刀和桶,明天我给你们。今天先休息,明天开工。”他走了。 周景熙站在棚屋门口,看著那片橡木林。橡树很高,树干也粗。橡树林里很暗,阳光被树叶挡住了,只有几缕光从缝隙里漏下来,照在地上,像一根一根的金线。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橡树脂味,有些呛人。 小燕从棚屋里探出头来。“景熙,进来看看。” 他走进去,弯著腰,因为棚屋太矮了,他得低著头。小燕坐在竹子搭的床上,拍了拍身边的稻草。“挺软的,比船上的铺位强。”她笑了笑。他看著她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这间棚屋,比他住过的任何地方都差。在石场,虽然也是工棚,但至少有砖墙,有瓦顶,有电灯。这里什么都没有,只有竹竿、油毛毡、稻草和一盏煤油灯。晚上会有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会有蚊子从四面八方围过来,会有蛇从草丛里爬进来。他不知道,她能不能受得了。 “小燕,”他说,“你怕不怕?” “怕什么?” “怕这里。怕苦。怕蛇。怕蚊子。怕蚂蟥。” 她笑了,拉著他的手,让他坐在她旁边。“不怕。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你都不怕,我怕什么?”她握著他的手,她的手很暖,很软,像一团棉花。他握著她的手,没有说话。他想说“对不起”,想说“让你跟著我受苦了”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 那天晚上,他们睡在棚屋里。煤油灯点著了,火苗摇摇晃晃的,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油毛毡的墙上,忽大忽小的。外面有虫鸣声,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远处有猫头鹰的叫声,咕咕咕的,低沉而悠长。风从竹门缝里钻进来,凉颼颼的,带著树脂的香味和泥土的腥味。小燕躺在他旁边,蜷缩在被子里,呼吸均匀而绵长。她太累了,从湖南到海南,从海口到这个山坳里,走了几天几夜,她太累了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帮她掖了掖被角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 他睡不著。他睁著眼睛,看著头顶的油毛毡。油毛毡上有几道裂缝,月光从裂缝里照进来,细细的,白白的,像一根一根的银线。他盯著那些银线,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石桥村,想起父亲母亲,想起李觉,想起zs的採石场,想起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。想起老刘头的绿豆汤,想起张老头的十块钱,想起老李的那句“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待太久”。想起母亲信上的泪痕,想起父亲坐在门口抽菸的背影。想起刘小燕说的“穷不怕,有手就能干活”。现在他来到了这里,来到了这片松林里,来到了这间棚屋里。他要在这里割松脂,要在这里挣钱,要在这里开始他的新生活。他不知道自己能挣多少钱,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待多久,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小燕在他身边。她跟著他,从湖南到海南,从县城到这个山坳里,从旅馆到这间棚屋里。她不嫌苦,不嫌累,不嫌这个地方荒凉、偏僻、什么都没有。她跟著他,走到哪里都跟著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借著月光写道: “1998年春,海南。我们到了。这个地方叫xx县xx镇xx村,在山的深处,没有公路,没有电,没有商店,只有松林、橡胶林和几间棚屋。我们的棚屋是用竹竿和油毛毡搭的,很小,很矮,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凉颼颼的。床上铺著稻草,被子很薄,但两个人挤在一起,就不冷了。小燕睡在我旁边,她睡著了,嘴角带著笑。她跟著我,从湖南到海南,从县城到这个山坳里,不嫌苦,不嫌累。她说,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这辈子,有她这句话,就够了。明天就要开工了。割橡树脂,我没干过,但我会学的。我不怕苦,不怕累,不怕蚊子、蚂蟥、蛇。我要挣钱,挣够了就回去,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小燕,你等著。我会让你过好日子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把小燕搂在怀里。她的身体很暖,很软,像一团棉花。他闭上眼睛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和风声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风声呼呼呼的,从山坳里吹过来,穿过橡树林,穿过棚屋的竹门,吹在他脸上,凉凉的,带著树脂的香味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,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小燕站在他旁边,穿著一件碎花衬衫,扎著马尾辫,脸上红扑扑的,笑得很甜。他拉著她的手,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这个村子,看著这片土地,看著这片天空。他回来了。他不再走了。 天亮的时候,他被一阵鸟叫声吵醒了。鸟叫声很清脆,嘰嘰喳喳的,像是在开会。他睁开眼睛,看见小燕已经起来了,蹲在棚屋门口的灶台前生火。灶台是用几块石头垒的,上面架著一口小铁锅。她往灶膛里塞干树枝,用火柴点著,火苗躥起来,舔著锅底。锅里的水开了,咕嘟咕嘟地响,白汽升起来,在晨光里飘散。 “醒了?”她回过头,朝他笑了笑,“我煮了稀饭,快来吃。” 他爬起来,走到棚屋门口。天已经亮了,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橘红色的朝霞,映在远处的山顶上,像一顶金色的帽子。树林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绿,绿得像一块巨大的翡翠。空气很新鲜,吸一口进去,凉丝丝的,甜丝丝的,带著橡树脂的香味和泥土的腥味。他站在棚屋门口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把这股气息吸进肺里,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他在海南的第一天。 第三十三章 学割橡胶 来海南的第三天,周景熙和刘小燕开始学割橡树脂。 师傅是老陈介绍的,姓林,六十多岁,海南本地人,在山上割了四十多年的橡胶。他是这一带最好的胶工,据说闭著眼睛都能割,割出来的树刀口整齐,流胶顺畅,不伤树。老林头矮矮瘦瘦的,皮肤黑得像刷了漆,脸上沟壑纵横,像松树的树皮。他话不多,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,像是怕惊动山里的什么。他看了周景熙一眼,又看了小燕一眼,说:“割橡树脂不难,但要做好,不容易。树跟人一样,有脾气,有性格。你得摸透它的脾气,它才听你的。” 老林头带他们走进橡木林。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在地上洒下一片一片的光斑。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橡树脂味,甜丝丝的,有些呛人。老林头在一棵橡树前停下来,拍了拍树干。“这棵树,割了十几年了。你看,这些是旧痕,一刀一刀的,像人的皱纹。新痕要割在旧痕下面,不能高,不能低,不能深,不能浅。深了伤树,浅了不出胶。”他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割刀。刀是弯的,月牙形,刀刃很薄,很亮,像一片柳叶。他左手扶住树干,右手握刀,刀刃贴在树皮上,轻轻一拉,一条树皮被环削下来,薄薄的,像纸一样。树皮下面渗出乳白色的汁液,一滴一滴的,像眼泪。“看清楚了?”他问。周景熙点了点头。老林头把刀递给他。“你试试。” 周景熙接过刀,走到另一棵橡树前,学著老林头的样子,左手扶树干,右手握刀,刀刃贴在树皮上,用力一拉。刀滑了,只削下薄薄的一层皮,树皮下面什么都没有。他又试了一次,这一次用力大了一些,刀切进树皮太深,卡住了,拔不出来。他使劲一拔,刀出来了,树皮被撕下一大块,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木质。老林头走过来,看了看那道刀口,摇了摇头。“太深了。树会受伤的,流不了几天胶就干了。”他接过刀,在树上示范了一次,动作很轻,很柔,像在抚摸一个婴儿。“轻一点。不要急。刀要顺著树皮的纹路走,不能逆著。你是在割树,不是在砍树。” 周景熙又试了一次,这一次轻了一些,但刀还是走歪了,割出来的口子弯弯曲曲的,像一条蛇。老林头没有说话,只是摇了摇头。小燕站在旁边,看著,没有说话。她的眼睛很亮,盯著老林头的手,一眨不眨的。 “让我试试。”她说。 周景熙把刀递给她。她接过刀,走到橡树前,左手扶树干,右手握刀,刀刃贴在树皮上,轻轻一拉。一条树皮被削下来,薄薄的,均匀的,像一张纸。树皮下面渗出乳白色的汁液,一滴一滴的,越来越多,顺著那道口子往下流,流进掛在树下的碗里。老林头看著那道口子,眼睛亮了一下。“不错。你以前割过?” “没有。第一次。” “你有天赋。”老林头说,难得地笑了笑,“有的人学一年都割不好,你第一次就割成这样。不错。” 周景熙站在旁边,看著小燕割出来的那道口子,心里又高兴又惭愧。高兴的是小燕学得快,惭愧的是他这个大男人还不如老婆。小燕把刀递给他,笑著说:“你再试试。”他接过刀,深吸了一口气,走到另一棵橡树前。这一次,他没有著急,先看了看树皮的纹路,用手指摸了摸,感受它的走向。然后他左手扶树干,右手握刀,刀刃贴在树皮上,顺著纹路,轻轻一拉。一条树皮被削下来,不薄不厚,均匀整齐。树皮下面渗出乳白色的汁液,一滴一滴的,顺著口子往下流。老林头走过来,看了看,点了点头。“行了。就这样割。” 那天上午,他们在老林头的指导下,割了十几棵树。周景熙越割越好,虽然不如小燕那么熟练,但至少不再伤树了。他的手很稳,刀很准,割出来的刀口子整整齐齐的,像用尺子量过一样。老林头说:“你手上有功夫。以前干过重活?” “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。” “难怪。”老林头点了点头,“搬石头的手,稳。割树脂要的就是稳。” 中午,他们回到棚屋。小燕做饭,周景熙坐在门口磨刀。割刀用了一上午,刃口钝了,得磨。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块磨刀石,是来之前在镇上买的。他把磨刀石放在地上,洒了点水,把刀放在上面,一下一下地磨。磨刀石发出沙沙的声音,像风吹过松林的声音。小燕在灶台前忙碌,切菜,炒菜,煮饭。锅铲碰铁锅的声音,叮叮噹噹的,像一首歌。他看著她的背影,忽然觉得,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。不是在大城市里,不是在工厂里,不是在採石场里,是在这山上,在这橡木林里,在这间棚屋前。她做饭,他磨刀。她切菜,他烧火。她洗衣服,他挑水。简简单单的,安安静静的,但很踏实。 下午,老林头又来教他们收橡树脂。橡脂从树上的割口流下来,顺著导流槽流进碗里。碗是塑料的,掛在树上,用铁丝鉤住。收的时候,把碗取下来,把里面的树脂倒进桶里。橡树脂是乳白色的,黏糊糊的,像蜂蜜,但比蜂蜜稠,比蜂蜜黏。沾在手上,洗不掉,要用松节油擦。老林头教他们怎么收,怎么倒,怎么清理碗里的残渣。他说:“橡树脂不能放太久,放久了会干,干了就不好收了。每天都要收,早上割,下午收,最久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,最好是当天割当天收。下雨天不收,树脂怕水,沾了水就坏了。” 周景熙认真地听著,把老林头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。他知道,这些经验是人家用四十年的时间换来的,不是书上能学到的。 那天晚上,小燕问他:“景熙,你觉得怎么样?能行吗?” “能行。”他说,“我能行。你也能行。” 她笑了。“那就行。” 第三天,老林头开始教他们怎么跑山。跑山,就是在山上跑,从这棵树跑到那棵树,从这片林子跑到那片林子。橡林在山坡上,有的地方比较陡,有些地方要手脚並用才能爬上去。地上全是落叶,滑溜溜的,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林子里有荆棘,有藤蔓,有刺,划在腿上,火辣辣的疼。还有蚊子,黑压压的,一团一团的,围著你转,叮在脸上、手上、脖子上,又痒又疼。还有蚂蟥,藏在落叶下面,你走过去,它就爬到你腿上,钻进你的皮肤里,吸血。你感觉不到它,等你发现的时候,它已经吸得圆滚滚的了,像一颗黑色的葡萄。 老林头教他们怎么对付这些东西。蚊子,用艾草熏,用烟赶。蚂蟥,用盐撒,用菸头烫。蛇,打草惊蛇,走路的时候用棍子打草,蛇听到声音就会跑。他还教他们怎么认路,怎么记树,怎么在山里不迷路。他说:“这山看著不大,但走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你们刚来,不熟,不要走远。先在近处割,等熟了再往深处走。” 周景熙把这些话也记在心里。他知道,在这山里,老林头的话就是命。 第四天,他们正式开工了。 凌晨三点,天还没亮,周景熙就起来了。他摸黑穿上衣服,穿上水鞋,背上桶和刀。小燕也起来了,她比他动作快,已经在灶台前生火做饭了。她煮了一锅稀饭,热了几个馒头。两个人蹲在灶台前,就著咸菜,吃了早饭。天还是黑的,伸手不见五指。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,像一头一头蹲伏的巨兽。橡木林里更黑,黑得像墨汁。他们提著马灯,走进松林。马灯的光照不远,只能照见脚下的一小块地方。他们一步一步地走,走得很慢,很小心,怕摔倒,怕踩到蛇。地上的落叶很厚,踩上去沙沙的,像踩在雪地上。偶尔有鸟被惊动,扑稜稜地飞起来,消失在黑暗中。 到了第一棵树前,周景熙停下来。他把马灯掛在树枝上,从腰带上抽出割刀。刀在灯光下闪著寒光,像一片月牙。他左手扶树干,右手握刀,刀刃贴在树皮上,顺著纹路,轻轻一拉。一条树皮被削下来,薄薄的,均匀的,像一张纸。树皮下面渗出乳白色的汁液,一滴一滴的,在灯光下闪著光。他把碗掛好,用铁丝鉤住,让松脂流进碗里。然后他走到下一棵树前,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割一刀,掛碗,走人。割一刀,掛碗,走人。一棵一棵地割,一棵一棵地走。 小燕在他旁边,也在割。她的动作比他快,比他熟练。她割出来的口子整整齐齐的,像用尺子量过一样。她掛碗的动作也很利索,一下就好了。两个人一左一右,在橡林里慢慢地移动著,像两只在黑暗中摸索的萤火虫。 天慢慢地亮了。东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鱼肚白,渐渐地变成了橘红色,又变成了金黄色。太阳从山后面升起来了,第一缕阳光穿过橡林的缝隙,照在地上,照在树上,照在他们身上。橡林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绿,绿得像一块巨大的翡翠。空气很新鲜,吸一口进去,凉丝丝的,甜丝丝的,带著橡树脂的香味和泥土的腥味。周景熙停下来,站在山坡上,看著远处的山。山是黛青色的,一层叠著一层,最远的那一层和天边的云连在一起,分不清哪里是山,哪里是天。山脚下有一条小溪,溪水在阳光下闪著光,像一条银色的带子。溪边有几块水田,田里有几个农民在插秧,弯著腰,一步一步地往后退,身后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秧苗。 他站在那里,看了很久。他想起石桥村,想起父亲在田里插秧的背影。一样的动作,一样的姿势,一样的弯著腰,一步一步地往后退。他在石桥村的时候,觉得种地是世界上最苦的活。现在他知道了,种地不是最苦的,割树脂也不是最苦的。最苦的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现在他知道了,他是在割橡胶,在挣钱,在养家。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他要挣钱,挣够了就回去,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这就是他的方向,他的路。 “景熙,发什么呆?”小燕在喊他。 他回过神来,继续割。 上午九点多,他们把近处的几百棵树割完了。回到棚屋,小燕做饭,他磨刀。吃完饭,休息一会儿,下午再去收树脂。收树脂比割树脂轻鬆一些,不用那么小心,不用那么用力,但也要快。树脂在碗里放了一上午,有些已经干了,要用刀刮下来。刮的时候要小心,不能把树皮刮下来,不能把杂质刮进去。他把碗里的树脂倒进桶里,一个碗一个碗地倒,一棵树一棵树地收。收完了一棵,然后把碗再放回去掛好,把导流槽清理乾净,明天再用。 下午收完树脂,天已经快黑了。他们把桶挑回棚屋,交给老陈过秤。老陈拎了拎桶,看了看桶里的橡树脂,说:“不错,二十多斤。刚开始,这个数可以了。”他给了他们一张纸条,上面写著斤数和钱数。周景熙把纸条收好,心里算了一下。一天二十多斤,一斤两块五,就是五十多块。一个月就是一千五。一千五!在舟山採石场,最开始一个月也才八百。在这里,头一个月就能挣一千五。他不敢相信。他把这个数字告诉了小燕,小燕也愣住了。 “真的?”她问。 “真的。一斤两块五,二十斤就是五十。一个月就是一千五。” 小燕的眼睛亮了。“一千五!那干一年,不就是一万八?” “对。一万八。” 两个人站在棚屋前,看著对方,笑了。一万八。在石桥村,一万八可以盖一栋漂漂亮亮的两层小楼,可以买一台拖拉机,可以供弟弟读完大学。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,割橡树脂能挣这么多钱。 “景熙,”小燕说,“我们要好好干。” “好好干。”他说。 那天晚上,他又失眠了。他躺在床上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和风声,脑子里全是数字。一千五,一万八,两万,三万……他知道,这不是梦,这是真的。只要他肯干,只要他肯吃苦,他就能挣到这些钱。他想起在舟山的日子,一天十五块,一个月七、八百元,他干得比谁都苦,挣得比谁都少。现在,一天五十块,一个月一千五,比在舟山多了好多。他不能浪费这个机会,他得拼命干,多割树,多收胶,多挣钱。 他翻了个身,把小燕搂在怀里。她睡著了,呼吸均匀而绵长,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他低下头,在她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。她的眉头动了一下,但没有醒。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:周景熙,你有了一个好老婆,有了一份好工作,有一个好日子在前面等著你。你要好好干,好好待她,好好过日子。你什么都可以放弃,但写字不能放弃。那是你活著的意义,是你跟別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是一个割橡胶的工人,但你也是一个写字的人。永远都是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借著窗外的月光写道: “1998年春,海南。我们开始割橡树脂了。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摸著黑进山。老林头教我们怎么割,怎么收,怎么跑山。他说我有天赋,手稳。小燕比我还有天赋,她第一次割就割得比我好。一天能割几百棵树,收二十多斤橡胶,一斤两块五,一天五十多块。一个月一千五。我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多钱。我要拼命干,多割树,多收胶,多挣钱。挣够了就回去,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小燕跟著我,不嫌苦,不嫌累。她说,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这辈子,有她这句话,就够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面前是一栋新盖的两层小楼,白墙红瓦,亮亮堂堂的。母亲站在门口,笑著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父亲坐在院子里,抽著烟,看著新房子,眼睛里有光。李觉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:“景熙,你行啊。”小燕站在他旁边,拉著他的手,笑得很甜。他说:“小燕,我们到家了。”她说:“嗯,到家了。” 第三十四章 大山里的日子 1998年的春天过去之后,夏天来了。海南的夏天比周景熙想像的更热,更闷,更漫长。 每天凌晨三点,不用闹钟,周景熙自己就醒了。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在zs採石场的时候,也是这个点起来。生物钟一旦刻进身体里,就再也改不掉了。他摸黑穿上衣服,推了推身边的小燕。“起来了。”小燕嗯了一声,翻了个身,又睡了。他再推了推她。“起来了,三点多了。”她这才迷迷糊糊地坐起来,揉著眼睛,头髮乱糟糟的,像一蓬稻草。 棚屋外面还是黑的。海南的夜黑得浓稠,像一锅熬了许久的墨汁,伸手不见五指。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,像一头一头蹲伏的巨兽。橡树林里更黑,黑得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。他们背著桶和刀,走进那片松林。两个人一前一后,走在鬆软的落叶上,脚步声沙沙的,像是在和谁窃窃私语。 他们的林子越来越大。刚来的时候,只有山脚那一片,几百棵树。后来老陈看他们干得好,又分了一片给他们,在山腰上。再后来,山腰那片也割完了,又继续分了一片。现在,他们两个人要管一千多棵树,从山的这面到山的那面。一千多棵树,听起来不多,但撒在几面山坡上,走一遍就要好几个小时。 周景熙负责山腰和山凹的树,小燕负责山脚和山那边的树。两个人进了林子就分开了,各自走各自的路,各自割各自的树,要到中午才能在棚屋碰面。刚开始的时候,他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山里。她一个女子,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里,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?万一遇到蛇怎么办?万一摔倒了怎么办?但小燕说:“你小看我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,什么没见过?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”她说得对。她比他適应得更快,走得比他更稳,割得比他更好。她在这山里,像一条鱼在水里,自由自在的。 周景熙从山脚往上走,一路走一路割。山脚的地势平缓一些,树也稀一些,走起来不费劲。到了山腰,坡度陡了,树也密了。地上全是落叶和松针,滑溜溜的,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他摔过很多次,膝盖磕破了,手掌擦伤了,裤子磨出了洞。但他不怕摔,摔了就爬起来,拍拍身上的土,继续走。他知道,每摔一次,他就离目標更近一步。 割松脂的刀在手里变得越来越顺手。刚来的时候,他割一刀要看好久,比划半天才敢下手。现在不用看了,手一伸,刀一贴,轻轻一拉,一条树皮就削下来了,整整齐齐的,不深不浅。树皮下面渗出乳白色的汁液,一滴一滴的,顺著导流槽流进碗里。他走到下一棵树前,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割一刀,走人。割一刀,一棵一棵地割,一棵一棵地走。 天慢慢地亮了。东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鱼肚白,渐渐地变成了橘红色,又变成了金黄色。太阳从山后面升起来了,第一缕阳光穿过松林的缝隙,照在地上,照在树上,照在他身上。橡木林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绿,绿得像一块巨大的翡翠。空气很新鲜,吸一口进去,凉丝丝的,甜丝丝的,带著橡树脂的香味和泥土的腥味。他停下来,站在山坡上,喘了口气。从凌晨三点到现在,他已经走了三个多小时,割了四五百棵树。他的手有些酸,腰有些疼,腿有些软,但他不能停。还有几百棵树在等著他。他深吸了一口气,继续往前走。 山上的树比山脚的难割。树龄大,树皮厚,割起来费劲。有些树的树皮像铁一样硬,一刀下去,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。要用力,再用力,刀才能切进去。他的手上有老茧,不怕磨,但手腕受不了,割久了又酸又疼。他换了一只手,左手握刀,继续割。他左右手都能割,这是在zs採石场练出来的本事。搬石头的时候,左右手都要用,不能偏废。现在割橡树脂,也一样。 太阳越升越高,光线越来越强。橡木林里开始热起来了,热得像蒸笼。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淌下来,流进眼睛里,蜇得生疼。他用袖子擦了一把,继续割。衣服湿透了,贴在身上,黏糊糊的。蚊子围著他转,嗡嗡嗡的,叮在脸上、脖子上、手上,又痒又疼。他不管它们,让它们叮。叮习惯了就不痒了。蚂蟥也来了,从落叶下面爬出来,爬到他的腿上,钻进皮肤里。他感觉不到,等发现的时候,它已经吸得圆滚滚的了,像一颗黑色的葡萄。他把它拔下来,扔在地上,用脚踩死。血从伤口里流出来,顺著腿往下流,把袜子染红了。他也不管,让它流。流一会儿就停了。 快到中午的时候,他终於把山腰和山顶的树割完了。他从山顶往下走,走到山脚,再走到棚屋。小燕已经回来了,正在灶台前做饭。她比他快,每次都比他要快一两个小时。她割得比他好,走得比他快,收得比他多。老陈说,她是这片山上最好的胶工,比男人都强。 “回来了?”她头也不回,“饭快好了,你去洗把脸。” 他到溪边洗了脸,洗了手,回到棚屋前。小燕端了一碗饭给他,饭上面盖著菜,是炒青菜和咸菜。没有肉,肉太贵了,捨不得买。但他们吃得很香,饿了一上午,什么都香。 “今天割了多少?”她问。 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 101 看书网超顺畅,????????????.??????隨时看 】 “五百多棵。你呢?” “六百多。” 他沉默了。她总是比他多。他觉得自己不够努力,不够快,不够好。她看出了他的心思,说:“你不用跟我比。你是男人,力气大,割得深,一棵树出的胶比我多。我割得快,但割得浅,出胶少。算下来,还是你挣得多。” 他知道她是在安慰他,但他还是高兴了一些。 下午,他们去收橡胶。收橡树脂比割橡树脂轻鬆一些,不用那么小心,不用那么用力,但也要快。松脂在碗里放了一上午,有些已经干了,要用刀刮下来。刮的时候要小心,不能把树皮刮下来,不能把杂质刮进去。周景熙把碗里的树脂倒进桶里,一个碗一个碗地倒,一棵树一棵树地收。收完了,把碗放回去,把导流槽清理乾净,明天再用。 收橡胶要走的路和早上一样多,从山脚到山顶,从山的这面到山的那面。太阳很毒,晒得人头皮发麻。他戴著草帽,还是觉得热。汗水不停地流,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。他的嘴唇乾裂了,嗓子像要冒烟。他走到溪边,趴下来,喝了几口水。水是凉的,带著一股泥土的腥味,但喝下去之后,嗓子舒服多了。 傍晚的时候,他们把收好的橡树脂挑回棚屋,交给老陈过秤。老陈拎了拎桶,看了看桶里的松脂,说:“不错,今天收了六十多斤。”他给了他们一张纸条,上面写著斤数和钱数。周景熙把纸条收好,心里算了一下。六十多斤,一斤两块五,就是一百五十多块。一天一百五十多块!他和她交换了一个眼神,都笑了。一百五十多块,在石桥村,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的。在这里,只是一天的收入。 晚上,他们坐在棚屋前,吃晚饭。晚饭和午饭差不多,炒青菜、咸菜、稀饭。没有肉,但他们吃得很香。吃完饭,她去洗碗,他坐在门口磨刀。刀用了一天,刃口钝了,得磨。他把磨刀石放在地上,洒了点水,把刀放在上面,一下一下地磨。磨刀石发出沙沙的声音,像风吹过橡木林的声音。她洗完碗,走过来,坐在他旁边。她靠著他的肩膀,不说话。他也不说话。两个人就那么坐著,看著远处的山慢慢暗下去,看著天边的云从橘红色变成灰紫色,看著暮色像潮水一样从山谷里涌上来,淹没了整片山林。 “累吗?”他问。 “累。”她说,“但值得。” “值得。” 她笑了。他也笑了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。从春天到夏天,从夏天到秋天。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摸著黑进山。割树脂,收树脂,挑树脂,交树脂。一天又一天,一个月又一个月。他们的手越来越稳,刀越来越快,走得越来越远,割得越来越多,老板给了他们很多附近的橡胶园的树给他们俩个去割。从刚开始的一天二十多斤,到三十多斤,四十多斤,五十多斤,六十多斤,到最后他们能够一天收八十多斤。那一天,他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,在棚屋前跳了起来。 八十多斤,一斤两块五,就是两百多块。两百多块!他们在石桥村种一年地,也挣不了这么多。在这里,一天就挣到了。周景熙觉得,这不是梦,这是真的。只要他肯干,只要他肯吃苦,他就能挣到这些钱。他不能浪费这个机会,他要拼命干,多割树,多收胶,多挣钱。挣够了就回去,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 但日子不总是晴天。下雨天不能割树脂,他们就待在棚屋里,睡觉,看书,写字。周景熙把那个本子拿出来,写他在山里的日子。写橡木林,写橡胶,写割刀,写碗。写凌晨三点的黑暗,写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写傍晚的暮色。写蚊子,写蚂蟥,写蛇。写小燕,写她的笑,写她的累,写她的好。他写得很慢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,像在割橡树脂一样,一刀一刀地割。他不著急,他知道,这些字,总有一天会变成文章,这些文章,总有一天会变成书。这本书,会写他的人生,写他的苦,写他的累,写他的希望,写他的梦想。 小燕有时候会凑过来看,问他写什么。他说写我们。她笑了,说写我们干什么?他说写下来就不会忘了。她说不会忘的,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他说,一辈子太长了,会忘的。写下来,就不会忘了。 有一天,老林头来看他们。他站在棚屋前,看了看他们割的树,收了他们的橡胶,点了点头。“不错,你们已经是好胶工了。”他说,“这片山交给你们,我放心。”周景熙问他:“林叔,你割了多少年了?”老林头想了想,“四十多年了。”“四十多年!你不想家吗?”老林头笑了笑,“这里就是家。我在这里四十年了,这里就是我的家。你们也会习惯的。这里也会变成你们的家。” 老林头走了。周景熙站在棚屋前,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路上。他走得很慢,背有些驼,但很稳。他在这山里走了四十年,每一条路都走熟了,每一棵树都认识了。这山就是他的家,这树就是他的亲人。周景熙想,他会在这里待多久呢?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他现在在这里,他在这里很好。他有一千多棵树要管,有一个老婆要照顾,有一个梦想要实现。这就够了。 那天晚上,他又失眠了。他躺在床,上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和风声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风声呼呼呼的,从山坳里吹过来,穿过橡胶林,穿过棚屋的竹门,吹在他脸上,凉凉的,带著树脂的香味。小燕在他旁边,睡得很沉。她太累了,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在山里走十几个小时,割几百棵树,收几十斤松脂。她比他累,比他苦,但她从来不抱怨。她只是默默地干活,默默地挣钱,默默地跟著他,走到哪里都跟著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借著窗外的月光写道: “1998年秋,海南。我们来海南半年了。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摸著黑进山。我管五百多棵树,小燕管六百多棵。我们从山脚割到山顶,从山的这面割到山的那面。一天割几百棵树,收几十斤松脂,挣一百多块钱。一百多块,在石桥村,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的。在这里,只是一天的收入。我要拼命干,多割树,多收胶,多挣钱。挣够了就回去,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小燕跟著我,不嫌苦,不嫌累。她说,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这辈子,有她这句话,就够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又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,和昨天夜里同样梦。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面前是一栋新盖的两层小楼,白墙红瓦,亮亮堂堂的。母亲站在门口,笑著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父亲坐在院子里,抽著烟,看著新房子,眼睛里有光。李觉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:“景熙,你行啊。”小燕站在他旁边,拉著他的手,笑得很甜。他说:“小燕,我们到家了。”她说:“嗯,到家了。” 第三十五章 蛇与蚂蝗 在山里待久了,周景熙才知道,割橡胶最可怕的不是累,是蛇。 刚来海南的第一天老林头就对他说过,这山里有蛇,很多蛇,但你不惹它,它一般不惹你。他信了,但心里还是怕。他从小就怕蛇,在石桥村的时候,每次在田里看到蛇,他都绕得远远的。李觉不怕,李觉敢用手抓,说蛇是好的,吃老鼠,吃害虫。他不敢,他寧愿多走几步,也不愿意从蛇身边走过去。 但在这山里,他没得选。树在哪儿,他就得去哪儿。蛇在哪儿,他也得去哪儿。 第一次见到蛇,是一个清晨。天还没亮,他在山腰上割橡胶。天上的光还很弱,他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,用脚探著前面的路。突然,他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,滑溜溜的,像一根湿木头。他低头一看,是一条蛇,褐色的,有小树枝那么大,盘在落叶上,正在蠕动。他的头皮一下子炸了,腿一软,差点摔倒。他往后退了几步,心跳得像要炸开一样,手在发抖,刀都握不住了。 那条蛇被踩了,似乎也有些懵。它抬起头,吐了吐信子,看了看他,然后慢慢地滑走了,消失在落叶和草丛里。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,但他觉得像过了几个小时。他站在那里,腿还在抖,手还在抖,冷汗从额头上淌下来,流进眼睛里,蜇得生疼。他想叫小燕,但张了张嘴,没有发出声音。他怕小燕担心,怕她跑过来,怕她也遇到蛇。他深吸了几口气,等心跳慢下来,继续往前走。但他走得更慢了,每一步都要先用脚探一探,確认踩到的是落叶不是蛇。 回到棚屋的时候,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小燕。小燕正在做饭,头也不抬。“什么蛇?” “褐色的,这么粗。”他用手比划了一下。 “那是菜花蛇,没毒的。”小燕的语气很平静,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“老林头说过,这山里有毒的蛇只有两种,眼镜蛇和青竹蛇。別的都没事。” “你怎么知道是菜花蛇?” “你说的嘛,褐色的,这么粗。菜花蛇就是那个样子。” 周景熙看著她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比他镇定多了,好像她才是那个在採石场干了八年的人,而他是一个刚进山的新手。他有些惭愧,但更多的是庆幸。庆幸有她在,庆幸她不怕,庆幸她可以在他害怕的时候告诉他“那是菜花蛇,没毒的”。 但后来,他们还是遇到了毒蛇。 那是一个下午,他们在收橡胶。小燕走在前面,他走在后面。两个人一前一后,沿著山坡往上走。走到一棵老橡胶树旁边的时候,小燕突然停住了。她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,像被钉在了地上。周景熙走过去,顺著她的目光看去——一条绿色的蛇,细长细长的,缠在树枝上,离小燕的脸只有不到一尺远。蛇的眼睛是黄色的,竖著的瞳孔,像两颗冰冷的玻璃珠。它吐著信子,嘶嘶的,像是在警告他们不要靠近。 “別动。”周景熙说,声音很低,很紧。 小燕没有动。她站在那里,身体僵硬,像一根木头。周景熙慢慢地走过去,慢慢地伸出手,拉住她的胳膊,把她往后拉。一步,两步,三步。他们退到了安全的地方,那条蛇还在树枝上,看著他们,吐著信子,嘶嘶的。 “青竹蛇。”小燕说,声音有些发抖,“有毒的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周景熙说,他的手也在发抖。 他们绕开了那棵树,继续收橡胶。但那天下午,他的手一直在抖,割刀都握不稳。小燕也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地干活,收得比平时慢了很多。他知道她也在怕,她只是不说。 晚上回到棚屋,他找老林头要了一些雄黄粉,撒在棚屋周围,撒在进山的路上。老林头说,雄黄粉能驱蛇,但不能完全防住,最好的办法是打草惊蛇,走路的时候用棍子打草,蛇听到声音就会跑。他记在心里了。从那以后,他进山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根棍子,一边走一边打草,噼噼啪啪的,像是在给自己壮胆。 比蛇更烦人的,是蚂蟥。 蛇不常见,但蚂蟥到处都是。落叶下面,草丛里,树枝上,甚至空气中。你走在路上,它们从四面八方爬过来,爬到你的腿上,钻进你的皮肤里,吸血。你感觉不到它们,因为它们咬人的时候会分泌一种麻醉剂,你没有任何感觉。等你发现的时候,它已经吸得圆滚滚的了,像一颗黑色的葡萄,掛在你的腿上,摇摇欲坠。 周景熙第一次被蚂蟥咬,是在来海南的第一个星期。那天收工回来,他觉得腿上有些痒,捲起裤腿一看,小腿上掛著三四条蚂蟥,每条都有筷子那么粗,黑黝黝的,圆滚滚的,像是要炸开一样。他嚇了一跳,伸手去拔,拔不下来。蚂蟥的吸盘紧紧地吸在皮肤上,越拉越紧。他使劲一扯,蚂蟥断了,一半在他手里,一半还在腿上。血从伤口里涌出来,止都止不住,流了一腿。 小燕从棚屋里出来,看见他在处理蚂蟥,走过来,蹲下来看了看。“你这样不行。蚂蟥不能硬拔,拔断了会感染的。”她从灶台里拿了一撮草木灰,敷在蚂蟥身上。蚂蟥缩了一下,吸盘鬆了,掉了下来。她用草木灰敷在伤口上,血慢慢地止住了。“老林头教我的,草木灰能止血,也能驱蚂蟥。” 从那以后,周景熙每次进山之前,都要在小腿上抹一层草木灰。白花花的,像刷了一层漆。难看,但管用。蚂蟥怕草木灰,爬到上面就缩回去了。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管用,有些蚂蟥不怕,照样往上爬。他每天收工回来,裤腿上总有十几条蚂蟥,有的已经吸饱了血,有的还在找地方下嘴。他把它们一条一条地拔下来,用火烧死。蚂蟥被火烧的时候会发出吱吱的声音,像是在惨叫。他不忍心听,但也不得不停。如果他不烧死它们,它们会继续咬人,咬他,咬小燕,咬別的胶工。 小燕比他更招蚂蟥。不知道是血型的原因还是体质的原因,蚂蟥特別喜欢咬她。每天收工回来,她腿上的蚂蟥比他多一倍。有些咬在脚踝上,有些咬在小腿上,有些甚至爬到大腿上。她的腿上全是伤口,旧的还没好,新的又来了。伤口痒,她忍不住去抓,抓破了,感染了,化脓了,又痒又疼。周景熙看著她的腿,心疼得不行。 “要不你別去了,”他说,“我一个人去。你在家休息几天。” “不行。”她说,“两个人干挣得多。你不是说要盖新房子吗?不多挣钱怎么盖?” 更新不易,记得分享101看书网 他无话可说。他知道她说的对。他要盖新房子,要过好日子,就要多挣钱。多挣钱就要多割树,多收胶。多割树多收胶就要两个人一起干。一个人干,挣的钱少一半,盖房子的时间就多一倍。他等不起,她也不愿意等。 他只能想办法减少蚂蟥的叮咬。他去镇上买了几双长筒水鞋,又高又厚,能盖到膝盖。又买了几双厚袜子,能盖到小腿。每次进山之前,他都让小燕把水鞋穿好,把袜子拉高,把裤腿塞进袜子里,再用绳子扎紧。这样,蚂蟥就爬不进去了。但也不是绝对的。有些蚂蟥能爬过水鞋的筒口,从上面钻进去。他试了很多种办法,都不能完全防住。最后他放弃了,不再想防蚂蟥的事,而是想怎么在被咬之后儘快处理。他把草木灰装在一个小布袋里,隨身带著,每次被咬了,就用草木灰敷在伤口上。草木灰能止血,也能止痒。虽然不能根治,但至少能让伤口不那么难受。 蛇和蚂蟥之外,还有蚊子。 海南的蚊子大,黑黑的,花花的,像一架架小型的轰炸机,嗡嗡嗡的,在你耳边飞来飞去,吵得你心烦意乱。它们咬人又狠又痒,一口下去,就是一个大包,又红又肿,几天都消不了。周景熙不怕痒,他怕的是蚊子传播的疟疾。老林头说,这山里有疟疾,每年都有人得,得了就要去镇上打针,打几天就好了,但如果不打,会死人的。他把这话记在心里了,每次进山之前,都要在身上涂一层清凉油,脸上、脖子上、手上、脚上,涂得满满的,油乎乎的,像抹了一层猪油。清凉油能驱蚊,但不能持久,过一两个小时就散了。他得不停地涂,涂得身上全是清凉油的味道,连小燕都说他闻起来像一盒打开的清凉油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。他们学会了在蛇面前保持镇定,学会了在蚂蟥叮咬后快速处理伤口,学会了用清凉油驱赶蚊子,学会了在山里生存的一切本领。他们不再是刚来海南时那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外地人了,他们是这片山的一部分,是这些树的一部分,是这条山路的一部分。他们认识每一条路,每一棵树,每一处水源。他们知道哪里蛇多,哪里蚂蟥少,哪里蚊子最凶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快,什么时候该慢,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休息。他们学会了跟山打交道,跟树打交道,跟蛇、蚂蟥、蚊子打交道。他们学会了在这里活下去。 有一天晚上,周景熙在棚屋里写东西,小燕在旁边缝补衣服。他写了一会儿,停下来,看著她。她低著头,针线在她手里上下翻飞,像一只蝴蝶。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,她的脸很安详,很平静,像是在做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她的腿上还有新的蚂蟥伤口,红红的,肿肿的,她也不去挠,就那么忍著。 “小燕,”他说,“你后悔吗?后悔跟我来海南?” 她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“后悔什么?” “后悔来这里。后悔吃这么多苦。后悔被蚂蟥咬,被蚊子叮,被蛇嚇。” 她笑了。“你后悔吗?” “不后悔。” “我也不后悔。”她低下头,继续缝补衣服。“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蚂蟥也好,蚊子也好,蛇也好,我都不怕。我怕的是你不在。” 他没有说话,低下头,继续写。但他写不下去了,心里翻涌著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她跟著他,从湖南到海南,从县城到这个山坳里,从旅馆到这间棚屋里。她不嫌苦,不嫌累,不嫌这个地方荒凉、偏僻、什么都没有。她不怕蚂蟥,不怕蚊子,不怕蛇。她只怕他不在。他何德何能,能遇到这样一个女人? 他在本子上写道: “1998年秋,海南。今天小燕又被蚂蟥咬了,腿上好几个伤口。她不说疼,也不说痒,就那么忍著。我问她后悔吗,她说,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蚂蟥也好,蚊子也好,蛇也好,我都不怕。我怕的是你不在。这辈子,有她这句话,就够了。我要好好待她,不能让她受苦。我要多挣钱,早点回去,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我要让她过上好日子,让她不再被蚂蟥咬,不再被蚊子叮,不再被蛇嚇。我要让她过上好日子,让她笑,让她开心,让她觉得跟著我没有错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走到她身边,坐下来,从她手里拿过针线,帮她缝。她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“你会吗?” “不会。你教我。” 她教他。他一针一针地缝,缝得很慢,歪歪扭扭的,像蚯蚓爬过的痕跡。但她没有笑他,只是看著他,眼睛里有光。那光是煤油灯的光,也是別的什么光。他说不上来,但他知道,那是让他心里暖和的光。 窗外,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风从山坳里吹过来,穿过橡胶林,穿过棚屋的竹门,吹在他们身上,凉凉的,带著树脂的香味。他们坐在一起,她教他缝衣服,他笨手笨脚地学著。煤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的,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油毛毡的墙上,叠在一起,分不清谁是谁。 第三十六章 孤独的夜晚 山里的夜很长。 白天被太阳和汗水填满的时光,到了晚上就变得空荡荡的,像一只倒扣的碗,把所有的声音都罩在里面。橡胶林在黑暗中沉默著,偶尔有风穿过,叶子沙沙地响几下,又归於寂静。虫鸣声断断续续的,像是在试探什么,叫几声,停一会儿,再叫几声。远处有猫头鹰的叫声,咕咕咕的,低沉而悠长,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 小燕每天都很早就睡了。她太累了,凌晨三点起来,在山里走十几个小时,割几百棵树,收几十斤胶。她的身体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,白天拼命地转,到了晚上,发条鬆了,就一下子散了架。她躺在竹子搭的床上,几乎是沾枕就著。她的呼吸均匀而绵长,偶尔翻个身,嘟囔一句什么,又沉沉睡去。 周景熙睡不著。 不是因为不累。他也很累,累得骨头都散了架。但他睡不著。他的脑子太清醒了,清醒得像山涧里的水,一眼看到底。白天在山里奔跑的时候,他没有时间想別的事,只想著一件事——割胶。割得快一点,多一点,好一点。但到了晚上,躺在床上的时候,所有的念头都涌了上来,像潮水一样,挡都挡不住。他想石桥村,想父亲母亲,想李觉,想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他想自己走过的路——广州、上海、杭州、舟山、海南。他想自己做过的事——搬砖、扛水泥、拉板车、搬石头、割橡胶。他想自己写过的那些字,那些歪歪扭扭的、写在破本子上的、没有人看过的字。 他翻了个身,小燕动了动,往他这边靠了靠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搂住她。她的身体很暖,很软,呼吸打在他的胸口上,热热的,痒痒的。他低下头,看著她的脸。月光从棚屋的缝隙里照进来,细细的,白白的,落在她的脸上。她的睫毛很长,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 他轻轻地从她身边爬起来,摸黑穿上衣服,走到棚屋外面。 夜风凉凉的,从山坳里吹过来,带著树脂的香味和泥土的腥味。他站在棚屋门口,抬头看著天空。海南的夜空比石桥村的还乾净,星星密密麻麻的,像撒了一把碎银子。银河横跨天际,白茫茫的,像一条流淌的河。他想起父亲说的话——“天上的每一颗星星,都是地上一个人的命。”他的命是哪一颗?是最暗的那一颗吗?是最远的那一颗吗?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,不管他的命是哪一颗,他都要把它点亮。不能让它暗著,不能让它灭著。 他回到棚屋里,点著了煤油灯。火苗跳了几下,稳住了,昏黄的光填满了整个棚屋。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。笔是去年在镇上买的,英雄牌,五毛钱一支。笔尖已经有些歪了,写字的时候会刮纸,沙沙的,像秋天的落叶。他不在乎。能写字就行。 他想了想,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: “1998年10月15日,晴。” 写日期是他的习惯。他要把每一天都记下来,记下他在海南的日子,记下他和她一起走过的路。这些日子,这些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篇文章,一篇文章会变成一本书,一本书会变成他活过的证据。 他开始写。写今天割了多少棵树,收了多少斤胶,挣了多少钱。写小燕被蚂蟥咬了,腿上又多了几个伤口。写老陈来收胶的时候说了一句“干得不错”,他高兴了一整天。写山里的风,山里的树,山里的虫鸣和鸟叫。他写得很慢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,像是在割胶一样,一刀一刀地割。他不著急,他有的是时间。夜很长,长到可以把所有的字都写完。 小燕翻了个身,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。他停下来,看著她。她没有醒,只是翻了个身,又睡了。她的眉头微微皱著,像是在做一个不太愉快的梦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脸。她的皮肤很粗糙,被太阳晒的,被风吹的,不像刚结婚时那么光滑了。但他觉得,她比以前更好看了。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惊艷的好看,是一种耐看的、舒服的、像山里的野花一样朴朴素素的好看。 他收回手,继续写。 写了一会儿,他停下来,翻了翻前面的內容。这个本子是他来海南之后买的第三个本子了。第一个写满了,第二个也写满了,这个也写了大半。他把那些写满的本子都收著,塞在背包最底层,和那些旧信放在一起。有时候他会把它们拿出来,翻开,读一读。读那些在舟山写下的字,读那些在採石场写下的字,读那些在砖厂写下的字。那些字写得很丑,有些墨水洇开了,看不清楚,但它们是他活过的证据。他活过,在舟山活过,在杭州活过,在上海活过,在广州活过。他活过,在那些灰扑扑的工地上,在那些油腻腻的工棚里,在那些黑漆漆的夜里。他活过,在那些没有人知道的地方,在那些没有人记得的日子里。 他翻到第一篇,是来海南第一天写的。那时候他和她刚到海南,刚住进这间棚屋。棚屋是竹竿和油毛毡搭的,很小,很矮,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凉颼颼的。床上铺著稻草,被子很薄,但两个人挤在一起,就不冷了。那时候他不知道能不能干好,不知道能不能挣到钱,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。现在他知道了。他能干好,他能挣到钱,他能在这里待下去。他和她在这里待了半年多了,从春天待到了秋天,还会待下去,待到冬天,待到明年春天,待到他们挣够了钱,待到他们可以回去盖新房子。 他合上旧本子,拿起新本子,继续写。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,他把灯芯拨长了一些,火苗亮了起来,照在本子上,照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上。他写得很认真,一笔一画的,像是在描红。他要对得起这些字,对得起这本子,对得起这盏煤油灯,对得起这间棚屋,对得起这片山,对得起这漫长的、孤独的夜晚。 他写了一个多小时,写了三页多。手有些酸了,眼睛有些花了,他停下来,把笔放下,揉了揉眼睛。煤油灯的光有些暗了,灯芯烧短了,他又拨长了一些。火苗跳了几下,稳住了,亮了一些。他看著那盏煤油灯,忽然想起了小时候。那时候他在石桥村,也是在这样的煤油灯下读书。母亲在旁边做针线,父亲在旁边编竹筐,弟弟在旁边写作业。一家人围在一盏煤油灯前,各做各的事,谁也不说话,但很温暖。现在,煤油灯还是那盏煤油灯,但他不在石桥村了,不在父母身边了。他在这座大山里,在这间棚屋里,在一个人的夜晚,在一盏煤油灯下,写字。 他有些想家了。 想石桥村,想父亲母亲,想李觉,想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想母亲的菜,想父亲的烟,想李觉的笑。想那条溪,想那座山,想那棵大樟树。想那些在煤油灯下读书的夜晚,想那些在田埂上奔跑的日子,想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时光。那些日子,那些时光,都过去了,回不来了。但他可以把它们写下来,写在本子上,写在文章里,写在书里。这样,它们就不会消失了。它们会一直在这里,在他的字里,在他的心里。 他拿起笔,继续写。写石桥村,写父亲母亲,写李觉,写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写蒋琪,写周起琼,写周日乐,写蒋田园。写他们走过的路,写他们做过的事,写他们说过的话。写蒋琪说的“读书是为了有选择的权利”,写周起琼说的“后悔比失败可怕”,写周日乐说的“普高是起点,不是终点”,写蒋田园说的“我要去走他走过的路,看他看过的海”。写李觉说的“你要替我读下去”。这些人和事,这些话,他都没有忘。它们在他心里,像一颗一颗的种子,等著发芽,等著开花,等著结果。 他写得很投入,忘了时间。煤油灯的火苗跳动著,把他的影子投在油毛毡的墙上,忽大忽小的。棚屋里很安静,只有笔尖刮纸的沙沙声和小燕均匀的呼吸声。这两种声音混在一起,像一首催眠曲,让他觉得安心,让他觉得踏实。 他写到了本子的最后一页,才停下来。他把笔放下,看著那些写满的字,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心里那些压著的东西,好像轻了一些。那些想家的话,那些思念的话,那些说不出口的话,都写在纸上了。它们从心里搬到了本子上,心里就空了一些,也就轻鬆了一些。 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吹灭了煤油灯。棚屋里陷入了一片黑暗。小燕在身边,呼吸均匀而绵长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搂住她。她的身体很暖,很软,像一团棉花。他闭上眼睛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睡眠。 在梦里,他还在写字。写很多很多字,写满了一本又一本,一摞又一摞。那些字从本子里飞出来,飞到空中,变成一只一只的鸟,飞过山,飞过海,飞过石桥村,飞过那些他走过的地方。它们落在那些人的肩膀上,落在那些人的手心里,落在那些人的心里。那些人看到了那些字,读到了那些字,笑了,哭了,记住了。 第三十七章 第一笔稿费 1999年的春天,周景熙收到了一封信。 信是跟著补给车一起到的。每个月来两次的补给车,带来米、面、油、盐和工人们的家信。每次车来的时候,工地上的人都会围上去,爭著问有没有自己的信。周景熙以前很少去凑这个热闹,因为他知道,不会有人给他写信。母亲不识字,李觉忙,弟弟在学校,没有人会给他写信。但今天不一样。今天送信的老张喊了一声:“周景熙,有你的信!” 他正在棚屋门口磨刀,听到喊声,手里的刀差点掉在地上。他把刀放下,快步走到车边。老张递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,笑著说:“是报社来的,你投稿了?” 周景熙接过信封,看了一眼。信封上印著“海南日报社”几个字,红色的,很醒目。他的心跳了一下,手有些发抖。他拿著信封走回棚屋,坐在床上,小心翼翼地撕开。信封里面是一张报纸和一张纸条。报纸是《xx日报》,摺叠得整整齐齐的。他展开报纸,翻到副刊版,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——“周景熙”。 那是一篇散文,写的是割胶人的生活。他写凌晨三点的黑暗,写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写橡胶林里的雾气,写树脂从树皮里渗出来的样子,写割胶人的手——那双满是茧子和伤疤的手。他写得很慢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的,写了整整一个星期。写完之后,他读了三遍,改了两遍,然后跑到镇上,花了两毛钱买了信封和邮票,寄了出去。他以为会石沉大海,以为没有人会看,以为编辑会把它扔进垃圾桶。但现在,它登出来了。他的字,变成了铅字。 那张纸条是编辑写的,字跡潦草,但能看清楚:“周景熙同志,来稿已用,稿费十五元。欢迎继续投稿。”十五元。他在橡胶林里干一天,能挣一百多块。十五块不算什么,但这十五块不一样。这十五块是他用字换来的,不是用汗水,不是用力气,是用他脑子里的东西、心里的东西。这笔钱,比他在橡胶林里挣的任何一笔钱都珍贵。 小燕从山上回来了,看见他坐在床上发呆,手里拿著一张报纸。“怎么了?”她走过来,低头看了一眼报纸。“这是什么?” “我写的。”他说,声音有些发抖,“登出来了。” 小燕愣住了。她接过报纸,看著那个版面,看著他的名字,看了很久。她不识字,但她认得他的名字。“周景熙”三个字,她见过的,在身份证上,在结婚证上,在他写满字的本子上。她认得这三个字的样子,一笔一画的,端端正正的。现在,这三个字印在了报纸上,印在了铅字里,印在了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地方。 “景熙,”她的眼睛红了,“你做到了。” 他把报纸放在床上,伸出手,把她拉进怀里。她的身体在发抖,他也在发抖。两个人抱在一起,谁也没有说话。棚屋里很安静,只有风吹过油毛毡的声音,沙沙的,像是在鼓掌。 那天晚上,他失眠了。不是睡不著,是不想睡。他把那张报纸铺在床上,看了又看。看標题,看正文,看自己的名字。那些字他已经能背下来了,但他还是要看。每一个字都看了很多遍,看到眼睛发酸,看到字跡模糊。 小燕睡著了。她今天很开心,比过年还开心。她做了好几个菜,炒了鸡蛋,燉了鸡,还煮了一锅米饭。她说,要庆祝。他们坐在棚屋前,就著煤油灯的光,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。没有酒,但两个人都醉了。 他坐在床边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1999年春,海南。今天收到报社的信,我写的散文登出来了,稿费十五元。十五元不多,但这是我用字换来的。不是用汗水,不是用力气,是用我脑子里的东西、心里的东西。小燕很高兴,她做了很多菜,说要庆祝。她比我还高兴。她说,你做到了。我说,还没做到,只是开始。她说,开始了就好,开始了就会越走越远。她说得对。开始了就好。我要继续写,写更多,写更好。写橡胶林,写割胶人,写小燕,写石桥村。把那些故事都写出来,写成书,让所有人都看到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把那张报纸叠好,夹在本子里。然后他吹灭煤油灯,躺下来,搂著小燕。 窗外,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。风从山坳里吹过来,穿过橡胶林,穿过棚屋的竹门,吹在他脸上,凉凉的,带著树脂的香味。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坐在一间明亮的屋子里,面前是一张宽大的书桌,桌上摆著一摞书。那些书是他写的,每一本封面上都印著他的名字。他翻开其中一本,里面写满了字,端端正正的,一个错字都没有。他读了几行,笑了。窗外有阳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书上,暖洋洋的。小燕走进来,端著一杯茶,放在桌上。她笑著说:“写完了?吃饭了。”他说:“写完了。”站起来,拉著她的手,走出屋子。屋外是一个院子,院子里有一棵大樟树,跟石桥村那棵一样大,一样老,一样枝叶繁茂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编竹筐,李觉坐在石阶上,抽著烟,笑著。一切都很安静,很温暖,很踏实。 他醒过来的时候,天已经亮了。小燕已经起来了,在灶台前做饭。锅里煮著稀饭,咕嘟咕嘟地响,白汽升起来,在晨光里飘散。他坐在床上,看著她的背影,忽然想起了什么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,找到那篇散文的底稿。他读了一遍,又读了一遍。他想,这篇散文写的是橡胶林,是割胶人,是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但他没有写石桥村,没有写父亲母亲,没有写李觉。那些故事还在他心里,等著被写出来。 他拿起笔,在底稿的空白处写道: “下一篇,写石桥村。” 第三十八章 橡胶丰收 2001年的秋天,是周景熙和小燕来海南后最高兴的一个秋天。 不是因为这个秋天有什么特別,而是因为这个秋天他们收穫的橡胶比以往任何一个秋天都多。多得多。多到老陈来收胶的时候,看了秤上的数字,愣了好几秒,然后抬起头,看著他们,说了一句:“你们俩,是这片山上最能干的。” 那天他们收了两百三十多斤橡胶。 两百三十多斤。一斤两块五,就是五百七十五块。五百七十五块,一天。这个数字让周景熙的手都在发抖。他把那张写著斤数和钱数的纸条看了三遍,確认自己没有看错,才把它小心翼翼地折好,塞进口袋里。小燕站在他旁边,也在看那张纸条,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我们做到了。” “做到了。”他说。 三年了。他们在这片山上待了整整三年。从1998年的春天到2001年的秋天,从刚来时的几百棵树到现在的近两千棵树,从一天二十多斤到一天两百多斤,从一天挣五十多块到一天挣五百多块。三年,一千多个日夜,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摸著黑进山,走几十里山路,割近两千棵树,收两百多斤胶。他们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,腿上全是蚂蟥咬过的痕跡,脸上被晒得黝黑髮亮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。但他们做到了。他们成了这片山上最好的胶工,比老林头还好。 老林头已经老了,割不动了。他的腰弯得越来越厉害,走路的时候要拄著棍子,一步一步地挪。他的儿子在城里打工,不让他干了,让他回去养老。他走的那天,站在棚屋前,看了看这片他割了四十多年的山,看了看那些他割了无数遍的树,沉默了很久。 “林叔,”周景熙说,“你回去了,这些树怎么办?” “交给你们了。”老林头说,“你们是这片山上最好的胶工,比我还好。这些树交给你们,我放心。” 他从腰带上解下那把割刀,递给了周景熙。刀很旧了,刀刃磨得薄薄的,像一片柳叶,刀柄被汗水浸得发黑髮亮,像是涂了一层漆。这把刀跟了他四十多年,割过几十万棵树,收过几百万斤胶。现在,他把它交给了周景熙。 周景熙接过刀,握在手里。刀柄上有老林头的体温,暖暖的,像是一个活的东西。他握紧了它,像是握住了一段歷史,一种传承。 “林叔,”他说,“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 老林头点了点头,转过身,慢慢地走了。他走得很慢,背很驼,但很稳。他在这山里走了四十多年,每一条路都走熟了,每一棵树都认识了。这山就是他的家,这树就是他的亲人。现在他要走了,离开这个家,离开这些亲人。他捨不得,但不得不走。 小燕站在周景熙旁边,看著老林头的背影,眼眶红了。“他会回来的,”她说,“他捨不得这里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,只是握紧了手里的刀。 老林头走了之后,他们接过了他的那片山。那是山上最好的一片林子,树大,胶多,路也顺。加上他们自己的那片,两个人要管近两千棵树。两千棵树,听起来不多,但撒在几面山坡上,走一遍就要大半天。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摸著黑进山,一路走一路割,割到太阳升得老高,割到手上的刀都握不住了,割到腿软了,腰酸了,眼睛花了。然后回去吃口饭,下午再去收。收完再挑回来,交给老陈过秤,拿钱,吃饭,睡觉。第二天再起来,重复同样的事情。一天又一天,一月又一月,一年又一年。他们没有休息日,没有节假日,没有过年。过年的时候也不回去,因为过年的时候橡胶树的產量最高,不能错过。他们只是在棚屋前贴了一副红对联,煮了一锅肉,就算是过年了。 三年了,他们没有回过石桥村。 不是不想回,是不能回。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,路费、礼物、给家里人的钱,加起来要好几千。这些钱够他们在海南多待一个月,多割一个月的胶,多挣一个月的钱。他们捨不得。他们要把钱攒著,攒够了再回去。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这是他们来海南时的目標,也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。 2001年12月,他们终於攒够了钱。 那天晚上,他们坐在棚屋前,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,摊在床上。一块的、两块的、五块的、十块的、五十块的、一百块的,皱巴巴的,有些脏了,有些破了,用胶布粘著。他们一张一张地数,数了三遍。 三万八千六百四十二块。 这是他们在海南三年攒下的钱。除去寄回家的、借给別人的、花在路上的,还剩这么多。三万八千多块,在石桥村,可以盖一栋漂漂亮亮的两层小楼,可以买一台拖拉机,可以供弟弟读完大学。他们看著那堆钱,沉默了很久。然后小燕哭了。她趴在周景熙的肩膀上,哭得很厉害,浑身发抖,眼泪把他的衣服都打湿了。他没有说话,只是搂著她,轻轻地拍著她的背。他知道她为什么哭。不是难过,是高兴。是这三年所有的苦、所有的累、所有的委屈、所有的想家,都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。它们从她的身体里涌出来,变成眼泪,流在他的肩膀上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我们回家吧。” “好,”他说,“我们回家。” 那天晚上,他又失眠了。不是因为睡不著,是因为不想睡。他坐在棚屋门口,看著远处的山。月亮很大,圆圆的,掛在天空中,像一个银盘子。月光洒在山坡上,洒在橡胶林里,洒在棚屋的油毛毡上,白花花的,像下了一层霜。风从山坳里吹过来,凉凉的,带著树脂的香味和泥土的腥味。他坐在那里,想著石桥村,想著父亲母亲,想著李觉,想著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三年了,他们还好吗?父亲的老寒腿好了吗?母亲的眼睛还花吗?李觉的孩子会跑了吗?他不知道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,他要回去了。回石桥村,回家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1999年12月,海南。三年了,我们终於攒够了钱。三万八千多块,够盖一栋新房子了。小燕哭了,她很高兴,我也很高兴。三年了,我们没有回过家,没有见过爸妈,没有见过李觉。我们想他们,很想。我们要回去了,回去盖新房子,过好日子。小燕跟著我,在海南待了三年,吃了三年苦,受了三年累。她没有抱怨过一句,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这辈子,有她,是我的福气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走进棚屋,小燕已经睡著了。她的脸上还掛著泪痕,但嘴角是笑著的。他躺下来,搂著她,闭上眼睛。窗外,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。风从山坳里吹过来,穿过橡胶林,穿过棚屋的竹门,吹在他们身上,凉凉的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面前是一栋新盖的两层小楼,白墙红瓦,亮亮堂堂的。母亲站在门口,笑著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父亲坐在院子里,抽著烟,看著新房子,眼睛里有光。李觉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:“景熙,你行啊。”小燕站在他旁边,拉著他的手,笑得很甜。他说:“小燕,我们到家了。”她说:“嗯,到家了。” 他笑了。她也笑了。 第三十九章 回乡建新房 2002年的春天,周家老屋拆掉了。 拆屋的那天,天还没亮,周景熙就起来了。他站在院子里,看著那栋住了几十年的老屋。泥墙,瓦顶,木樑。墙上有裂缝,用稻草和黄泥糊过,糊了又裂,裂了又糊。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,下雨天会漏水,用塑料布接著,哗啦啦地响。木樑被虫蛀了,用手指一抠,木屑簌簌地往下掉。这栋老屋,是他爷爷盖的,住了三代人。他在这里出生,在这里长大,在这里结婚。现在,它要拆了。 他心里有些不舍。但更多的是期待。 李觉来了。他带著一把大锤。他走过来,拍了拍周景熙的肩膀。“景熙,恭喜你。盖新房子了。” “李觉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”李觉笑了,露出一口白牙,“咱们谁跟谁。”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,看著那栋老屋。沉默了一会儿。李觉说:“你爷爷盖这栋房子的时候,我还没出生。听我爸说,那时候全村人都来帮忙,和泥的,砌墙的,盖瓦的,热闹得很。你爷爷是个好木匠,这房子的梁和椽子都是他自己做的,一根一根地刨,一根一根地刨,刨得光溜溜的,连个毛刺都没有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走进堂屋,站在八仙桌前。这张桌子也是他爷爷做的,用了好几十年了,桌面磨得发亮,边角磨得圆润。他摸了摸桌面,光滑得像一面镜子。他想起小时候趴在这张桌子上写作业,母亲在旁边做针线,父亲在旁边编竹筐。煤油灯的光摇摇晃晃的,把一家人的影子投在墙上,叠在一起,分不清谁是谁。 他走出堂屋,站在院子里,深吸了一口气。“拆吧。” 李觉举起大锤,朝那面泥墙砸了下去。轰的一声,墙塌了一个角,灰尘扬起,在阳光里飞舞。周景熙也拿起一把锤子,走到另一面墙前,砸了下去。一下,两下,三下。墙裂了,倒了,砖头散了一地。两个人一左一右,砸了一上午,把那栋老屋拆成了一堆废墟。拆完之后,他们站在废墟前,喘著气,浑身是灰,像两个泥人。 李觉看著那堆废墟,说:“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。“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” 盖房子的材料是年前就备好的。红砖,水泥,沙子,钢筋,一车一车地从镇上拉回来,堆在院子里,像一座一座的小山。周景熙请了村里的泥瓦匠,也请了全村的人来帮忙。在石桥村,盖房子是大事,全村人都来帮忙是规矩。不要工钱,管饭就行。 第二天,天还没亮,就有人来了。蒋有贵带著他的工具箱来了,他是村里最好的木匠,负责做门窗。周德厚拄著拐杖站在院子里,指挥著大家干活。他的老寒腿还是很严重,走路一瘸一拐的,但他的精神很好,眼睛里有光,声音也比平时大了许多。 “这里,这里,砖要码齐了!” “水泥,水泥不够了,再拌一点!” “梁,梁抬过来,慢一点,慢一点!” 他站在院子里,像一个將军在指挥一场战役。这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时候。他的儿子要盖新房子了,他的儿子有出息了,他的儿子没有让他失望。他等这一天,等了很多年。 母亲在灶房里忙活。她要做饭给帮忙的人吃。二十多口人,一日三餐,不是小事。她天不亮就起来了,杀鸡,宰鱼,切肉,洗菜,炒菜。灶台上的锅不够大,她借了邻居家的大锅,架在院子里,烧柴火,煮大锅饭。她忙得脚不沾地,但她高兴。她的脸上一直掛著笑,皱纹都舒展开了。 小燕也在帮忙。她跟著母亲在灶房里忙活,洗菜,切菜,烧火,端菜。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,行动不便,但她不肯閒著。她说是她家的新房子,她不能光看著。周景熙让她去休息,她不肯。他就不劝了。他知道她的脾气,认准了的事,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 盖房子最热闹的一天,是上樑的那天。上樑是石桥村的规矩,新房子盖到最顶上,要上一根大梁,要放鞭炮,要撒糖果,要请全村人吃饭。那天,全村人都来了。大人,小孩,老人,都挤在院子里,等著看热闹。李觉把那根大梁抬上来,架在墙上。大梁是杉木的,又粗又直,刨得光溜溜的,涂了一层红漆,上面写著“吉星高照”四个字。周景熙爬上脚手架,把大梁放好,用锤子敲了几下,把它固定住。然后他站在脚手架上,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果,往下面撒。孩子们叫著,笑著,抢著,在泥地里滚来滚去。大人们也笑了,一边笑一边说著吉利的话。 “恭喜恭喜!” “新房子,新气象!” “景熙,你行啊!” 周景熙站在脚手架上,看著下面那些熟悉的面孔。李觉,蒋有贵,周德厚,母亲,小燕,还有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。他们的脸上都带著笑,真心的,纯粹的,不掺任何杂质的笑。他忽然觉得,这辈子值了。吃了那么多苦,受了那么多累,走了那么多弯路,值了。为了这一天,值了。 新房子的工期很快。不到一个月,主体就盖好了。两层,四间,白墙红瓦,亮亮堂堂的。窗户是铝合金的,玻璃擦得鋥亮,能照见人影。门是木头的,蒋有贵做的,刨得光溜溜的,涂了一层清漆,木纹清晰可见。院子里铺了水泥地,平平整整的,下雨天不粘泥。院子角落搭了一个鸡窝,是给小燕的鸡住的。她说要在院子里养鸡,吃鸡蛋,不用买。周景熙说好,你想养什么就养什么。 搬家那天,母亲把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搬进新房子。老桌子,老椅子,老柜子,老床,老被子,老碗,老筷子。都是旧东西,但她捨不得扔。她说,这些老东西跟了她一辈子,有感情了。周景熙没有拦她。他知道,这些老东西不只是东西,是记忆,是时光,是她活过的证据。他把那些老东西搬进新房子,摆好。老桌子放在堂屋中间,老椅子放在老桌子旁边,老柜子放在墙角,老床放在西厢房,老被子铺在床上,老碗和老筷子放在灶台上。新房子,旧东西,但看起来一点也不彆扭。它们在一起,像一家人,和和睦睦的。 那天晚上,一家人坐在新堂屋里,吃著母亲做的饭。菜很丰盛,鸡鸭鱼肉都有,摆了满满一桌。父亲坐在上席,母亲坐在他旁边,周景熙和小燕坐在对面。父亲端起酒杯,手在发抖。他看了看周景熙,又看了看小燕,又看了看母亲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但没有说出来。他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周景熙也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母亲没有喝酒,但她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,眼眶红了。 “妈,”周景熙说,“你哭什么?” “没哭,”母亲擦了擦眼睛,“高兴。” 小燕坐在他旁边,低著头,不说话。她的肚子已经很显了,圆滚滚的,像揣了一个西瓜。她用手摸著肚子,轻轻地,一下一下的,像是在跟里面的孩子说话。周景熙看著她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要当爸爸了。他要有孩子了。这个孩子会在新房子里出生,会在新房子里长大,会在这个他一手建起来的地方开始他的人生。他不会像他一样,在泥墙瓦屋里长大,在煤油灯下读书,在採石场里搬石头,在橡胶林里割胶。他的孩子会有更好的生活,会有更好的未来。他要让他读书,让他上大学,让他做他想做的事,让他成为他想成为的人。他不会让他走自己的老路。 那天晚上,他又失眠了。他躺在崭新的床上,听著窗外虫鸣声。小燕在他旁边,呼吸均匀而绵长。她已经睡著了,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肚子。肚子很硬,很圆,里面有一个小生命在动。他感觉到了,一下,两下,三下,像是一条小鱼在水里游。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,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上心头。那是责任,是期待,是对一个即將到来的生命的敬畏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借著窗外的月光写道: “2002年春,石桥村。新房子盖好了,两层,四间,白墙红瓦。爸很高兴,妈也高兴,小燕也高兴,我也高兴。李觉来帮忙了,蒋有贵来帮忙了,全村人都来帮忙了。没有他们,这房子盖不起来。这辈子,欠他们的,还不完。小燕的肚子越来越大了,孩子快出生了。我要当爸爸了。我要让他读书,让他上大学,让他做他想做的事。他不会走我的老路。我会好好待他,好好待小燕,好好待这个家。这辈子,有他们,够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搂著小燕。她的身体很暖,很软,呼吸打在他的胸口上,热热的,痒痒的。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抱著一个婴儿。很小,很轻,像一团棉花。婴儿的脸红红的,皱巴巴的,像一个小老头。但他在笑,笑著伸出小手,抓住周景熙的手指。那根手指很粗,很糙,满是茧子和伤疤。但婴儿抓得很紧,像是抓住了全世界。周景熙看著他,笑了。他说:“儿子,我是你爸。”婴儿没有回答,只是笑。 第四十章 志远的出生 2003年的夏天,周志远出生了。 那天很热,热得像蒸笼。太阳毒辣辣地掛在头顶,晒得院子里的水泥地发白,晒得门口的柚子树叶子捲成了筒。蝉在树上叫,一声比一声短,像是在喊救命。周景熙坐在堂屋里,手里拿著一把蒲扇,不停地扇。扇出来的风是热的,越扇越热。他坐不住,站起来,在堂屋里走来走去。走了几圈,又坐下来,拿起蒲扇继续扇。他的心很乱,比这天气还乱。 小燕在里屋,已经疼了整整一个上午。接生婆是隔壁村的,姓王,五十多岁,给村里几百个孩子接过生。她进去之前,跟周景熙说:“你在外面等著,別进来。”然后就关上了门。他站在门口,听著里面的声音。小燕在叫,声音很大,很疼,像刀子割在他的心上。他想去敲门,想去看看她,想去握著她的手,告诉她“我在,別怕”。但他不敢。他怕进去会碍事,怕进去会让接生婆分心,怕进去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他只能站在门口,听著她的叫声,一下一下的,像针扎在他的心上。 母亲在灶房里烧水,一锅一锅地烧,一盆一盆地端进去。她进进出出的,脚步很快,脸色很平静。她经过周景熙身边的时候,说了一句:“別急,女人生孩子都这样。”然后就进去了,门又关上了。父亲坐在院子里,抽著烟,不说话。他的老寒腿越来越严重了,走路要拄拐杖,但他今天没有拄拐杖,坐在板凳上,一支接一支地抽。烟雾在他面前繚绕,像一层薄薄的纱。 李觉来了。他听说小燕要生了,就骑著自行车去从镇上买只母鸡赶回来。他把自行车停在院门口,走进来,拍了拍周景熙的肩膀。“景熙,別急。没事的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周景熙说,但他的声音在发抖。 两个人在堂屋里坐著,谁也不说话。蝉在叫,锅在响,小燕在喊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,像一首乱七八糟的交响乐。周景熙的手在发抖,心在跳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想起自己出生的那天,母亲是不是也这样疼?父亲是不是也这样急?他想起那些在採石场的日子,那些在砖厂的日子,那些在sh、hz、gz流浪的日子。他吃了那么多苦,受了那么多累,走了那么多弯路,终於走到了今天。他要当爸爸了。他要有一个孩子了。这个孩子会叫他爸爸,会跟在他后面跑,会坐在他腿上听他讲故事。他会把这个孩子举过头顶,让他骑在脖子上,带他去看外面的世界。他会供他读书,让他上大学,让他做他想做的事。他不会让他走自己的老路。 他想著想著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里屋的门开了。接生婆探出头来,笑著说:“生了,儿子。”周景熙站起来,腿一软,差点摔倒。他扶著墙,走进里屋。屋里有一股血腥味,很浓。小燕躺在床上,脸色苍白,头髮湿透了,贴在脸上。她的眼睛闭著,很累,但嘴角在笑。她的身边躺著一个小小的婴儿,裹在一床小被子里,只露出一张脸。脸很小,红红的,皱巴巴的,像一个小老头。他的眼睛闭著,嘴巴在动,像是在找吃的。 周景熙走过去,蹲下来,看著那个婴儿。他的手在发抖,伸出去,想摸摸他的脸,但停在半空中,不敢碰。他怕自己的手太粗糙,会刮伤他。小燕睁开眼睛,看著他,笑了。“抱抱他。”她说。他伸出手,小心翼翼地把婴儿抱起来。很轻,很轻,像一团棉花。婴儿的身体很软,很暖,像一块刚出炉的麵包。他抱著他,手在发抖,心在跳,眼泪在流。 婴儿睁开了眼睛。眼睛很黑,很亮,像两颗黑葡萄。他看著周景熙,不哭,也不笑,就那么看著。周景熙也看著他,也不哭,也不笑,就那么看著。两个人对视了很久,久到小燕笑了,久到母亲走进来了,久到父亲拄著拐杖站在门口了。然后婴儿笑了。没有声音,只是嘴角动了一下,像是做了一个梦。 “他有名字吗?”母亲问。 “有,”周景熙说,“周志远。志向的志,远大的远。” 母亲念叨了几遍,笑了。“好名字。志远,志存高远。好。” 父亲站在门口,没有说话。他看著那个婴儿,眼睛里有光。那光很亮,比煤油灯还亮,比太阳还亮。他伸出手,想摸摸婴儿的脸,但手停在半空中,又缩了回去。他的手太粗糙了,满是老茧和裂口,他怕刮伤他。周景熙把婴儿抱过去,放在父亲怀里。父亲愣了一下,然后小心翼翼地抱住。他的手在发抖,但他的眼睛在笑。他低下头,看著婴儿,轻声说了一句:“孙子,我是你爷爷。”婴儿看著他,不哭,也不笑,就那么看著。父亲笑了,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,像一朵晒乾了的菊花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没有睡。他坐在床边,看著小燕和婴儿。小燕睡著了,很累,睡得很沉。婴儿也睡著了,呼吸很轻,很细,像一只小猫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摸了摸婴儿的脸。很滑,很嫩,像豆腐。他收回手,怕自己的手太粗糙,会弄疼他。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借著窗外的月光写道: “2003年夏,石桥村。今天,我当爸爸了。儿子,周志远。六斤八两。母子平安。小燕辛苦了,她很累,睡得很沉。妈很高兴,爸也很高兴,李觉也很高兴。我也很高兴。志远,我是你爸。我这辈子,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累,走了很多弯路。我不会让你走我的老路。我要让你读书,让你上大学,让你做你想做的事,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你是我儿子,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在床上,搂著小燕,看著婴儿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婴儿的脸上,白白的,亮亮的,像一层薄薄的霜。婴儿的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带著一个男孩在田埂上走。男孩很小,只有三四岁,穿著一条开襠裤,光著脚丫,踩在泥地上,一脚深一脚浅的。他拉著男孩的手,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。男孩走不稳,摔倒了,哭了。他把他抱起来,拍拍他身上的土,说:“不哭,不哭,爸爸在。”男孩不哭了,抱著他的脖子,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。他拍著他的背,说:“志远,你要记住,不管什么时候,爸爸都在。”男孩没有说话,只是抱得更紧了。 第四十一章 再去DG市 第四十一章 再去dg 儿子周志远两岁的时候,周景熙决定再去dg。 这个决定他想了很久。从志远出生那天起,他就在想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,他都在算一笔帐——家里的开销,越来越大。志远要喝奶粉,一个月好几罐,一罐几十块。志远要穿衣服,孩子长得快,三个月就小了,要买新的。志远要打疫苗,一针几十块,隔几个月就要打一次。还有家里的日常开销,米、面、油、盐、菜、肉,哪一样不要钱?父亲的老寒腿要吃药,母亲的腰不好也要花钱。盖房子借的债还有一半没还,每个月都要还利息。这些钱从哪里来?种地?种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。养鸡?养鸡挣的钱只够买盐。他必须出去打工,必须去挣钱,必须撑起这个家。 小燕知道他的心思。那天晚上,他们躺在床上,志远睡在中间,呼吸细细的,像一只小猫。小燕翻了个身,面对著他,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照进来,落在她的脸上。 “你是不是想出去了?”她问。 周景熙沉默了一会儿,点了点头。“家里开销大,光靠种地不行。我得出去挣钱。” 小燕没有说话。她伸出手,摸了摸志远的头髮。志远的头髮很软,很细,像春天的草。她摸得很轻,怕弄醒他。周景熙看著她,心里很难受。她跟著他,从湖南到海南,从海南回湖南,吃了那么多苦,受了那么多累。现在,他又要走了,把她一个人丟在家里,带著孩子,照顾老人。 “小燕,我……” “我知道。”她打断了他,“你去吧。家里有我,你放心。” 他想说对不起,想说谢谢,想说我会回来的,我会挣很多钱回来,让你过好日子。但他张了张嘴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知道,这些话太轻了,轻得像一片羽毛,压不住她心里的重量。他只是伸出手,握住了她的手。她的手很粗糙,有茧子,有裂口,是在海南割橡胶时留下的。他握著她的手,握了很久。 走的那天,天还没亮。他怕吵醒志远,没有开灯,摸黑收拾好行李。一个旧帆布包,几件换洗的衣服,一个本子,一支笔。他把本子和笔塞在背包最底层,那是他最重要的东西。小燕也起来了,她给他做了一碗麵,臥了两个鸡蛋。他坐在灶台前,低著头吃麵。面很烫,他吃得很慢。小燕站在旁边,看著他吃,不说话。 “志远醒了,你跟他说,爸爸去挣钱了,回来给他买糖吃。”他说。 “嗯。” 他吃完面,站起来,背上背包。小燕送他到门口。晨光里,她的身影很小,很瘦,头髮有些乱,眼睛有些红。他看著她,想说点什么,但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转过身,走了。走了几步,又回过头来。她还站在门口,看著他。他朝她挥了挥手,她也朝他挥了挥手。然后他转过身,再也没有回头。 从石桥村到dg,要先坐汽车到镇上,再从镇上到县城,从县城到市里,从市里到dg。转几次车,顛簸一整天。他坐在长途汽车上,靠著窗户,看著窗外的风景。稻田、山丘、村庄、小镇,一幕一幕地往后退,像一部倒著放的电影。他想起十年前,他第一次去广东的时候,也是这样的路,也是这样的车,也是这样的心情。那时候他十八岁,口袋里只有几十块钱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活下去。现在他三十多岁了,口袋里有一些钱,心里有很多念头。他要挣钱,要还债,要养家,要让儿子过好日子。他还要写,要写那些在海南的日子,要写那些在橡胶林里的日子,要写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他要把那些故事写出来,写成文章,投给报社,发表,出书,当作家。这个梦,他没有忘。 到了dg,已经是晚上了。他从汽车站出来,站在广场上,看著这座陌生的城市。高楼,霓虹灯,车流,人流,嘈杂的声音,刺鼻的气味。这是东莞,他来过,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他从zs市过来,在一家加油站找到过活。现在他又来了,又要从零开始。 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,十块钱一晚。房间很小,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,墙壁上刷著灰漆,窗户上糊著报纸。他把背包放在床上,躺下来。床很硬,枕头有股霉味,但他不在乎。他太累了,累得骨头都散了架。他闭上眼睛,很快就睡著了。 第二天一早,他就出去找工作了。他先去了以前干过的那家加油站,在城郊,很远,坐公交车要一个小时。到了才发现,加油站已经拆了,变成了一片工地。他又去了附近的几家加油站,一家一家地问。有的不要人,有的要本地户口,有的要担保人。问了一天,没有一家要他。他不气馁,第二天继续找。第三天,第四天,第五天。跑遍了半个城市,终於在一家小加油站找到了活。加油员,一个月六百块,包住不包吃。六百块,不多,但够用了。他可以在dg站住脚了,可以挣钱了,可以往家里寄钱了。 加油站的活不轻鬆。两班倒,白班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,夜班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。他上的是夜班,因为夜班有夜班补贴,一个月多五十块。五十块,够给志远买一罐奶粉了。夜班很难熬。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,十二个小时,站在加油机旁边,给来来往往的车辆加油。困了,就掐自己一下,或者去洗把脸。饿了,就啃一口馒头,就著咸菜。夜里车少的时候,他可以坐在加油机旁边打个盹,但不能睡死,有车来了要马上起来。 加油站的同事大多是本地人,说粤语,他听不懂。他们也不怎么跟他说话,看他是个外地来的,又是个加油的,懒得搭理。他不在乎,他来这里是为了挣钱,不是为了交朋友。但有些人不是懒得搭理他,是故意欺负他。有一个叫阿强的本地人,跟他一个班,总是把最累的活推给他。搬货、扫地、擦玻璃,都是他干。阿强坐在旁边抽菸,玩手机,什么都不干。他没有说什么,干了就干了,累一点没关係,只要不扣钱就行。 发工资的那天,他去了邮局,给家里匯了五百块。匯款单上写著“刘小燕收”,他在附言栏里写了几个字:“我很好,不用担心。志远乖不乖?想他了。”写完这几个字,他的鼻子有些酸。他想起志远的小脸,想起他笑的样子,想起他叫他“爸爸”的声音。志远还不会叫爸爸,只会叫“妈”,叫得很清楚,一声一声的,像小猫叫。他想听他叫爸爸,想听他叫“爸爸,抱抱”。他想著想著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他赶紧擦了擦,怕別人看见。 晚上,他回到宿舍。宿舍在加油站后面的一排平房里,六个人一间,上下铺。他住在上铺,铺位很小,翻个身都困难。他爬上铺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5年秋,dg。我在加油站上班,夜班,一个月六百块。活不重,就是熬人。夜里困了,就掐自己一下。想志远了,不知道他会叫爸爸了没有。想小燕了,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家累不累。想爸妈了,不知道他们的身体好不好。我想回家,但不能回。我要挣钱,要还债,要养家。等挣够了钱,就回去,再也不出来了。志远,爸爸想你。你要乖,要听妈妈的话。爸爸很快就回去了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睡眠。 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。志远在院子里跑,追著一只小鸡。小鸡跑得很快,志远跑得很慢,追不上,急得哭。他走过去,把志远抱起来,说:“不哭,爸爸帮你追。”志远不哭了,抱著他的脖子,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。他拍著志远的背,说:“志远,爸爸回来了。”志远没有说话,只是抱得更紧了。 第四十二章 保安生涯 在加油站干了半年多,周景熙辞工了。 不是因为活累,是因为钱少。一个月六百块,寄回家五百,自己只剩一百。一百块要买日用品、要坐车,根本不够用。 辞职的另一个原因,是加油站不让他写东西。夜班的时候,车少,他想拿出本子写几笔,阿强就说了:“你写什么写?上班时间不能干私活。”他把本子收起来,不写了。但心里憋得慌。那些字在他脑子里转,像一群蜜蜂,嗡嗡嗡的,不让他安静。他必须写,不写就难受。所以他辞了。 出了加油站,他站在路边,看著来来往往的车和人,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他已经在东莞待了半年多了,对这座城市还是陌生。他不知道哪里在招工,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写字的工作。他漫无目的地走,走了很久,走到一个工业区。工业区很大,一家挨一家的工厂,有的做电子,有的做服装,有的做玩具。他一家一家地问,问了一天,没有一家要他。不是要技术,就是要经验,要么就是嫌他年龄大。三十多岁,在工厂里算老的了。他们想要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小伙子,手脚快,听话,能加班。他不行,他老了。 天快黑的时候,他走到一家工厂门口。厂不大,是做塑胶地板的,门口有一个保安亭,里面坐著一个老头,穿著灰色的保安制服,在看报纸。周景熙走过去,问:“大爷,你们这里招工吗?” 老头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“招什么工?” “什么都行。我有力气,能干活。” 老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目光在他粗糙的手上停了一下。“你等一下。”他拿起对讲机,说了几句。过了一会儿,一个中年人从厂里走出来,穿著白衬衫,黑裤子,皮鞋鋥亮,像是个领导。他看了周景熙一眼,问:“哪里人?” “湖南的。” “以前干过什么?” “在採石场干过,在砖厂干过,在加油站干过。什么活都能干。” 中年人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保安干不干?一个月八百,包住不包吃。两班倒,要上夜班。” 八百块,比加油站多两百。周景熙几乎没有犹豫。“干。” 保安亭很小,只有几平方米,里面有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台电风扇、一个热水壶。墙上掛著一排监控屏幕,屏幕上显示著工厂各个角落的画面。桌子上面放著一本登记簿、一支笔、一个手电筒、一个对讲机。周景熙坐在椅子上,看著那些监控屏幕,觉得有些不真实。他以前是被人拦在门外的,现在他坐在门里面,拦別人。他穿著灰色的保安制服,腰上別著橡胶棍,口袋里装著对讲机。他是这座工厂的保安,负责检查进出人员的证件,登记来访车辆,巡逻厂区,防止小偷。 白班还好,人来人往的,时间过得快。夜班难熬。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,十二个小时,坐在保安亭里,看著那些监控屏幕,偶尔出去巡逻一圈。夜里很安静,工厂停工了,机器不响了,工人睡觉了,只有路灯还亮著,昏黄昏黄的,像一只只疲倦的眼睛。周景熙坐在保安亭里,困得不行,但不能睡。他站起来,走几圈,洗把脸,喝口茶,继续坐。 但他喜欢夜班。不是因为他喜欢熬夜,是因为夜班没有人。没有人来,没有事做,他就可以写东西。他把本子和笔放在抽屉里,夜里没人的时候,就拿出来写。写石桥村,写父亲母亲,写李觉,写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写蒋琪,写周起琼,写周日乐,写蒋田园。写他们在石桥村的日子,写他们离开石桥村后的日子。写他自己走过的路——gz、sh、hz、zs、海南、dg。写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、在橡胶林里的日子。他写得很慢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,像在割胶一样,一刀一刀地割。他不著急,他有的是时间。夜很长,长到可以把所有的字都写完。 有一天夜里,他正在写,对讲机突然响了。“保安,保安,三號车间有动静,去看一下。”是值班经理的声音。他赶紧把本子和笔塞进抽屉,拿起手电筒和对讲机,走出保安亭。三號车间在厂区的最里面,是仓库,堆著成品的塑胶地板。他走过去,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晃来晃去,照在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箱上,照在那些冰冷的机器上,照在那些空荡荡的过道上。他走了一圈,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也许是老鼠,也许是风吹的,也许是他听错了。他回到保安亭,拿出本子和笔,继续写。 写了一会儿,他又停下来,翻看前面写的那些。他已经写了大半个本子了,从石桥村写到了东莞,从童年写到了现在。他写得很杂,想到什么写什么,没有章法,没有结构,像一堆散落的珠子。但他不在乎,他只是在写,写下来就好。写下来,就不会忘了。 他还试著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,像在海南时给报纸投稿的那种。他写保安亭里的夜晚,写监控屏幕上的画面,写路灯下的影子,写夜风吹过厂区的声音。他写得很认真,一遍一遍地改,改到满意为止。他想把这些文章投给报纸,像在海南时那样,发表,拿稿费。他不知道能不能发表,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,但他要试一试。不试就永远不知道。 有一天,他在保安亭里看到一张报纸,是值班经理留下的,上面有一个副刊徵稿启事。他看了几遍,把地址记下来。下了班,他去邮局买了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,把他写的一篇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在信纸上,寄了出去。然后他等,等了一个星期,两个星期,三个星期。没有回音。他又寄了一篇,又等,还是没有回音。他有些灰心,但不放弃。他继续写,继续寄。寄了一篇又一篇,寄了两个月,寄了七八篇,全部石沉大海。 他开始怀疑自己。是不是写得不好?是不是不该写?是不是该放弃了?他想起在海南的时候,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,他以为写作很容易,以为只要写就能发表。现在他知道了,不是的。在海南能发表,是因为他写的是割胶人的生活,是编辑没见过的题材。现在他写的是保安亭里的夜晚,是很多人在写的东西,他写得不够好,不够特別,不够打动编辑。他需要写得更好,需要找到自己的声音,需要写出別人写不出的东西。 他没有放弃。他继续写,继续寄。他写石桥村,写父亲母亲,写李觉。他写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,写他们走过的路,写他们做过的事。他写自己走过的路——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、在橡胶林里的日子。他写得很慢,很认真,每一个字都反覆琢磨,每一个句子都反覆修改。他要写得更好,好到让编辑无法拒绝。 一天夜里,他正在写,听到有人敲门。他抬起头,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保安亭外面,穿著一件工衣,戴著眼镜,手里拿著一本书。他打开门,问:“什么事?” “师傅,我能借你的灯看会儿书吗?”年轻人说,“宿舍熄灯了,我看不了。” 周景熙看著他手里的书,是一本小说,封面已经磨白了,边角卷了起来。他侧身让开,说:“进来吧。” 年轻人走进来,坐在椅子上,翻开书,看了起来。周景熙坐在旁边,看著他。他看得很认真,眉头微皱,嘴唇微动,像是在默读。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,也是这样,在煤油灯下看书,一看就是大半宿。那些日子,很远,又很近。 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他问。 “小陈。” “你在哪个车间?” “三號车间,开机器的。” “你经常看书?” “嗯。我喜欢看小说。” “你喜欢写吗?” 小陈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“也写。写一些短篇的,投过几次稿,都没中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我也写。也投过几次,都没中。”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,都笑了。那个夜晚,他们聊了很多。聊看过的书,聊写过的文章,聊投过的稿,聊被退稿的经歷。小陈说,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作家,写一本关於打工人的书。周景熙说,他也是。小陈说,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表。周景熙说,別急,慢慢写,总有一天会的。 小陈走了之后,周景熙坐在保安亭里,看著窗外黑沉沉的夜色。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,也是这样的夜里,在舟山的採石场,在海南的橡胶林,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,一个人写著那些没有人看的字。那时候他不知道能不能发表,不知道能不能当作家,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但他没有放弃,他一直在写,写到现在。现在他还在写,还会写下去。不管能不能发表,不管能不能当作家,他都要写。因为写字是他活著的意义,是他跟別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他是一个保安,但他也是一个写字的人。永远都是。 他从抽屉里拿出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6年春,dg。我在工厂当保安,一个月八百块。夜班很难熬,但可以写东西。我写了很多,写石桥村,写爸妈,写李觉,写小燕,写志远。写那些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。投了很多稿,都没有中。但我不会放弃。我要继续写,写得更好。总有一天,会中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抽屉里。他站起来,走出保安亭,在厂区里巡逻了一圈。路灯昏黄昏黄的,照在地上,像一层薄薄的霜。夜风吹过来,凉凉的,带著工厂里机油的味道。他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,像在丈量什么。他想起石桥村,想起父亲母亲,想起小燕,想起志远。他们都在睡梦中,他在巡逻。他离他们很远,又很近。 第四十三章 到车间开机器 2006年的夏天,周景熙从保安转岗到了车间。 转岗的原因很简单——保安工资太低,一个月八百块,寄回家六百,自己只剩两百。两百块在dg能干什么?买几本书就没了。他想多挣点钱,想给志远买更多的玩具,想给小燕买件新衣服,想给爸妈买些补品。他想了很久,决定去车间。车间工人一个月能拿一千五到两千,计件,多劳多得。这个数字让他心动。一千五,寄回家一千二,自己还能剩三百。三百块,够买书了,够买本子和笔了,够给志远买玩具了。 他去找了车间主任,姓林,四十多岁,矮矮胖胖的,说话慢吞吞的。林主任看了他一眼,问:“你以前开过机器吗?” “没有。但我有力气,肯学。” 林主任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行,你先试试。不行再回保安亭。” 车间在工厂的后面,是一栋很大的铁皮房子,里面摆著好几条生產线,机器轰隆隆地响著,像一群巨兽在低吼。空气中瀰漫著塑胶的气味,有些呛人,但闻久了就习惯了。周景熙被分到了开料工段,负责操作一台裁切机。机器很大,有两米多高,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刀片,能把整卷的塑胶捲材裁切成规定的尺寸。他的工作是把卷材抬上机器,设定好尺寸,按下按钮,机器就自动裁切。听起来简单,做起来不容易。一卷卷材几百斤重,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。他和小陈——就是那个在保安亭借光看书的年轻人——搭班。小陈比他早来一年,已经是个熟练工了。他教周景熙怎么抬卷材不伤腰,怎么设定尺寸不出错,怎么磨刀片不断刃。 “景熙哥,”小陈说,“开机器不难,难的是细心。尺寸差一点,整卷料就废了。几百块钱一卷,废不起。” 周景熙记在心里了。他每裁切一卷,都要拿尺子量一下,確认尺寸对了,才切下一卷。刚开始很慢,一天只能裁几十卷。林主任看了,没说什么,但脸色不太好看。周景熙知道,他嫌他慢。他不解释,只是默默地加快速度。他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练,別人休息的时候他在练,別人聊天的时候他在练。他的手被卷材的边缘割破了,流血了,他用胶布缠一下,继续练。一个星期后,他一天能裁一百多卷了。两个星期后,一百五十卷。一个月后,两百卷。林主任的脸色好看了。 “还行。”他说。 周景熙知道,“还行”在林主任嘴里就是“很好”的意思。 车间的生活比保安亭充实。白天干活,时间过得快,一眨眼就下班了。晚上回到宿舍,洗个澡,躺在床上,浑身酸疼,但心里踏实。厂里包吃包住,食堂的饭菜虽然不算好,但能吃饱。早餐有馒头、稀饭、咸菜,午餐和晚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,米饭管够。周景熙每顿都吃得很饱,他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,脸上有了血色,手上的茧子更厚了,但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。 小陈说他壮了。“景熙哥,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?” “厂里的饭菜好,吃饱了。” “那你就多吃点。你以前太瘦了,像个竹竿。” 周景熙笑了笑。他想起在海南的时候,小燕也说过他瘦。那时候他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割胶,累得饭都吃不下。现在好了,在车间里虽然也累,但至少能吃饱饭,能睡好觉。他知足了。 开料工段干了大半年,周景熙把裁切机摸得透熟。机器出了小毛病,他能自己修;刀片钝了,他能自己磨;尺寸跑偏了,他能自己调。林主任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有一天,他把周景熙叫到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只有林主任一个人,他坐在椅子上,面前摊著一本帐册。看见周景熙进来,他抬起头,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 “坐。” 周景熙坐下来。 “你在开料工段干了多久了?” “快半年了。” “觉得怎么样?” “还行。” 林主任点了点头,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我想让你学开挤出机。” 挤出机是生產线上的核心设备,把塑胶颗粒加热熔融,挤压成片材,再经过压花、冷却、裁切,就成了塑胶地板。开挤出机的人,是车间里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,工资也最高,一个月能拿两千五到三千。周景熙的心跳了一下。两千五,寄回家两千,自己还能剩五百。五百块,够买很多书了,够买很多本子和笔了,够给志远买很多玩具了。 “林主任,我怕干不好。” “你肯学,就能干好。”林主任看著他,“你是我见过的最肯学的人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想起在海南的时候,老林头也说过类似的话。那时候他学割胶,老林头说他学得快。现在他学开机器,林主任说他肯学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天赋,但他知道,他必须学。他要挣钱,要养家,要让志远过好日子。他不能停下来。 第二天,他就开始学开挤出机。师傅姓王,四十多岁,河南人,在这行干了十几年,什么机器都会开。他话不多,教得很认真。他告诉周景熙,挤出机的关键在温度。温度低了,塑胶化不开,挤出来的片材有疙瘩;温度高了,塑胶会分解,挤出来的片材发黄髮脆。要找到一个合適的温度,不高不低,刚刚好。 “你看这个温度表,”王师傅指著控制面板上的一个仪表,“现在是180度,正好。低十度,料化不开;高十度,料就焦了。你要盯著它,不能让它跑偏。” 周景熙把王师傅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本子上,记了很多页。他白天跟著王师傅学,晚上回到宿舍复习笔记,把不懂的地方標出来,第二天再去问。王师傅说他是他带过的最用心的徒弟。 “你以前读过书?”王师傅有一天问他。 “读过高中。” “难怪。读过书的人,学东西就是快。” 周景熙笑了笑,没有解释。他读过高中的事,在厂里很少提起。不是不想提,是觉得没什么好提的。一个高中毕业生,在车间里开机器,有什么好说的?但他心里知道,读过的那些书,写过的那些字,都没有白费。它们在他的脑子里,在他写满字的本子上,在他还没有写完的那些故事里。 学了一个多月,他开始独立操作了。第一天上机,他很紧张。手在发抖,心在跳,额头上全是汗。他把温度设好,启动机器,看著那些塑胶颗粒从料斗里流进去,经过加热、熔融、挤压,变成一片片乳白色的片材,从模头里流出来。他的眼睛盯著那片片材,一眨不眨的。怕它厚了,怕它薄了,怕它有疙瘩,怕它发黄。它很好,不厚不薄,没有疙瘩,没有发黄。他鬆了一口气,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。 那天,他开了一整天的机器,没有出一点差错。王师傅过来看了看,点了点头。“行了,你出师了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这是他在dg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。 晚上,他回到宿舍,小陈正在床上看书。看见他进来,抬起头,问:“景熙哥,你今天开挤出机了?” “开了。” “怎么样?” “还行。王师傅说我出师了。” 小陈笑了。“我就知道你行。你什么都行。割胶行,开机器行,写字也行。” 周景熙爬上自己的铺位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。他想了想,写道: “2006年秋,dg。今天,我学会了开挤出机。王师傅说我出师了,林主任说我肯学。小陈说我什么都行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什么都行,但我知道,我还在写。写石桥村,写爸妈,写李觉,写小燕,写志远。写那些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。投了很多稿,都没有中。但我不会放弃。我要继续写,写得更好。总有一天,会中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看著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,弯弯曲曲的,像石桥村家里那道。他盯著那道裂缝,想起了志远。志远已经五岁了,会叫爸爸了,会在电话里说“爸爸,我想你”。每次听到他的声音,他都很想哭。他忍著,说“爸爸也想你,你要乖,要听妈妈的话”。志远说“嗯”。就一个字,但很重,重得像一块石头,压在他心上。 他翻了个身,看著对面的小陈。小陈还在看书,眉头微皱,嘴唇微动,像是在默读。灯光照在他脸上,他的脸很年轻,很专注,像当年的自己。 “小陈,”他说。 “嗯?” “你会当上作家的。” 小陈抬起头,看著他,笑了。“你怎么知道?” “因为你还在写。写下去,总会好的。” 小陈没有说话,低下头,继续看书。周景熙闭上眼睛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睡眠。 第四十四章 上文学夜校 2007年的春天,周景熙在市文化馆的门口站了很久。 文化馆在城西的一条老街上,是一栋三层的旧楼,外墙刷著米黄色的涂料,窗户是那种老式的钢窗,漆成了绿色。门口掛著一块牌子,上面写著“xx市文化馆”几个字,白底黑字,端端正正的。一楼是展厅,二楼是办公室,三楼是教室。文学创作培训班在三楼,每周二和周四晚上七点到九点上课,免费,报名就能上。 周景熙是从小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。小陈说,他去年就想报了,但名额满了,没报上。今年又招生了,他报了,问周景熙去不去。周景熙犹豫了一下,说去。他犹豫不是因为不想去,是因为怕自己跟不上。他只有高中学歷,十几年没进过教室了,那些文学理论、写作技巧,他听得懂吗?小陈说,听得懂。就是去听老师讲课,讲怎么写小说,怎么写散文,怎么投稿。不用考试,不用交作业,想去就去,不想去就不去。周景熙想了想,决定去。他想学,想知道那些发表在报纸上、杂誌上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,想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差在哪里。 文化馆离工厂很远,坐公交车要一个小时。周景熙下了班,匆匆忙忙吃了饭,换上乾净衣服,赶去公交站。公交车很挤,人贴著人,他抱著背包,站在过道里,被推来搡去。他不在乎,他心里只有一件事——上课。他已经很久没有上过课了。上一次坐在教室里,还是二十年前,在镇上的高中。那时候他十七八岁,坐在课桌前,听老师讲方程式、语法结构、歷史年代。他觉得那些东西离他很远,不知道学了有什么用。现在他三十多岁了,坐在文化馆的教室里,听老师讲怎么写小说、怎么写散文、怎么塑造人物、怎么设置情节。他觉得这些东西离他很近,近得像他的手,像他的笔,像他写满字的本子。 教室在三楼,不大,能坐三十多个人。桌椅是那种老式的木桌椅,桌面坑坑洼洼的,刻满了字。墙上掛著一块黑板,黑板上写著“文学创作培训班”几个字,粉笔字,工工整整的。讲台上站著一个中年男人,四十来岁,戴著一副黑框眼镜,穿一件白衬衫,袖子挽到胳膊肘。他姓刘,是市文化馆的老师,也是市作协的会员,在报纸上发表过很多文章。他说话慢条斯理的,声音不大,但很清楚。 “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文学创作培训班。我是刘老师,负责教大家怎么写小说。我们不谈理论,只谈实践。你们写过什么,拿出来,我们一起看,一起改。” 周景熙坐在最后一排,靠窗的位置。他把本子和笔放在桌上,打开,翻到空白页。教室里很安静,只有翻本子的声音和咳嗽的声音。他看了看周围的人。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。有像他一样的打工者,有工厂里的工人,有公司里的文员,有家庭主妇,有退休的老人。他们的脸上都带著一种共同的表情——认真。那种认真,不是被逼的,是发自內心的。他们来这里,不是为了文凭,不是为了工作,是为了写。为了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,为了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 刘老师第一堂课讲的是“写什么”。他说,很多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不知道该写什么。想写大的,写宏大的,写惊天动地的。但那些东西离他们太远,写不出来。他建议从身边写起,写自己熟悉的,写自己经歷的,写自己感受最深的。 “你是一个打工者,你就写打工者的生活。你是一个母亲,你就写母亲的生活。你是一个保安,你就写保安的生活。你每天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,就是最好的素材。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太普通,太不起眼。普通的生活,写好了,就是不普通的。” 周景熙听著,心里震动了一下。他想起自己写的那些东西——石桥村,父亲母亲,李觉,小燕,志远。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、在橡胶林里的日子。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那些蛇、蚂蟥、蚊子。那些汗水和泪水。那些孤独的夜晚和写满字的本子。他一直在写这些,写自己熟悉的,写自己经歷的,写自己感受最深的。他不知道这是对的,他只是想写。现在刘老师说,这样写是对的。 第二堂课,刘老师让他们每人交一篇作业,下节课一起討论。周景熙想了很久,不知道该交哪一篇。他写了很多,但都是片段,零零碎碎的,像散落的珠子,没有串起来。他翻了翻那些旧本子,找到一篇写海南割胶的散文。那篇散文他改了很多遍,自认为写得还不错。他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在信纸上,交给了刘老师。 第三堂课,刘老师拿出了几篇作业,在课堂上读。他没有说作者是谁,只是读,读完了让大家討论。周景熙听著,心里很紧张。他不知道自己的那篇会不会被选中,如果被选中了,大家会怎么说?如果说写得不好,他会不会很难受?他正想著,刘老师拿起了他的那篇,开始读。 “凌晨三点,我们进山了。海南的夜黑得像墨汁,伸手不见五指。马灯的光很弱,只能照见脚下的一小块地方。我们一前一后,走在鬆软的落叶上,脚步声沙沙的,像是在和谁窃窃私语……” 刘老师读得很慢,一字一句的。教室里很安静,只有他的声音和周景熙的心跳声。周景熙低著头,不敢看任何人。他的手在发抖,心在跳,耳朵在发烫。他怕刘老师读完了,大家说写得不好。他怕他们笑他,笑他一个开机器的工人还想当作家。他怕的事情太多了,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。 刘老师读完了,放下稿子,看著大家。“这篇怎么样?大家说说。” 沉默了一会儿。一个中年妇女举手了。“我觉得写得很好。很真实,很感人。我能看到那些画面,能闻到那些气味。好像我自己也在那个山里,也在割橡胶。” 一个年轻人也举手了。“我也觉得写得好。语言很朴素,但很有力量。没有废话,每一句都在点上。像刀子一样,一刀一刀地割。” 周景熙听著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们说写得好。不是客气,不是敷衍,是真心的。他们读懂了,读懂了他在山里那些日子,读懂了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读懂了那些汗水和泪水。他忽然想哭,但忍住了。不能哭,在教室里,不能哭。 刘老师说话了。“这篇散文,是我这次收到的最好的一篇。作者的文字很朴素,但很有质感。他写的都是自己亲身经歷的事情,所以他写得真实,写得动人。写作没有捷径,唯一的捷径就是写自己熟悉的东西。这位作者,做到了。” 周景熙坐在最后一排,低著头,眼泪终於流了下来。他擦了擦,又流了,擦了又流。他索性不擦了,让它流。反正没人看见。他坐在最后一排,靠窗的位置,灯光的阴影正好遮住了他的脸。 【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 追书就上 101 看书网,101??????.??????超讚 】 下课了。同学们陆续走出教室。周景熙收拾好本子和笔,站起来,准备走。刘老师走过来,叫住了他。 “你是周景熙?” “是。” “这篇是你写的?” “是。” 刘老师点了点头,看著他,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写得很好。不要停,继续写。你是有天赋的。” 周景熙站在那里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起陈老师,想起那个在村里小学教语文的陈老师。二十多年前,陈老师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——“你有文学天赋。”那时候他十几岁,坐在教室里,听著陈老师的话,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。后来那团火被生活压灭了,被石头压过,被砖灰埋过,被海风吹过,但它没有死。它还在,在那些旧本子里,在那些写满字的纸上,在他心里。现在刘老师的话,像一阵风,把那团火吹得更旺了。 “刘老师,”他说,“谢谢你。” “不用谢我。”刘老师笑了笑,“是你自己写得好。回去多读,多写。有什么问题,隨时来找我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,转过身,走出了教室。他走在文化馆的走廊上,脚步很轻,很稳。他的心里很亮,像有一盏灯点著了。那盏灯照著他,让他看清了前面的路。那条路很长,很难,但他不怕了。因为他知道,他不是一个人。他有刘老师,有小陈,有那些在教室里一起听课的同学。他们都在写,都在努力,都在走自己的路。他也是。 回到宿舍,已经快十一点了。 周景熙爬上铺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7年春,东莞。今天,我第一次去文化馆上课。刘老师说,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。他说我写得好,说我有天赋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天赋,但我知道,我要写下去。写石桥村,写爸妈,写李觉,写小燕,写志远。写那些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。写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写那些汗水和泪水。写那些孤独的夜晚和写满字的本子。我要把它们都写出来,写成文章,投给报纸,投给杂誌。总有一天,会发表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看著天花板。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,弯弯曲曲的,像一条河。他盯著那道裂缝,想起了石桥村,想起了父亲母亲,想起了李觉,想起了小燕,想起了志远。他们都还好吗?他很久没有回去了,不知道志远长高了多少,不知道小燕瘦了没有,不知道爸妈的身体怎么样。他想他们,很想。 他翻了个身,闭上眼睛。明天还要上班,还要开机器,还要挣钱,还要寄钱回家。他不能停,也不敢停。但今天晚上,他不想那些了。他只想一件事——他写了一篇好文章,刘老师说写得好,同学们也说写得好。这就够了。 第四十五章 第一次发表 200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收到了一本杂誌。 杂誌是邮寄来的,牛皮纸信封包著,上面贴著一张邮票,盖著邮戳。他拿到信封的时候,手就在发抖。他已经等了两个月了。那篇写海南割胶的短篇小说,他改了七遍,誉抄了三遍,在文化馆请刘老师看过两遍,又改了两遍,才投出去的。投出去之后,他每天都在等回音。一天,两天,一个星期,两个星期,一个月。没有回音。他以为又石沉大海了,像以前那几十篇稿子一样。他告诉自己,没关係,继续写。但心里还是很难受,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,上不来,下不去。 现在,杂誌来了。 他没有当场拆开。他把信封揣进口袋里,走回宿舍,爬上自己的铺位,才小心翼翼地撕开。信封里面是一本杂誌,省级文学月刊。他翻开目录,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——“周景熙《胶林往事》”。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,抖得连杂誌都拿不稳。他翻到那一页,看到了自己的文章,印在纸上,铅字,端端正正的。他读了一遍,又读了一遍。那些字他太熟悉了,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,每一个句子都是他改过的。但印在纸上,就不一样了。它们像是有了生命,有了重量,有了温度。它们不再是他的了,它们是所有人的了。 小陈从车间回来,看见他坐在铺上发呆,手里拿著一本杂誌。“景熙哥,你怎么了?” 周景熙抬起头,看著他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把杂誌递过去。小陈接过来,看了看封面,又看了看目录,眼睛一下子瞪大了。“景熙哥!你的文章登出来了!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。 小陈翻到那一页,看了起来。他看得很认真,眉头微皱,嘴唇微动,像是在默读。看完之后,他抬起头,眼睛里有光。“景熙哥,你做到了。” 周景熙的眼泪终於流了下来。他等了太久了。从在海南写第一篇散文开始,到现在,整整八年。八年里,他写了上百篇文章,投了几十次稿,退了几十次稿。他的本子写满了一个又一个,他的笔用坏了一支又一支。他写过凌晨三点的黑暗,写过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写过橡胶林里的雾气,写过割胶人的手。他写过石桥村,写过父亲母亲,写过李觉,写过小燕,写过志远。他写过那些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,流过的汗,忍过的痛。他把自己的心掏出来,写在纸上,寄出去,然后等。等来的大多是退稿信,有时候连退稿信都没有,石沉大海。但他没有放弃,他一直在写,一直写到现在。现在,他终於等到了。 那天晚上,他给刘老师打了个电话。刘老师在电话那头说:“我看到了,写得好。你继续写,不要停。”他说:“好。”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小燕接的,他说:“小燕,我的文章发表了。”小燕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哭了。“景熙,你做到了。”她说。他说:“嗯,做到了。”志远在电话那头喊:“爸爸!爸爸!”他说:“志远,爸爸的文章登在杂誌上了,等你长大了,爸爸给你看。”志远不知道什么是文章,什么是杂誌,但他知道爸爸很高兴,他也很高兴,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。 那天晚上,他失眠了。不是睡不著,是不想睡。他坐在床上,把那本杂誌翻了又翻,看了又看。看自己的文章,看別人的文章。那些人的名字他都不认识,但他们的字他认识。那些字里有他们的生活,有他们的情感,有他们的梦想。他们和他一样,都是写故事的人。他们和他不一样,他们写了很多年,发表了很多篇,出了很多书。而他,才刚刚开始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7年秋,dg。今天,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了。在杂誌上,短篇小说,《胶林往事》。等了八年,终於等到了。小陈说,你做到了。刘老师说,写得好。小燕哭了,志远笑了。我也哭了,也笑了。八年前,我在海南的橡胶林里,写第一篇散文的时候,不知道能不能发表,不知道能不能当作家。现在我知道了,能。只要写下去,就能。我要继续写,写更多,写得更好。写石桥村,写爸妈,写李觉,写小燕,写志远。写那些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。把那些故事都写出来,写成书,让所有人都看到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把那本杂誌放在枕头旁边,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杂誌上,照在封面上那两个烫金的大字上。他伸出手,摸了摸那两个字,凉凉的,滑滑的,像一块冰。但他不觉得冷,他觉得热,心里热。那团火,烧得更旺了。 第四十六章 李觉的奋斗 200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,周景熙接到了李觉的电话。 李觉很少打电话给他的,这次打电话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对他说。 “景熙,我盖房子了。”李觉在电话那头说,声音很平静,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盖房子?什么时候?” “快完工了。四层,在村口,大樟树旁边。” “四层?”周景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石桥村,盖四层楼的人家屈指可数。李觉,一个孤儿,一个只读了一个学期初中的农民,一个养鸭、割松脂、打零工的男人,他盖了四层楼。 “你哪来那么多钱?”周景熙问。 李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攒的。一年一年攒的。你走了多少年,我就攒了多少年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握著话筒,听著李觉的声音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李觉比他小一岁,今年三十六。三十六岁,在村里,这个年纪的男人孩子都该上初中了。李觉的孩子大的已经上小学了,小的也三四岁了。他盖了四层楼,在村口,大樟树旁边。而他呢?他在东莞,在一家工厂里,开机器,一个月挣两千多块。他写过很多文章,发表过一篇,但离出书还差得远。他不知道他和李觉谁更成功,但他知道,李觉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。 李觉的故事,要从三十年前说起。 1983年,李觉輟学了。那年他十岁,父亲死了,母亲改嫁了,他成了孤儿,寄居在叔叔家。他叔叔李二山是个老实人,但老婆厉害,对李觉不好。李觉在叔叔家住了几年,受了很多气,吃了很多亏。他十五岁那年,跟婶子吵了一架,搬出了叔叔家,住进了父亲留下的那间老屋。老屋已经很久没人住了,墙塌了一角,屋顶漏了几个洞,地上长满了草。他花了几个月时间,把老屋修好,一个人住了进去。 从那时起,他开始养鸭。他从镇上赊了二十只小鸭,养在屋后的池塘里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割草、拌料、餵鸭。小鸭长大了,下了蛋,他把蛋拿到镇上去卖。一个蛋两毛钱,一天能卖几十个。攒了几个月,他又赊了五十只小鸭。五十只鸭子长大了,下的蛋更多了。他卖了蛋,还了赊帐,还剩了一些钱。他用这些钱买了一百只小鸭。就这样,一年一年地,他的鸭子从二十只变成了一百只,从一百只变成了两百只,从两百只变成了五百只。他成了村里最大的养鸭户。 但养鸭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收入的。鸭子冬天不下蛋,夏天也不怎么下蛋。只有春秋两季是旺季。其他时候,他还要找別的活干。他去山上割松脂,跟周景熙在海南乾的活一样。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背著桶和刀进山,割到太阳落山才回来。松脂卖给镇上的收购站,一斤几毛钱,一天能挣十几块。他割了好几年松脂,攒了一些钱,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,跑运输。帮村里人拉货,去镇上拉化肥,去县城拉建材。一趟几十块,一天能跑好几趟。 后来,村里有人去广东打工,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钱。李觉也想去,但他走不开。他有鸭子,有松脂林,有运输的生意。他走了,这些都没人管了。他没去广东,但他把鸭子卖了,把松脂林租给了別人,把摩托车也卖了。他用这些钱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铺,卖日用品、零食、菸酒。铺子不大,但生意不错。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块。他干了几年,攒了一些钱,又把铺子盘了出去,回到村里,开始养鱼。他承包了村里的几口鱼塘,放了几万尾鱼苗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割草、拌料、餵鱼。鱼长大了,卖到镇上、县城、市里。一年能挣好几万。 就这样,一年一年地,他攒了十几万块钱。2007年春天,他决定盖房子。他要把父亲留下的那间老屋拆掉,在原址上盖一栋四层楼。他请了村里的泥瓦匠,请了全村人来帮忙。他亲自搬砖、和泥、砌墙,一天十几个小时,从不偷懒。盖了半年多,房子终於盖好了。四层,每层三间,白墙红瓦,铝合金窗户,不锈钢大门。在石桥村,这是最气派的房子。 周景熙听著李觉在电话那头讲这些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想起小时候,他和李觉一起在溪边抓螃蟹,一起在大樟树下掏鸟窝。李觉比他小一岁,但他一直觉得李觉比他小很多,需要他照顾。现在他才知道,李觉从来不需要他照顾。李觉比他坚强,比他能干,比他成功。他一个人,没有父母,没有靠山,全靠自己。他养过鸭,割过松脂,跑过运输,开过杂货铺,养过鱼。他攒了十几万,盖了四层楼。他结婚了,有了孩子,有了一个家。他什么都有。而他呢?他在dg,在一家工厂里,开机器,一个月挣两千多块。他写过很多文章,发表过一篇,但离出书还差得远。他不知道他和李觉谁更成功,但他知道,他不能停下来。李觉没有停,他也不能停。 “景熙,”李觉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什么时候回来?我留了一层给你。” 周景熙愣住了。“什么?” “四楼,我给你留了一层。你回来住。不用盖房子了。” 周景熙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想说谢谢你,想说你不用的,想说我有房子。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握著话筒,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,滴在电话机上,滴在地上。 “景熙?”李觉在电话那头喊。 “在。”他终於挤出一个字。 “你哭什么?” “没哭。” 李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,爱哭。” “你才爱哭。”周景熙擦了擦眼泪,也笑了。 “行了,不说了。电话费贵。你早点回来,我请你喝酒。” “好。” 电话掛了。周景熙握著话筒,站了很久。他想起小时候,李觉站在门口送他,说“你要替我读下去”。他替他读了高中,但没替他读进大学。他以为自己让李觉失望了,但李觉从来没有失望过。李觉一直在走自己的路,不需要他替。他替他读的那点书,在李觉的人生里,连个標点符號都算不上。李觉用自己的方式,活出了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。他养鸭、割松脂、跑运输、开杂货铺、养鱼、盖房子。他没有读过什么书,但他什么都会。他什么都不怕。他是石桥村最穷的孩子,但他成了石桥村最有钱的人之一。他靠自己,不靠任何人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坐在宿舍的床上,把那本杂誌翻出来,看了又看。看自己的文章,《胶林往事》。写的是海南割胶的日子,写的是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写的是蛇、蚂蟥、蚊子,写的是汗水和泪水。他写的是自己,也是李觉。李觉也割过松脂,也在凌晨三点进过山,也遇到过蛇、蚂蟥、蚊子。他吃的苦,受的累,不比任何人少。他把他吃的苦、受的累,变成了鸭子、松脂、鱼、房子。而他把这些写成了文章,发表在了杂誌上。他们走了不同的路,但都在往前走。他们没有停下来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7年冬,dg。今天李觉打电话来,说他盖了四层楼,在村口,大樟树旁边。他给我留了一层,让我回去住。我哭了。不是难过,是高兴。李觉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。他从小没了爸,妈也走了,一个人长大。他养过鸭,割过松脂,跑过运输,开过杂货铺,养过鱼。他攒了十几万,盖了四层楼。他什么都有。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,我说快了。我要回去,看看他的新房子,看看他的孩子,看看他。李觉,你等著我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李觉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李觉了。不知道他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想回去看看他,跟他喝顿酒,听他讲讲这些年的事。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明天还要上班,还要开机器,还要挣钱,还要寄钱回家。他不能停,也不敢停。但今天晚上,他只想一件事——李觉,等著我。 第四十七章 蒋立情的服装梦 200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,周景熙接到了蒋立情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蒋立情的消息了。上一次见面还是1997年,他刚回石桥村结婚的时候。蒋立情来喝了喜酒,送了一块布料,说是自己在厂里做的,让小燕做件衣服穿。小燕很喜欢那块布料,一直捨不得用,压在箱底。后来他去海南了,又去dg了,和蒋立情断了联繫。只是偶尔听李觉提起,说蒋立情在城里开了店,买了车,买了房,过得不错。 “景熙,我在dg。”蒋立情在电话那头说,声音有些疲惫,但很兴奋,“刚下火车,你在哪里?我去找你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蒋立情来dg了?他不是在城里开了店吗?怎么跑dg来了?“你怎么来dg了?”他问。 “来找你喝酒。”蒋立情笑了,“十几年没见了,想你了。” 周景熙把工厂的地址告诉他,让他坐公交车过来。他在厂门口等著,等了半个多小时,一辆计程车停在他面前。蒋立情从车上下来,穿著一件黑色的皮夹克,一条牛仔裤,一双鋥亮的皮鞋。他胖了一些,脸上有了肉,不像小时候那么瘦了。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,很亮,很精神,一看就是个精明人。 “景熙!”蒋立情走过来,伸出右手和周景熙握手,他们俩个紧紧的握了握手。 “你怎么坐计程车?坐公交车多便宜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不差那点钱。”蒋立情笑了,“走,找个地方吃饭。我请客。” 他们去了厂门口的一家小饭馆,点了几个菜,要了一瓶白酒。蒋立情倒了两杯,端起一杯,说:“景熙,十几年没见了,干了。”他一仰脖子,把酒干了。周景熙也干了。酒很辣,辣得他眼泪都出来了。蒋立情又倒了一杯,又干了。周景熙拦住他,说:“慢点喝,別喝太快。”蒋立情摆了摆手,说:“没事,我高兴。” 酒过三巡,蒋立情的话多了起来。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 1993年,他去了浙江,在一家渔具厂做磨光工。磨光工是厂里最苦最累的活,每天戴著口罩,站在砂轮机前,把一个个粗糙的渔具配件磨光磨亮。灰尘很大,噪音很大,一天下来,耳朵嗡嗡响,鼻子全是灰。他干了两年,攒了一点钱,跳槽到了一家服装厂。服装厂的活比渔具厂轻鬆一些,但工资也低一些。他不怕低,他想学技术。他跟著厂里的老师傅学裁剪,学缝纫,学设计。他学得很认真,別人下班了,他还在车间里练;別人睡觉了,他还在宿舍里画图。他买了很多服装设计的书,一本一本地看,一页一页地学。他不懂英文,但那些书大多是英文的,他就拿著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,一句一句地翻译。学了三年,他成了厂里最好的设计师。 “你自学成才?”周景熙问。 “什么成才不成才,就是喜欢。”蒋立情端起酒杯,喝了一口,“我喜欢做衣服。小时候,我妈做衣服的时候,我就站在旁边看。看她画线,看她剪布,看她缝纫。我觉得那些布在她手里,像变魔术一样,变成了一件一件漂亮的衣服。那时候我就想,长大了我也要做衣服。后来长大了,真的做了。” 1998年,他辞了服装厂的工作,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店。店不大,只有二十多平方米,在一条小巷子里,位置不太好,生意也一般。但他不怕,他相信自己做的衣服好看,会有人来买的。他每天在店里做衣服,从早做到晚,从晚做到早。他做的衣服款式新,质量好,价格也不贵。慢慢地,有了回头客,有了口碑,生意好了起来。一年后,他换了一个大一点的店,在市中心,位置好,人流量大。他的服装品牌叫“立情”,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。他说,做衣服跟做人一样,要真诚,要用心。用了心的衣服,穿在身上,人能感觉到。 2005年,他买了第一辆车,一辆黑色的桑塔纳。他开著车回了一趟石桥村,全村人都来看。母亲坐在车上,不下来,说坐不够。父亲站在旁边,抽著烟,笑著,不说话。他开车带著母亲在村里转了一圈,又从村里转到镇上,从镇上转到县城。母亲晕车,吐了,但还是高兴。 2007年,他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,三室一厅,在市中心,离他的店不远。他把父母接过去住,父母住了几天就回去了,说不习惯,还是村里好。他也不勉强,让他们回去了。他知道,他们在村里住了一辈子,离不开那块地,离不开那座山,离不开那些邻居。 “景熙,”蒋立情放下酒杯,看著他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找你吗?” 周景熙摇了摇头。 “因为我在杂誌上看到你的文章了。”蒋立情的眼睛里有光,“《胶林往事》,写你在海南割胶的日子。我看了,哭了。我想起咱们小时候,一起在溪边抓螃蟹,一起在大樟树下掏鸟窝。那时候多好啊,什么都不用想,什么都不用愁。长大了就不一样了,各走各的路,各吃各的苦。你吃了很多苦,我也吃了很多苦。但我们都没有白吃。你成了作家,我成了设计师。我们都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。” 周景熙端起酒杯,没有说话。他把酒干了,蒋立情也干了。两个人对视了一眼,都笑了。 那天晚上,他们喝了很多酒,聊了很多话。聊石桥村,聊父亲母亲,聊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聊蒋琪,聊周起琼,聊周日乐,聊蒋田园。聊他们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,吃过的苦,受过的累。聊他们现在的生活,有的好,有的不好,有的很好,有的很不好。聊著聊著,蒋立情哭了。他趴在桌上,肩膀一抽一抽的,哭得很厉害。周景熙没有劝他,让他哭。他知道,他不是难过,他是高兴。是这些年所有的苦、所有的累、所有的委屈、所有的想家,都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。它们从他的身体里涌出来,变成眼泪,流在桌上。 哭完了,蒋立情抬起头,擦了擦眼泪,笑了。“景熙,你说,咱们这一辈子,值不值?” “值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我也觉得值。”蒋立情端起酒杯,“来,干了。” “干了。” 两个人把酒干了。蒋立情站起来,说:“不早了,我该走了。明天还要去广州进货。”周景熙送他到门口。蒋立情拦了一辆计程车,上车前,回过头来,说:“景熙,你要好好写。把咱们的故事都写下来,写成书。我买一百本,送给我的顾客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好。” 计程车开走了。尾灯在黑暗中渐渐远去,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。周景熙站在厂门口,看著那两盏尾灯消失在了夜色里。他站了很久,久到夜风吹凉了他的脸,久到他的腿有些发麻。然后他转过身,走回了宿舍。 宿舍里很安静,小陈已经睡了。他爬上自己的铺位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8年春,dg。今天蒋立情来找我,他开了服装店,买了车,买了房,成了设计师。他说在杂誌上看到我的文章,哭了。他说咱们这一辈子值。我也觉得值。他吃了很多苦,我也吃了很多苦。但我们都没有白吃。他成了他想成为的人,我也在成为我想成为的人。蒋立情,谢谢你来看我。谢谢你记得我。谢谢你记得咱们小时候。那些日子,我也记得。一辈子都不会忘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蒋立情的样子。他已经十几年没见过蒋立情了。今天见了,他胖了,老了,头髮也白了一些。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,很亮,很精神。他做著自己喜欢的事,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。这就够了。一辈子,够了。 第四十八章 周峰建房子 200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,周景熙接到了周峰的电话。 周峰在电话那头说:“景熙,我在镇上建了房子,三层,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?”周景熙愣了一下。周峰也要建房子了?这几年,村里人一个接一个地盖起了新房子。李觉盖了四层,蒋立情在城里买了房,现在周峰也在镇上建了房。他想起小时候,他们一起在溪边抓螃蟹,一起在大樟树下掏鸟窝。那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身的力气和满脑子的梦。现在他们都有了房子,有了家,有了自己的日子。 “周峰,恭喜你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恭喜什么,不就是一栋房子嘛。”周峰在电话那头笑了,但笑声里有些东西,周景熙听不太真切。好像是高兴,又好像不是。他说不上来。 周峰比周景熙大一岁,小时候胖乎乎的,圆脸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他爹在镇上开杂货铺,家里条件在村里算好的。周峰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,跟著他爹做生意,在镇上开了分店,卖日用品、零食、菸酒。生意不错,挣了一些钱。后来他结婚了,媳妇是隔壁村的,人老实,能干。生了两个儿子,大的上小学了,小的也三四岁了。日子过得挺好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村里人都说,周峰有福气,爹妈能干,媳妇贤惠,儿子听话,房子也盖了,什么都有了。 但周景熙总觉得周峰的声音里有些东西不对。他说不上来,只是一种直觉。他和周峰从小一起长大,太熟悉了,熟悉到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有没有吃饭,有没有睡觉,有没有心事。今天周峰的声音里,有心事。 “周峰,你是不是有什么事?”周景熙问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周峰说:“没事。就是想你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?咱们喝顿酒。” “过年吧。过年我就回去了。” “好。过年我等你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心里有些不踏实。他想给李觉打个电话,问问周峰怎么了。但看看时间,已经快十一点了,李觉肯定睡了。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,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但睡不著。脑子里一直想著周峰的声音,那声音里的东西,像一根刺,扎在他心里,不疼,但硌得慌。 第二天,他给李觉打了个电话。李觉在电话那头说:“周峰啊,他挺好的。房子盖了,三层,在镇上,靠马路,位置好。花了二十多万,借了一些,但不多,慢慢还。他爹帮他垫了一部分,他媳妇也在镇上找了活干,一个月挣一千多。日子过得去。” “他身体怎么样?”周景熙问。 李觉沉默了一下。“身体……还行吧。就是最近瘦了不少,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可能是盖房子累的。” 周景熙心里的那根刺又往里扎了一点。他想起小时候,周峰胖乎乎的,圆脸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他从来没有瘦过,从小胖到大。现在突然瘦了,不是好事。 “他去医院看过吗?”他问。 “去过。镇上卫生院看的,说是什么……血糖高。让他注意饮食,少吃甜的,少吃饭,多运动。他也不当回事,该吃吃,该喝喝。”李觉顿了顿,“景熙,你是不是担心什么?” “没有。就是隨便问问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说话。他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小时候,他和周峰一起在溪边抓螃蟹。周峰胖,蹲不下去,一蹲就摔个屁股蹲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他也笑,笑得肚子疼。想起初中时,他们不在一个班,但每次考试完,周峰都会来找他,问他考得怎么样。他说还行,周峰说我不行,数学又不及格。然后两个人一起去食堂吃饭,周峰把菜分给他一半,说自己吃不完。他知道周峰不是吃不完,是知道他不够吃。想起高中时,他们不在一个学校了,但每次周峰从镇上回来,都会给他带吃的。馒头、包子、油条、麻花,用油纸包著,揣在怀里,还是热的。他说你留著自己吃,周峰说我吃过了,你吃。他知道周峰没吃过,但他不戳穿,接过来,吃了。 【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 101 看书网伴你閒,101??????.??????超方便 】 这些事,过去很多年了,但他记得。每一件都记得。一辈子都不会忘。 2009年春节,周景熙回了一趟石桥村。他已经两年没回去了。上一次回去还是2007年过年,志远才六岁,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追著一只小鸡,追不上,急得哭。他把他抱起来,说“不哭,爸爸帮你追”。志远不哭了,抱著他的脖子,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。现在志远八岁了,上小学二年级了。他长高了很多,瘦了一些,不像小时候那么胖了。他的眼睛很像小燕,大大的,亮亮的,很有神。他看见周景熙,跑过来,喊了一声“爸爸”,然后站在那里,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周景熙蹲下来,看著他,说:“志远,爸爸回来了。”志远点了点头,伸出手,拉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手很小,很软,像一团棉花。周景熙握著他的手,握了很久。 小燕瘦了。她在镇上的製衣厂上班,每天站十几个小时,腿肿了,腰也疼。但她不说,也不抱怨。她把家收拾得乾乾净净,把志远照顾得妥妥帖帖,把爸妈伺候得舒舒服服。她没有怨言,从来没有。她看见周景熙,笑了笑,说:“回来了?吃饭了没有?我去给你做。”他说:“吃了。不饿。”她还是去灶房了,给他下了一碗麵,臥了两个鸡蛋。他坐在灶台前,低著头吃麵。面很烫,他吃得很慢。她站在旁边,看著他吃,不说话。他吃完面,把碗放下,拉著她的手,说:“小燕,辛苦了。”她笑了笑,说:“不辛苦。你在外面才辛苦。” 父亲的老寒腿更严重了,走路要拄拐杖,一瘸一拐的。但他的精神还好,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抽著烟,看著远处的大山。他的头髮全白了,脸上的皱纹像乾裂的田地,一道一道的,很深。他的眼睛也花了,看东西要眯著。但他看见周景熙,还是笑了,笑得很开心。“回来了?”他说。“回来了。”周景熙说。父亲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,抽出一支,递给周景熙。周景熙接过来,夹在耳朵上。他不会抽菸,但每次父亲递给他,他都接著。 母亲的腰不好,弯不下去,扫地都要弯著腰,慢慢扫。她的头髮也全白了,脸上的皱纹比父亲还多。她的眼睛也不行了,看东西模糊,做针线要戴老花镜。但她还是在灶房里忙活,杀鸡、宰鱼、切肉、洗菜、炒菜。她做了满满一桌子菜,鸡鸭鱼肉都有,摆了满满一桌。她坐在桌前,看著周景熙和小燕和志远,笑著说:“吃,多吃点。在外面吃不到家里的菜。”周景熙夹了一块鸡肉,放在母亲碗里。母亲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,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 初四那天,周峰请他和李觉去家里喝酒。周峰的新房子在镇上,靠马路,三层,外墙贴了白色的瓷砖,看起来很气派。一楼是客厅和厨房,二楼是臥室,三楼是杂物间。周峰站在门口,穿著一件新棉袄,笑呵呵的。他確实瘦了,瘦了很多。以前那个胖乎乎的圆脸,现在变成了长脸,颧骨都凸出来了。他的酒窝还在,但笑起来的时候,不像以前那么深了。他的脸色不太好,有些发黄,眼袋也很大,看起来很疲惫。 “景熙,李觉,进来坐。”他把他们领进客厅,倒了茶,端了瓜子花生。三个人坐在沙发上,聊了起来。聊石桥村,聊小时候,聊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聊著聊著,周峰忽然不说话了。他低著头,看著手里的茶杯,沉默了很久。 “周峰,你怎么了?”李觉问。 周峰抬起头,看著他们,眼睛里有泪光。“我得糖尿病了。”他说。 周景熙心里那根刺,终於扎了进去。疼,很疼。 “什么时候的事?”他问。 “去年。盖房子的时候,老是觉得累,瘦得厉害,喝水也多,尿也多。去医院一查,血糖高得嚇人。医生说,是二型糖尿病,要控制饮食,要吃药,要运动。不能吃甜的,不能吃油腻的,不能喝酒,不能抽菸。”他苦笑了一下,“我一样都做不到。” “周峰,你得注意身体。”李觉说,“这不是闹著玩的。” “我知道。但我控制不住。看见甜的就想吃,看见肉就想吃,看见酒就想喝。”他低下头,看著自己的手,“我也不想这样。但我就是控制不住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茶。茶是苦的,很苦。他想起了小时候,周峰把菜分给他一半,说“我吃不完”。那时候周峰胖乎乎的,圆脸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那时候他什么病都没有,什么烦恼都没有。现在他有糖尿病,有房子,有老婆,有孩子,有还不完的债。他有了一切,又好像什么都没有。 “周峰,”周景熙说,“你要好好治。不能不当回事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周峰抬起头,看著他,“景熙,你说,咱们这一辈子,图个什么?” 周景熙沉默了很久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想起自己走过的路,吃过的苦,受过的累。他想起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砖厂里、在採石场里、在橡胶林里的日子。他想起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他想起那些蛇、蚂蟥、蚊子。他想起那些汗水和泪水。他想起那些孤独的夜晚和写满字的本子。他想起小燕,想起志远,想起爸妈,想起李觉,想起蒋立情,想起周海、蒋刚立他们。他想起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,他们笑著,闹著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,但他知道,他们都在努力地活著。不管好坏,不管贫富,不管健康还是疾病,他们都在努力地活著。这就够了。 “图个活著。”周景熙说,“图个好好地活著。” 周峰看著他,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笑了。“你说得对。图个好好地活著。” 那天晚上,他们喝了很多酒。周峰不能喝酒,但他还是喝了一小杯。他说,难得聚一次,不喝对不起兄弟。周景熙和李觉劝不住,就不劝了。后来周峰就喝牛奶了。周景熙和李觉两个人喝了一瓶白酒,又喝了一瓶。喝到最后,周峰哭了。他趴在桌上,肩膀一抽一抽的,哭得很厉害。李觉也哭了,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,滴在桌上。周景熙没有哭,但他的眼睛是红的,鼻子是酸的。他坐在那里,看著他们,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涌。不是难过,是心疼。心疼周峰,心疼李觉,心疼自己,心疼所有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,吃了那么多的苦,好不容易有了房子,有了家,有了自己的日子。但有的人,身体不行了。有的人,日子不好过了。有的人,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 喝到半夜,李觉醉了,趴在桌上睡著了。周景熙没有醉,他坐在那里,看著他们。客厅里很安静,只有掛钟滴答滴答的声音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李觉的脸上。周景熙站起来,拿了一条毯子,盖在他身上。然后他坐在沙发上,看著窗外的月亮。月亮很圆,很亮,像一面银盘子掛在天空。月光洒在镇上的屋顶上,洒在马路上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他想起小时候,在石桥村,也是这样圆圆的月亮。他和周峰、李觉,还有那些伙伴们,在大樟树下追逐打闹,笑得很大声,很远都能听到。现在他们都不笑了。有的不想笑,有的笑不出来,有的笑著笑著就哭了。 周景熙和周峰坐在沙发上,他对周峰说:周峰,你要好好的。咱们都要好好的。活著,好好地活著。 周峰什么也没说,只是点头。 第二天一早,他回了dg。走之前,他去看了周峰。周峰已经起来了,坐在客厅里,喝著一碗稀饭。看见他进来,就问他说:“今天就真的要去dg了?” 他说“是的。” 周峰低下头,喝了一口稀饭。“景熙,你回去好好写。把咱们的故事都写下来。我想看。” “好。”周景熙说,“我写。你们等著。” 他转过身,走出了周峰的家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镇上的屋顶上,洒在马路上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他走在马路上,脚步很重,像灌了铅。他想起周峰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咱们这一辈子,图个什么?”图个活著。图个好好地活著。图个把那些故事写下来,让所有人都看到。这就是他图的东西。这就是他活著的意义。 第四十九章 加入市作协 200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收到了一封信。 信是dg市作家协会寄来的,牛皮纸信封,左上角印著红色的单位名称。他拿到信封的时候,心跳得很快。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这种信了。这几年,他陆续在市级、省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小说和散文,稿费虽然不多,但每一笔都让他高兴好几天。他以为这又是一封用稿通知,或者是一份样刊。他撕开信封,抽出里面的纸,展开。 是一份入会通知书。 “周景熙同志:经dg市作家协会理事会审议,批准您加入dg市作家协会。特此通知。” 他看了三遍。每一个字都认识,但连在一起,就不太敢相信。市作协。作家协会。他,一个在工厂车间里开机器的工人,一个从石桥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,一个在gz被人当成小偷打过、在sh被人骗过、在hz睡过西湖边长椅、在zs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、在海南橡胶林里割了三年胶的打工者,加入了市作家协会。 他把那张纸放在膝盖上,看了又看。纸很薄,很轻,但他觉得它很重,重得像一块石头。不是压在心上的石头,是垫在脚下的石头。踩著它,他能站得更高一点,看得更远一点。 小陈从车间回来,看见他坐在床上发呆,手里拿著一张纸。“景熙哥,你怎么了?” 周景熙把那张纸递过去。小陈接过来,看了一眼,眼睛一下子瞪大了。“市作协!景熙哥,你加入市作协了!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。 “你太厉害了!”小陈的声音很大,把隔壁床的老刘都惊动了。老刘探过头来,问:“什么事?”小陈把那张纸举起来,说:“景熙哥加入市作协了!”老刘不懂什么是作协,但看小陈那么激动,也跟著高兴,说:“好!好!”周景熙坐在床上,看著他们,笑了。 那天晚上,他给刘老师打了个电话。刘老师在电话那头说:“我早就说了,你是有天赋的。好好写,不要停。下一步,爭取加入省作协。”他说:“好。”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小燕接的,他说:“小燕,我加入市作协了。”小燕不懂什么是作协,但她知道这是好事,很高兴,说:“我就知道你能行。”志远在电话那头喊:“爸爸!爸爸!”他说:“志远,爸爸加入作家协会了,等你长大了,爸爸也教你写文章。”志远不知道什么是作家协会,但他知道爸爸很高兴,他也很高兴,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。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把那封入会通知书又看了一遍。他想起二十年前,在石桥村的小学里,陈老师对他说的话——“你有文学天赋。”那时候他不懂什么是文学天赋,只知道陈老师夸他了,他很高兴。后来他懂了,文学天赋不是一种天赋,是一种病。一种不写就难受的病。他得了这种病,得了二十多年,从石桥村到gz,从gz到sh,从sh到hz,从hz到zs,从zs到海南,从海南到dg。他带著这种病,走了大半个中国,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累,走了很多弯路。他没有治好这种病,也不想治好。因为这种病,让他成了今天的他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8年春,dg。今天,我加入了市作家协会。刘老师说,下一步爭取加入省作协。小燕说,我就知道你能行。志远说,爸爸。陈老师,二十多年前你说我有文学天赋,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天赋。现在我知道了。文学天赋就是不写就难受。我得了这种病,得了二十多年。我不想治好。我要带著这种病,继续写。写石桥村,写爸妈,写李觉,写小燕,写志远。写那些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。把那些故事都写出来,写成书,让所有人都看到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把那封入会通知书叠好,夹在本子里。然后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小燕站在他旁边,拉著他的手。志远骑在他脖子上,抱著他的头,咯咯地笑。陈老师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:“景熙,你做到了。”他说:“陈老师,我还在做。” 第五十章 第一次领奖 2009年的秋天,周景熙接到一个电话。 电话是市作家协会打来的,通知他获得了一个市级徵文二等奖,让他去参加颁奖典礼。他在电话这头愣了好几秒,才反应过来。“什么徵文?”他问。对方说:“就是上半年那个『中国梦·劳动美』全市职工徵文比赛,你投的《车间里的声音》得了二等奖,奖金一千元。” 《车间里的声音》。他想起来了。那是他写的一篇散文,写的是工厂车间里的那些声音——机器的轰鸣声,裁切机的咔嚓声,挤出机的嗡嗡声,工人们的说话声、笑声、咳嗽声、鼾声。他写这些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,是用心听的。他在车间里待了好几年,每天听著这些声音,从早听到晚,从晚听到早。刚开始觉得吵,后来习惯了,再后来觉得好听。那些声音里有他的生活,有他的汗水,有他的青春。他把这些写下来,投给了那个徵文比赛。他以为会石沉大海,像以前很多次一样。没想到,得奖了。 颁奖典礼在市文化馆举行。周景熙请了半天假,坐公交车从工厂赶到市文化馆。他穿上了那件唯一像样的衣服——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,是去年过年时小燕给他买的,一直捨不得穿,掛在宿舍的柜子里,吊牌都没拆。他把吊牌剪掉,穿上,站在镜子前看了看。衬衫很白,很新,但裤子是旧的,鞋子也是旧的,头髮也有些长了。他犹豫了一下,去找小陈借了一双皮鞋。小陈的脚比他小一码,挤得脚趾头疼,但他忍了。他又去厂门口的快剪店花了五块钱理了个发。理髮的是个老师傅,动作很快,推子嗡嗡地响,头髮簌簌地掉。理完了,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,精神了很多。他对著镜子笑了笑,镜子里的自己也笑了笑。他对自己说:你是农民工,但农民工也能上台领奖。 文化馆的三楼会议室被布置成了颁奖会场。主席台上方拉著一条红色横幅,上面写著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全市职工徵文比赛颁奖典礼。台下摆著几十把椅子,已经坐了不少人。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有穿西装的,有穿工装的,有穿裙子的,有穿牛仔裤的。他们都是从全市各地赶来领奖的。周景熙找了个角落坐下来,把那个装著一千元奖金的信封放在膝盖上,用手按著,怕丟了。他的脚趾头被皮鞋挤得生疼,他悄悄把鞋带鬆了松,舒服了一些。 主持人宣布颁奖典礼开始,一个一个地念获奖名单。优秀奖,三等奖,二等奖,一等奖。念到二等奖的时候,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——“周景熙,《车间里的声音》。”他站起来,走上主席台。灯光照在他身上,很亮,刺得他眼睛有些花。台下有很多人,但他看不清他们的脸。他只能看见那些模糊的影子,像一片一片的云。他走到主席台中间,从颁奖嘉宾手里接过荣誉证书。嘉宾握了握他的手,说:“恭喜你,写得很好。”他说:“谢谢。”声音有些发抖。 他站在那里,让摄影师拍照。闪光灯亮了一下,又亮了一下。他不知道自己笑了没有,他只知道自己很紧张,手心全是汗。他想起小时候在石桥村,每年过年村里都会给五好家庭发奖状,贴在堂屋的墙上。他那时候很羡慕,觉得那张红纸很神气。他从来没有想过,有一天自己也能领到一张红纸,不是贴在墙上的,是捧在手里的,不是因为他种地种得好,是因为他写文章写得好。 颁奖典礼结束后,他拿著证书走下主席台,回到座位上。他把证书打开,看了看。上面写著他的名字,写著二等奖,盖著市总工会和市作家协会的红章。他把证书合上,抱在怀里,像抱著一个婴儿。 散会后,刘老师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写得不错。继续努力。”周景熙点了点头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刘老师笑了笑,说:“你这条路走对了,別回头。”然后走了。 走出文化馆的大门,天已经黑了。路灯亮了起来,昏黄昏黄的,照在地上,像一层薄薄的霜。周景熙站在门口,看著手里的荣誉证书和那个装著一千元奖金的信封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一千元。他在工厂里干半个月,就能挣到一千元。但这笔钱不一样,这是他用字换来的,不是用汗水,不是用力气,是用他脑子里的东西、心里的东西换来的。这笔钱,比他在工厂里挣的任何一笔钱都珍贵。 他走到路边的电话亭,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小燕接的,他说:“小燕,我得奖了。”小燕问:“什么奖?”他说:“市里徵文比赛,二等奖,一千块。”小燕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哭了。他听到她的哭声,鼻子也酸了。“景熙,你终於熬出来了。”她说。他说:“还早呢,才刚刚开始。”志远在电话那头喊:“爸爸!爸爸!”他说:“志远,爸爸得奖了,等你长大了,爸爸也教你写文章。”志远不知道什么是文章,什么是奖,但他知道爸爸很高兴,他也很高兴,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。 掛了电话,他又拨了一个號码,打给李觉。李觉在电话那头听他说完,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景熙,你行。我就知道你行。”周景熙说:“你才行。你盖了四层楼,我才得了一个奖。”李觉笑了,说:“那不一样。你是作家,我是农民。”周景熙说:“什么作家不作家,就是写字的。”李觉说:“写字的也是作家。你好好写,把咱们村的故事都写出来。”周景熙说:“好。” 他站在路边,看著来来往往的车和人。这座城市很大,人很多,车也很多。他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,从加油站到保安亭,从保安亭到车间,从车间到文化馆。他换了很多工作,走了很多路,吃了很多苦。但他没有白来。他学会了开机器,发表了文章,加入了市作协,还得了一个奖。他不再是那个刚来dg时什么都不懂的打工仔了。他是一名技术工人,也是一名作家。虽然这个“作家”还没有多少人知道,虽然他的文章还没有多少人读过,但他不在乎。他在乎的是,他还在写,他还能写,他还要写。 他走到公交站,等车。公交车来了,他上去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。车开了,窗外的灯光一盏一盏地往后退,像一串流动的星星。他把荣誉证书和信封抱在怀里,靠著窗户,闭上眼睛。他想起二十多年前,在石桥村,煤油灯下,他第一次拿起笔写字。那时候他写的是“1980年9月15日,晴。早上去放牛,露水很大,鞋湿了。”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文学,什么是作家,什么是梦想。他只是想写,想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都记下来。现在他知道了,他在做一件叫“文学”的事,他想当一名叫“作家”的人,他有一个叫“梦想”的东西。他走了很远的路,吃了很多的苦,但他没有放弃。他还在写,他还能写,他还要写。 回到宿舍,小陈还没睡,在看书。看见他进来,抬起头,问:“景熙哥,奖领了?” “领了。” “证书呢?给我看看。” 周景熙把证书递过去。小陈接过来,打开,看了看,眼睛里有光。“景熙哥,你真厉害。” “你也行的。”周景熙说,“你也在写,迟早有一天,你也会得奖的。” 小陈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他把证书合上,还给周景熙。周景熙爬上铺,把证书和那一千元钱放在枕头底下,和那些写满字的本子放在一起。然后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在田里插秧,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。小燕站在他旁边,拉著他的手。志远骑在他脖子上,抱著他的头,咯咯地笑。他手里拿著那本荣誉证书,举起来,给父亲看。他看了看那个那个红章,他笑了,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母亲也笑了,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陈老师站在人群里,戴著那副黑框眼镜,笑眯眯地看著他,说:“景熙,你做到了。”他说:“陈老师,我还在做。”陈老师点了点头,说:“继续做。別停。” 第五十一章 写作的瓶颈 2010年的春天,周景熙写不出东西了。 不是不想写,是写不出来。每天晚上,他坐在床上,把本子放在膝盖上,握著笔,盯著空白的一页,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。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那些以前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字,现在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滴都流不出来。他试了很多办法。换笔,换本子,换姿势,换地方。坐在床上写不出来,就坐到桌子前;在宿舍里写不出来,就去车间里;白天写不出来,就晚上写。都不行。他还是写不出来。 他翻出以前那些写满字的本子,一篇一篇地看。看那些在海南写下的字,看那些在东莞写下的字。那些字写得很丑,歪歪扭扭的,有些墨水洇开了,看不清楚。但他觉得那些字很好,很鲜活,很有力气。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,打出去,能打穿什么东西。现在他写不出来了。他拿起笔,手在发抖,心在跳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把笔放下,合上本子,塞回枕头底下。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但睡不著。他翻来覆去地折腾,把床板压得吱呀吱呀地响。小陈在下铺问:“景熙哥,你怎么了?睡不著?”他说:“没事。在想事情。” 其实不是在想事情,是在想自己。想自己是不是写完了,想自己是不是没有东西可写了,想自己是不是该放弃了。他想起刘老师说过的话——“写作是一辈子的事,不是一阵子的事。你不能指望每天都有灵感,灵感不是等来的,是写出来的。你写不出来,也要写。硬写。写多了,灵感就来了。”他试过硬写。坐在床上,握著笔,逼自己写。写了一句,划掉。又写了一句,又划掉。再写一句,再划掉。写来写去,划来划去,本子上全是黑疙瘩,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。他把那一页撕下来,揉成一团,扔在地上。又写,又撕,又扔。地上扔了一堆纸团,像一个一个的雪球。他看著那些纸团,觉得自己像个废物。 他开始怀疑自己。是不是那篇《胶林往事》只是运气好?是不是那篇《车间里的声音》只是碰巧?是不是自己根本就不会写,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?是不是该停下来了?不写了。反正也写不出来了。他把本子和笔塞进背包最底层,塞在那些旧本子下面,塞得严严实实的,看不见,摸不著。他对自己说:不写了。再也不写了。 但到了晚上,他又把本子和笔翻出来了。不写难受。写不出来更难受。他坐在床上,握著笔,盯著空白的一页,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他恨自己,恨自己没用,恨自己写不出来,恨自己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他把笔扔在地上,把本子摔在床上,躺下来,用被子蒙住头。他想哭,但哭不出来。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就是不掉下来。 小陈爬上来看他。“景熙哥,你到底怎么了?” 周景熙把被子掀开,坐起来,看著小陈。“我写不出来了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 小陈愣了一下。“写不出来就歇几天。別逼自己。” “我已经歇了好几个月了。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” 小陈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景熙哥,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?” “什么话?” “你说,写下去,总会好的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当然记得。那是他对小陈说的,也是对自己说的。写下去,总会好的。现在他写不下去了。他觉得自己像一辆车,跑了很多年,跑了几十万公里,现在没油了,跑不动了。他需要加油,但不知道去哪里加。 小陈走了。他一个人坐在床上,看著窗外黑沉沉的夜色。夜很黑,没有月亮,没有星星,什么都看不见。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像这夜色,黑漆漆的,看不见前面,也看不见后面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哪,不知道自己要去哪,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下去。 他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小时候在石桥村,煤油灯下,他第一次拿起笔写字。那时候他写的是“1980年9月15日,晴。早上去放牛,露水很大,鞋湿了。”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文学,什么是作家,什么是梦想。他只是想写,想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都记下来。后来他知道了,他在做一件叫“文学”的事,他想当一名叫“作家”的人,他有一个叫“梦想”的东西。他走了很远的路,吃了很多的苦,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。发表了文章,加入了市作协,得了奖。他以为他离梦想越来越近了。但现在他发现,他离梦想还是很远,远得像天上的星星,看得见,摸不著。他想放弃了。真的想放弃了。 那天晚上,他失眠了。一整夜都没有睡著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,他精神恍惚,差点出了事故。挤出机的温度跑偏了,他没有及时发现,挤出来的片材出了一点儿废品。林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,问他怎么了。他说没睡好。林主任看了他一眼,没有多问,只说了一句:“注意安全。机器不是闹著玩的。”他点了点头,走出了办公室。他站在车间门口,看著那些机器轰隆隆地转著,工人们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。他觉得自己不属於这里。他属於哪里?他不知道。 晚上,他给刘老师打了个电话。刘老师在电话那头听他说完,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说:“你知道海明威吗?” “知道。《老人与海》。” “海明威也写不出来的时候。他也怀疑自己,也想放弃。但他没有。他继续写,写不出来也写。他写了很多垃圾,很多废稿,但他没有停。后来他写出了《老人与海》,得了诺贝尔奖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 “写不出来是正常的。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。你要做的不是放弃,是熬。熬过去,就好了。” 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想了很久。海明威也写不出来。海明威也怀疑自己。海明威也想放弃。但海明威没有。他也没有。他不能有。他走了那么远的路,吃了那么多的苦,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。他不能放弃。他不能让自己白走了那么多路,白吃了那么多苦。他不能让自己失望,不能让小燕失望,不能让刘老师失望,不能让李觉失望,不能让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失望。他要写。写不出来也要写。硬写。写一句算一句,写一页算一页。写完了,哪怕全是垃圾,也比什么都不写强。 他从背包最底层翻出那个本子和笔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0年春,东莞。我写不出来了。好几个月了,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我怀疑自己,想放弃。刘老师说,写不出来是正常的,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。海明威也写不出来,但他没有放弃。他熬过去了。我也要熬过去。不能停。停了就真的写不出来了。我要写。写不出来也要写。硬写。写一句算一句,写一页算一页。总有一天,会写出来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。他的眉头紧锁著,像是在想什么事情。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明天还要上班,还要开机器,还要挣钱,还要寄钱回家。他不能停,也不敢停。但今天晚上,他不想那些了。他只想一件事——写下去。哪怕写不出来,也要写下去。 第五十二章 妻子的支持 2010年的夏天,周景熙回了趟石桥村。 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去了。上一次回去还是2009年春节,志远才八岁,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追著一只小鸡,追不上,急得哭。他把他抱起来,说“不哭,爸爸帮你追”。志远不哭了,抱著他的脖子,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。现在志远九岁了,上小学三年级了。他长高了很多,瘦了一些,不像小时候那么胖了。他的眼睛很像小燕,大大的,亮亮的,很有神。他看见周景熙,跑过来,喊了一声“爸爸”,然后站在那里,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周景熙蹲下来,看著他,说:“志远,爸爸回来了。”志远点了点头,伸出手,拉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手还是那么小,那么软,像一团棉花。周景熙握著他的手,握了很久。 小燕瘦了。她在镇上的製衣厂上班,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腿肿了,腰也疼。但她不说,也不抱怨。她把家收拾得乾乾净净,把志远照顾得妥妥帖帖,把爸妈伺候得舒舒服服。她没有怨言,从来没有。她看见周景熙,笑了笑,说:“回来了?吃饭了没有?我去给你做。”他说:“吃了。不饿。”她还是去灶房了,给他下了一碗麵,臥了两个鸡蛋。他坐在灶台前,低著头吃麵。面很烫,他吃得很慢。她站在旁边,看著他吃,不说话。他吃完面,把碗放下,拉著她的手,说:“小燕,辛苦了。”她笑了笑,说:“不辛苦。你在外面才辛苦。” 那天晚上,志远睡著了。周景熙和小燕坐在院子里,月亮很大,圆圆的,掛在天空中,像一面银盘子。月光洒在院子里,洒在柚子树上,洒在他们身上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小燕靠在他肩膀上,不说话。他也不说话。两个人就那么坐著,听著虫鸣声,看著月亮。 “景熙,”小燕忽然开口了,“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?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没有。” “你骗不了我。”小燕抬起头,看著他,“你一回来我就看出来了。你瘦了,眼睛也没神。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?” 周景熙沉默了一会儿。他不想告诉她,怕她担心。但他知道,他瞒不住她。她太了解他了,了解得像了解自己的手。她的手上也有茧子,是製衣厂的针磨出来的,细细的,密密的,不像他的那么厚,那么粗。但她手上的茧子,和他手上的茧子,是一样的。都是活著的痕跡。 “我写不出来了。”他说,声音很低。 小燕没有说话。 “好几个月了,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我不知道怎么了,就是写不出来。坐在那里,握著笔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试了很多办法,都不行。我怀疑自己,是不是根本就不会写。是不是该放弃了。” 小燕还是没有说话。她伸出手,握住了他的手。她的手很暖,很软,像一团棉花。他握著她的手,握了很久。 “景熙,”她说,“你还记得咱们在海南的日子吗?” “记得。” “那时候你每天写,写到半夜。我问你写什么,你说写咱们。我说写咱们干什么,你说写下来就不会忘了。你说,一辈子太长了,会忘的。写下来,就不会忘了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 “你写了那么多,从海南写到dg。你写咱们割胶的日子,写凌晨三点的黑暗,写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你写蛇,写蚂蟥,写蚊子。你写那些汗水和泪水。你写了那么多,一本一本地写,写满了,又换新的。你从来没有放弃过。现在也不能放弃。” “可是我现在写不出来了。” “写不出来就歇歇。不著急。你不是说,写下来就不会忘了。你已经写了很多了,那些东西,不会忘的。等你歇好了,再写。写不出来的时候,就想想咱们在海南的日子。想想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,想想那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想想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那些东西,都在你心里。不会丟的。” 周景熙看著她,眼泪流了下来。他不想哭,但忍不住。他趴在桌上,肩膀一抽一抽的,哭得很厉害。小燕没有劝他,让他哭。她知道,他不是难过,是感动。是这么多年,她一直在背后支持他,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他把工资的一半花在买书和投稿上,她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他在工厂里开机器,她在製衣厂里踩缝纫机。他写那些没有人看的字,她做那些没有人记得的衣服。他们都在努力,都在活著。她比他更难,比他更累。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,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她只是默默地干活,默默地挣钱,默默地支持他。她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 哭完了,他抬起头,擦了擦眼泪,看著小燕。“小燕,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?”她笑了,“我是你老婆。” 那天晚上,他失眠了。不是睡不著,是不想睡。他坐在床上,看著窗外的月光。月光照在院子里,照在柚子树上,照在那间他住了几十年的老屋上。老屋已经拆了,盖了新房子。但他还记得老屋的样子。泥墙,瓦顶,木樑。墙上有裂缝,用稻草和黄泥糊过。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,下雨天会漏水。他在这栋老屋里出生,在这栋老屋里长大,在这栋老屋里结婚。现在他住在新房子里,但他还是怀念老屋。怀念那些泥墙,那些瓦顶,那些木樑。怀念那些在煤油灯下读书的夜晚,怀念那些在灶台前吃饭的时光,怀念那些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日子。那些日子,都过去了,回不来了。但他可以写下来。写下来,就不会忘了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0年夏,石桥村。我写不出来了。好几个月了,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我怀疑自己,想放弃。小燕说,写不出来就歇歇。不著急。她说,你写了那么多,从海南写到东莞。你从来没有放弃过。现在也不能放弃。她说得对。我不能放弃。我走了那么远的路,吃了那么多的苦,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。我不能让自己白走了那么多路,白吃了那么多苦。我要写。写不出来也要写。硬写。写一句算一句,写一页算一页。总有一天,会写出来的。小燕,谢谢你。这辈子,有你,是我的福气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搂著小燕。她的身体很暖,很软,呼吸打在他的胸口上,热热的,痒痒的。他闭上眼睛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在梦里,他站在海南的橡胶林里,凌晨三点,天黑得像墨汁。他提著马灯,走在鬆软的落叶上,脚步声沙沙的。小燕走在他前面,回头看了他一眼,笑了。她说:“景熙,快点。”他加快了脚步,追上了她。 第五十三章 周日乐的校长生涯 201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,周景熙接到了周日乐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周日乐的消息了。上一次联繫还是几年前,周日乐在镇上当小学校长,托人带信来说想他了,让他有空回去喝酒。他一直没有回去,不是不想回,是回不去。工厂的活忙,请假难,路费也贵。他只能在电话里跟周日乐聊几句,说等过年回去,好好喝一顿。但过年回去的时候,周日乐又忙,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加班,总是凑不上。两个人就这么错过了好几年。 “景熙,我调到初中了。”周日乐在电话那头说,声音有些疲惫,但听得出高兴,“校长。正校长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初中校长?你不是在小学吗?” “干了八年小学,够了。教育局调我过来的。”周日乐笑了笑,“景熙,你说,我一个师范生,当年出来当小学老师,做梦也没想到能当上初中校长。” 周景熙想起小时候,周日乐蹲在溪边钓鱼,他们问他以后想干什么。周日乐说,考大学。后来他没考上大学,考了师范中专,当了老师。从村小到镇小,从老师到教导主任,从教导主任到校长,从小学到初中。他一步一步地走,走了二十多年。他没有什么背景,没有什么关係,全靠自己。他是石桥村走出来的第一个师范生,也是石桥村走出来的第一个初中校长。 “日乐哥,恭喜你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恭喜什么,又不是当官。”周日乐笑了,但笑声里有些东西,周景熙听不太真切。好像是高兴,又好像不是。他说不上来。 周日乐说起了他的苦恼。 到了初中之后,他发现很多事情跟小学不一样。小学简单,孩子小,听话,家长也配合。初中不一样,孩子大了,叛逆了,不听话了。家长也不一样,有的管,有的不管,有的想管管不了。老师也不一样,有的认真,有的敷衍,有的想好好教但力不从心。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,早上六点到学校,晚上十点才回家。开会、检查、听课、评课、处理学生问题、接待家长来访、应付上级检查。他的办公室在四楼,窗户对著操场,他每天站在窗前看著那些学生在操场上跑来跑去,心里想著怎么把他们教好,怎么让他们考上高中,怎么让他们走出大山。 但最难的不是这些,是跟上级的关係。 教育局新调来一个副局长,姓杨,四十多岁,以前在县里当科长,不懂教育,但懂官场。他来学校检查的时候,看了周日乐的教学计划,皱了皱眉头。“周校长,你这个计划太保守了。中考升学率要提上去,至少要提十个点。” 周日乐说:“杨局长,我们学校的学生底子薄,家庭条件也不好,十个点太难了。” 杨局长看了他一眼,说:“难不难是你的事,提不提是我的要求。提上去了,你好我好大家好。提不上去,你自己看著办。” 周日乐没有说话。他回到办公室,坐在椅子上,很久没有动。十个点。他的学校在镇上,学生大多是农村孩子,父母在外打工,跟著爷爷奶奶生活。別说辅导作业了,连吃饱饭都是问题。十个点,怎么提?他想了很久,想出了一个办法——抓两头,促中间。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起来,开小灶,多做题,多辅导。把成绩差的学生也集中起来,补基础,补漏洞。中间的学生正常教学。他以为这个办法不错,既照顾了优等生,又照顾了差等生。但杨局长不这么看。 “你这是搞特殊化。”杨局长在电话里说,“教育要公平,不能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。” 周日乐说:“杨局长,这不是分三六九等,是因材施教。” 杨局长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不管你怎么说,这个方案我不能批。你重新做一个。” 周日乐重新做了一个。他把开小灶改成了课外辅导,自愿参加,不收费。杨局长看了,还是不满意。“课外辅导也不行,现在减负,不能增加学生负担。”周日乐又改。他把课外辅导改成了学生互助,让成绩好的学生帮成绩差的学生。杨局长看了,终於点了头。“这个可以。”他说。 周日乐鬆了一口气。但他知道,这个办法效果有限。成绩好的学生愿意帮別人吗?成绩差的学生愿意被帮吗?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,他必须做,不做不行。因为杨局长在盯著他,教育局在盯著他,那些学生的家长也在盯著他。他不能让他们失望,不能让学生失望,不能让自己失望。 “景熙,”周日乐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吗,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像个校长,像个夹心饼乾。上面压,下面顶,中间还夹著一层。上不去,下不来,难受得很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想起自己在工厂里的日子。他也是夹心饼乾。上面有林主任,下面有工友,中间有那些机器。上不去,下不来,难受得很。但他不能走,不能停,不能放弃。他走了,机器谁开?他停了,工资谁挣?他放弃了,家谁养?周日乐也是一样。他走了,学校谁管?他停了,学生谁教?他放弃了,那些想走出大山的孩子怎么办? “日乐哥,”他说,“你再难,有我当年在採石场难吗?” 周日乐笑了。“没有。你那是拿命在拼。” “你也一样。你是在拿命拼。” 周日乐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景熙,你说,咱们这一辈子,图个什么?” 周景熙想起了周峰。周峰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。他当时说,图个活著,图个好好地活著。现在周日乐也问了,他的答案还是一样。 “图个不后悔。”他说,“图个等老了,回头看看,不后悔。” 周日乐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你说得对。图个不后悔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周日乐蹲在溪边钓鱼,他们在旁边看著。周日乐钓到了一条鯽鱼,提起来,鱼在鉤上甩著尾巴,水珠溅了他们一脸。他们笑著,闹著,在溪边跑来跑去。那时候周日乐多开心啊,什么烦恼都没有。现在他有了烦恼,有了压力,有了那些他不想做但不得不做的事。但他还在做,还在坚持,还在努力。他没有放弃,也没有逃跑。他站在那里,像一棵树,根扎在泥土里,风吹不倒,雨打不垮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0年秋,东莞。今天日乐哥打电话来,说他调到初中当校长了。他很难,上面压,下面顶,夹在中间,上不去,下不来。但他还在坚持。他说,不能让学生失望,不能让自己失望。我问他图什么,他说图个不后悔。图个等老了,回头看看,不后悔。他说得对。我写不出来的时候,也想过放弃。但我不能放弃。放弃了,等老了,回头看看,会后悔的。我不能让自己后悔。我要写。写不出来也要写。硬写。写一句算一句,写一页算一页。总有一天,会写出来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周日乐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周日乐了。不知道他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想回去看看他,跟他喝顿酒,听他讲讲那些当校长的苦和乐。但他回不去,工厂的活忙,请假难,路费也贵。他只能在电话里听听他的声音,在本子上写写他的名字。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紧锁的眉头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不安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,操场很大,很空旷。周日乐站在教学楼四楼的窗口,朝他挥手。他朝周日乐跑过去,但操场太大了,他怎么跑都跑不到。他跑啊跑,跑到腿软了,跑到喘不过气了,还是跑不到。周日乐还在朝他挥手,但他离那个窗口越来越远了。他停下来,弯著腰,喘著气。然后他醒了,发现自己满头是汗。他坐起来,看著窗外的月光,很久没有睡。 第五十四章 蒋琪的仕途 2011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,周景熙接到了蒋琪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蒋琪的消息了。上一次见面还是1997年他结婚的时候,蒋琪来喝了喜酒,送了一块桌布,说是自己在广州买的。那时候蒋琪已经在镇政府工作了,穿著一件深蓝色的西装,头髮盘起来,看起来很乾练。她坐在酒席上,跟李觉、周日乐他们聊天,笑声很响亮,整个院子都能听到。后来他去海南了,去dg了,和蒋琪断了联繫。只是偶尔听李觉提起,说蒋琪调到县里了,当了什么科长,女儿也考上大学了。 “景熙,我调进县城了。”蒋琪在电话那头说,声音很平静,但听得出高兴,“县委办,副主任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县委办副主任。他从镇政府的一个普通干部,一步一步走到了县城的核心部门。这条路,她走了十几年。 “琪姐,恭喜你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恭喜什么,还不是一样干活。”蒋琪笑了,笑声还是那么响亮,“你呢?听说你加入市作协了,还得奖了?” “小打小闹,不值一提。” “什么小打小闹?你那是正经事。写文章,当作家,比我们这些当官的有意义多了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蒋琪是在安慰他,但他还是高兴。蒋琪从小就是这样,说话直来直去,不拐弯抹角,但每一句都让人舒服。 蒋琪讲起了她的故事。 1985年,她考上县一中,成了村里第一个女高中生。那时候全村人都来祝贺,她父亲蒋有贵在院子里放了一掛鞭炮,笑得合不拢嘴。她母亲在旁边抹眼泪,说闺女有出息了。她站在院子里,看著那些来祝贺的乡亲,心里暗暗发誓:一定要考上大学,一定要走出大山,一定要让爸妈过好日子。 三年后,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,学的是行政管理。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出过大学生,她是第一个。全村人又来祝贺了,她父亲又放了一掛鞭炮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她母亲没有哭,只是拉著她的手,说:“琪儿,你出息了。”她点了点头,说:“妈,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 大学毕业后,她被分配到了镇上的政府,当了一名普通干部。那时候镇政府还在老街上,一栋三层的旧楼,外墙刷著灰漆,窗户是木头的,关不严实,冬天冷风呼呼地往里灌。她的办公室在一楼,跟另外两个人挤在一起,桌子挨著桌子,转个身都困难。她的工作是写材料、报报表、接待来访、处理文件。每天忙得脚不沾地,但她不觉得累,她觉得充实。她是从石桥村走出来的,什么苦没吃过?这点累算什么? 她在镇政府干了六年,从普通干部做到了办公室主任。六年里,她写了上千份材料,报了上万份报表,接待了无数的来访者,处理了堆积如山的文件。她几乎没有请过假,没有迟到过,没有早退过。她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,但她一直在那里,像一棵树,根扎得深深的,风吹不倒,雨打不垮。 2005年,她调到了县里,在县委办当了一名科长。县委办在县城中心,一栋六层的大楼,外墙贴著白色的瓷砖,看起来很气派。她的办公室在四楼,一个人一间,有空调,有电脑,有沙发。她坐在办公室里,看著窗外的县城,心里很平静。她想起二十年前,在石桥村,她站在院子里,看著那掛鞭炮噼里啪啦地响,心里暗暗发誓:一定要考上大学,一定要走出大山。她做到了。她考上了大学,走出了大山,来到了县城。但她知道,这不是终点,这只是另一个起点。 2010年,她被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。消息传回石桥村的时候,全村人都震惊了。蒋有贵在院子里放了一掛鞭炮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她母亲没有哭,只是拉著她的手,说:“琪儿,你辛苦了。”她摇了摇头,说:“妈,不辛苦。” “景熙,”蒋琪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吗,我最骄傲的不是当上副主任。” “是什么?” “是我女儿。她考上医科大学了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蒋琪的女儿?他记得蒋琪结婚晚,三十多岁才生的小孩。那时候他还在海南割胶,听说她生了个女儿,还托李觉隨了份子钱。转眼间,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,考上了大学,还是医科大学。 “琪姐,恭喜你。女儿有出息了。” 蒋琪笑了,笑声里满是骄傲。“她从小就想当医生。问她为什么,她说,想给人治病,想让人不疼。我说,当医生很苦的,要读很多年书。她说,不怕。她真的不怕。从小学到高中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高考的时候,考了全县第三名,报了省城的医科大学。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,她哭了,我也哭了。” 周景熙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想过当医生。那时候母亲手上的裂口总是好不了,冬天疼得连筷子都握不住。他想,要是他是医生,就能给母亲治病,就能让她不疼。后来他没当成医生,连大学都没考上。但蒋琪的女儿考上了,替他实现了那个他没实现的梦。 “琪姐,你女儿叫什么名字?” “蒋思源。思源的思,源头的源。” “思源。饮水思源。好名字。” “她爷爷起的。说不能忘了本,不能忘了石桥村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想起石桥村,想起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想起那些在溪边抓螃蟹的日子,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日子。那些日子,都过去了,回不来了。但他还记得,蒋琪也记得,蒋思源也会记得。因为她们的根在那里,在石桥村,在那片红土地上。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蒋琪坐在柚子树下看书,他在旁边看著。她看得很认真,眉头微皱,嘴唇微动,像是在默读。他问她看什么,她说英语。他说英语难不难,她说难。他说难你还看,她说正因为难才要看。那时候他不懂,现在他懂了。难才要看,难才要做,难才要坚持。蒋琪坚持了,从石桥村到县城,从镇政府到县委办,从普通干部到副主任。她女儿也坚持了,从小学到高中,从高中到医科大学。她们都在坚持,都在努力,都在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1年春,dg。今天琪姐打电话来,说她调进县城了,当了县委办副主任。她女儿考上医科大学了,叫蒋思源。饮水思源。琪姐说,不能忘了本,不能忘了石桥村。她没忘,我也没忘。那些日子,那些在溪边抓螃蟹的日子,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日子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琪姐,谢谢你。谢谢你让我知道,只要坚持,就能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蒋琪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蒋琪了。不知道她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想回去看看她,跟她喝杯茶,听听她讲那些当干部的事。但他回不去,工厂的活忙,请假难,路费也贵。他只能在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,在本子上写写她的名字。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蒋琪坐在柚子树下,手里拿著一本书,正在看。他走过去,问她看什么。她说英语。他说英语难不难,她说难。他说难你还看,她说正因为难才要看。他笑了,她也笑了。 第五十五章 周起琼的婚姻 201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,周景熙接到了周起琼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周起琼的消息了。上一次听说她,还是几年前李觉在电话里提起的,说她嫁了个医生,在县医院上班,日子过得挺好。那时候周景熙正在dg的车间里开机器,听到这个消息,心里替她高兴。周起琼从小就要强,初中毕业考上卫校,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大山学技术的女孩。她说过,她要当护士,要给人治病,要让自己活得有价值。她做到了。她当了护士,嫁了医生,有了家,有了孩子。她什么都有了。但今天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对,很疲惫,像是刚哭过。 “景熙,我离婚了。”她说。 周景熙握著手机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起小时候,周起琼坐在门槛上看《人体解剖学》,他在旁边看著,心里觉得她很勇敢。她不怕那些骨架图,不怕那些血管神经,她只怕一件事——后悔。她说过,后悔比失败可怕。失败了还能从头再来,后悔了就没有机会了。现在她离婚了,她后悔吗?他不知道。 “起琼姐,你还好吗?”他问。 “还好。”周起琼在电话那头笑了笑,笑声很轻,像风吹过树叶,“离了就离了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又不是活不下去。” 周起琼讲起了她的故事。 1995年,她从卫校毕业,分配到镇上的卫生院当护士。那时候卫生院很破,只有几间平房,设备也简陋,连个像样的手术室都没有。她每天给病人打针、输液、换药、量体温,从早忙到晚,脚不沾地。但她不觉得累,她觉得充实。她是从石桥村走出来的,什么苦没吃过?这点累算什么? 她在卫生院干了三年,攒了一些钱,考取了护士执业资格证,调到县医院。县医院比卫生院大多了,有好几栋楼,设备也先进。她被分到了內科,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病人——有肺炎的,有心臟病的,有糖尿病的,有癌症的。她给他们打针、输液、换药、量体温,还陪他们聊天,安慰他们,让他们不那么害怕。病人喜欢她,说她態度好,技术也好。领导也喜欢她,说她肯干,从不偷懒。 2000年,她认识了她的前夫。他姓张,是县医院的外科医生,比她大五岁,长得斯斯文文的,戴一副金丝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的。他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,手术做得好,人也长得帅,很多护士都喜欢他。但他偏偏看上了周起琼。他说她不一样,她不像別的护士那样只会巴结医生,她干活认真,对病人好,不爭不抢,不卑不亢。他追了她半年,她答应了。她觉得他是好人,觉得他会对她好,觉得他们会一直走下去。 2001年,他们结婚了。婚礼在县城最好的酒店举行,摆了三十桌,请了全院的人。她穿著白色的婚纱,他穿著黑色的西装,两个人站在一起,像电影里的男女主角。她父母从石桥村赶来,坐在主桌上,笑得合不拢嘴。她母亲拉著她的手,说:“琼儿,你嫁了好人家。”她点了点头,说:“妈,我会幸福的。” 但幸福没有她想像的那么长。 婚后第一年,还好。他每天下班回来,会帮她做饭、洗碗、拖地。周末带她去看电影、逛公园、吃好吃的。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第二年,他升了科室主任,工作忙了,应酬多了,回家越来越晚。她理解他,知道他忙,知道他累。她一个人做饭、洗碗、拖地,一个人带孩子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她不抱怨,她觉得这是她应该做的。第三年,他开始变了。不再帮她做饭、洗碗、拖地,不再带她去看电影、逛公园、吃好吃的。他回家越来越晚,有时候甚至不回来。她问他去哪了,他说加班。她信了。第四年,她发现他出轨了。对方是医院新来的一个护士,二十出头,年轻漂亮。她看见他们一起从酒店出来,他的手搭在那个女孩的腰上。她站在那里,看著他们,心里像有什么东西碎了。她没有哭,没有闹,没有上去打那个女孩。她只是转身走了。 回到家,她坐在沙发上,很久没有动。她想起他们结婚那天,他说的话——“我会对你好,一辈子。”一辈子,才四年。她笑了,笑著笑著就哭了。 她没有跟他吵,也没有跟他闹。她只是把离婚协议放在他面前,说:“签字吧。”他看著那份协议,沉默了很久。他说:“起琼,对不起。”她说:“不用对不起。签字吧。”他签了。 离婚后,她辞了医院的工作。不是因为她不想干了,是因为她不想再见到他,不想再见到那个女孩,不想再听到那些閒言碎语。她把孩子留给了父母,一个人去了县城。她租了一间小房子,在城郊,一个月三百块。房子很旧,墙皮都掉了,窗户关不严实,冬天冷风呼呼地往里灌。但她不在乎。她只想一个人待著,安安静静地待著。 她在县城待了几个月,每天除了吃饭睡觉,就是发呆。她不想见人,不想说话,不想做任何事。她觉得自己像个废物,什么都做不好。当护士当不好,当老婆当不好,当妈妈也当不好。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,不知道自己活著还有什么意义。 后来,她遇到了一个人。他姓刘,叫刘建国,是她初中同学。他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,卖快餐和盒饭。他离婚好几年了,一个人带著孩子,又当爹又当妈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在街上碰到她,看她瘦了很多,问她怎么了。她说没事。他说你肯定有事,走,去我店里坐坐,我请你吃饭。她去了。他给她炒了几个菜,燉了一锅汤,陪她喝了两杯酒。她喝著喝著就哭了。他没有劝她,让她哭。哭完了,她说:“建国,我想开个农家乐。”他愣了一下,说:“你想好了?”她说:“想好了。” 她考察了几个月,选了一个地方——在县城边上,靠山,靠水,风景好。她找银行贷款,找朋友借钱,把农家乐开了起来。刚开始生意不好,一天只有几桌客人。她不急,慢慢来。她亲自下厨,亲自招呼客人,亲自打扫卫生。她做的菜是地道的农家菜,食材新鲜,味道好,价格也不贵。慢慢地,有了回头客,有了口碑,生意好了起来。一年后,她还清了贷款,还清了借款。两年后,她扩大了店面,请了几个工人。三年后,她的农家乐成了县里最火的餐馆之一,每天客人爆满,要提前预约才有位置。 “景熙,”周起琼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吗,我现在过得比以前好。以前在医院上班,每天看別人的脸色,听別人的使唤,累死累活一个月挣几千块。现在我自己当老板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想几点起就几点起。挣的钱比医院多好几倍。” “起琼姐,你真厉害。” “什么厉害不厉害,就是不想认输。”她笑了,笑声很响亮,“离了婚怎么了?辞了职怎么了?活不下去了?我偏要活得好好的,让他看看,我周起琼没有他,照样过得好好的。” 周景熙想起小时候,周起琼坐在门槛上看《人体解剖学》,他在旁边看著。她说,她不怕那些骨架图,不怕那些血管神经,她只怕一件事——后悔。她说,后悔比失败可怕。失败了还能从头再来,后悔了就没有机会了。她没有后悔。离婚了,从头再来。辞职了,从头再来。她开了农家乐,生意红火,日子越过越好。她没有让自己后悔。 “起琼姐,你孩子呢?跟你还是跟他?” “跟我。他不要,我要。孩子是我的命,我不能给他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,但很快稳住了,“孩子现在上初中了,成绩不错。他说,妈,等我长大了,挣钱养你。我说,不用你养,妈自己能挣钱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想起志远。志远也上初中了,成绩不错。每次打电话,志远都会说:“爸,你什么时候回来?我想你了。”他说:“快了,过年就回去。”志远说:“好,我等你。”他等著,志远也等著。他们都在等,等过年,等团圆,等那些他们盼了很久的日子。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周起琼坐在门槛上看书的样子。她扎著马尾辫,穿著碎花衬衫,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。她看得很认真,眉头微皱,嘴唇微动,像是在默读。他问她看什么,她说《人体解剖学》。他说你不怕吗?她说怕什么?他说那些骨架图。她笑了,说骨架图有什么好怕的,又不会咬人。他看著她,觉得她很勇敢。现在他觉得她更勇敢了。离婚、辞职、开农家乐,每一步都不容易,每一步都需要勇气。她走过来了,没有倒下,没有认输,没有让自己后悔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1年春,dg。今天起琼姐打电话来,说她离婚了,辞了医院的工作,在县城开了农家乐。生意很好,日子过得比以前好。她说,离了婚怎么了?辞了职怎么了?活不下去了?我偏要活得好好的。她说得对。离婚不可怕,辞职不可怕,可怕的是认输,是后悔。她没有认输,没有后悔。她从头再来,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。起琼姐,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。小时候你就不怕骨架图,现在你也不怕生活。你什么都不怕。你是好样的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周起琼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周起琼了。不知道她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想回去看看她,去她的农家乐吃顿饭,听她讲讲那些当老板的事。但他回不去,工厂的活忙,请假难,路费也贵。他只能在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,在本子上写写她的名字。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周起琼的农家乐门口。农家乐很大,有好几间包间,院子里种著花,养著鱼,还有一个凉亭。周起琼站在门口,穿著一件红色的棉袄,笑得很开心。她朝他招手,说:“景熙,进来坐。”他走进去,她给他倒了一杯茶。茶很香,很好喝。他说:“起琼姐,你瘦了。”她说:“忙的。生意好,忙不过来。”他说:“注意身体。”她说:“没事,我身体好著呢。”她笑了,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 第五十六章 蒋刚立的屠户人生 201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,周景熙接到了蒋刚立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蒋刚立的消息了。上一次听说他,还是几年前李觉在电话里提起的,说他在镇上杀猪卖肉,生意不错,日子过得挺好。蒋刚立从小就要强,他爹是村里的民兵连长,从小教他打拳、跑步。他一直想当兵,但体检没过,说是眼睛不行。后来他没当成兵,学了杀猪的手艺,在镇上开了个肉铺。他杀猪快,一刀下去,猪就不动了。他卖肉也实在,从不缺斤少两,从不以次充好。镇上的人信他,都来他这里买肉。他的肉铺从一间小门面,扩大到了三间,还请了两个帮工。他成了镇上最大的肉贩子。 “景熙,我儿子大学毕业了。”蒋刚立在电话那头说,声音很平静,但听得出高兴,“在城里开了个餐饮店,专门做杀猪菜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杀猪菜?他想起小时候,村里过年杀猪,每家每户都会分到一块肉。大人们在院子里支起大锅,烧开水,烫猪毛,开膛破肚。孩子们围在旁边,等著吃猪血肠、猪肝、猪心。那味道,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蒋刚立的儿子在城里开餐饮店,专门做杀猪菜。这是把石桥村的味道,带到了城里。 “刚立哥,恭喜你。儿子有出息了。” 蒋刚立笑了,笑声很响亮,像小时候在村里打拳时喊的號子。“什么出息不出息,就是会做菜。他从小跟著我杀猪,看我怎么切肉,怎么煮肉,怎么调汤。他说,爸,你做的杀猪菜比城里的大饭店还好吃。我说,那你也开个饭店,把咱石桥村的味道传出去。他真的开了。” 蒋刚立讲起了他的故事。 1987年,他高中毕业,没考上大学。他爹说,去当兵吧。他去了,体检没过。他爹说,那你学门手艺吧。他想了想,说,我学杀猪。他爹愣了一下,说,杀猪?他说,杀猪。他爹没有反对,把他送到镇上一位老屠户那里学手艺。老屠户姓陈,六十多岁,杀了一辈子猪。他手艺好,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找他杀猪。陈师傅看他肯学,不嫌脏,不嫌累,就收了他。他跟著陈师傅学了三年,从打下手到独立操作,从杀一头猪到杀十几头猪。他杀猪快,准,狠。一刀下去,猪就不动了。陈师傅说,你是块杀猪的料。 1990年,他在镇上开了自己的肉铺。那时候镇上已经有几家肉铺了,生意不好做。他不怕,他相信自己。他每天凌晨三点起来,去屠宰场选猪,挑最好的,最新鲜的。他杀完猪,把肉分类,排骨、五花、里脊、猪蹄、猪肝、猪心、猪血,摆得整整齐齐的。他卖肉从不缺斤少两,从不以次充好。他还会教顾客怎么做菜,什么肉適合红烧,什么肉適合燉汤,什么肉適合爆炒。顾客信他,都来他这里买肉。他的生意越来越好,从一天卖一头猪,到一天卖三头猪,到一天卖五头猪。他的肉铺从一间小门面,扩大到了三间,还请了两个帮工。他成了镇上最大的肉贩子。 “景熙,”蒋刚立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做成吗?” “因为你实在。” “实在是一方面。还有一方面,是我儿子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 (请记住 追书神器 101 看书网,????????????.??????超方便 网站,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) “我儿子从小就跟別的孩子不一样。他不爱玩,不爱闹,就爱看我杀猪。他站在旁边,看我怎么切肉,怎么煮肉,怎么调汤。他问我,爸,你为什么要把肉切成这样?我说,这样切,肉嫩。他问我,爸,你为什么要把汤调成这样?我说,这样调,汤鲜。他问我,爸,你为什么能把杀猪菜做得这么好吃?我说,因为我是石桥村的人,石桥村的人做的杀猪菜,最好吃。他记住了。他考上大学,学了餐饮管理。毕业了,他不去大饭店应聘,非要自己开店。他说,他要做杀猪菜,做石桥村的杀猪菜,做我教他的杀猪菜。” 蒋刚立的声音有些哽咽,但很快稳住了。“他开店的钱,是我出的。我把这几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,不够,又借了一些。他不要,说不想花我的钱。我说,你是我的儿子,我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?他哭了,我也哭了。” 周景熙想起小时候,蒋刚立在村里打拳的样子。他光著膀子,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,像个小牛犊。他爹站在旁边,喊著號子,他一下一下地打著,拳拳带风。那时候他们都觉得,蒋刚立以后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后来他没当成兵,没当成英雄,成了一个杀猪的。但他没有怨言,没有后悔。他杀猪,卖肉,挣钱,养家,供儿子读书。他把儿子供到了大学毕业,帮儿子开了餐饮店。他没有了不起,但他做了了不起的事。 “刚立哥,你儿子开的店叫什么名字?” “叫『石桥村』。招牌上写著三个字,『石桥村』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,『杀猪菜』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好名字。一听就知道是咱石桥村的人开的。” “是啊。他说,要让城里人尝尝咱石桥村的味道。他说,爸,你等著,我会把『石桥村』开遍全城。我说,好,我等著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蒋刚立在村里打拳的样子。那时候他们都觉得,蒋刚立以后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后来他没当成兵,没当成英雄,成了一个杀猪的。但他没有怨言,没有后悔。他杀猪,卖肉,挣钱,养家,供儿子读书。他把儿子供到了大学毕业,帮儿子开了餐饮店。他没有了不起,但他做了了不起的事。他用自己的方式,活成了一个父亲该有的样子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1年夏,dg。今天刚立哥打电话来,说他儿子大学毕业了,在城里开了个餐饮店,叫『石桥村』,做杀猪菜。他说,要让城里人尝尝咱石桥村的味道。刚立哥,你是好样的。你没有当成兵,没有当成英雄,但你是个好父亲。你杀猪,卖肉,挣钱,养家,供儿子读书。你把儿子供到了大学毕业,帮他开了店。你做了了不起的事。刚立哥,你是我的榜样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蒋刚立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蒋刚立了。不知道他胖了还是瘦了,手上的茧子是不是更厚了,脸上的皱纹是不是更多了。他想回去看看他,去他的肉铺买两斤肉,去他儿子的店里吃一碗杀猪菜。但他回不去,工厂的活忙,请假难,路费也贵。他只能在电话里听听他的声音,在本子上写写他的名字。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蒋刚立儿子的餐饮店门口。店面不大,但很乾净,门口掛著一块木匾,上面写著“石桥村”三个字,笔锋遒劲,一看就是练过书法的人写的。他推门进去,店里坐满了人,都在吃杀猪菜。他找了个位置坐下来,一个年轻人走过来,递给他菜单。他看了一眼那个年轻人,眉眼间有蒋刚立的影子,尤其是那双眼睛,又大又亮,像两颗黑葡萄。“你是刚立哥的儿子?”他问。年轻人愣了一下,说:“你认识我爸?”他说:“我是你爸的兄弟,一个村的。”年轻人笑了,说:“叔,你想吃什么?我请客。”他说:“杀猪菜。”年轻人说:“好嘞,马上来。” 不一会儿,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端上来了。他夹了一块肉,放进嘴里。肉很嫩,很香,汤很鲜,很好喝。他想起小时候,村里过年杀猪,大人们在院子里支起大锅,烧开水,烫猪毛,开膛破肚。孩子们围在旁边,等著吃猪血肠、猪肝、猪心。那味道,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现在,他在城里,在蒋刚立儿子的店里,又吃到了那个味道。那是石桥村的味道,是家乡的味道,是童年的味道。他吃著吃著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 第五十七章 周海的搅浆机 201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接到了周海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周海的消息了。上一次见面还是1997年他结婚的时候,周海来喝了喜酒,送了一台电视机,说是从广东带回来的,二十一寸,彩色的。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几台彩电,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,每天晚上都开著,看新闻,看电视剧,看到睡著了也不关。后来他去海南了,去dg了,和周海断了联繫。只是偶尔听李觉提起,说周海在村里搞运输,买了一辆二手货车,拉沙子、拉水泥、拉砖头,生意不错。再后来,听说他买了一个搅浆机,当起了小包工头,专门给村里人盖房子。 “景熙,我买搅浆机了。”周海在电话那头说,声音很大,很兴奋,“不是那种小型的,是大型的,一天能搅几十方混凝土。方圆几十里,就我这一台。谁家盖房子,都得来找我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海哥,你发大財了。” “发什么大財,就是混口饭吃。”周海也笑了,笑声很响亮,“景熙,你还记得吗?你在zs市找不到工作,是我收留你的。那时候你睡我上铺,每天吃我的馒头。你那时候瘦得跟竹竿似的,一阵风就能吹倒。现在好了,你是作家了,在市作协了。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电视上?” “县电视台。新闻里播的,说有个打工的写文章得了奖,加入了市作协。我一看,咦,这不是景熙吗?我跟我老婆说,这个人我认识,他睡过我上铺,吃过我的馒头。我老婆不信,说你就吹吧。我说真的,他叫周景熙,咱石桥村的。我老婆还是不信。你什么时候回来?回来了去我家吃顿饭,让我老婆看看,我没吹牛。” 周景熙的眼眶有些热。他想起1998年,在zs市,他找不到工作,身上没钱,每天吃一顿饭,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是周海收留了他,让他睡上铺,给他馒头吃,帮他介绍工作。那时候周海在玩具厂做包装工,一个月一百二十块,自己都不够花,还要省出一半来给他。他那时候想,等以后有钱了,一定要报答周海。后来他去了sh,去了hz,去了zs,去了海南,去了dg。他走了很多地方,吃了很多苦,但一直没有机会报答周海。不是不想,是没能力。他挣的钱,刚够养家餬口。他没有多余的钱去报答別人,连给志远买玩具都要掂量掂量。 “海哥,谢谢你。”他说。 “谢什么?咱们是一个村的。”周海在电话那头顿了顿,“景熙,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搅浆机吗?” “不知道。” “因为我不想再开货车了。”周海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,“开货车太苦了。没日没夜地跑,有时候一跑就是几天几夜,连个觉都睡不好。吃饭也没个准点,饿了就啃馒头,渴了就喝矿泉水。胃都搞坏了。有一年冬天,我去外省拉货,路上遇到大雪,堵了两天两夜。车上没吃的,没喝的,我差点冻死在路上。从那以后,我就不想再开货车了。我想换个活法。” 周海讲起了他的故事。 1998年,他在zs市玩具厂干了两年,攒了一点钱,回了石桥村。他不想到处跑了,想在家里找点事做。他买了一辆二手货车,跑运输。那时候村里搞建设,需要拉沙子、拉水泥、拉砖头。他的货车不大,一次能拉两三吨。他每天起早贪黑,一趟一趟地跑,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块。他攒了几年钱,把货车换成了新的,又买了一辆。他请了一个司机,帮他开一辆,自己开一辆。生意越做越大,不光在村里跑,还跑到镇上、县城、市里。 2005年,村里开始盖新房子。一家接一家地盖,从村头盖到村尾,从村尾盖到村头。周峰盖了,李觉盖了,蒋有贵也盖了。盖房子需要混凝土,混凝土需要搅浆机。村里没有搅浆机,要到镇上去租,一天几百块,还要自己拉回来、送回去,麻烦得很。周海看到了商机,把两辆货车卖了,买了一台大型搅浆机。搅浆机很贵,花了十几万,把他的积蓄都花光了,还借了一些。他老婆说,你疯了?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搅浆机,万一没人用怎么办?他说,不会的。你看村里人都在盖房子,都用得著。他老婆不信,跟他吵了一架。吵完了,还是支持他。 搅浆机买回来的那天,全村人都来看。搅浆机很大,有一个大圆筒,下面有几个轮子,可以拖著走。周海站在搅浆机旁边,给大家演示。他把沙子、水泥、石子倒进圆筒里,加上水,按下开关。圆筒开始转动,轰隆隆地响,像打雷一样。过了一会儿,他关了开关,打开圆筒下面的阀门,混凝土哗啦啦地流出来,流了一地。村里人看著那些混凝土,眼睛都亮了。 “海哥,你这搅浆机真厉害!”有人说。 “那是。方圆几十里,就我这一台。”周海得意地笑了。 从那以后,谁家盖房子都来找他。他拖著搅浆机,一家一家地跑,一天能搅几十方混凝土,一方混凝土挣几十块,一天能挣上千块。他请了两个帮工,帮他装料、卸料、拖机器。他不用再自己动手了,只要坐在旁边看著就行。他老婆也不再跟他吵架了,每天帮他算帐、收钱、管钱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,买了新房子,买了小汽车,还供儿子上了大学。 “景熙,”周海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?” “不知道。” “我想把搅浆机卖了,回村里种地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种地?你不是过得挺好的吗?干嘛要种地?” “好什么好。成天跟水泥沙子打交道,嗓子都坏了。每天吸那些灰尘,肺也受不了。我老婆说我老咳嗽,让我去医院检查,我不敢去。我怕查出什么问题来。”周海嘆了口气,“景熙,你说,人这一辈子,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?年轻的时候想往外跑,现在老了,想回村里种地。早知如此,当初就不出来了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想起自己,从石桥村到gz,到sh,到hz,到zs,到海南,到dg。他走了一大圈,最后还是想回石桥村。不是因为外面不好,是因为外面不是家。家在哪里?家在石桥村,在那棵大樟树下,在那条小溪边,在那间老屋里。他走了多远,家就在多远。他走了一辈子,也走不出那个村子。 “海哥,”他说,“你想回就回吧。种地也好,比在外面吸灰尘强。” “我也这么想。但儿子还在读书,还要花钱。我不能不挣。”周海苦笑了一下,“等儿子毕业了,我就不干了。回家种地,养鸡,钓鱼。过几天安生日子。” 本书首发 101 看书网解无聊,?0???????.??????超方便 ,提供给你无错章节,无乱序章节的阅读体验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1998年,在zs市,周海收留他的那个夜晚。那时候他们住在出租屋里,房间很小,只有几平方米,放著两张上下铺。周海睡下铺,他睡上铺。周海把自己的被子给了他,自己盖一件军大衣。他问他冷不冷,他说不冷。他知道他冷,但他没有说破。他把被子拉过去一点,盖在周海身上。周海推回来,说,你盖,你瘦,怕冷。他没有再推,把被子裹紧,闭上眼睛。那一夜,他睡得很踏实,因为有人在他下面,撑著他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1年秋,dg。今天海哥打电话来,说他买了搅浆机,当起了小包工头。村里人盖房子都找他,生意很好,日子过得红火。但他不想干了,想回村里种地。他说,年轻的时候想往外跑,现在老了,想回去了。我也是。我也想回去,回石桥村,种地,养鸡,钓鱼。但回不去。志远还在读书,还要花钱。我还要挣钱,还要养家。海哥,谢谢你当年收留我。谢谢你给我被子盖,给我馒头吃。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。我想回去,回去看看你,看看你的搅浆机,看看你的新房子。等我回去了,咱们好好喝一顿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周海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周海了。不知道他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记得周海年轻时的样子,瘦高个,眼睛滴溜溜地转,一看就是个机灵鬼。他穿著一件花衬衫,一条牛仔裤,脚上是一双鋥亮的皮鞋。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跟村里人聊天,眉飞色舞的,像在讲天方夜谭。现在他也老了,不想跑了,想回去了。人这一辈子,是不是都这样?年轻的时候拼命往外跑,老了拼命往回跑。跑了一圈,又回到了原点。 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紧锁的眉头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回到了zs市,回到了那间出租屋。房间很小,只有几平方米,放著两张上下铺。周海睡在下铺,他睡在上铺。周海把自己的被子递给他,说,你盖,你瘦,怕冷。他接过被子,盖在身上。被子很薄,但很暖和。他问周海,你冷不冷?周海说不冷。他知道他冷,但他没有说破。他把被子拉过去一点,盖在周海身上。周海推回来,说,你盖。他没有再推,把被子裹紧,闭上眼睛。那一夜,他睡得很踏实,因为有人在他下面,撑著他。 第五十八章 周灵敏嫁香港 201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,周景熙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 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带著几分港腔,又夹杂著石桥村的口音,听起来有些奇特。“景熙,我是灵敏。周灵敏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周灵敏?他已经快二十年没见过她了。上一次见面还是1997年他结婚的时候,她来喝了喜酒,送了一床蚕丝被,说是从城里买的,很贵,让小燕冬天盖。那时候她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,一个月挣几十块钱,穿著白衬衫,扎著马尾辫,清清爽爽的。后来她辞了职,在城里开了个服装店,生意不错。再后来,听李觉说她嫁人了,嫁了个香港人,去了香港。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 “灵敏姐,你在香港?”周景熙问。 “是啊。来香港十几年了。”周灵敏在电话那头笑了,笑声很轻,像风吹过风铃,“景熙,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文章了。写石桥村的,写那些小时候的事。我看了,哭了。我想起咱们小时候,一起在大樟树下玩,一起去溪边抓螃蟹。那时候多好啊,什么都不用想,什么都不用愁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想起周灵敏小时候的样子。她扎著两条辫子,穿著碎花裙子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蝴蝶。她很爱笑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,甜甜的,很好看。村里人都说,灵敏这丫头,长大了肯定是个美人坯子。后来她长大了,果然很漂亮。她去城里开了服装店,生意很好。再后来,她嫁了香港人,去了香港。村里人都说,灵敏命好,嫁了个有钱人,过上了好日子。 “景熙,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嫁到香港吗?”周灵敏问。 “不知道。” “因为我想过好日子。”她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,“我不是说石桥村不好。石桥村很好,山好,水好,人也很好。但我不想一辈子待在那里。我想出去看看,想去大城市,想去香港,想去更远的地方。我不想像我娘那样,一辈子在灶台前转,一辈子没出过远门,一辈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” 周灵敏讲起了她的故事。 1993年,她从供销社辞了职,在县城开了一家服装店。店面不大,只有二十多平方米,在一条小巷子里,位置不太好,生意也一般。但她不怕,她相信自己。她每天早上六点开门,晚上十点关门,从早站到晚,脚肿了也不休息。她自己去广州进货,扛著大包小包,挤火车,坐汽车,一天跑好几个批发市场。她选的衣服款式新,质量好,价格也不贵。慢慢地,有了回头客,有了口碑,生意好了起来。一年后,她换了一个大一点的店面,在县城中心,位置好,人流量大。她又请了两个帮工,自己当起了老板。 1995年,她遇到了一个香港人。他姓黄,叫黄志强,是做服装贸易的,经常来大陆进货。他比她大十几岁,个子不高,胖胖的,戴一副金丝眼镜,看起来很斯文。他来她的店里买衣服,看中了她的眼光,说想跟她合作,让她帮他选货。她答应了。她帮他选了一批货,他运到香港,卖得很好。他又来找她,又选了一批,又卖得很好。他们合作了一年多,他从香港来看她,带了很多礼物,还请她吃饭。她对他印象不错,觉得他诚实、可靠、有礼貌。他对她说,我喜欢你,你愿意跟我去香港吗?她犹豫了。香港,很远,她去了那边,举目无亲,语言不通,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適应,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。她想了很多天,最后决定去。不是因为他是香港人,是因为她喜欢他。她喜欢他的诚实,喜欢他的可靠,喜欢他的有礼貌。她觉得,跟这样的人在一起,她不会后悔。 101看书 看书就上 101 看书网,精彩尽在????????????.??????全手打无错站 1996年,她关了店,跟他去了香港。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,去香港需要很多手续,很麻烦。他帮她办好了所有手续,让她顺利到了香港。到了香港,她才发现,香港跟她想像的完全不一样。不是电影里的那个香港——灯红酒绿,繁华似锦。她住的地方在新界,是一个老旧的居民区,房子很小,只有几十平方米,还不如她在石桥村的老屋大。他也不是她想像中的大老板,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商人,收入一般,还要养家餬口。她有些失望,但既来之则安之。她没有抱怨,也没有后悔。她开始学粤语,学英文,学香港的生活习惯。她每天给他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。她还去社区中心学做手工,学做糕点,学插花。她交了一些朋友,有內地的,有香港的,也有外国的。她的粤语越来越流利,英文也越来越好。她慢慢融入了这座城市。 1997年,香港回归了。她和他在电视前看回归仪式,看国旗升起,看区旗升起。他哭了,她也哭了。他说,我是中国人了。她说,你一直都是。 2000年,她生了一个女儿,取名叫黄思乡。思乡,思念家乡。她说,等她长大了,要带她回石桥村,看看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让她知道,她的根在那里,在石桥村,在那片红土地上。 “景熙,”周灵敏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吗,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虽然不像村里人想的那么有钱,但也不缺钱花。老公对我好,女儿也听话。我每年都回石桥村,看看我娘,看看那些老邻居。我娘老了,走不动了,我给她买了一辆轮椅,推著她去村口晒太阳。她坐在轮椅上,看著那棵大樟树,说,灵敏,你还记得吗?你小时候经常在这棵树下玩。我说,记得。一辈子都记得。” 周景熙的鼻子酸了。他想起自己的母亲。母亲也老了,走不动了,也坐在轮椅上了。他不知道母亲还能活多久,不知道还能陪她多久。他想回去,回去看看她,推著她去村口晒太阳,听她讲那些他小时候的事。但他回不去。工厂的活忙,请假难,路费也贵。他每次只能在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,说一句“妈,我很好,你別担心”。母亲说,“好,好,你好好工作,別惦记我”。他知道她想他,但她不说。她怕他担心,怕他分心,怕他影响工作。她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。 “灵敏姐,”他说,“你女儿多大了?” “十一岁了,上小学五年级。她学习成绩很好,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。她还会说石桥村的话,是我教她的。我跟她说,你是石桥村的人,不能忘了石桥村的话。她记住了,说得很好,比我说的都好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那你什么时候带她回来?让她看看石桥村。” “明年暑假吧。她放暑假了,我就带她回去。景熙,你也回去吧。咱们聚一聚,好久没见了。” “好。我也想回去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周灵敏扎著辫子,穿著碎花裙子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蝴蝶。她很爱笑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,甜甜的,很好看。现在她去了香港,嫁了人,生了女儿,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。她没有后悔,没有抱怨,没有忘记石桥村。她每年都回来,看看娘,看看老邻居,看看那棵大樟树。她还教女儿说石桥村的话,让她知道自己的根在那里。她没有忘本,没有忘根,没有忘记自己是谁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1年冬,dg。今天灵敏姐打电话来。她说她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了,哭了。她说想小时候,想咱们一起在大樟树下玩的日子。她说她每年都回石桥村,看看她娘,看看那些老邻居。她女儿叫黄思乡,思念家乡。她说,等女儿长大了,要带她回石桥村,看看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让她知道,她的根在那里。灵敏姐,你是好样的。你没有忘本,没有忘根,没有忘记自己是谁。你是石桥村走出去的女儿,石桥村以你为荣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周灵敏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周灵敏了。不知道她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记得她年轻时的样子,扎著辫子,穿著碎花裙子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蝴蝶。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,甜甜的,很好看。现在她应该也老了,但在他心里,她永远都是那个样子,永远都是那只在田埂上飞来飞去的蝴蝶。 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周灵敏扎著辫子,穿著碎花裙子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蝴蝶。他喊她,灵敏姐。她回过头,笑了,露出两个酒窝。她说,景熙,快来,溪里有好多螃蟹。他跑过去,跟她一起在溪边抓螃蟹。溪水很清,很凉,螃蟹躲在石头下面,翻开来,它们就跑。他们追著螃蟹,在溪水里跑来跑去,溅了一身水。他们笑著,闹著,像小时候一样。 第五十九章 蒋大壮回乡创业 2012年春天的一个清晨,周景熙接到了蒋大壮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蒋大壮的消息了。上一次听说他,还是几年前李觉在电话里提起的,说他在dg市学做麵包,手艺学成了,想回县城开店。那时候周景熙正在dg的车间里开机器,离蒋大壮不过几十公里,但两个人各忙各的,一直没能见上一面。后来他回了石桥村过年,听母亲说蒋大壮在县城开了麵包店,生意不错,还买了房。他当时想抽空去看看,但过年就那么几天,走亲访友都忙不过来,一耽搁又是好几年。 “景熙,我儿子接了我的店。”蒋大壮在电话那头说,声音很平静,但听得出高兴,“他在县城开了分店,生意比我的还好。他说要开到市里去,开到省城里去。我说你小子別贪心,一步一步来。他不听,说年轻就要拼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大壮哥,你儿子像你。你当年也是这么拼的。” 蒋大壮也笑了。“是啊。我当年学做麵包的时候,师傅说我是他带过的最肯学的徒弟。我跟他说,我家里穷,没读过什么书,再不学门手艺,一辈子就完了。师傅说,手艺不在多,在精。你把麵包做好了,走到哪里都饿不死。我信了。” 蒋大壮讲起了他的故事。 1994年,他跟著村里的人去了dg,进了一家麵包厂当学徒。麵包厂很大,有好几条生產线,每天生產成千上万个麵包。他的工作是打面——把麵粉、糖、鸡蛋、黄油倒进搅拌机里,加水,开机,搅成麵团。活不重,但很累。一袋麵粉五十斤,一天要扛几十袋。他的肩膀磨破了,腰也疼,但他不怕。他知道,这是学手艺必须经过的路。师傅姓林,四十多岁,广东人,做了二十多年麵包。他手艺好,做的麵包又软又香,远近闻名。林师傅看他肯学,不偷懒,就多教了他一些。教他怎么看麵团的发酵程度,怎么控制烤箱的温度,怎么做出不同的形状和口味。他学得很认真,把林师傅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。他还买了很多做麵包的书,一本一本地看,一页一页地学。他不懂英文,但那些书里有不少英文术语,他就拿著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,一句一句地翻译。学了三年,他把林师傅的手艺都学到了,还自己琢磨出了一些新花样。 1997年,他辞了麵包厂的工作,回到县城,开了一家麵包店。店面不大,只有二十多平方米,在一条小巷子里,位置不太好。但他不怕,他相信自己做的麵包好吃,会有人来买的。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,和面、发麵、整形、烘烤,一直忙到晚上十点。他做的麵包品种多,口味好,价格也不贵。慢慢地,有了回头客,有了口碑,生意好了起来。一年后,他换了一个大一点的店面,在县城中心,位置好,人流量大。他又请了两个帮工,自己当起了老板。他的麵包店叫“大壮麵包坊”,招牌上写著四个大字,下面还有一行小字:“纯手工製作,不添加任何防腐剂。”县城的人信他,都来他这里买麵包。他的生意越来越好,从一天做几十个麵包,到一天做几百个,到一天做上千个。他的麵包店从一间门面,扩大到了三间,还请了五个帮工。他成了县城里最大的麵包店老板。 “景熙,”蒋大壮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把麵包做好吗?” “因为你实在。” “实在是一方面。还有一方面,是我儿子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 “我儿子从小就跟別的孩子不一样。他不爱吃麵包,但他爱看做麵包。他站在旁边,看我怎么和面,怎么发酵,怎么整形,怎么烘烤。他问我,爸,你为什么要把面揉成这样?我说,这样揉,麵包才软。他问我,爸,你为什么要把温度调成这样?我说,这样调,麵包才香。他问我,爸,你为什么能把麵包做得这么好吃?我说,因为我用心了。做麵包跟做人一样,用心了,就好吃了。他记住了。他考上大学,学了食品工程。毕业了,他不去大公司应聘,非要回来跟我做麵包。他说,他要做比我还好的麵包。我说,好,我等著。” 蒋大壮的声音有些哽咽,但很快稳住了。“他真的做了。他在县城开了分店,用的配方是他自己研发的,跟我做的不一样。他说,爸,你做的麵包是传统口味,我做的麵包是现代口味。年轻人喜欢我的,老年人喜欢你的。咱们各做各的,不衝突。我尝了他做的麵包,確实好吃。又软又香,还不甜腻。我说,你小子行啊。他笑了,说,那是当然,我是你儿子嘛。” 周景熙想起小时候,蒋大壮憨憨的,不爱说话,但干起活来从不偷懒。村里人叫他帮忙,他二话不说就去了。他力气大,挑水、砍柴、搬石头,什么活都能干。他从来不计较,从来不抱怨。他是村里最老实的人,也是村里最肯乾的人。后来他去了东莞,学了做麵包,回了县城,开了店,买了房,成了老板。他没有靠別人,全靠自己。他用自己的双手,揉出了一个又一个麵包,也揉出了一个又一个日子。他的日子像他做的麵包一样,又软又香,越嚼越有味道。 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 101 看书网伴你读,101??????.?????超顺畅 】 “大壮哥,你儿子开的店叫什么名字?” “叫『大壮麵包坊·分店』。我说不要用我的名字,他用他自己的名字。他说,不用。大壮麵包坊,是咱家的招牌,不能换。我听了,心里热乎乎的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你儿子懂事。” “是啊。他比他爹强。”蒋大壮也笑了,“景熙,你什么时候回来?来县城,我请你吃麵包。吃我儿子做的,新口味,保你喜欢。” “好。等过年回去,一定去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蒋大壮憨憨的样子。他不爱说话,但干起活来从不偷懒。他力气大,挑水、砍柴、搬石头,什么活都能干。他从来不计较,从来不抱怨。他是村里最老实的人,也是村里最肯乾的人。现在他老了,头髮白了,脸上的皱纹多了,但他做的麵包还是那么好吃,他的手艺还是那么好。他把手艺传给了儿子,儿子把店开到了县城、市区、省城。他没有读过什么书,但他教会了儿子一句话——做麵包跟做人一样,用心了,就好吃了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2年春,dg。今天大壮哥打电话来,说他儿子开了分店,生意比他的还好。他说,他儿子用的配方是自己研发的,比他的还好吃。他说,做麵包跟做人一样,用心了,就好吃了。大壮哥,你是好样的。你没有读过什么书,但你教会了儿子做人的道理。你用自己的双手,揉出了一个又一个麵包,也揉出了一个又一个日子。你的日子像你做的麵包一样,又软又香,越嚼越有味道。大壮哥,你是我的榜样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蒋大壮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蒋大壮了。不知道他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记得蒋大壮年轻时的样子,憨憨的,不爱说话,但干起活来从不偷懒。他穿著一件旧t恤,一条军绿色的裤子,脚上是一双解放鞋。他站在灶台前,揉著麵团,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,像两块石头。他的脸上全是麵粉,白白的,像涂了一层粉。他笑起来,露出两排白牙,很憨,很可爱。那是他记忆中的蒋大壮,永远年轻,永远有力气,永远在揉麵团。 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蒋大壮的麵包店门口。店面很大,有三间门面,玻璃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麵包,有甜的,有咸的,有夹心的,有酥皮的。空气中瀰漫著麵包的香味,甜甜的,暖暖的,像母亲的怀抱。他推门进去,蒋大壮站在柜檯后面,穿著一件白色的围裙,戴著白色的帽子,笑呵呵的。他看见周景熙,说,景熙,你来了?快尝尝我儿子做的新口味。他递给他一个麵包,金黄色的,上面撒著芝麻。他接过来,咬了一口。麵包很软,很香,不甜腻,很好吃。他吃著吃著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不是因为麵包好吃,是因为他想起小时候,蒋大壮憨憨的样子。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,都还有大把的时光。现在他们都老了,头髮白了,脸上的皱纹多了。但他们的心还没老,还在跳,还在想,还在做梦。 第六十章 蒋婷的城中村 201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,周景熙接到了蒋婷的电话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蒋婷的消息了。上一次见面还是1997年他结婚的时候,蒋婷来喝了喜酒,送了一个电饭煲,说是自己在厂里用员工价买的,很便宜。那时候她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,做流水线工人,一个月挣一百多块。她穿著一件红色的t恤,一条牛仔裤,扎著马尾辫,看起来很精神。她笑著跟他说,景熙哥,恭喜你。他说,谢谢。她走了以后,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后来听李觉说,她嫁人了,嫁了个外省的,在dg结了婚,不回来了。再后来,听说她老公那边的土地被徵用了,赔了一大笔钱,她过上了好日子。 “景熙哥,我是蒋婷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陌生,带著一点广东口音,又夹杂著石桥村的尾音。 “蒋婷?你在哪里?”周景熙问。 “我在dg啊。一直在dg。”蒋婷笑了,“景熙哥,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文章了。写石桥村的,写咱们小时候的。我看了,哭了。我想起咱们一起在大樟树下玩,一起去溪边抓螃蟹。那时候多好啊,什么都不用想,什么都不用愁。” 周景熙的鼻子酸了。他想起蒋婷小时候的样子。她扎著两条小辫,穿著花布衫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小兔子。她很靦腆,不爱说话,別人问她什么,她就低著头,红著脸,很小声地回答。但她笑起来很好看,眼睛弯弯的,像月牙。村里人都说,蒋婷这丫头,长大了肯定是个贤惠的媳妇。后来她长大了,去了dg打工,在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。她每天站在流水线前,重复著同一个动作,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。她攒了钱,寄回家,给父母盖房子,给弟弟读书。她从来不抱怨,从来不叫苦。她是村里最能吃苦的姑娘,也是最懂事的姑娘。 “蒋婷,你过得好吗?”周景熙问。 “好啊。挺好的。”蒋婷的声音很轻鬆,“景熙哥,我跟你说,我现在不用上班了。老公养我。他那边拆迁了,补尝了好几套房子,光收租就够花了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拆迁?” “是啊。他老家是dg的,以前是一个村子,后来城市扩大了,把村子征了。赔了好几套房子,还有一笔钱。我们现在把房子租出去,每个月收租金,够吃够喝了。” 蒋婷讲起了她的故事。 1995年,她跟著村里的姐妹去了dg市,进了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。工厂很大,有好几千人,大部分是年轻的女工,从全国各地来的。她每天站在流水线前,把一个个小零件装到电路板上,重复著同一个动作,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。她的手很快,眼睛很尖,从来不出错。班长夸她,说她是流水线上最好的工人。她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她知道,她不是最好的,她只是最肯乾的。她不敢偷懒,不敢出错,因为她要挣钱,要寄回家,要给父母盖房子,要给弟弟读书。 1997年,她认识了一个男孩。他叫陈志军,是dg本地人,在隔壁的玩具厂打工,做管理人员。他们是在工业区里的一间糖水店认识的,他请她吃了一碗糖水,她请他吃了一碗炒粉。两个人聊了很久,聊老家,聊打工,聊未来。他说,他不想一辈子打工,想攒钱做点小生意。她说,她也想做点小生意,但不知道做什么。他说,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我支持你。她听了,心里热乎乎的。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。 1998年,他们结婚了。婚礼很隆重,在一家大餐馆里摆了十几桌,他们都请了好多厂里各自要好的工友。但是她没有穿婚纱,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,是他给她买的。他也没有穿西装,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,是她给他熨的。两个人站在餐馆的门口,拍了张照片。照片洗出来的时候,她看了很久。他搂著她的腰,她靠在他的肩膀上,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那是她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。 (请记住????????????.??????网站,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) 2000年,她生了一个儿子。儿子很健康,很可爱,眼睛像她,鼻子像他。她给他取名叫陈思源。思源,饮水思源。她说,不能忘了本,不能忘了石桥村。他问她,石桥村在哪里?她说,在湖南,一个很远的山村。她说,等过年了,带你回去看看。他点了点头。 2005年,他老家的村子开始拆迁了。他们家分了好几套房子,还有一笔补偿款。他跟她商量,说,咱们別打工了,在市里买套房,剩下的钱存起来,房租够花了。她犹豫了一下,说,好。她其实不想閒著,她还想做点事。但他说的对,他们打了十年工,也该歇歇了。 他们用补偿款在dg市里买了一套房子,三室一厅,在市中心。剩下的钱存进了银行,每个月的利息够生活费。他们还把其它的房子租了出去,每月租金也是一笔收入。她不用上班了,每天在家带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。他也不用上班了,每天出去喝茶、打牌、钓鱼。日子过得很清閒,很舒服。但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她说不上来,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 “景熙哥,”蒋婷在电话那头说,“你知道吗?我现在最想做的事,是回石桥村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 “我想回去看看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我想回去看看我娘,她老了,走不动了。我想回去陪陪她,给她做饭,给她洗衣服,给她梳头。我好几年没回去了,不是不想回,是回不去。老公这边有事,孩子要上学,走不开。今年过年,我一定回去。不管多忙,都要回去。” 周景熙的眼眶热了。他想起自己的母亲。母亲也老了,也走不动了,也需要人陪。他也想回去,但他回不去。工厂的活忙,请假难,路费也贵。他只能在电话里听听母亲的声音,说一句“妈,我很好,你別担心”。母亲说,“好,好,你好好工作,別惦记我”。他知道她想他,但她不说。她怕他担心,怕他分心,怕他影响工作。她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。 “蒋婷,”他说,“你回去替我给咱娘带个好。” “好。一定带到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蒋婷扎著小辫,穿著花布衫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小兔子。她很靦腆,不爱说话,但她很善良。谁家有事,她都去帮忙。村里人都喜欢她,说她是个好姑娘。后来她去了dg市,打了十年工,嫁了人,生了孩子,过上了好日子。她不用再打工了,不用再站流水线了,不用再重复那个动作了。她有了房子,有了钱,有了閒。但她心里空落落的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她少的不是钱,不是房子,不是閒。她少的是石桥村,是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,是她娘的笑脸,是那些童年的记忆。那些东西,钱买不到,房子换不来,閒也填补不了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2年夏,dg。今天蒋婷打电话来,说她嫁了个本地农村的,老公那边拆迁了,赔了好几套房子。她现在不用上班了,每天在家带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。日子过得很清閒,很舒服。但她心里空落落的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她说,她想回石桥村,回去看看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回去看看她娘。蒋婷,你说得对。钱买不到这些,房子换不来这些,閒也填补不了这些。这些东西,在心里,在梦里,在那些写满字的纸上。你回去的时候,替我给咱娘带个好。跟她说,景熙也想她,也想回去,但回不去。等过年了,一定回去。一定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想著蒋婷的样子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蒋婷了。不知道她胖了还是瘦了,头髮白了没有,脸上的皱纹多了没有。他记得她年轻时的样子,扎著小辫,穿著花布衫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小兔子。她很靦腆,不爱说话,但她笑起来很好看,眼睛弯弯的,像月牙。那是他记忆中的蒋婷,永远年轻,永远善良,永远在田埂上跑来跑去。 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裹紧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蒋婷扎著小辫,穿著花布衫,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像一只小兔子。他喊她,蒋婷。她回过头,笑了,眼睛弯弯的,像月牙。她说,景熙哥,快来,溪里有好多螃蟹。他跑过去,跟她一起在溪边抓螃蟹。溪水很清,很凉,螃蟹躲在石头下面,翻开来,它们就跑。他们追著螃蟹,在溪水里跑来跑去,溅了一身水。他们笑著,闹著,像小时候一样。远处的山上,母亲站在院子里,朝他们喊:“回来吃饭了——”他们应了一声,拎著螃蟹,往家里跑。 第六十一章 周景熙的转机 200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收到了一本杂誌。 杂誌是邮寄来的,牛皮纸信封,上面贴著一张邮票,盖著bj的红戳。他拿到信封的时候,手就在发抖。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样刊了,但这一次不一样。这一次寄来的不是省里的刊物,是国家的——《中国作家》。他投给《中国作家》的那篇中篇小说叫《石桥》,写的是他的家乡,写的是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写的是那些在他记忆里活了三十多年的人——父亲、母亲、李觉、蒋琪、周日乐、蒋田园、周起琼、周峰、蒋刚立、周海、周灵敏、蒋大壮、蒋婷。写的是他们的生老病死、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。写的是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,从八十年代初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。 他把那个故事写了整整一年。每天晚上下了班,別人都在打牌、看电视、閒聊,他一个人坐在床上,就著那盏昏黄的檯灯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写完了改,改完了誊,誊完了再改。他算了算,大大小小改了不下二十遍。小陈说他魔怔了,连做梦都在念叨那些人的名字。 他把信封撕开,抽出里面的杂誌。封面很素雅,白色的底,上面印著几个黑色的字——《中国作家》。他翻开目录,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——“周景熙《石桥》”。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,抖得连杂誌都拿不稳。他翻到那一页,看到了自己的文章。密密麻麻的字,印在纸上,铅字,端端正正的。他读了一段,又读了一段。那些字他太熟悉了,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,每一个句子都是他改过的。但印在纸上,就不一样了。它们像是有了生命,有了重量,有了温度。 小陈从车间回来,看见他坐在床上发呆,手里拿著一本杂誌。“景熙哥,你怎么了?” 周景熙抬起头,看著他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把杂誌递过去。小陈接过来,看了看封面,又看了看目录,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。“《中国作家》!景熙哥,你的文章上《中国作家》了!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。 “你太厉害了!”小陈的声音很大,把隔壁床的老刘都惊动了。老刘探过头来,问:“什么事?”小陈把那本杂誌举起来,说:“景熙哥的文章上《中国作家》了!”老刘不懂什么是《中国作家》,但看小陈那么激动,也跟著高兴,说:“好!好!”周景熙坐在床上,看著他们,眼眶热了。 那天晚上,他给刘老师打了个电话。刘老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,然后说了一句:“景熙,你熬出来了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握著手机,眼泪流了下来。十几年前,他在海南的橡胶林里,在那些孤独的夜晚,在煤油灯下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他不知道能不能发表,不知道能不能当作家,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他只是写,不停地写,写到手指发麻,写到眼睛发花,写到天荒地老。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——打工,挣钱,养家,老了回石桥村种地。他从来没有想过,有一天,他的名字会出现在《中国作家》上,他写的故事会被全国的读者看到。 刘老师在电话那头说:“你知道《石桥》好在哪里吗?” 周景熙摇了摇头。他当然觉得自己写得好,但好在哪里,他说不上来。 “好在真实。”刘老师说,“你写的是你亲身经歷的事情,是你亲眼见过的人。你没有编,没有造,没有夸大,也没有缩小。你把那些人和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了,连骨头带肉,连血带泪。这种文章,別人写不出来。因为別人没有经歷过你经歷的那些事,没有见过你见过的那些人。这是你的財富,谁也抢不走。” 周景熙想起在海南的日子,想起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,那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那些蛇、蚂蟥、蚊子,那些汗水和泪水。想起在舟山的日子,那些石头、灰尘、炸药,那些命悬一线的瞬间。想起在gz、sh、hz流浪的日子,那些飢饿、屈辱、欺骗、绝望。那些日子,苦得像黄连,但他把它们写下来了。他没有让它们白白过去,没有让它们烂在肚子里。他把它们变成了字,变成了文章,变成了书。这是他的財富,谁也抢不走。 “刘老师,谢谢你。”他说。 “谢我什么?” “谢谢你教我写东西。” 刘老师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我没教你什么。是你自己会写。我只是告诉你,你写的是对的。” 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把那本杂誌翻了又翻,看了又看。看自己的文章,看別人的文章。那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作家,有的他读过他们的书,有的他听说过他们的名字。现在,他和他们出现在同一本杂誌上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成功,但他知道,他离他的梦越来越近了。 过了几天,他接到了李觉的电话。 “景熙,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!”李觉的声音很兴奋,“县里的报纸,有一个专栏,专门介绍你写了《石桥》这篇文章。说你是个打工的,在工厂开机器,业余时间写作,现在登上了国家级的刊物。全村人都知道了,都在说你。” 更新不易,记得分享101看书网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全村人都知道了?” “都知道了!你爸高兴得不得了,逢人就说我儿子是作家,他的文章登在国家级刊物上了。你妈也高兴,杀了一只鸡,说要庆祝。我跟我老婆说,景熙是我兄弟,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老婆说,你这个兄弟有出息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他想起父亲的样子。他看得懂那张报纸。他会把那篇文章看了又看,看那个標题,看那个署名。他会在心里念出来——“周景熙,我的儿子。”他会高兴,会骄傲,会觉得这辈子值了。他供儿子读书,卖牛,借钱,咬牙撑了那么多年,终於撑到了这一天。 “景熙,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李觉问,“村里人都想见你。” “过年吧。过年我就回去。” “好。我等你。” 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又翻开了那本杂誌。他看到《石桥》的最后一页,有一段话,是他写给父亲的—— “我父亲不识字。他不知道我在写什么,但他知道我在写。每天晚上,我坐在煤油灯下写字的时候,他就坐在旁边,默默地陪著我。他不说话,也不看我写什么。他只是坐在那里,像一棵树,替我挡著外面的风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走了很多地方,吃了很多苦,但那盏煤油灯还亮著,那个人还坐在那里。” 这是他写得最动情的一段,也是他写得最快的一段。几乎是一口气写下来的,没有改过一个字。因为他写的不是別人,是他父亲。那个沉默的、倔强的、从不叫苦的男人。他卖牛供他读书,他坐在门口抽菸等他回来,他拄著拐杖站在院子里指挥盖房子。他从来不说什么,但他什么都做了。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8年秋,dg。今天,《石桥》在《中国作家》上发表了。刘老师说,我熬出来了。李觉说,全村人都知道了,都在说我。我爸高兴得不得了,逢人就说我儿子是作家。妈杀了一只鸡,说要庆祝。我妈从来不杀鸡的,除非过年。今天她杀鸡了,因为她高兴。我也高兴。十几年前,我在海南的橡胶林里,在煤油灯下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发表,不知道能不能当作家。现在我知道了。能。只要写下去,就能。爸,妈,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供我读书,谢谢你们等我回来。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。” 第六十二章 作家的名声 《石桥》发表以后,周景熙在石桥村的名声一下子炸开了。 最先打电话来的是李觉。“景熙,你晓得不?镇上的干部都来你家里了!”李觉的声音里带著几分兴奋,几分不可思议,“他们开了个小车,停在村口,打听你家住哪。你爸拄著拐杖出去迎接,他们握著你爸的手,说『老人家,你养了个好儿子』。你爸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。” 周景熙握著手机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镇上的干部?他一个打工的,一个在工厂里开机器的,惊动了镇上的干部?他觉得有些不真实,像是小时候做的那些梦——梦见自己当了作家,很多人来找他,很多人夸他。现在梦好像真的成了真,但他还是不敢相信。 “他们来干什么?”他问。 “说是来看你,但你不在家,就跟你爸聊了几句。问你小时候的事,问你怎么写文章的,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。你爸说不清楚,就让他们看你写的那些本子。他们翻了翻,说『了不起,了不起』。” 周景熙的眼眶热了。那些本子,他写了二十多年,从石桥村写到gz、写到sh、写到hz、写到zs、写到海南、写到dg。一本一本的,摞起来有半人高。那些本子上的字,歪歪扭扭的,有些墨水洇开了,看不清楚。但它们是他活过的证据,是他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脚印。现在,有人看到了那些脚印,说“了不起”。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的苦,没有白吃。 过了几天,母亲又打来电话。 “景熙,村里村外有好几个人来找你,说要你帮忙写对联。”母亲的声音里带著几分得意,几分为难,“我说你不在家,在外面打工。他们说不急,等你过年回来再写。我说好,我把村外的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了,等你回来再联繫他们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妈,你还记名字?” “我让你弟记的。我不识字。”母亲也笑了,“景熙,你爸说要给你买个书桌,放在堂屋里,专门给你写字用。我说好,买个好一点的。” 周景熙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一张书桌。他从小到大,从来没有过一张像样的书桌。小时候在石桥村,他趴在饭桌上写作业,饭桌是爷爷做的,老旧的八仙桌,桌面磨得发亮,边角磨得圆润。后来去了外面,在工棚里、在保安亭里、在车间宿舍里,就著床板写。现在,他有了自己的书桌。父亲要给他买,放在堂屋里,专门给他写字用。他想起父亲,其实他什么都懂,只是不说。 又过了几天,李觉又打来电话。 “景熙,有人请你写诉状。”李觉的声音有些犹豫,“是隔壁村的,姓刘,跟人家打架,吃了亏,想告状。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你是作家,会写东西,就来找你。我说你可能不会写诉状,他说会写字就会写诉状。我说那我帮你问问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写诉状?他从来没写过。他写的是小说,是散文,是那些他心里的人和事。诉状不一样,那是法律文书,要严谨,要规范,不能乱写。他怕自己写不好,耽误了人家的事。但转念一想,人家既然来找他,是信任他。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 “你跟他说,我过年回去给他写。但我没写过诉状,不一定写得好。让他先找別人问问,实在不行再来找我。” “行。我跟他说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村里的人有了纠纷,都是找村长调解。村长调解不了,就去镇上找司法所。没有人找作家写诉状。那时候村里还没有作家,他是第一个。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,但他知道,他被需要了。不是因为他是老板,不是因为他有钱,是因为他会写。他的笔,不仅能写故事,还能帮人解决问题。这让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 接下来的日子,找他的人越来越多。 有人请他写春联,有人请他写婚联,有人请他写寿联,有人请他写輓联。有人请他写碑文,有人请他写家谱,有人请他写感谢信,有人请他写检討书。他的名声,像长了翅膀一样,飞遍了方圆几十里。他还没回去,那些请託就已经堆了厚厚一叠。母亲在电话里念给他听,张三要写春联,李四要写婚联,王五要写诉状。他听著,心里又高兴又发愁。高兴的是,他的字有人要了;发愁的是,他怕写不好,让人家失望。 他在电话里跟小燕说起这事。小燕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你怕什么?你是作家,连国家级刊物都登了,还怕写不好对联诉状?你肯定行的。” 周景熙也笑了。“我不是怕写不好,是怕他们期望太高。我不是什么大作家,我就是个写字的。” “写字的也是作家。你好好写,別辜负人家。” “好。” 小燕又问他:“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 “过年吧。过年就回去。” “好。我等你。” 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把那本《中国作家》又翻了出来。他翻到《石桥》的最后一页,读了一遍。那篇文章他已经读过几十遍了,但每次读都觉得不一样。那些字,像是有生命的东西,隨著他的心情变化著温度、顏色、味道。有时候读起来是苦的,像在海南喝的黄连水;有时候读起来是甜的,像母亲煮的红薯稀饭;有时候读起来是酸的,像小时候吃的野酸枣;有时候读起来是辣的,像父亲喝的米酒。今天读起来,是暖的。像是有一团火,在他心里烧著,不旺,但很稳,很暖。 他想起小时候,在煤油灯下,他第一次拿起笔写字。他不知道什么是文学,什么是作家,什么是梦想。他只是想写,想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都记下来。现在他知道了,他在做一件叫“文学”的事,他想当一名叫“作家”的人,他有一个叫“梦想”的东西。他走了很远的路,吃了很多的苦,但那个东西还在。它没有丟,没有碎,没有死。它只是在他心里,等著他去找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8年冬,dg。我的名声传回村里了。镇上的干部来看我,村里人请我写对联、写诉状。我爸要给我买书桌,放在堂屋里,专门给我写字用。妈每天都在接电话,记下那些请託。李觉说,我是村里的第一个作家。我不是什么大作家,我就是个写字的。但我的字有人要了,我的文章有人看了,我的名字有人记住了。这让我觉得,我这二十多年的苦,没有白吃。爸,妈,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供我读书,谢谢你们等我回来。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站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坐在门口抽菸。他走过去,父亲抬起头,看著他,笑了。“回来了?”父亲说。“回来了。”他说。父亲站起来,拉著他走进堂屋。堂屋里放著一张崭新的书桌,红木的,亮鋥鋥的。“给你的,”父亲说,“专门写字用。”他摸了摸桌面,光滑得像一面镜子。“爸,”他说,“谢谢。” 父亲没有说话,只是笑了笑。他走到桌前,坐下来,拿起笔,开始写。 第六十三章 父亲的支持 那天晚上,周景熙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已是深冬,东莞的夜风穿过敞开的窗子,带进一股湿冷的腥气。母亲的声音却热腾腾的,像刚从灶膛里掏出来的一块红薯,烫手。 “景熙,你爸最近变了。” 周景熙握著手机,心里紧了一下。“爸怎么了?” “没怎么,是变好了。”母亲笑了,“他以前一天到晚坐在门口抽菸,谁跟他说话都不理。现在不一样了,他天天往村口跑,坐在大樟树下,跟那些老头老太太聊天。聊什么?聊你啊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 “他把你写的那篇文章去村口讲给別人听。讲你写石桥村的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讲你写咱们小时候的事。他讲得比人家念的还好听,还会加一些自己的话。说『景熙这孩子,打小就爱写,煤油灯下写到半夜,我叫他睡他也不睡』。说『景熙这孩子,心细,眼睛里看到的,人家看不到』。那些老头老太太都爱听,说你养了个好儿子,有出息。他听了,笑得合不拢嘴。” 周景熙的鼻子酸了。他想起小时候,他趴在煤油灯下写字,父亲就坐在旁边,什么都不说,只是陪著。他以为父亲不关心他写什么,也看不懂他写什么。现在他才知道,父亲不但关心,还会讲给別人听。 “妈,爸不抽菸了?”周景熙问。 “抽。抽得比以前还凶。但不一样了。以前是闷著头抽,一个人坐在门口,谁也不理。现在是笑著抽,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抽,讲你的时候抽。那烟啊,好像也变甜了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他想起父亲抽菸的样子,两根手指夹著烟,深深地吸一口,闭著眼睛,像是在品什么好东西。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,在他面前繚绕,像一层薄薄的纱。那时候他不懂,觉得抽菸有什么好的?又呛又贵,还伤身体。现在他懂了,父亲抽的不是烟,是心事。以前的心事是苦的,所以抽菸的时候苦著脸。现在的心事是甜的,所以抽菸的时候笑著。烟没有变,变的是他心里的滋味。 “还有呢,”母亲又说,“你爸把你的那些本子,就是你在海南写的那些,从箱子里翻出来了。以前都是你妈我收著,压在箱子底下,怕潮了,怕虫蛀了。现在他自己翻出来了,摆在堂屋的桌上,谁来了就给谁看。他也不管人家看不看得懂,就指著那些字说,『这是景熙写的,在海南割胶的时候写的。那时候苦啊,蚊子咬,蚂蟥叮,蛇也嚇人。他不怕,晚上不睡觉,写这些东西。』他说著说著,眼圈就红了。” 周景熙的眼泪流了下来。那些本子,他写了三年。在海南的橡胶林里,在那些孤独的夜晚,在煤油灯下。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,背上全是碎石划出的伤痕,腿上全是蚂蟥咬过的伤口。但他没有停,他一直在写。写胶林,写割刀,写凌晨三点的黑暗,写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他以为那些字只能他自己看,没有人会在意。现在他知道了,有人在意。他的父亲在意。那些字,在父亲眼里,不是字,是他的儿子。是他的儿子在那些苦日子里,没有放弃,没有认输,一笔一画地活过的证据。 “妈,你替我跟爸说,我过年就回去。回去陪他喝酒,给他讲我在外面的事。” “好。他听了肯定高兴。他现在啊,逢人就说你是作家,说你的文章登在国家级刊物上了。有人问他,『作家是做什么的?』他说,『作家就是写字的人,写那些別人看不到的东西,写那些別人说不出来的话。』你说他一个不识字的人,怎么说得这么对呢?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父亲说的那些话,不正是他自己也常常掛在嘴边的吗?写那些別人看不到的东西,写那些別人说不出来的话。这是他在海南时写在旧本子上的句子,他从来没有跟父亲说过。他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的,也许是从那些本子里读到的——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,但那些字里有他的儿子。他透过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,读懂了他的儿子。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小时候,父亲坐在堂屋里编竹筐,竹条在他手里上下翻飞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问父亲,爸,你为什么不识字?父亲说,家里穷,读不起书。他说,那我好好读书,读给你听。父亲笑了,没有说话。后来他真的读了,从小学读到高中,从高中读到社会。他读了很多书,也写了很多字。但他从来没有读给父亲听,父亲也从来没有要求过。他们之间,好像隔著一层东西,说不清,道不明。现在他知道了,那层东西不是隔阂,是沉默。父亲的沉默,他的沉默。他们的沉默里,藏著太多说不出口的话。现在,那些话被写出来了,在那些本子里,在那些文章里,在那篇《石桥》里。父亲读到了,虽然他不识字,但他读到了。因为他不是用眼睛读的,他是用心读的。他的心,比任何人的眼睛都亮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08年冬,dg。妈打电话来说,爸变了。他天天去村口,跟人家讲我的文章。他把我的那些本子从箱子里翻出来,摆在堂屋的桌上,谁来了就给谁看。有人问他作家是做什么的,他说,作家就是写字的人,写那些別人看不到的东西,写那些別人说不出来的话,他懂我。他什么都懂。从小到大,他什么都不说,只是坐著,陪著我。他像一棵树,替我挡著外面的风。爸,我过年就回去。回去陪你喝两杯。我要把你写进我的书里,让所有人都知道,我有一个天底下最好的父亲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回到了石桥村。父亲坐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跟几个老头老太太聊天。他讲得很起劲,手舞足蹈的,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个沉默的人。周景熙走过去,站在人群外面,听著。父亲正在讲他在海南割胶的事——“景熙那孩子,苦啊,凌晨三点就起来了,山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有蛇,有蚂蟥,有蚊子。他不怕,他提著马灯,一棵树一棵树地割。割完了,回来还要写东西。写到半夜,不睡觉。我问他在写什么,他说在写咱们石桥村。写咱们家的老屋,写那条溪,写那棵大樟树。我说,写那些干什么?他说,写下来就不会忘了。我说,不会忘的,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他说,一辈子太长了,会忘的。写下来,就不会忘了。” 父亲说著,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,点上了。烟雾在他面前繚绕,像一层薄薄的纱。他的眼睛很亮,像两颗星星。周景熙站在那里,看著父亲,眼泪流了下来。他穿过人群,走到父亲面前,蹲下来,握住了父亲的手。父亲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 “爸,”他说,“我回来了。” 父亲没有说话,只是握紧了他的手。 第六十四章 第一本书 201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,一辆绿色的邮政车停在了石桥村的大樟树下。 那是个寻常的日子。村里人正端著碗在门口吃晚饭,狗趴在桌下啃骨头,鸡跳上矮墙打盹。邮政车在村里是稀罕物——平时只有镇上邮递员骑自行车来,绿色的铁皮车还是头一回开进村。司机跳下来,手里捧著一个纸箱,站在大樟树下扯著嗓子喊:“周景熙!周景熙!包裹!” 母亲从灶房里跑出来,手上还沾著麵粉。她看了看纸箱上儿子的名字,颤巍巍地签了字。司机把箱子递给她,笑著说:“大娘,这是您儿子出的书。” 母亲愣了一下,手里的纸箱差点掉在地上。她抱著箱子,蹲下来,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纸箱上。邻居们围过来,七嘴八舌地问:“什么书?”“景熙出书了?”“让我看看!”母亲站起来,擦乾眼泪,抱著箱子走进堂屋,放在那张崭新的书桌上。 她不会开纸箱。她用小刀沿著封口划了半天,划不开。蒋有贵走过来,接过小刀,咔嚓几下割开了胶带。母亲伸手进去,摸出一本书。封面是淡蓝色的,上面印著几个字——《石桥村故事》。署名:周景熙。她捧著那本书,翻了几页,一个字也不认识。但她认得封面那张照片——是石桥村的大樟树,是她每天走出院子就能看到的那棵树。树叶密密匝匝的,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,洒在地上。有人在树下站著,看不清脸,但她知道那是景熙小时候。 她摸著那本书,像摸著一块刚从灶膛里掏出来的红薯,烫手,甜心。 箱子里的书不多,只有二十本。出版社寄来的样书。母亲一本一本地拿出来,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。她数了一遍,又数了一遍,二十本,一本不多,一本不少。她拿起一本,夹在腋下,走出堂屋,穿过院子,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。几个老头老太太还在那里乘凉,看见她走过来,问:“秀英,手里拿的啥?”母亲把那本书举起来,说:“景熙的书。我儿子的书。” “景熙写的?” “景熙写的。” 老头老太太们凑过来,翻著那本书。他们不识字,但他们看得懂封面那张照片。大樟树,他们看了几十年了。他们也看得懂那些铅字——黑黑的,方方的,密密麻麻的,像田里的秧苗。他们不知道那些字写了什么,但他们知道,那是从他们村子里长出来的东西,跟他们种的水稻、红薯、花生一样,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。 “秀英,你儿子有出息了。” “秀英,你苦了这么多年,值了。” 母亲笑了笑,没有说什么。她抬起头,看著那棵大樟树。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,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,遮住了半个晒穀场。她想起景熙小时候,光著脚在树下跑来跑去,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。她喊他回来吃饭,他不回,说再玩一会儿。她就站在门口,看著他,等他玩够了跑回来,头上沾著树叶,脸上全是汗。那时候她以为,他这辈子就这样了——在村里长大,在村里娶媳妇,在村里种地。她从来没有想过,他会离开,会走那么远的路,会吃那么多的苦,会写出这么一本书。现在他回来了,不在人,在书里。那些字,像一条看不见的路,从她的灶房门口,一直通到了东莞,通到了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地方。 周景熙是在dg收到母亲电话的。 母亲在电话那头说:“景熙,书收到了。二十本。你爸高兴得一晚上没睡,把那本书翻来覆去地看,也不睡觉。我说你又看不懂这些东西,看什么?他说,我看看我儿子写的字。我说你看得懂吗?他说,看不懂也想看。” 周景熙握著手机,眼泪流了下来。他没有擦,让它流。他想起小时候,父亲坐在煤油灯下,看他写作业。他不说话,也不看他写什么,只是坐在那里,像一棵树。那时候他以为父亲不关心他写什么。现在他知道了,父亲一直在看。不是用眼睛,是用心。 “妈,你把电话给爸,我跟他说两句。” 母亲把电话递给父亲。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了一句话,只有三个字——“收到了。”周景熙等了几秒,以为他还会说別的。他没有。电话那头只有他沉重的呼吸声,像风箱一样拉得很慢。 “爸,那本书,是写咱们石桥村的。”周景熙说,“写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写你,写妈,写李觉,写咱们村里的那些人。” 父亲又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我知道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哽咽,但很快稳住了,“景熙,你出息了。” “爸,谢谢你。” “谢啥?”父亲顿了顿,“你写得好,那些人,那些事,都在我眼前活过来了。你写你小时候放牛,我脑子里就是你小时候放牛的样子;你写你妈在灶房做饭,我脑子里就是你妈在灶房做饭的样子;你写咱们家的老屋,我脑子里就是咱们家的老屋。你说写下来就不会忘了,你真的没忘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握著手机,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。他想起自己写那本书的时候,是在dg的宿舍里,每天晚上下了班,別人都在打牌、看电视、閒聊,他一个人坐在上铺,就著那盏昏黄的檯灯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他写了整整一年,写了二十多个故事,每一个都是石桥村的,每一个都是真的。他写父亲卖牛供他读书,写母亲手上的裂口,写李觉送他时说“你要替我读下去”,写蒋琪借给他的笔记本,写周日乐说的“普高是起点,不是终点”,写蒋田园穿著军装站在大樟树下,写周起琼坐在门槛上看解剖书,写蒋刚立杀猪的手艺,写周海在zs市收留他的那个夜晚,写周灵敏在田埂上跑来跑去,写蒋大壮在灶台前揉麵团,写蒋婷在电子厂的流水线前。那些人,那些事,那些日子,都过去了,回不来了。但他把它们写下来了,印在了纸上,订成了书。它们不会消失了,不会腐烂了,不会被忘记了。就算他死了,它们还在。 “爸,”他说,“等我回去,我们一起回忆书里的故事。” “好。”父亲说,“我等你。” 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把那本书从枕头底下抽出来。他每天都要翻一翻,看看封面,看看目录,看看那些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故事。他把书翻开,翻到第一篇——《山村的早晨》。这是他写的第一个故事,写的是他十二岁那年,一个秋天的早晨,他背著碎布拼成的书包,踩著露水去上学。他在心里读了一遍,又读了一遍。那些字,像是有生命的东西,在他眼前跳动著,闪著光。 他想起那个早晨,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。碎石路两边的野花开得正艷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挤挤挨挨的,像是谁打翻了顏料盒。他走在那条路上,不知道前面等著他的是什么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他走过了很多路,广州、上海、杭州、舟山、海南、东莞。那些路上的石子硌过他的脚,那些路上的雨水淋过他的身,那些路上的风沙迷过他的眼。他没有停下来,也没有回头。他走下去了,走到了今天。今天,他出了一本书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旧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0年春,dg。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。叫《石桥村故事》,二十个短篇,都是写咱们石桥村的。爸收到书了,高兴得一晚上没睡。他说,像在看电影。那些人,那些事,都在他眼前活过来了。爸,妈,这本书是写给你们的,也是写给我自己的。我要把那些日子留下来,把那些人留下来,把那些事留下来。这样,就算我死了,它们还在。爸,妈,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生了我,养了我,等我回来。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把那本样书放在枕头旁边,躺在铺上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书上,照在封面上那棵大樟树上。他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梦。 在梦里,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,大樟树下。太阳刚刚升起来,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,洒在稻田里,洒在远处的山上。母亲站在院子里餵鸡,父亲坐在门槛上抽菸。他手里拿著那本书,走到父亲面前,蹲下来,翻开第一页,开始念——“1980年9月15日,晴。早上去放牛,露水很大,鞋湿了。” 父亲听著,没有说话,只是笑了。 第六十五章 儿子长大了 201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,周景熙接到了儿子周志远的电话。 “爸,我考上县一中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还带著少年人特有的清亮,像溪水从石头上淌过去,“全县前五十名,公费生。” 周景熙握著手机,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县一中。那是他当年做梦都想考进去的学校。1985年,蒋琪考上了县一中,成了村里第一个女高中生。母亲拿蒋琪的事跡激励他,他嘴上不说,心里暗暗较劲。后来他考上了普通高中,没进县一中,成了他心里一道浅浅的疤。现在,儿子考上了,替他圆了那个二十多年前的梦。 “志远,你爸我当年没考上县一中。”他说。 “我知道。妈跟我说过。”周志远在电话那头顿了顿,“爸,你那时候是家里穷,读不起。我不一样,我条件比你好。你要是条件跟我一样,你肯定也考得上。” 周景熙的鼻子一酸。他想起自己读高中的时候,每顿只吃咸菜拌饭,营养不良,上课打瞌睡,脑袋昏沉沉的。他没有钱买课外书,只能去废品回收站论斤买。他没有像样的书包,用的是母亲用碎布拼的袋子。儿子不一样了。他在镇上读初中,每顿有肉有菜,住的是新宿舍,用的是新课本。他考上县一中,不全是天赋,是这些年他在外面打工挣的钱,是小燕在製衣厂加班熬出来的夜。那些钱变成了一顿顿好饭,一件件新衣服,一本本新书。它们没有白花,它们变成了儿子的录取通知书。 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把那本旧相册翻了出来。相册是小燕寄来的,厚厚一本,里面全是志远的照片。百天的时候,胖乎乎的,咧著嘴笑;一岁的时候,坐在学步车里,眼睛瞪得圆圆的;三岁的时候,在院子里骑小三轮车,歪歪扭扭地拐弯;六岁的时候,背著新书包站在家门口,一脸神气;九岁的时候,戴著红领巾在国旗下敬礼;十二岁的时候,小学毕业,穿著白衬衫,模样已经像个小大人了。他一张一张地翻,翻得很慢。每一张都看了很久。他想起志远小时候,他还在海南割胶,一年到头回不去几次。每次回去,志远都长大了一截。第一次回去,他还不会走路,在摇篮里蹬腿;第二次回去,他会爬了,满院子乱窜;第三次回去,他会走了,跌跌撞撞地扑进他怀里。他错过了太多,错过了他第一次翻身,第一次坐起,第一次走路,第一次叫“爸爸”。他心里有愧,但他没办法。他要挣钱,要养家,要让志远过好日子。他只能在外面漂著,一年到头回去一两次,匆匆忙忙待几天,又匆匆忙忙走了。志远每次送他,都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不哭,也不闹,就那么站著。他走了很远,回头还看见那个小小的身影。 他想起志远上小学的第一天,他在外面打工,回不去。小燕在电话里告诉他,志远穿上新衣服,背上新书包,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放学回来,他说学校很好,老师很好,同学也很好。他说他喜欢读书,像爸一样。小燕说这话的时候,声音有些哽咽。周景熙没有说话,他握著手机,眼泪流了下来。志远喜欢读书,像他一样。这不是遗传,是耳濡目染。志远小时候,他每次回去,晚上都会坐在灯下写东西。志远趴在旁边看,问他写什么。他说写故事。志远说什么故事。他说石桥村的故事。志远说,你也写写我唄。他说好。他一直没写,不是忘了,是不知道怎么写。儿子是他的心头肉,他怕写不好,怕写不出来。 现在,志远长大了,考上了县一中,成了当年的他。不,比他强。他当年考上的是普通高中,志远考上的是重点高中。他当年每顿吃咸菜拌饭,志远每顿有肉有菜。他当年没有一本课外书,志远有一个书架。他当年穿著补丁摞补丁的衣服,志远穿著新衣服。他在志远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,但他比当年的自己高出一大截。 他给志远寄了一本书。就是那本《石桥村故事》,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书。他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:“志远,这本书是爸写的,写的是咱们石桥村的事。你好好读书,將来比爸有出息。”他把书用牛皮纸包好,拿到邮局寄了出去。他不知道志远看了会怎么想,会不会觉得写得不好,会不会觉得太土,会不会觉得那些人和事离他太远。他想了很多,最后还是寄了。那是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。他不是老板,不是大款,他只有这一本书。 过了几天,志远打电话来了。 “爸,你的书我收到了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激动,“我看了,看了两遍。你那篇《山村的早晨》,就是写你小时候放牛的那篇,我看了三遍。爸,你写得真好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哪里好?” “你写那棵大樟树,我脑子里就是那棵大樟树的样子。你写那条溪,我脑子里就是那条溪的样子。你写爷爷坐在门槛上抽菸,我脑子里就是爷爷坐在门槛上抽菸的样子。你写的那些人和事,我都见过,都记得。你把它们写下来了,写下来就不会忘了。” 周景熙的眼泪流了下来。这就是他写那本书的目的——写下来就不会忘了。志远懂了。他十二岁,读初一,他懂了。他不是那种只会背课文、做习题的学生,他有一颗敏感的心。他从那些字里读出了父亲的心思,读出了石桥村的魂。这比考全县前五十名更让他高兴。 “志远,你好好读。县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,考进去不容易。你要珍惜这个机会。爸当年没考上,你替爸考上了。” “爸,我知道。我会好好读的。我还要考大学,考好大学。考比你当年考不上的那个大学。” 周景熙笑了。“好,爸等著。” 掛了电话,他坐在床上,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1988年高考落榜的那个夏天,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想起父亲把五十块钱塞到他手里,说“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好好的”。想起他坐上南下的火车,去了省城gz,去了大都市sh,去了hz,去了zs,去了海南,去了dg。想起那些在工地上的日子,在砖厂里的日子,在採石场里的日子,在橡胶林里的日子。想起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那些蛇、蚂蟥、蚊子,那些汗水和泪水。想起那些孤独的夜晚,那些写满字的本子,那些被退回来的稿子,那些石沉大海的等待。他走了那么远的路,吃了那么多的苦,终於走出了那个小山村的泥泞小路。现在,他的儿子正走在那条路上,比他当年走得稳,走得快,走得远。他不会掉进他掉过的坑,不会摔他摔过的跤。因为他在前面撑著灯,照著路。 他走出宿舍,站在走廊上,看著远处城市的灯火。dg市的夜很亮,万家灯火,像天上的星星落了一地。他想起石桥村的夜,黑漆漆的,只有几盏煤油灯在风中摇摇晃晃。那些灯是他点的,是他父亲点的,是他爷爷点的。一代一代地点下去,一代一代地亮下去。现在,他点了灯,儿子接过去了。那盏灯不会灭了。 他回到宿舍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1年夏,dg。志远考上县一中了,全县前五十名,公费生。他打电话给我,说爸,我替你考上了。我听了,哭了。不是难过,是高兴。他读了我的书,说写得好。他说那些人和事他都见过,都记得。他说写下来就不会忘了。他懂了,他什么都懂。志远,你是爸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你比爸强,你以后会比爸强得多。你好好读,爸供你。不管多难,爸都供你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脸上。他没有做梦,他睡不著。他一直在想,等志远考上大学那天,他要回去,坐在酒席上,好好喝一顿。敬父亲,敬母亲,敬小燕,敬李觉,敬那些帮过他的人。敬自己。敬那些走过的路,吃过的苦,写过的字。 敬儿子。 第六十六章 李觉的楼房 2011年秋天,李觉的四层楼房终於完全建好了。 说“终於”,是因为这栋楼从动工到完工,前后拖了三年。不是没钱,是李觉太挑剔。砌墙的砖,他一块一块地看,顏色不一样的不要,边角缺损的不要,烧得太硬的不要,烧得太软的也不要。包工头老周被他折腾得够呛,说“李觉,你这不是盖房子,是选女婿”。李觉不理他,该退的砖一块不少地退了。窗户的铝合金,他从镇上看到县城,从县城看到市里,最后从一个广东老板那里订的货,比镇上贵了三成。有人说他傻,他笑笑,不说话。他知道自己不是傻,是不想將就。他这辈子將就了太多事——將就著住在漏雨的老屋里,將就著穿別人的旧衣服,將就著吃剩饭剩菜。现在他盖房子,不將就了。 楼房的样式是他自己设计的。他跑了好多地方,看了好多房子,把別人家好的样式记在脑子里,回来自己画图纸。他不会画图,就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画,画完了找人看,人家看不懂。他又改,改了再找人看,人家还是看不懂。来来回回改了几十遍,最后是一个在县城做装修的老乡帮他画了正式的图纸。楼房有四层,每层三间,外墙贴白色的瓷砖,窗户是铝合金的,大门是不锈钢的。楼顶做了一个大露台,站在上面能看到整个石桥村。李觉说,这个露台是专门留著看风景的。有人说,这破山村有什么好看的?他不解释。他知道好看,那些山,那些水,那些田,那棵大樟树,他看了一辈子都没看够。 这栋楼花了他三十多万。三十多万,在当时的石桥村,是个天文数字。有人问他,哪来这么多钱?他笑笑,不说。他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。是养鸭挣的,割松脂挣的,跑运输挣的,开杂货铺挣的,养鱼挣的。是一块一块攒下来的,是一分一分抠出来的。他从来不打牌,不抽菸,不喝酒。他的衣服都是在地摊上买的,几十块钱一件,穿好几年。他不觉得苦,他觉得值得。他要把这栋楼盖起来,盖得漂漂亮亮的,让村里人都看看,李觉不是孬种。他爹李大山要是活著,看到这栋楼,肯定高兴。 周景熙是在厂里接到李觉电话的。 “景熙,楼盖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?”李觉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,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但周景熙听得出来,他高兴。那种高兴不是哈哈大笑,是从心底里往外渗,像春天的泉水,无声无息地涌出来。 “过年吧。过年就回去。” “好。我给你留了四楼,整层都是你的。你想什么时候回来住,就什么时候回来住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之前李觉说给他留一层,他以为只是说说。现在楼盖好了,李觉又说了一遍,他知道是真的。他说不出话来。他和李觉,从小一起长大,一起在溪边抓螃蟹,一起在大樟树下掏鸟窝。他从来不觉得他们之间需要说“谢谢”。但这一刻,他想说。“李觉,谢谢你。” 李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谢什么?咱们谁跟谁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想起小时候,李觉站在门口送他,说“你要替我读下去”。他没有替他读进大学,但他替他读了高中,替他写了那么多文章,替他出了一本书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“读下去”,但他一直在读,一直在写,一直没有停。 2012年春节,周景熙回了石桥村。他站在村口,老远就看见了李觉的楼房。四层,白墙红瓦,在那些低矮的泥墙瓦屋中间,像一座城堡。楼顶飘著一面国旗,是李觉掛的。他说,这楼是托国家的福盖起来的。没有改革开放,他还在山上割松脂,一辈子也盖不起这栋楼。他不懂什么大道理,但他懂得感恩。 李觉带著周景熙参观他的楼房。一楼是客厅和厨房,客厅很大,摆了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,墙上掛著一幅中堂,是周日乐写的——“天道酬勤”。二楼是臥室,三间都铺了木地板,装了空调。三楼是客房,专门留给亲戚朋友住的。四楼空著,什么都没有。李觉站在四楼,指著空荡荡的房间,说:“这里是留给你的。你想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,我不管。” 周景熙站在四楼的窗口,看著整个石桥村。远处的山,黛青色的,一层叠著一层。近处的田,收割完了,只剩下一茬茬的稻茬。村口的大樟树,还是那么高,那么粗,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,遮住了半个晒穀场。他看了很久,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小时候,他和李觉在这棵树下追逐打闹;想起1987年,蒋田园当兵前,他们在这里拍合影;想起1997年,他结了婚,在这里拍全家福。那些日子,都过去了,回不来了。但他在那些日子里活过,哭过,笑过,爱过,恨过。这就够了。 李觉的儿子们也回来了。大儿子在城里买了车,一辆黑色的丰田,开回来的时候全村人都来看。他把车停在楼下,擦得鋥亮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二儿子和三儿子在城里买了房,一个在县城,一个在市里。他们带著老婆孩子回来过年,一家十几口人,热热闹闹地挤在楼房里。李觉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,怀里抱著小孙子,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这辈子,从十岁成了孤儿,到四十六岁儿孙满堂,整整三十六年的苦,终於熬出了头。他没有靠任何人,全靠自己。他养过鸭,割过松脂,跑过运输,开过杂货铺,养过鱼。他吃过別人没吃过的苦,受过別人没受过的累。他没有读过什么书,但他活得比谁都明白。 那天晚上,李觉请周景熙在堂屋里喝酒。酒是自家酿的米酒,菜是小燕和嫂子们做的,摆了满满一桌。李觉端起酒杯,手有些发抖。他喝了一口酒,沉默了很久,然后说了一句话——“景熙,你还记得我爸吗?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记得。李大伯。” “我爸死的时候,我十岁。我妈改嫁了,不要我了。我一个人住在叔叔家,吃不饱,穿不暖。那时候我想,我这辈子完了。没有爸,没有妈,没有家,什么都没有。”李觉又喝了一口酒,“后来我想,不能完。我爸在天上看著我,我不能让他失望。我养鸭,割松脂,跑运输,开杂货铺,养鱼。我盖了这栋楼,娶了媳妇,生了儿子。我儿子们买了车,买了房。我爸要是活著,看到今天,不知道有多高兴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端起酒杯,和李觉碰了一下。两个人一饮而尽。酒很辣,辣得他们眼泪都出来了。但他们知道,这眼泪不全是因为酒。 “景熙,我这辈子值了。”李觉说,“你呢?你值不值?” “值。”周景熙说。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,都笑了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他们脸上。他们都不年轻了,头髮白了,脸上的皱纹多了,手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力气了。但他们还活著,还在走,还在喝酒,还在说话。这就够了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没有住在李觉的四楼。他回了自己家,睡在那张老床上。床是父亲年轻时做的,几十年了,床板有些松,翻身的时候吱呀吱呀地响,像小时候一样。他翻来覆去睡不著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下了一行字: “李觉的楼盖好了。四层,白墙红瓦,在村口,大樟树旁边。他给我留了四楼,整层都是我的。他这辈子,从十岁成了孤儿,到现在儿孙满堂。他养过鸭,割过松脂,跑过运输,开过杂货铺,养过鱼。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累,但他熬出来了。李觉,你是好样的。你是石桥村的骄傲,也是我的骄傲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他关了灯,闭上眼睛,听著窗外的虫鸣声。那些声音,和他小时候听到的一样,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听了那么多年,还是那么好听,还是那么让人安心。他翻了个身,慢慢地睡著了。这一夜,他没有做梦。 第六十七章 同村人的聚会 2012年正月初三,石桥村的大樟树下停满了车。 黑色的是李觉大儿子的丰田,银色的是周海的五菱宏光,白色的是蒋立情的广本,还有几辆摩托横七竖八地支在路边。村道上人来人往,都是回来过年的人。这几年村里人出去打工的打工、做生意的做生意,平时冷清得像座空山,只有到了春节,才活了回来。 周景熙站在自家门口,看著那些车,有些恍惚。他想起1987年,蒋田园当兵前,他们十几个少年挤在大樟树下拍照,穿的衣裳都是补丁摞补丁,脚上蹬著解放鞋。那时候谁要是骑辆自行车回来,全村人都要出来看。现在呢?小车一辆接一辆,连李觉的大儿子都开上丰田了。二十五年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长得把少年熬成了中年,短得好像就在昨天。 聚会在李觉的楼房里办。他四楼的空大厅摆了三张圆桌,桌子是问隔壁借的,椅子是从各家搬来的,高的矮的,木的竹的,参差不齐。但没有人计较这些。女人们在厨房忙活,小燕、蒋婷的老婆、周海的媳妇,还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面孔,在灶台前切菜炒菜,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噹噹的,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。男人们坐在露台上喝茶、嗑瓜子、扯閒篇。 周日乐来得最早。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夹克,头髮梳得整整齐齐,看起来比当校长时还精神。他在县城当校长当了好几年,去年刚评上了高级职称,脸上的皱纹都仿佛浅了几分。他端著茶杯,跟李觉聊教育的事,聊著聊著就嘆气:“现在的学生不好管啊,手机、网吧、早恋,什么都有。”李觉说:“你管他们呢,你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。”周日乐摇摇头,说:“当校长的,不管不行。” 蒋琪来的时候,带了一箱橙子,说是从县城买的,给大家尝尝。她穿著一件红色的大衣,头髮烫了卷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。她在县委办当副主任,手底下管著十几號人,说话底气足,嗓门也大。她一进门就喊:“李觉,你这楼盖得气派啊!比我在县城的房子都好!”李觉笑著说:“那你搬回来住。”蒋琪摆摆手说:“回不来了,习惯了县城的自来水、天然气、马桶,回不来了。”她说完自己先笑了,笑著笑著又有些伤感。 周起琼是最后一个到的。她的农家乐春节不放假,她一大早就起来忙活,把上午的客人安顿好了才开车赶过来。她穿著一件黑色的羽绒服,里面是碎花毛衣,头髮隨便扎了个马尾,看起来风尘僕僕的。她把车停在樟树下,提著一袋子腊肉走进来,往桌上一放,说:“自家熏的,你们尝尝。”蒋琪拉著她坐下,问:“你那个农家乐生意还好吧?”周起琼说:“还行。过年这几天的位置,腊月二十就订完了。”蒋琪说:“那你还来?”周起琼说:“再忙也得来。一年就这一回。” 周峰是被人扶著上来的。他的脸色蜡黄,瘦得两颊都凹进去了,颧骨像两座小山。他穿著一件宽大的棉袄,空荡荡的,像掛在衣架上。他老婆扶著他,一步一步地爬楼梯,每爬两阶就要歇一歇。李觉赶紧下去接他,架著他的胳膊,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。他喘了好一会儿,才缓过来。他看了看桌上的人,笑了,说:“都来了?”蒋刚立说:“都来了。就差你了。”周峰说:“我这不是来了吗。”他说得很轻,像风吹过松林,但谁都听得出那声音里的虚弱。 周景熙端著一杯茶走到周峰旁边,蹲下来,跟他平视。“峰哥,你最近怎么样?”周峰笑了笑,说:“还行。吃药控制著呢。就是不能吃甜的,不能喝粥,不能吃米饭。我天天吃杂粮,吃得脸都绿了。”大家都笑了,但笑声里有东西,硬邦邦的,不圆润。 菜上来了。十菜一汤,鸡鸭鱼肉都有。小燕的厨艺这些年见长,红烧肉烧得油亮亮、颤巍巍的,夹起来送到嘴边,还没咬就化了。蒋婷带来的腊肠是广式的,甜丝丝的,跟湖南的口味不一样。周起琼的腊肉肥瘦相间,切得薄薄的,一口下去,满嘴生香。大家端起酒杯,李觉站起来,说:“来来来,先干一杯。一年到头,难得聚在一起。祝大家新年快乐,身体健康!”大家站起来,碰了杯,一饮而尽。周峰不能喝酒,杯子里是白开水,他也跟著干了,水顺著嘴角流下来,他也顾不上擦。 酒过三巡,话就多了起来。 蒋立情聊他开店的事,说去年开了一家分店,在步行街,生意不错。他把女儿送去学美术了,说將来让她考美院。蒋刚立说儿子在城里开餐饮店,生意好是好,就是累,每天凌晨两点起来备料,晚上十一点才收工。他心疼,想让他回来,儿子不肯,说年轻就要拼。周海说他那辆搅浆机去年换了个新款的,马力更大,一天能搅六十方混凝土,方圆几十里就他这一台,忙得不可开交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里有光,但说到最后,嘆了口气,说:“就是嗓子不行了,吸灰吸的,老是咳嗽。” 周景熙听著这些,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他想起小时候,这些人都是光著脚丫在田埂上跑的孩子,谁也没想到,几十年后,他们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有的当了老板,有的当了校长,有的当了干部,有的生了病,有的还在为生活奔波。他们走了不同的路,吃了不同的苦,活成了不同的样子。但他们还有一样是相同的——他们都是石桥村的人,他们的根都在这里。 酒喝到一半,周日乐忽然端起酒杯站起来。他的脸有些红,不知道是酒还是情绪。“各位,我说几句。”大家安静下来,看著他。“咱们这些人,从穿开襠裤就在一起玩,到现在,快五十年了。五十年,咱们一起经歷了什么?经歷了改革开放,经歷了打工潮,经歷了下岗、下海、下岗再就业。咱们有的当了老板,有的当了干部,有的当了作家,有的还在种地。咱们的日子,有的好,有的不好。但不管好与不好,咱们都活到了今天,都没有倒下。这就够了。” 他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大家也跟著干了。 蒋琪接过话茬。“周日乐,你说得对。咱们这些人,不管在外面混得怎么样,回来了,还是兄弟。谁家有难处,大家帮一把。谁家有喜事,大家喝一杯。这就是咱们石桥村的人,走到哪里都不能忘本。”她说完,看了一眼周峰,眼角有些湿。 周峰坐在椅子上,一直没有说话。他夹了一块青菜,慢慢嚼著,嚼了很久。听蒋琪说到这里,他放下筷子,抬起头,看著大家。“我……我也说两句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。大家都安静了。“这几年我这身体,拖累了我老婆,也拖累了大家。我心里过意不去。”他的眼眶红了,“但我想通了,人这一辈子,谁没个病没个灾?熬过去就好了。你们在外面好好干,我在家里好好养。等养好了,咱们再喝。” 没有人说话。李觉走过去,拍了拍周峰的肩膀,说:“峰哥,你说得对。熬过去就好了。”然后他转过头,对大家说:“来来来,喝酒喝酒,別搞得太伤感了。” 酒又喝了起来。但周景熙注意到,好几个人偷偷擦了眼睛。 天快黑的时候,散了。女人们收拾碗筷,男人们下楼送客。周峰被扶上车,摇下车窗,朝大家挥了挥手。他说:“明年再来。”李觉说:“明年再来。”车开走了,尾灯在暮色里渐渐远去,像一颗流星。 周景熙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那些小车一辆一辆地开走。周五乐走了,蒋琪走了,周起琼走了,蒋立情走了,蒋刚立走了,周海走了。露台上只剩下他和李觉。李觉站在他旁边,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 “李觉,”周景熙说,“你说咱们这一辈子,值不值?” 李觉想了想,说:“值。苦过,累过,穷过,但都过来了。现在儿女都大了,日子也好了。回头看看,那些苦,那些累,那些穷,都是值得的。”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抬起头,看著那棵大樟树。树叶在晚风中沙沙地响,像是在说什么。他想起今天的聚会,想起那些熟悉的脸,那些人,那些话。有的老了,有的病了,有的还在拼,有的已经跑不动了。但他们都还在,都还活著,都还记著彼此。这就够了。 那天晚上,他回到家里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2年正月初三,石桥村。今天大伙儿在李觉家聚会。来了十几个人,有的开了车,有的骑了摩托,有的走路。周峰病得不轻,瘦得脱了相,但他还是来了。周日乐说,五十年了,咱们都还在,都没有倒下。蒋琪说,谁家有难处,大家帮一把。这就是咱们石桥村的人。不是亲戚,但比亲戚还亲。李觉问我,这辈子的值不值。我说值。苦过,累过,穷过,但都过来了。那些苦,那些累,那些穷,都变成了今天的甜。这就够了。” 第六十八章 命运的比较 聚会的酒喝到后半程,话题不知不觉就拐到了“命”上。 最先提起这茬的是蒋立情。他喝了不少,脸红得像猪肝,靠在椅背上,眼睛眯成一条缝,嘴里嘟囔著:“你们说我命好不好?开了两家店,买了车买了房,闺女学美术一年花好几万……可我总觉得,活著活著,就把自己活丟了。” 桌上安静了一瞬。周海接了一句:“你命还不好?你瞅瞅我,一天到晚跟水泥沙子打交道,嗓子都废了,咳起来像拉风箱。我有时候想,我这辈子是不是选错了路?当初要是跟你一样去做服装,说不定现在也在城里开大店了。”蒋立情摆摆手,说:“做服装就不苦?你那是没见过我刚开始的时候,一个人扛著大包挤火车,从广州回来,站了一路,脚肿得鞋都脱不下来。” 蒋刚立夹了一块腊肉,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他说:“你们都別吵了。命好不好,不是看挣了多少钱。你看周峰,家里房子也盖了,儿子也上大学了,可他这身体……命这东西,说不清楚的。” 周峰坐在角落里,手里端著那杯白开水,一直没有说话。听到蒋刚立提到他,他笑了笑,笑容很淡,像冬天的日头,有光,不暖。“我啊,命不算好,也不算坏。年轻时候能吃能干,谁想到现在连碗粥都喝不了。但我认了。人这一辈子,哪能十全十美?老天爷给你一样,就要拿走一样。你们有健康的身体,我没有;我有你们这些兄弟,別人不一定有。” 这番话说完,酒桌上彻底安静了。掛在头顶的灯泡被风吹得轻轻晃,光影在每个人的脸上摇来摇去,像水波。 周日乐放下酒杯,清了清嗓子。“我讲个真事。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,四十出头,教了二十年书,评上了高级职称,女儿也考上了重点高中。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肝癌,不到三个月就走了。他走之前我去看他,他拉著我的手说,『周校长,我这辈子没出过省,连大海都没看过。』你们说,他命好不好?论工作,他比谁都认真;论家庭,他比谁都顾家。可老天爷没给他时间。” 周景熙听到这里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他想起了zs,想起了那片灰濛濛的海。他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,每天能听到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,可他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一次海。他那时候只想著挣钱、活著、离开。后来去了海南,又在山里待了三年,见过的最大的“海”,是橡胶林被风吹过时翻涌的绿浪。他真的见过海吗?见过。他认真看过海吗?没有。他忽然觉得,自己跟周日乐说的那个老师,其实没多大区別——都在忙著活,忘了停下来看一看。 蒋琪把碗里的汤喝完,擦了擦嘴,接过话头。“我来说说我吧。你们觉得我好,县委办副主任,女儿上了医科大学。可你们不知道,我走到今天这一步,掉了多少头髮,熬了多少夜。刚调到县委办那几年,每天写材料写到凌晨两三点,第二天七点又要起来上班。我女儿从小学到高中,我没给她开过一场家长会。她老师有一次问她,『你妈是做什么的?』她说,『我妈是写材料的。』老师说,『写材料怎么连家长会都不来?』我女儿回来学给我听,我听了,哭了。” 周起琼一直没怎么说话,这时候忽然开口了。“你们都別说自己苦了。我最苦的时候,你们谁看见了?”她顿了顿,声音低了下去,“我离婚那年,差一点就想不开了。孩子才几岁,我一个人带著,白天上班,晚上带孩子,连哭的时间都没有。有一次我女儿半夜发高烧,我一个人抱著她跑到医院,掛了急诊,医生说要住院。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,抱著她,等天亮,等缴费,等办手续。那一夜,我才知道什么叫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。后来我想通了,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离婚怎么了?我一个人照样能把孩子养大,照样能把日子过好。” 周景熙听著这些话,手里的酒杯端起来又放下,放下又端起来。他想起自己走过的那些路。zg、sh、hz、zs、海南、dg。被人冤枉过,被人骗过,穷得睡过西湖边的长椅,饿得吃过垃圾桶里的馒头。他以为自己是最苦的那个。现在他发现,在座的每一个人,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蒋立情的服装店,刚开张的时候被房东骗过,被供应商坑过,差点血本无归。周海开货车那几年,出过一次事故,车翻了,人没事,但一个月没缓过来。蒋刚立杀猪,手指被切掉半截,接上了,现在还是弯的。周日乐当校长,被家长堵在办公室骂过,被上级穿小鞋,差点被撤职。蒋琪写材料写到视网膜脱落,做了手术才保住眼睛。周起琼更不用说了,离婚、辞职、创业,哪一样不是拿命在拼。他们谁都不比谁容易。但他们谁都没有认输。 周峰忽然咳了起来,咳得很厉害,弯著腰,脸涨得通红。他老婆赶紧给他拍背,倒了杯温水。咳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他直起身,喘了几口气,说:“你们听听,我这肺都快咳出来了。但我不怕。我不怕死,我怕的是死了以后,你们把我忘了。”李觉说:“不会忘的。咱们这些人,谁也不会忘了谁。”周峰笑了,说:“那就好。” 李觉站起来,把每个人的酒杯都倒满了。他端著酒杯,环顾了一圈,说:“来,咱们干一杯。不为別的,就为咱们都还活著,都还在。”大家站起来,碰了杯,一饮而尽。酒是烈的,从喉咙一路烧下去,烧到胃里,烧到心里。周峰杯里还是白开水,他也干了,烫得直伸舌头,但脸上是笑的。 酒席散了,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。周景熙没有马上走,他站在四楼的露台上,看著夜色中的石桥村。远处的山黑黢黢的,像一头头蹲伏的巨兽。村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著,昏黄的,温暖的,像大地长出的星星。李觉走过来,站在他旁边,递给他一支烟。他不会抽,但还是接过来,夹在耳朵上。 “景熙,你在想什么?”李觉问。 “我在想,咱们这些人,走出去的时候都不容易。有的去了广东,有的去了浙江,有的去了海南。有的当了老板,有的当了干部,有的当了作家。有的病了,有的离了,有的还在拼。但不管怎么样,咱们都还记著这个村子,都还记著彼此。这就够了。” 李觉没有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回到家里,从小燕手里接过一杯热茶,喝了几口,然后坐在那张父亲给他买的书桌前。他从抽屉里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2年正月初三夜。今晚在李觉家喝酒,大家聊起了命。蒋立情说把自己活丟了,周海说是不是选错了路,蒋刚立说命不是看挣多少钱。周日乐讲了他们学校一个老师的事,四十出头就走了,连大海都没看过。蒋琪说她掉了多少头髮、熬了多少夜。周起琼说她最难的时候,差点想不开。周峰说他不怕死,怕的是死了以后大家把他忘了。李觉说,不为別的,就为咱们都还活著。是啊,活著就好。不管命好不好,不管路对不对,活著就有希望。咱们这些人,谁也没有认输。这就够了。” 第六十九章 周峰的困境 201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接到了周峰老婆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,带著一种说不出的疲惫:“景熙,你能不能回来一趟?周峰他……最近身体越来越不行了。” 周景熙在dg的车间里接到这个电话时,手头的活还没干完。挤出机轰隆隆地转著,塑胶地板一片一片地从模头里流出来。他跟工头请了假,连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,就赶去火车站。从dg到县城,从县城到镇上,再从镇上到石桥村,一路辗转,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 周峰家的灯还亮著。堂屋的门敞著,灯泡昏黄,照著墙上那幅“天道酬勤”的中堂。那是周日乐几年前写的,纸已经泛黄了,边角卷了起来。周峰的老婆坐在灶房门口,手里择著菜,眼眶有些红。看见周景熙进来,她站起来,扯了扯围裙,挤出一个笑容:“景熙,你来了。吃饭了没有?我去给你下碗面。”周景熙拦住了她,问:“峰哥呢?” 她朝里屋努了努嘴。 周峰半靠在床上,背后垫了两个枕头。他真的瘦了,瘦得两颊都凹进去了,颧骨显得很高。但精神还好,看见周景熙进来,眼睛亮了一下,撑著坐直了一些。“景熙,你怎么回来了?我老婆又瞎打电话了吧?”他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洪亮了,有些沙哑,但中气还在。床边的桌上摆著一大袋子各种各样的药。 “峰哥,你最近怎么样?” “还行。”周峰笑了笑,露出一口发黄的牙齿,“就是干不了重活了。医生说我这血糖控制得不好,不能累著,不能饿著,不能吃甜的,不能喝粥,不能吃米饭。我就差拿本子记了,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,比当会计还麻烦。”他说著,自己先笑了。周景熙也笑了,但笑得不踏实。 周峰的老婆端著两杯茶进来,搁在床头柜上。她在围裙上擦著手,忍不住接了话:“他以前在工地上搬砖,一天能挣一百多。现在干不了了,医生说再干下去腿就要出问题。他不听,非要干,干到一半头晕得站不住,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。”她说到这里,声音有些发颤,停了停,深吸一口气,“现在我一个人打工,一个月千把块钱,要供孩子读书,要给他买药,要吃饭。日子紧巴巴的,但他还活著,我就知足了。” 周峰的脸微微红了。他低下头,抠著指甲缝里的泥。沉默了很久。 “景熙,你说我这病,是不是报应?”周峰忽然抬起头,眼神发直。 周景熙一愣。“什么报应?” “我这辈子,没什么本事。没考上大学,没当上官,没挣到大钱。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上搬砖,后来给人打零工。好不容易攒了点钱,盖了房子,以为日子要好过了,结果得了这个病。糖尿病,治不好的,要跟一辈子。我有时候想,是不是老天爷看我太閒了,给我找点事做。”他又笑了,笑容里全是苦涩。 周景熙想说点什么安慰他,但嘴唇动了动,没出声。窗外的虫鸣声密密匝匝地挤进来,填满了沉默。他想起小时候,周峰胖乎乎的,跑起来一阵风,饭量最大,吃什么都香。那时候谁能想到,几十年后,他会连一碗白米饭都不能碰。 周景熙问了他的血糖控制情况。周峰从床头柜里翻出一本旧檯历,上面用原子笔画著密密麻麻的数字。空腹、餐后两小时、睡前,一天测四五次。好的时候七点几,坏的时候十几点。他把檯历递过来,周景熙翻了翻,看到那些数字像过山车一样起起落落,心里一阵发紧。 “峰哥,你得好好吃药,听医生的话。这个病控制好了,跟正常人差不多。” 周峰点点头,把檯历放回去。“我知道。我现在每天都吃药,按时按量。就是有时候嘴馋,忍不住多吃两口。”他看了看老婆,像做错事的孩子,“你嫂子管我管得严,连块饼乾都不让吃。” 周景熙离开周峰家的时候,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。他走在村道上,脚步很慢。他在想,周峰这辈子,到底做错了什么?什么都没有。他只是像大多数人一样,活著,干活,养家,攒钱,盖房子。他以为盖了房子日子就好了,以为儿子长大了日子就好了。他不知道,日子永远不会“就好了”。日子就是日子,有苦有甜,有病有痛。你能做的,只是撑著,一天一天地撑下去。 周景熙住了一夜,第二天要了个周峰的银行帐號就走了。回到dg后,周景熙翻箱倒柜,把存摺找出来。上面有这些年攒下的稿费和工资,不多,一万出头。他去银行转了五千元给周峰。 钱转出去后,他接到了周峰的电话。周峰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,只说了两个字:“收到了。”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。周景熙握著手机,也不说话。窗外的东莞灯火通明,车流的噪音像潮水一样涌来。他们隔著几百公里,隔著电波和光纤,隔著各自这些年攒下的沉默。 最后周峰说:“景熙,你寄来的钱,我收著了。等我好了,还你。” “不用还。”周景熙说。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,像是嘆息。 掛了电话,周景熙坐在出租屋的床上,翻开那个已经磨得发白的本子,写道: “2013年秋。周峰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了,干不了重活,在家休养。嫂子一个人打工养家,日子紧巴巴。我寄了五千块钱回去,不多,帮不了什么大忙,但我想让他知道,还有人在,还有人记著他。他跟我说,等我好了,还你。我说不用还。我们这些人,从小一起长大,谁跟谁算那么清?这辈子能帮一把是一把。谁也不图谁还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枕头底下。窗外有风吹过,他想,再过几年,等志远大学毕业了,他就回去。回去种地,养鸡,钓鱼,写东西。也去看看周峰。两个人坐在院子里,喝杯茶,聊聊天。那时候他们的病大概都好了,日子也会好起来。 第七十章 蒋田园的银行工作 蒋田园是腊月二十八回到石桥村的。他开著一辆黑色的桑塔纳,车身上还沾著城里的泥水,车牌是外地的。车停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他从驾驶室出来,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夹克,里面是白衬衫,脚上是黑皮鞋。他的腰板还是那么直,走路还是那么快,一步一步,像丈量土地。村里人看见他,喊:“田园回来了?”他应一声,声音洪亮,中气十足。 他已经好几年没回来过年了。在银行当行警,越是节假日越忙。春节要值班,要巡逻,要押运,要守著那些装满钞票的箱子和柜檯后的金库。今年是他主动申请调休的,领导说:“老蒋,你都三年没回家过年了,这次批你回去。”他点了头,收拾了几件衣服,加满油,开了六个小时的车,回到了石桥村。 周景熙是在李觉家见到他的。李觉说田园回来了,晚上过来吃饭。周景熙到的时候,蒋田园正坐在堂屋里喝茶,跟李觉聊天。他比以前胖了一些,脸圆了,肚子也微微鼓起来了,但坐姿还是军人的坐姿——腰板挺直,两腿併拢,双手放在膝盖上。他看见周景熙,站起来,伸出手,握了握。“景熙,好久不见。”周景熙说:“好久不见。”两个人坐下来,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们之间隔了太多年——蒋田园在福建当兵,退伍后进了银行,在城里安了家;周景熙一直在打工、写作,两个人各自走了不同的路,就像两条从同一个山头髮源的溪流,流著流著就分岔了,匯入了不同的江河。 李觉端上菜来,倒上酒。三杯酒下肚,话匣子打开了。蒋田园讲起他在银行的工作。他退伍那年,正好赶上银行系统招人。他条件符合,体检、政审、面试,一路过关,被分到了城郊的一个支行,当行警。行警这个名字听著威风,其实就是银行的保安,穿一身深蓝色的制服,腰带上別著对讲机和橡胶棍,每天在大厅里巡逻,维持秩序,处理纠纷,接送运钞车。工作不累,但琐碎。夏天要防暑降温,冬天要防火防冻;老年人大清早就来排队领养老金,吵吵嚷嚷的,要调解;有人取钱多,要提醒注意安全;有人取钱少,要帮忙操作atm机。这些事,跟他在部队时想像的完全不一样。他当兵的时候,想的是操枪弄炮、巡逻站岗、保家卫国。到了银行,每天面对的是存摺、钞票、排队叫號机。落差很大,但他没有抱怨。他告诉自己,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 “那你还想部队吗?”周景熙问。 蒋田园端著酒杯,沉默了很久。酒杯在他手里转了两圈,酒液在杯壁上掛了一层薄薄的膜。他说:“想。怎么不想。做梦都想。”他放下酒杯,靠著椅背,仰头看著天花板。天花板是白色的,刷了一层石灰,边角有些发霉,黑一块黄一块的。他盯著那些霉斑,像是盯著一幅地图。“我当兵那几年,在福建,在海军。我们的营区在一个海湾边上,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。海水是蓝的,不是咱们这边的黄泥水。蓝汪汪的,一眼望不到边。晴天的时候,海面上波光粼粼的,像撒了一把碎银子。阴天的时候,海是灰的,天也是灰的,分不清哪里是海,哪里是天。到了夜里,海浪拍著礁石,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,像母亲在哼摇篮曲。” 周景熙听著,没有说话。他想起自己在zs的时候,也看过海。但zs的海是黄的,浑的,不像福建那么蓝。他那时候只顾著搬石头、打炮眼、放炮,根本没有心思看海。 “你们是不知道,当兵的日子苦,但单纯。”蒋田园拿起酒杯,喝了一口,放下。“早上六点起床,出操,跑步,练队列。白天训练,射击、战术、体能。晚上看新闻,开会,点名。一天到晚,干什么都有人管,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熄灯,都是规定好的。你不用想別的,只要把训练搞好就行了。那时候觉得苦,觉得不自由。现在想想,那样的日子真好啊。不用操心房贷,不用操心车贷,不用操心孩子的成绩,不用操心领导的脸色。每天就那几件事,干完了就睡觉。” 李觉给他续了酒,说:“那你现在不好吗?在银行,铁饭碗,风吹不著雨淋不著,一个月工资好几千。咱们村里多少人羡慕你。” 蒋田园苦笑了一下。“羡慕?有什么好羡慕的。在银行,我算什么?行警。说白了就是看大门的。那些正式员工、那些经理、那些主任,他们才是银行的。我?我是个临时工转正的编外人员。工资比別人低,待遇比別人差,晋升没我的份,提乾没我的份。开会坐后排,活动站边角,连食堂打饭都是等人家打完了才轮到我。有时候我想,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?在银行当行警当到退休,领一份微薄的养老金,然后回家种地。” 周景熙看著他,心里有些难过。他想起蒋田园穿军装站在大樟树下的样子。那一年,他刚从中师毕业,胸戴大红花,意气风发。他说,他要去走他爸走过的路,看他爸看过的海。他走过了,他看过了。然后呢?然后他回了地方,进了银行,过著安稳但平淡的日子。那团火,还在他胸中烧吗?还是已经灭了? “田园,你还记得你当兵前说的话吗?”周景熙问。 “什么话?” “你说,你要去走你爸走过的路,看他看过的海。” 蒋田园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的手放在酒杯上,手指轻轻地敲著杯壁,发出叮叮的声响。然后他说:“我走过了,也看过了。我爸当兵的时候,条件比我差多了。他说他们住的是帐篷,吃的是压缩饼乾,喝的是雨水。我在部队的时候,有营房,有食堂,有自来水。我爸要是活著,看到我当兵那几年的样子,应该会高兴。”他顿了顿,声音低了下去,“可是,景熙,你说,我走了我爸的路,然后呢?我没有成为他。他退伍后回乡种地,病死了。我比他强一点,进了银行,有铁饭碗。可我还是觉得,少了点什么。” “少了什么?” “少了那股劲儿。”蒋田园放下酒杯,双手交叉,搁在膝盖上。“在部队的时候,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早上吹哨,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。跑五公里,不带喘的。射击训练,趴在地上一趴就是半天,腿麻了也不觉得。那股劲儿,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现在呢?每天上班下班,开车堵在路上,坐在办公室里看监控,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人。下班了,回到家里,老婆做饭,我辅导孩子写作业。周末带孩子去公园,去商场,去上培训班。日子安稳,但没劲儿。” 周景熙想到了自己。他在dg的那些年,也是那样。每天上班下班,在车间里开著机器,日復一日,年復一年。那股劲儿,什么时候丟的?他不知道。也许是在zs採石场,搬了八年石头之后;也许是在海南橡胶林,割了三年胶之后;也许是在dg的工厂里,开了几年机器之后。那股劲儿,被生活一点一点地磨掉了,像一块石头被海浪冲刷,磨圆了,磨光了,磨得没有了稜角。 “田园,”周景熙说,“你说少了那股劲儿。可你有没有想过,那股劲儿不是丟了,是换了一种方式,还在你身上?” 蒋田园看著他,没有说话。 “你在银行,每天处理那些琐碎的事。老人不会用atm机,你教他们;有人吵架了,你调解;运钞车来了,你押运。这些事,跟你在部队做的事,不一样。但你在部队,是为了保卫国家;你在银行,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。本质上,有什么区別?” 蒋田园的眼睛亮了一下。那亮光很短暂,像远处灯塔上闪过的光,一瞬就灭了,但周景熙看见了。 “景熙,你这话,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”蒋田园端起酒杯,“来,干了。” 两个人碰了杯,一饮而尽。酒辣,周景熙的眼眶湿了。蒋田园的眼眶也湿了。他们都没有擦,让那股辣劲儿在身体里慢慢地散开。 那天晚上,他们喝了很多酒。李觉喝多了,趴在桌上睡著了,鼾声如雷。蒋田园没醉,但话特別多。他讲了很多部队的事——第一次实弹射击,他打了多少环;第一次出海,他吐得昏天黑地;第一次参加演习,他紧张得整夜没睡;第一次站夜岗,他看著满天繁星,想起了石桥村。他还讲了一个从没对人提起过的事。那年,他所在的部队有一个战士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。那个战士比他小两岁,湖南老乡,家也在农村。他牺牲前半个月,刚收到家里的信,说他妈病重,想让他回去看看。他跟领导请了假,领导批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走,任务来了。他说,这次任务完了我就回去。他没有回来。 “景熙,”蒋田园的声音有些哑,“那天晚上,我一个人在海边坐了很久。海浪哗哗地响,星光洒在海面上,碎成一片一片的。我那时候想,如果有一天我也牺牲了,谁会记得我?谁会记得石桥村有个蒋田园,当过兵,做过行警,一辈子普普通通,没干过什么大事。谁会记得?” 周景熙没有回答。但他在心里说:我会。李觉会。周峰会。周日乐会。蒋琪会。周起琼会。石桥村的人都会。你走过的那条路,你看过的那片海,你当过的兵,你站过的岗,你保护过的那些老百姓的钱袋子,都会有人记得。也许不是所有人,但有一些人。那些和你一起长大的人,那些和你一起喝过酒的人,那些和你一起在溪边抓过螃蟹的人。他们会记得。 酒席散了。周景熙扶著蒋田园走到楼下。夜风很凉,吹得人头脑清醒。蒋田园站在大樟树下,点了一支烟,深吸一口,仰头看著满天繁星。 “景熙,你说人这一辈子,到底图什么?” “图个不后悔。”周景熙说。 蒋田园想了想,点了点头。“你说得对。图个不后悔。” 那天晚上,周景熙回到家里,没有马上睡觉。他坐在那张书桌前,从抽屉里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。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,墨水洇开一个小黑点。他才写道: “2014年春,石桥村。蒋田园回来了。他退伍后进了银行当行警,生活安稳,但他怀念部队。他说,少了那股劲儿。他说,在部队的时候,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现在没有了。我说,那股劲儿不是丟了,是换了一种方式,还在你身上。你在银行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,和你在部队保家卫国,本质上是一样的。他的眼睛亮了。他说,景熙,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,但我想,人这一辈子,不能总想著干大事。把小事干好了,也是大事。田园哥,你在银行当行警,干了那么多年。你没有立功,没有受奖,没有升职。但你每天站在那里,那些老人就不会被骗,那些存钱的人就会安心。这就是你做的事。这就是你的价值。” 写完之后,他把本子合上,塞回抽屉里。他关了灯,躺在床上。窗外月光如水,照在他脸上。他没有马上睡著,脑海里一直浮现著蒋田园站在大樟树下抽菸的样子。他的背影被月光拉得很长很长,像一个哨兵,还在站岗。 第七十一章 回乡建书屋 2014年春天,周景熙用稿费在老家建了一间书屋。 说是书屋,其实就是他家老屋的西厢房。那间房以前堆著杂物——淘汰的桌椅、生锈的农具、装著旧衣服的蛇皮袋、积了灰的罈罈罐罐。他花了一个星期收拾出来,墙面重新粉刷了一遍,白得晃眼。地上铺了水泥,磨得平平整整的。窗户换了新玻璃,阳光照进来,亮堂堂的。他在镇上找人焊了四个铁架子,又去县城买了十几张三合板,锯成合適的尺寸,架上去,就成了书架。书架不高,最高的那层刚好伸手能够到。 书架摆满那天,他站在屋子中间,看了很久。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书脊上,那些顏色——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黄的——像春天田埂上的野花,热闹又安静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,在废品回收站论斤买书的日子。那些书被扔在地上,沾著灰,卷著边,有的还缺了页。他蹲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翻,像在垃圾堆里找吃的。那时候他想,要是有一个地方,摆满了书,隨便看,不要钱,那该多好。三十多年后,他自己建了这样一个地方。 李觉是第一个来看的。他骑著电动车从村口过来,后座上绑著一捆旧书,用蛇皮袋装著,鼓鼓囊囊的。他把电动车停在院子里,解开绳子,把那捆书搬进书屋,往桌上一放,说:“这些都是我儿子读过的,扔了可惜,放你这里,给別人看。”周景熙翻了翻,有《故事会》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,还有几本武侠小说,封面都磨白了。他说:“好,放这里。谁想看谁来拿。”李觉站在书架前,仰著头,一行一行地看那些书脊。他看得很慢,像是在认字,又像是在回忆。 “景熙,你说这些书,会有人看吗?” “会的。”周景熙说,“总有人看的。” 李觉点了点头,没有再问。 书屋开张的消息,是母亲传出去的。母亲每天坐在门口晒太阳,逢人就说:“我们家景熙在屋里摆了好多书,你们家的娃想看就来看,不要钱的。”开始没人来。村里人忙,大人要下地干活,小孩要上学,放学了要写作业,写完作业要帮家里干活。没有人有时间看书。周景熙不急,他知道,书屋不是饭馆,不能指望天天客满。书屋是种子,埋进土里,要等。 第一个来的是村东头周大爷的孙子,叫周小树,读小学四年级。他怯生生地站在门口,探著脑袋往里面看,不敢进来。周景熙正在擦书架,看见他,招招手。“进来。想看什么书自己挑。”周小树走进来,眼睛黏在那些花花绿绿的书脊上,半天移不开。他抽出一本《安徒生童话》,翻了翻,又放回去,又抽出一本《西游记》连环画,又翻了翻,又放回去。周景熙问他:“你喜欢看哪一种?”周小树低著头,小声说:“我喜欢看打仗的。”周景熙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小兵张嘎》,递给他。“这本,打仗的。”周小树接过去,翻开第一页,看了起来。他看得很认真,眉头微皱,嘴唇微动,像是在默读。周景熙看著他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暖意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,在陈老师那里借到第一本书——《吶喊》,也是这样的心情。书里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,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走进去。 从那以后,来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村里几个上小学的孩子,放学后就往书屋跑。他们坐在长凳上、趴在地上、靠著书架,什么姿势都有,但看书的认真劲儿是一样的。母亲有时候会端著切好的西瓜或者煮好的红薯进来,放在桌上,招呼他们吃。孩子们也不客气,一手捧著书,一手拿著西瓜,吃得满手满脸都是汁水,眼睛还黏在字上。 一个周末的下午,隔壁村的刘老师带著他女儿来了。就是那个在镇上教语文的刘老师,当年借给周景熙笔记本、帮他补英语的那位。他老了,头髮全白了,背也驼了,走路慢悠悠的,像一辆散了架的自行车。他走进书屋,站在书架前,看了很久,然后转过身,对周景熙说:“景熙,你建这个地方,比盖一栋楼都有意义。” 周景熙给他搬了把椅子,让他坐下。刘老师摸了摸那些书脊,感慨道:“我年轻的时候,在村里教书,就想有个这样的地方。那时候没有钱,也没有书。我把自己攒的那几十本书放在教室的角落里,让学生们看。他们看完一本,还回来,再借一本。看完了,就跟我討论。那时候的日子,苦是苦,但充实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,递给周景熙。“这是我买的几本书,你放这里吧,给孩子们看。”周景熙打开信封,里面是几本崭新的书——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《根鸟》,还有一些儿童文学杂誌。他把这些书工工整整地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。 暑假的时候,书屋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孩子们从早上待到傍晚,中午回家吃口饭,又跑回来了。他们坐在一起看书,看完交换,交换完再看。有时候他们会爭论书里的情节,脸红脖子粗的,谁也不服谁。周景熙坐在旁边听,不说话,心里乐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,和陈老师討论《狂人日记》的那个下午。陈老师问他:“阿q为什么那么傻?被人打了还说自己是『儿子打老子』?”他想了好久,说:“他不想让別人看出来他输了。”陈老师笑了,说:“你读懂了。”现在,这些孩子也在读书,也在討论,也在试图读懂那些字后面的东西。他们比当年的他幸运。他有了一间书屋,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书,他们不用去废品站论斤买。 书屋也给村里的大人带来了变化。先是蒋立情的老婆。她周末从城里回来,听说村里有了书屋,过来看了看。她挑了一本做衣服的书,借了回去。过了几天,她回来还书,说:“景熙,你这本书太好了,我照著上面做了一件衬衫,穿上去都说好看。”她笑著,满脸得意。接著是周海的媳妇。她借了一本种菜的书,说要在院子里种有机蔬菜,不打农药,不施化肥,纯天然的。周海笑她:“你还种什么有机蔬菜,你连葱都种不活。”她白了他一眼,说:“你等著瞧。”后来她真的种出了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,绿油油的,红彤彤的,比集市上卖的还新鲜。 还有村里的年轻人,有的在外面打工,过年回来,听说村里有了书屋,也来看。他们不看小说,不看故事,看技术类的书。有的看电工手册,有的看电焊技术,有的看汽车维修。一个在东莞电子厂打工的小伙子,借了一本《plc编程入门》,回去自学了几个月,考了一个证书,从流水线调到了技术部,工资涨了一倍。他打电话来跟周景熙说:“叔,谢谢你那本书。要不是它,我现在还在流水线上站著呢。” 最让周景熙感动的,是一个叫周瑶的女孩。她父母都在广东打工,她跟著爷爷奶奶生活,性格有些孤僻,不爱说话。她第一次来书屋的时候,一个人站在角落里,翻著《小王子》,看著看著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周景熙走过去,问她怎么了。她擦了擦眼泪,指著书上的那句话说:“这个,我喜欢。”周景熙低头一看,是那句——“如果你驯养了我,我们就会彼此需要。对我来说,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;对你来说,我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。”他没有说话,看著她把那一页折了一个角,把书抱在怀里。“叔,我能不能借回去看?”她说。“能。看完再来换。”她点了点头,抱著书,跑出了书屋。 后来周瑶经常来。她看完一本,换一本。看完《小王子》,看《夏洛的网》;看完《夏洛的网》,看《窗边的小豆豆》;看完《窗边的小豆豆》,看《城南旧事》。她看书的速度很快,每周一本,雷打不动。她的语文成绩慢慢好了起来,作文从不及格变成了班上前几名。她的性格也变了,不再是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女孩,开始主动跟人说话,脸上有了笑容。有一次,她写了一篇作文,题目叫《我的书屋》,写她在村里的书屋找到了一个“不一样的世界”。老师在班上念了这篇作文,同学们都鼓掌。她把作文拿给周景熙看,说:“叔,我长大了也想写书。”周景熙笑了。“好,你写。写出来了,放到我这个书架上。” 那一年,书屋的借阅登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。有的名字写得很工整,一笔一画的;有的很潦草,像春风吹倒的秧苗;有的是孩子写的,字歪歪扭扭的,有些还写错了。但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有一个人,一本书,一段安静的时光。 周景熙坐在书屋里,阳光照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。他想起三十多年前,他坐在煤油灯下,就著昏黄的光,读著从陈老师那里借来的《吶喊》。那时候他没想到,有一天,他会有一间自己的书屋。书架上摆满了他买来的、別人送来的书,孩子们坐在这里读他读过的那些书,或者他没有读过的新书。他们会在这些书里找到自己的路,就像他当年找到了自己的路一样。 第七十二章 父母亲的晚年 2014年冬天,周景熙回了一趟石桥村。不是过年,不是过节,是他想回去了。 dg的工厂放了年假,工友们有的回了老家,有的出去旅游,有的窝在宿舍里打牌。他收拾了几件衣服,把那本写了一半的本子塞进背包,坐上了回乡的火车。火车哐当哐当地响著,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农田,从农田变成山丘。他靠著窗户,闭著眼睛,脑子里全是父母的样子。父亲有多久没给他打电话了?上次打电话还是三个月前,母亲接的,说了几句,说父亲在旁边,问他要不要说。他听见父亲在那边说“没什么事,不说了”。电话就掛了。三个月了,他忙著上班,忙著写东西,忙著处理各种琐事,没有主动打回去。他们也没打过来。他以为他们没事,以为他们都好。但心里总是不踏实。 到家的时候,已经是傍晚了。冬天的天黑得早,五点多钟,太阳就落了山。他推开院门,院子里很安静,鸡已经进笼了,狗趴在窝里,听见脚步声,抬起头看了看,又趴下了。灶房里亮著灯,昏黄的,从窗户纸透出来,像一团棉花糖。他喊了一声“妈”,灶房里传来一声答应,母亲端著碗走出来。碗里是刚煮好的稀饭,热腾腾的,冒著白汽。她看见周景熙,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“回来了?吃饭了没有?” “还没。” “锅里还有,我去给你盛。”她把碗放在桌上,转身又进了灶房。周景熙跟在后面,看见灶台上摆著几个碗,碗里是剩菜,一碟咸菜,一碗炒青菜,还有一小碗辣椒炒肉。肉没剩几块了,辣椒倒是多。母亲把那碗辣椒炒肉端起来,闻了闻,说:“还好的,没坏。”又放回去了。 “妈,你们就吃这些?” “这些怎么了?好的很。”母亲从锅里舀了一碗稀饭,端给他,“你吃,多吃点。你看你瘦的。”周景熙接过碗,坐下来,喝了一口。稀饭很烫,红薯切得很大块,一口咬下去,粉粉的,甜丝丝的,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他低著头喝稀饭,母亲坐在对面,看著他,不说话。 “妈,我爸呢?” “在里屋。躺著呢。老寒腿又犯了,走不了路,都躺了好几天了。” 周景熙放下碗,走进里屋。没开灯,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,屋里黑漆漆的,空气里有一股药膏的味道,又凉又冲。他摸到墙上的开关,灯亮了。父亲躺在床上,穿著一件旧棉袄,盖著被子,腿露在外面,肿得老高。脚踝那里青紫青紫的,皮肤绷得发亮,像要裂开一样。他闭著眼睛,听见动静,睁开眼,看见周景熙,愣了一下。“你回来了?” “爸,腿怎么了?” “没事,老毛病。天冷了就这样。过几天就好了。”父亲说著,撑著坐起来,把那床被子拉过来,盖住腿,不让周景熙看。 周景熙没有揭穿他。他在床边坐下来,问父亲吃了没有。父亲说吃了,吃的稀饭。问他药吃了没有,说吃了,每天都吃。问他疼不疼,说不疼。三个问题,三个答案,简单干脆,像在做选择题。但周景熙看见他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,不是热的,是疼的。他太了解父亲了。他从来不说疼,从来不说苦,从来不麻烦別人。他是石桥村最硬气的人,也是最不会照顾自己的人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跟母亲坐在灶房里,一边剥花生一边聊天。母亲说,父亲这腿,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从去年冬天就开始严重,一开始还能拄著拐杖走几步,后来走不动了,就在院子里坐坐。今年冬天就更不行了,院子都出不去了,整天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。叫他去医院,他不去。说去了也治不好,白花钱。叫他吃药,他吃,吃完了也不见好。说他几句,他就不说话了。 “景熙,你说你爸这人,是不是犟?跟他好好说,他不听。骂他,他也不恼。就那样,你急他不急。”母亲说著,眼眶红了,但没有哭。她擦了擦眼睛,继续剥花生。周景熙看著她,心里很难受。 第二天一早,周景熙去了镇上卫生院,找医生开了几贴膏药和一些止痛的药。回来给父亲贴上,又看著他吃了药。父亲躺在床上,看著天花板,忽然说了一句话:“景熙,你还记得那头牛吗?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那头牛。他当然记得。1985年,父亲为了供他读初三,把家里那头老水牛卖了。卖牛的那天,父亲在牛栏里站了很久,摸著牛的额头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那头牛跟了他好几年,比家里任何一件家具都值钱。 “记得。”周景熙说。 “那头牛好啊。耕田快,稳,不偷懒。比我强。”父亲说完,闭上了眼睛。周景熙坐在床边,看著父亲的脸。那张脸上全是皱纹,像乾裂的田地。头髮全白了,眉毛也白了,连睫毛都白了。他忽然意识到,父亲真的老了。不是那种慢慢变老,是那种一夜之间就老了的。你稍微不注意,他就老了,老得你认不出来。 他在家待了五天。每天给父亲换膏药,熬药,做饭。父亲的话很少,但每天都会说一句“你什么时候走”。第一天问,第二天问,第三天问,第四天也问。第五天,周景熙说要走了,父亲没有再问。他躺在床上,看著天花板,说:“路上小心。”就四个字。周景熙背著包走出院子,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,回过头,看见母亲站在门口,朝他挥手。父亲没有出来。他的腿走不动了,他出不来了。他只能躺在床上,听著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远,直到听不见。 回到东莞,周景熙把父母的情况跟小燕说了。小燕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,然后说了一句:“要不,你回来吧。”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当然想回去。他做梦都想回去。但他回去了,拿什么养家?志远还在读书,学费、生活费、住宿费,哪一样不要钱?父母要看病,吃药,买膏药,哪一样不要钱?他不能回去。他只能在外面挣钱,多挣钱,寄回家。让他们吃好一点,穿暖一点,看病不愁钱。这是他能做的,也是他唯一能做的。 那段时间,他给家里寄钱的次数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一个月两次,有时候三次。他不再往存摺里存钱了,每个月把工资和稿费加在一起,除去吃饭和买书,剩下的全部寄回去。小燕也在製衣厂加班,从早站到晚,腿肿了也不休息。他们都知道,父母老了,需要钱的时候到了。他们不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拿不出来。 2015年春节,周景熙又回去了。这次他带了一部手机,给父亲买的。老人机,字大,声音大,按键也大。他把手机放在父亲枕头边,教他怎么接电话。“按这个绿色的键,就能接了。按这个红色的键,就能掛了。”父亲按了按,试了几次,学会了。周景熙把自己的號码存在通讯录第一个,让他想打的时候就按“1”。父亲没有说话,点了点头。 回dg后,他每隔两天就给家里打一个电话。有时候父亲接,有时候母亲接。父亲接电话的时候,从来不说自己的事,只问他。“吃饭了没有?”“天冷了,多穿点衣服。”“別太累了,早点睡。”就这几句,翻来覆去地说。周景熙每次都回答得很认真,像在回答老师的提问。他知道,父亲不是在问他,是在告诉他——我还活著,还在听,还在想你。 有一天晚上,他给家里打电话,是母亲接的。母亲说,你爸今天扶著墙走了几步,走到院子里,晒了一会儿太阳。回来的时候说,外面的风很舒服,太阳也很暖和。他说,等腿好了,要去村口的大樟树下坐坐。周景熙听了,眼泪流了下来。他没有擦,让它流。他知道,父亲想去村口的大樟树下坐坐,不只是坐坐。他是想去看看那个他走了一辈子的村子,看看那些他认识了一辈子的人,看看那个他可能再也走不到的地方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5年春,dg。爸的腿越来越不行了。老寒腿,走不了路,整天躺在床上。我给他买了手机,教他接电话。他每次接到我的电话,都说那几句——吃饭了没有?天冷了,多穿点衣服。別太累了,早点睡。翻来覆去地说,像念经。有一天,他在院子里晒了太阳,回来说,外面的风很舒服,太阳也很暖和。他说,等腿好了,要去村口的大樟树下坐坐。爸,你会好的。等你好了,我陪你一起去大樟树下坐坐。就像小时候,你带著我,在树下乘凉。你给我讲故事,讲那些我听了无数遍的故事。我不嫌烦。你讲多少遍,我都听。” 第七十三章 全职写作 2015年秋天,周景熙收拾了在dg的出租屋里所有的东西。东西不多,一个帆布包就装下了——几件换洗的衣服,一摞写满字的本子,几本在文化馆上课时发的教材,还有那本已经翻得起毛边的《石桥村故事》样书。他把这些塞进包里,拉链拉上,放在床板上,然后坐在床边,环顾著这间他住了好些年的宿舍。铁架床,硬板铺,墙上贴著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副刊文章,有的已经发黄了,边角卷了起来。窗外是工厂的围墙,墙根下长著一排野草,绿了黄,黄了绿,他住了多久,那些草就长了多久。 辞职的事,他跟林主任说了。林主任盯著他看了半天,问他:“你想好了?回老家能做什么?”周景熙说:“写东西。”林主任沉默了一会儿,没再劝。林主任是个明白人,知道留不住。这些年,他看著周景熙白天开机器、晚上写东西,稿费单一张一张地来,虽然数额不大,但从没断过。他知道这个人不属於车间,迟早要走的。 走的那天,小陈来送。小陈站在厂门口,穿著工衣,头髮乱糟糟的,像刚从机器边跑过来。“景熙哥,你走了,车间里就没人跟我討论小说了。”周景熙笑了笑,说:“你可以打电话给我。號码没变。”小陈点点头,把手里的一袋东西塞给他,是几个苹果和两瓶水,说路上吃。周景熙接过来,拍了拍小陈的肩膀,没再说什么,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车。车开了,他从车窗往外看,小陈还站在厂门口,身影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了一个点,消失在灰扑扑的建筑群中。 从dg到石桥村,火车转汽车,汽车转步行,又是整整一天。他到家的时候,天已经黑透了。母亲在灶房里热饭,听见动静探出头来,看见是他,愣了一下。“怎么这时候回来了?也不提前说一声。”她嘴里埋怨著,手里已经去拿碗了。父亲坐在堂屋里,戴著一顶旧帽子,腿上盖著毯子,旁边的凳子上放著拐杖。他的腿已经很难走动了,但精神还好,看见周景熙,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周景熙放下背包,在父亲对面坐下来。父子俩一个坐东一个坐西,中间隔著一张八仙桌,桌面磨得发亮,边角磨得圆润,还是爷爷做的那张老桌子。沉默了一会儿,父亲说:“不走了?”周景熙说:“不走了。”父亲没再问。 那间书屋派上了用场。白天,周景熙在里面写东西,把门窗关上,外面的声音就小了——鸡叫、狗吠、母亲在灶房里的锅碗瓢盆声,都变成远远的背景音,像隔了一层棉花。书架上的书整整齐齐地排列著,脊背朝著他,阳光照在上面,那些字烫了金似的,闪闪发亮。他坐在窗前,铺开本子,拿起笔,开始写。写什么呢?他想了很久。笔记本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浮现在眼前,石桥村的故事一幕一幕地翻过去,像放电影。 他开始写一个长篇。不是短篇的集合,是真正的长篇,从头到尾,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写他走过的路,写他吃过的苦,写他遇到的人,写他做过的梦。写石桥村的早晨,溪边的螃蟹,大樟树下的合影。写父亲的沉默,母亲的眼泪,李觉的託付。写gz的屈辱,sh的欺骗,hz的飢饿,採石场的惊险,橡胶林的孤独,车间里的轰鸣。写那些年的挣扎、不甘、坚持、放弃、再坚持。他把这些年的经歷都装进了小说里。 全职写作並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。以前在工厂上班,下了班写东西,时间紧,但每天能写多少心里有数。现在全天都有时间,反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。有时候坐一上午,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笔尖停在纸上,墨水洇开一个小黑点,越来越多,像蚂蚁爬满了格子。他急,急得抓头髮,把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髮又抓掉了几根。母亲叫他吃饭,他应一声,屁股不动。母亲再叫,他再应,还是不动。母亲端著饭进来,把碗放在桌上,站在旁边看著他。他抬起头,说:“放那儿吧,我一会儿吃。”母亲不说话,转身走了。那碗饭从热放到凉,从凉放到冷,他始终没动。母亲又进来,看见饭没吃,嘆了口气,端走了。过了一会儿,换了一杯热茶进来,放在桌上。这次他没说放那儿,端起来喝了一口,又放下了。 最难的不是写不出来,是村里人的眼光。他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,不去打工,不种地,整天关在屋里写字。在村里人看来,这跟偷懒没什么区別。有人当面问他:“景熙,你不出去打工,在家干什么?”他说:“写东西。”那人笑了,那笑容里藏著东西,像冬天的风,你看不见,但能感觉到凉。还有人在背后议论:“读了高中有什么用?还不是回来种地。”“写东西能写出钱来?哪有那么好的事。”“他老婆一个人在製衣厂打工,他也不去帮忙,不像话。”这些话传到周景熙耳朵里,他不解释,也不爭辩,该写还写。 他不写的时候,就陪父亲。早晨把父亲从床上扶起来,穿好衣服,扶到堂屋的椅子上坐下。然后去灶房端稀饭、拿馒头,一碟咸菜,一双筷子,摆在父亲面前。父亲的手不抖,但没什么力气,拿馒头还行,夹菜就费劲了。周景熙把咸菜夹到父亲碗里,说:“爸,你吃。”父亲点点头,慢慢嚼著,嚼很久。吃过早饭,他把父亲扶到院子里,让他晒太阳。冬天的太阳不烈,暖洋洋的,照在人身上很舒服。父亲靠在椅背上,闭著眼睛,脸上的皱纹被阳光填满了,看起来没那么深了。有时候他会忽然开口,说一句没头没尾的话——“你爷爷以前也坐在这里晒太阳。他坐的椅子,就是这把。”周景熙看看那把椅子,椅背磨得光滑,扶手处凹下去一块,那是被手磨了几十年的痕跡。 下午,他把父亲扶回屋里,让他午睡。然后自己去书屋,接著写。晚饭后,他陪父亲看一会儿电视。父亲喜欢看新闻,但他不看时政,看天气预报。他关心明天是晴是雨,刮不颳风,冷还是暖。他不能出门了,但心还在外面,想知道外面的天是什么样子。 有一天傍晚,周景熙在书屋里写著写著,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他。他推门出去,看见刘老师站在院门口,手里提著一个布袋子。刘老师老了,比以前更老了,头髮全白了,腰弯得厉害,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前倾,像要栽倒。他走进书屋,坐在椅子上,喘了好一会儿,才把气喘匀了。他打开那个布袋,从里面掏出几本书来,摆在桌上。“这些书我没用了,放你这里吧。”周景熙看了看,有《红楼梦》《水滸传》《三国演义》,还有几本鲁迅的集子,都是老版本,纸张发黄了,边角有些卷,但保存得很好,没有破损,没有污渍。这些书是刘老师年轻时买的,跟了他几十年,现在他拿出来,放在周景熙的书架上。周景熙看著那些书,没有说话。刘老师缓缓站起来,走到书架前,一排一排地看,像在检阅他的部队。看完之后,他转过身,说:“景熙,你这条路走对了。”周景熙问:“什么路?”刘老师说:“写作的路。你坚持了这么多年,不容易。现在回来了,好好写。写咱们石桥村的事,写咱们这一代人的事。你不写,就没人写了。” 周景熙把刘老师送出院子。暮色四合,远处的山影渐渐模糊,村道上有几个老人拄著拐杖慢慢走回家。刘老师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,像是怕踩到什么。周景熙站在院门口,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那条碎石路的尽头,很久没有动。 那天晚上,他回到书屋,坐在窗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2015年秋,石桥村。我回来了。不走了。刘老师说,你这条路走对了。我不知道对不对,但我知道,这是我唯一想走的路。写咱们石桥村的事,写咱们这一代人的事。你不写,就没人写了。刘老师,你说得对。我不写,就没人写了。石桥村的故事,只有我们知道。我们不说,就没人知道了。我要把它们写下来,写进书里。这样,就算我们老了,死了,这些故事还在。书在,故事就在。故事在,石桥村就在。” 第七十四章 长篇的诞生 2016年春天的一个清晨,周景熙在书屋里写下了一行字:“1980年9月15日,晴。早上去放牛,露水很大,鞋湿了。” 这是他小时候日记本上的第一句话。三十六年过去了,他还记得那个早晨——露水打湿了解放鞋,脚趾头冻得通红,牛在后山吃草,他坐在石头上,拿出本子,一笔一画地写下了那些字。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只是觉得应该记下来。现在他知道了,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,写他自己,写石桥村,写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人。 这部长篇,他想了很久。从2015年秋天回来开始,他就在想。他翻出了所有的旧本子——在海南写的,在dg写的,在zs写的,在那些数不清的夜晚写的。他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好,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那些字歪歪扭扭的,有的墨水洇开了,看不清楚,但那些日子活了过来。他看见自己在gz火车站被人骗,在西湖边睡长椅,在砖厂里拉板车,在採石场搬石头,在橡胶林里割胶。他看见自己坐在煤油灯下,一笔一画地写,写到手酸,写到天亮。他看见了二十多年的自己——那个瘦弱的、倔强的、不肯认输的自己。他想把这个人写进书里。不是因为他了不起,是因为他真实。他吃过苦,流过泪,被人踩在脚下过,也被人捧在手心过。他是石桥村的一个普通农民,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打工者中的一个。他的故事,不只是他的故事。 他开始写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泡一杯浓茶,坐在书桌前,摊开本子,拿起笔。书屋很安静,只有笔尖刮纸的声音,沙沙的,像秋天的落叶。他写得慢,每一个字都要想很久。不是想怎么写得好,是想写得对。他写的每一个人都是真的,每一件事都是真的。他不能把他们写歪了。写父亲沉默寡言,但父亲不是一直沉默。他记得父亲卖牛那天在牛栏里站了半小时,一句话没说,那是沉默。但他也记得父亲收到他第一本书时,逢人就说“我儿子是作家”,那是另一种沉默的反面。他要把这两种沉默都写出来。 写到李觉的时候,他停了很久。李觉十岁没了父亲,母亲改嫁,成了孤儿。他寄人篱下,吃不饱穿不暖,但他没有倒下。他养鸭,割松脂,跑运输,开杂货铺,养鱼,盖了四层楼。他娶了媳妇,生了三个儿子。他是石桥村最穷的孩子,也是石桥村最有钱的人之一。他不是靠运气,是靠骨头硬。周景熙想把李觉的骨头写出来,但笔尖在纸上转了几圈,写的却是:“李觉瘦得像根竹竿,脸上的颧骨凸出来,显得眼睛格外大。”这句话是实的,他看见了,写下来了。至於那些苦和硬,得让读者自己从字里行间品出来。 最难写的是自己。写自己容易写成英雄,也容易写成可怜虫。他不想写英雄,也不想写可怜虫。他只是一个人,一个普通人。他犯过错,偷过懒,动过放弃的念头。在hz睡长椅的时候,他想过退缩、放弃了。在zs被碎石砸中的时候,他想过自己这辈子太受苦了。在dg写不出东西的时候,他想过自己根本不是写作的料。这些念头,他知道是该写进去的。不写进去,別人以为他是钢铁打的;写进去了,別人才能看到一个人是怎么在泥泞里挣扎著活过来的。 写到一半的时候,他卡住了。卡在从海南回石桥村那段。那段日子他记得很清楚——结了婚,有了孩子,日子安稳了,但心里不踏实。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,不知道该继续打工还是留下来种地。那种迷茫,他写不出来。他写了刪,刪了写,反反覆覆几十遍,本子撕了好几页,地上扔了一堆纸团。母亲端著茶进来,看见满地的纸团,没说话,蹲下来一个一个捡起来,叠好,放在桌上。她看著周景熙说:“写不出来就歇歇。不著急。”这句话让小燕也说过,一模一样的。周景熙放下笔,走到院子里。院子里那棵柚子树开花了,白花瓣密密匝匝的,香气浓得有些呛人。他站在树下看著那些花,忽然想起了海南的橡胶林。橡胶树开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,白花,不香,但一开就是满山遍野。他站在橡胶树下,看著那些花,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,只是觉得好看。现在他知道了,他在看时间。那些花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,一年一年,时间就过去了。他的迷茫,在那些花里有了答案——往前走就是了,管它往哪走,走著走著,路就出来了。他回到书屋,坐下来,拿起笔,把那段写了出来。写完之后,他读了一遍,觉得对了。不是写得好,是对了。就像钥匙插进锁孔,咔嗒一声,开了。 从那天起,他写得快了。那些堵在心里的东西,像开了闸的水,哗哗地往外流。他写到了zs,写到了採石场上那些石头、灰尘、炸药。写到了老李,那个四川来的工友,家里有三个娃,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去,自己只留几十块钱,抽菸只抽最便宜的。他写到了老李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你还年轻,別在这里待太久。”这句话他记了十几年,现在把它写进了书里。他写到了海南,写到了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写到了橡胶林里的雾气,写到了树脂从树皮里渗出来的样子,写到了小燕的手——粗糙的、有茧子的、但很温暖的手。他写到了那句让他哭了无数次的话——“你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。” 写到dg的时候,他的笔慢了下来。不是写不出来,是不想写快。dg的那些年,是他最苦的几年,也是他最甜的几年。苦的是在加油站被人欺负,在保安亭里熬夜,在车间里吸灰尘。甜的是遇到了小陈,遇到了刘老师,发表了第一篇文章,加入了市作协,出了一本书。那些苦和甜,像拧在一起的麻绳,分不开,也不想分开。 他写到了那篇让他出了名的中篇小说《石桥》。写到了收到样刊时的颤抖,写到了小陈说的那句“景熙哥,你做到了”,写到了刘老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出来的那句话:“景熙,你熬出来了。”他写这些的时候,手在抖,眼眶在热,但他没有哭。他把那些情绪压下去,变成字,变成句子,变成段落。他告诉自己,哭是哭不出书的。哭完了,还得写。 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,他停了一天。他坐在书屋里,什么也没写,就那么坐著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照在书架上,照在那些书脊上。他想起小时候,他从陈老师那里借来《吶喊》,抱在怀里,跑回家,在煤油灯下一口气读完了。那时候他不完全懂,但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一条路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他还在那条路上,走得不快,但一直没有停。现在,他要在这条路上立一块碑,不是给谁看的,是给自己看的。碑上写著——你从这里走过,你没有放弃。 第二天,他写下了最后一句话:“我们这一代人,吃过的苦,流过的汗,受过的委屈,最终都化成了生活的甜。命运不曾偏爱谁,也不曾亏待谁,它只是沉默地见证了一切。”他把笔放下,合上本子,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从2015年秋天到2016年春天,整整六个月,一百八十多个日夜,他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。四十多万字,四百多页,摞起来厚厚的一摞。 他没有欢呼,没有喊叫,也没有请人喝酒。他走到院子里,在柚子树下站了一会儿。柚子花早谢了,树上结满了青色的果子,沉甸甸的,把树枝都压弯了。再过几个月,这些柚子就熟了。母亲从灶房出来,看见他站在树下,问:“写完了?”他说:“写完了。”母亲点了点头,转身又进了灶房,端著一盆洗好的衣服,到院子里晾。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髮上,亮闪闪的。 那天晚上,他失眠了。他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,脑子里全是他笔下那些人物。那些人活在他的字里,也活在他的心里。他为他们高兴,为他们难过,为他们焦急,为他们释然。现在,故事结束了,他们回去了,回到那个他创造出来的世界里。他一个人在黑暗中,睁著眼睛,有些空落落的,像送走了一屋子客人后的寂寥。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,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6年春,石桥村。长篇小说写完了。四十多万字,从去年秋天写到今年春天。写了石桥村,写了我走过的那些地方,写了我遇到的那些人。写到了爸、妈、李觉、小燕、志远,写到了那些在溪边抓螃蟹、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。我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出版,会不会有人看。但我知道,我必须写。这些故事在我心里压了太久。不写出来,我喘不过气。现在写出来了,我轻鬆了。就像搬了十几年石头,终於卸下了。接下来,就是等了。等编辑的消息,等出版的消息,等读者的消息。不管等多久,我都等得起。” 第七十五章 签约出版 稿子寄出去之后,周景熙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 他把列印好的书稿装进牛皮纸信封,厚厚一摞,贴足了邮票,亲自跑到镇上的邮局寄了出去。收件地址是他从一本文学杂誌上抄下来的——bj某出版社的编辑部。他不认识那里面的任何人,也不知道自己的稿子会不会被打开、会不会被看一眼。他只是觉得,应该寄出去。就像农夫把种子撒进土里,至於能不能发芽,那不是他能决定的。 等待的日子不好过。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村口看邮递员来了没有。邮递员老李骑著那辆绿色自行车,从镇上过来,车后的帆布袋鼓鼓囊囊的,装的都是报纸和信。每次看见周景熙站在大樟树下,老李就摇摇头,说:“今天没有你的。”周景熙点点头,转身回去,继续写东西。他不敢让自己停下来。一停下来,脑子里就会冒出各种念头——稿子是不是被退回来了?编辑是不是看都没看就扔进了垃圾桶?是不是写得不够好?是不是不该寄那家出版社?这些念头像苍蝇一样嗡嗡嗡地围著他转,赶不走,打不死。只有拿起笔,在本子上写字的时候,它们才安静下来。 母亲看出了他的焦虑。她不知道什么是出版社,什么是稿费,但她知道儿子在等一样东西,等了很久,还没等到。她每天早上给他煮两个鸡蛋,放在书桌上,说:“吃了再写。”他不吃,她就站在旁边不走,非要看著他吃下去才肯离开。他吃著鸡蛋,心里暖洋洋的,像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,不烈,但舒服。 一个月过去了,没有消息。两个月过去了,还是没有消息。他开始怀疑自己寄错了地址,甚至想过要不要打电话去问。可他没有电话號码,也不知道该找谁。他只能等。第三个月的一天下午,他在书屋里改一篇旧稿,听到院子里传来母亲的声音:“景熙!bj的信!”他扔下笔,跑出去。母亲手里拿著一个牛皮纸信封,上面印著出版社的名字。他的手在发抖,撕了好几下才把信封撕开。里面是一封信,不长,只有一页纸。他先看落款——编辑部的章,然后是签名,然后是日期。他再看正文,第一行写著:“周景熙同志,您好。来稿《命运》已收到並审阅。” 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他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,读得很慢,每一个字都不放过。编辑说,稿子写得很好,很真实,很有力量。他说,这部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年的奋斗歷程,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。他说,出版社决定採用这部书稿,將列入明年的出版计划。他希望周景熙能儘快与他联繫,商討具体的出版事宜。 周景熙站在那里,把那封信读了三遍。母亲站在旁边,看著他,问:“说了什么?”他说:“妈,他们要出我的书了。”母亲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,笑著笑著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她转过身,用袖子擦眼睛,擦不乾净,眼泪越擦越多。她没有说话,走到灶房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灶房里传来剁肉的声音,一声一声的,又重又急。周景熙知道,母亲在杀鸡。 那天晚上,他给编辑打了电话。编辑姓王,声音年轻,说话乾脆利落。他说,稿子他已经看完了,很感动,连夜看完的。他说,这样的稿子不多了,真实、朴素、有力,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他说,出版社很重视这部稿子,准备作为重点图书推出。周景熙握著话筒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说谢谢,想说你们有眼光,想说他等了很久了。但那些话到了嘴边,都咽了回去。他只说了一句:“王老师,谢谢你。” 王编辑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不用谢我,是你写得好。你要是写得不好,我也帮不了你。接下来我们会签合同,你把合同签了寄回来,我们这边就开始走流程。稿费方面,我们是按版税算的,具体数字合同上会写清楚。”周景熙说:“好。”掛了电话,他坐在堂屋里,很久没有动。 稿费。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拿稿费,是在海南。一篇散文,十五块钱。那十五块钱,他没有花,夹在本子里,留了好几年。后来那本子丟了,钱也丟了。但他记得那种感觉——自己写的字,变成了钱。不是汗水换来的,不是力气换来的,是字换来的。现在,出版社要给他一笔稿费,数目不小,够他在石桥村盖上几间房子。可他觉得,那些钱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,那些字被看见了,被人读懂了,被印成了铅字,装订成册,摆在书店里,被一个不认识的人买走,带回家,在灯下读。 一个星期后,合同寄到了。他坐在书桌前,把合同从头到尾读了三遍。有些条款他不太懂,比如“版税”“首印数”“结算周期”。他看不懂,就打电话问王编辑。王编辑耐心地解释了一遍,说:“你放心,我们是正经出版社,不会亏待作者。”周景熙信了。他在每一页的签名处写上自己的名字,最后一页盖上手印,把合同装进信封,寄回了bj。 签约那天晚上,李觉来了。他从镇上买了酒和滷菜,骑电动车过来。他把东西放在桌上,说:“景熙,听说你出书了,我来给你贺喜。”周景熙说:“还没出呢,刚签了合同。”李觉说:“签了合同就是定了。来,喝一杯。”两个人坐在院子里,就著滷菜和花生米,喝了大半瓶白酒。月亮升起来,圆圆的,亮亮的,掛在柚子树上面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在唱歌。 “景熙,你说你这一辈子,值不值?”李觉问。 周景熙端起酒杯,看著杯里的酒。酒是白的,月光照进去,变成银色的。“值。”他说,“你呢?” “值。”李觉说,“我盖了楼,儿子们买了车买了房。我也值。” 两个人碰了杯,一饮而尽。酒很辣,辣得他们直吸气,但谁都没有皱眉。他们都不是怕辣的人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送走李觉,回到书屋,坐在书桌前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照在本子上,白花花的。他翻开新的一页,拿起笔,写道: “2016年夏,石桥村。签约了。bj的一家出版社,要出我的长篇小说。稿费不少,够在村里生活几年了。但钱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,有人看到了我的字,读懂了我想说的话。王编辑说,稿子很真实,很朴素,很有力。他说,这样的稿子不多了。我听了,想哭。等了这么多年,终於等到了。李觉来贺喜,我们喝了大半瓶白酒。他说他值了,我说我也值了。他盖了楼,我出了书。我们都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。爸,妈,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。” 第七十六章 省级作协会员 201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收到了省作家协会寄来的会员证。 那是一本深红色的小本子,封面烫金,印著“hun省作家协会会员证”几个字。他翻开,里面贴著他的照片,照片上的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夹克,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的,是上个月特意去镇上拍的。他那时候不知道这张照片会用在哪里,只是觉得该拍了。现在看来,那点预感是对的。他摸著那个小本子,像摸著一块温热的石头。从市作协到省作协,这中间隔了八年。八年,他写了两本书,发表了几十篇文章,得过几次奖,被退过无数次稿。他以为自己会高兴得跳起来,但真正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,他反而很平静。就像种了一季的稻子,熟了,该收割了。不是惊喜,是水到渠成。 入省作协的申请是刘老师帮他推荐的。刘老师在省作协有一些老朋友,写了一封推荐信,说周景熙是“从底层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,作品真实感人,有深厚的生活积累”。周景熙看了这封信,眼眶热了。刘老师退休好几年了,身体也不太好,还在为他的事操心。他把申请材料寄出去之后,等了三个月,收到了批准通知。通知书上说,经省作协主席团会议审议,批准他加入hun省作家协会。隨通知书一起寄来的,还有一封邀请函——邀请他参加当年的全省文学创作工作会议。 文代会在省城长沙开,三天,住宾馆,管食宿。周景熙犹豫了很久。他没有去过省城,没有住过宾馆,没有跟那么多作家坐在一起开过会。他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,不知道该说什么话,不知道会不会被人瞧不起。他站在衣柜前翻了好久,最后选中了那件深蓝色的夹克,就是照片上那件。裤子是黑色的,皮鞋是去年过年小燕给他买的,只穿过一次,还跟新的一样。他把皮鞋擦了又擦,擦得能照见人影。 从石桥村到长沙,要先坐班车到镇上,再从镇上到县城,从县城到市里,从市里到省城。转了几次车,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他站在宾馆门口,仰头看著那栋十几层高的大楼,玻璃幕墙映著夕阳,金灿灿的,晃得他眼睛有些花。他拽了拽衣角,深吸一口气,走了进去。 报到的地方在一楼大厅,几张桌子摆成一排,后面坐著几个年轻人,胸前掛著工作牌,正在给参会人员发材料。周景熙排著队,前面的人西装革履的,声音洪亮,跟工作人员很熟的样子。轮到他时,他报了名字。工作人员在名单上找了找,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,笑著说:“周老师,您从石桥村来的?路远吧?辛苦了。”一句“周老师”,叫得他耳根子发烫。他接过材料袋,说了声谢谢,快步走到电梯口。 房间在八楼,单人间。他推开门,先看到一张大床,铺著雪白的床单,床尾叠著一条毛毯,上面放著两个枕头。窗帘是米色的,拉开能看到半个长沙城,高楼林立,车流如织。床头柜上摆著一盏檯灯,灯光是暖黄色的。桌上放著一盆绿植,叶子绿得发亮。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,觉得这一切有些不真实,像做梦。他这辈子住过最贵的地方,是东莞那些几十块钱一晚的旅馆,墙皮掉灰,床单发黄,隔音差得能听见隔壁打呼嚕。现在他住在这种地方,是省作协掏的钱,因为他是个作家。他摸了摸那床被子,软的,滑的,像小燕的手。 晚上的欢迎宴会在二楼餐厅,几十个人围坐在一起,圆桌,玻璃转盘,菜一道一道地上,摆了满满一桌。周景熙不认识几个人,坐在角落里,听旁边的人聊天。他们聊最近发了什么作品,聊哪个期刊的稿费高,聊哪个出版社的编辑好说话。他插不上嘴,只顾吃菜。红烧肉软烂入味,剁椒鱼头鲜辣开胃,臭豆腐外酥里嫩。他每样都尝了一点,觉得省城的菜做得比镇上的饭馆好吃多了。 第二天上午是开幕式。会议室很大,能坐几百人,主席台上坐著几个头髮花白的老作家,胸前的名牌写著他们的名字。周景熙认得其中两个,上学时读过他们的作品。省作协主席讲话,讲文学创作的现状和未来,讲作家要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。他听著,想起了自己的那些日子——在工地上扛水泥,在採石场搬石头,在橡胶林里割胶。那些日子是苦的,但现在想来,它们是他写作的根。如果没有那些日子,他写不出那些字。 下午是分组討论。周景熙被分到了小说组,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,交流创作经验。有人讲自己最近写的一部长篇,讲结构,讲人物,讲语言。有人讲自己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,求教於大家。有人讲自己发表作品的经歷,讲退稿信堆了多高。周景熙听著,觉得这些人说的那些困难、那些退稿、那些迷茫,他全都经歷过。原来他不是一个人。所有写东西的人,都走过这条路。轮到他的时候,他说:“我叫周景熙,来自湘南的一个小山村。我写了二十多年,去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。”他说得很简单,没有讲自己的苦,没有讲自己的累。他觉得那些不用讲,写进书里就行了。 分组討论结束后,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作家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你就是周景熙?《命运》的作者?”周景熙点了点头。老作家说:“那本书我看了,写得很好。你把那一代人写活了。”周景熙说:“谢谢。”老作家又说:“你是从底层出来的,你的经歷就是你的財富。好好写,別丟了。”周景熙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 三天的会开完了。周景熙拎著那个材料袋,里面装著会议手册、笔记本、一支签字笔,还有几张与会人员的通讯录。他站在宾馆门口,等著去火车站的班车。秋天的风吹过来,凉颼颼的,带著桂花的香气。他深吸一口气,把这股香气吸进肺里,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 回到石桥村,他把那个深红色的小本子放在书桌上,看了很久。父亲拄著拐杖走进来,看见那个本子,拿起来翻了翻。他不识字,但他认得出那个烫金的字。他问:“这是啥?”周景熙说:“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。”父亲点了点头,把本子放下,转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进来了,手里端著一碗甜酒冲蛋,放在桌上。“趁热喝了。”周景熙端起碗,喝了一口,甜的,烫的,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。 那天晚上,他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2016年秋,石桥村。今天,我收到了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。从市作协到省作协,走了整整八年。晚上去长沙开了三天的会,住宾馆,吃桌餐,跟全省的作家坐在一起討论。有个老作家说,你的经歷就是你的財富。他说得对。那些年在工地上、在採石场、在橡胶林里吃的苦,流的汗,受的委屈,都是我写作的根。没有那些根,我写不出那些字。爸拿我的会员证翻了翻,没说话。妈给我煮了甜酒冲蛋。他们不懂什么是省作协,但他们知道,他们的儿子有出息了。” 第七十七章 儿子的大学 2017年夏天,周志远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。 消息是周景熙在书屋里接到的。志远在电话那头说:“爸,录取通知书到了。中南大学,土木工程。”周景熙握著手机,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中南大学,全省最好的工科院校之一。他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学校,儿子考上了。他还没开口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赶紧转过身去,不想让路过书屋门口的邻居看见。“好,好,好。”他一连说了三个好,觉得不够,又说,“你妈知道了吗?”“知道了。她哭了。”志远的声音也有些抖,“爸,谢谢你。” 掛了电话,周景熙在书屋里坐了很久。窗外那棵柚子树掛满了青色的果子,沉甸甸的,把树枝都压弯了。再过两个月,这些柚子就熟了。他想起1997年,志远刚出生那会儿,他在海南割胶,小燕一个人带著孩子,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那时候他想,等儿子长大了,一定要让他读书,读好书,不能像他一样。现在儿子长大了,考上了重点大学。他没有辜负他们。 整个暑假,周景熙都在忙儿子上学的事。志远在县城打工,帮人送快递,想自己挣点生活费。周景熙劝他別去了,在家休息几天,他说不累,年轻人就该多干点。周景熙没再劝,他知道儿子的脾气像他,认定的事,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 临近开学的几天,小燕从东莞回来了。她辞了製衣厂的工作,准备在家待一段时间,照顾父母,也送儿子上大学。她瘦了,脸上的颧骨突出来,眼角的皱纹多了几道。周景熙看著她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些年,她一个人在东莞打工,他在石桥村写东西,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熬著,熬出了一本书,熬大了儿子,熬老了彼此。 “回来了?”周景熙说。 “回来了。”小燕笑了笑,把行李放下,去灶房给母亲帮忙。 志远开学报到那天,一家三口起了个大早。周景熙穿上了那件深蓝色的夹克,小燕穿了一件碎花裙子,是蒋立情店里买的。志远穿著白t恤和牛仔裤,背著一个新书包,是周景熙在镇上给他买的,不贵,但结实。他们从石桥村坐班车到镇上,从镇上到县城,从县城到市里,从市里到省城。转了几次车,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 中南大学的校门口挤满了人。有拖著行李箱的,有扛著编织袋的,有开著私家车的,有举著牌子的志愿者。横幅上写著“热烈欢迎2017级新同学”,红底白字,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周景熙站在校门口,看著那些年轻的脸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想起1988年,他流浪到广州,被老乡阿强收留在大学保安宿舍。那是他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。林荫道,教学楼,图书馆,运动场。他穿著沾满水泥灰的衣服,走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大学生中间,像一个从另一个世界闯进来的怪物。他那时候想,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大学,死也值了。他没有上成。现在他的儿子替他上了。 报到的地方在体育馆里,人声鼎沸。志远拿著录取通知书,排队办手续。周景熙和小燕站在旁边等著,看著那些年轻的学生和家长。有的家长穿著西装,有的穿著工装,有的说著普通话,有的说著方言。他们脸上都带著同样的表情——骄傲。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,不管是什么大学,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 办完手续,他们去宿舍楼。宿舍在六楼,没有电梯,周景熙扛著志远的行李箱,一步一步往上爬。行李箱很重,他爬了两层就喘得不行,腿也开始抖。志远说:“爸,我来吧。”周景熙摇摇头,说:“不用。”他咬著牙,一口气爬到了六楼。到了宿舍门口,他放下箱子,弯著腰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志远站在旁边,眼眶红了。小燕拍了拍周景熙的背,没说话。 宿舍是四人间,上床下桌,已经来了两个同学。一个来自本省,一个来自外省。他们的父母也在帮忙铺床、擦桌子、掛蚊帐。小燕从行李箱里拿出志远的被褥,爬上床去铺。周景熙在下面递东西,枕头、床单、蚊帐。志远站在旁边,跟新同学打招呼,互相介绍名字和家乡。他的声音很稳,不卑不亢,像个大人了。 忙完这些,天已经快黑了。他们去食堂吃饭。食堂很大,窗口很多,菜的种类也多。小燕端著餐盘,看著那些菜,不知道该选哪个。志远帮她夹了红烧排骨和清炒时蔬,说:“妈,你尝尝这个,好吃。”小燕吃了一口,点点头,说:“是好吃。”周景熙吃得很慢,一边吃一边看著食堂里来来往往的学生。他们端著餐盘,说著笑著,脸上洋溢著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表情——无忧无虑。那是被命运眷顾的人才有的表情。他的儿子,也有了这种表情。他替儿子高兴。 吃完饭,他们送志远回宿舍。站在宿舍楼下,周景熙拍了拍志远的肩膀,说:“好好读书。別惦记家里。”志远点点头。小燕拉著儿子的手,说:“天冷了多穿点衣服,別感冒了。饭要吃饱,別省著。”志远说:“妈,我知道。”小燕还想说什么,嘴巴张了张,没说出来,眼眶先红了。她转过身,快步走向校门口,不敢回头。 周景熙跟上去,走到校门口,回过头。志远还站在宿舍楼下,朝他们挥了挥手。他也挥了挥手,然后转过身,拉著小燕的手,走了。 回石桥村的路上,两人谁也没说话。班车在公路上顛簸著,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跑。周景熙靠在座椅上,闭著眼睛。他想起1988年,那个秋天,他揣著五十块钱和一张纸条投奔周海的往事。那时候他不知道路在哪里,不知道明天在哪里,只知道往前走,不能停。他走了那么远,走了那么久,终於把儿子送进了大学校门。这条路,他走了二十九年。 小燕靠在他肩膀上,睡著了。她的呼吸均匀而绵长,眼角还掛著泪痕。他伸出手,轻轻地帮她擦了擦。她没有醒,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 回到石桥村,已经是深夜了。父亲早就睡了,母亲还坐在堂屋里等著,电视开著,声音调得很低。看见他们回来,她站起来,问:“志远安顿好了?”周景熙说:“安顿好了。”母亲点点头,关了电视,回屋睡觉了。 周景熙坐在书桌前,翻开那个本子,写道: “2017年秋,长沙。志远考上中南大学了,土木工程。今天送他去报到,我扛著他的行李箱爬上六楼,累得直喘气。志远说,爸,我来吧。我不肯。我想为他做点什么。这些年,我在外面打工,他在家里读书,我没能陪他长大。现在他要上大学了,以后还要去更远的地方。我能做的,越来越少。离开的时候,小燕哭了。她捨不得。我也捨不得,但我没哭。我告诉自己,儿子长大了,该飞了。飞得越远越好。不用惦记我们。我们在家里,都好。志远,你是爸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好好读书,不用替我们省。爸能挣钱,妈也能挣钱。你只要把自己照顾好,就行了。” 第七十八章 乡村的变化 2018年春天,石桥村通了水泥路。 路是从镇上修过来的,宽三米五,灰白色的水泥路面平平整整,两边还留了排水沟。开工那天,村里人都来看。搅拌机轰隆隆地转,水泥罐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来,工人们戴著安全帽,拿著铁锹和振捣棒,把混凝土铺在路上,抹平,压光。李觉站在路边,看著那些工人干活,说:“这条路,我等了五十年。”他十岁那年,父亲还活著,村里就说要修路。父亲死了,路没修。他长大了,成家了,路还没修。他儿子都买车了,路终於修了。修好那天,周海开著那辆五菱宏光,从村头开到村尾,又从村尾开到村头,来来回回开了好几趟。他把车窗摇下来,对路边的人喊:“真平!一点都不顛!”后来,网也通了。 电信局的人在电线桿上拉了光纤,白色的线缆从村口一直牵到村子最里面。他们给每家每户装了一个白色的盒子,说是光猫。从那以后,手机能上网了,电视能看高清频道了,在外打工的人也能跟家里视频通话了。周景熙买了一台智慧型手机,小燕教他怎么用微信。他学得很慢,手指太粗,老是按错键盘。但他学会了发语音,学会了看朋友圈,学会了跟志远视频。志远在学校,每天晚上跟他视频几分钟,说今天上了什么课,吃了什么饭,去了什么地方。他把手机举到父亲面前,说:“爸,志远。”父亲盯著屏幕里的孙子,说:“瘦了。”志远在那边说:“没瘦,还胖了两斤。”父亲说:“多吃点。”志远说:“知道了。”没有更多话,但足够了。 村里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。以前过年的时候,村口停满了车,外地牌照的,本地牌照的,新的旧的,什么都有。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放鞭炮,玩游戏,闹得鸡飞狗跳。现在过年也回来,但待的时间越来越短。以前过了正月十五才走,现在初五初六就开始返程了。有的甚至除夕才到家,初三就走了,说厂里催得紧,不回去不行。村道上匆匆忙忙地拉著行李箱经过,轮子碾过水泥路面,咕嚕咕嚕地响,像一首没唱完的歌。 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。父亲腿脚不便,每天都坐在门口晒太阳。母亲在灶房里忙活,灶台上的锅从大锅换成了小锅。以前一家七八口人吃饭,现在只有她和父亲两个人。她做饭还是习惯多做,吃不完的倒给鸡,鸡都吃胖了。母亲有时候会站在村口,看著那条水泥路发呆。路修好了,车少了。路越好,走的人越远。她想不明白这个道理,只是觉得,村子越来越安静了。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 周景熙的书屋也冷清了许多。以前放了学,孩子们会跑来看书,挤在长凳上,趴在地上,靠著书架,什么姿势都有。现在他们放学后直奔家里,拿起手机,打开抖音、快手、王者荣耀。书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,借阅登记本很久没有新名字了,上次有人借书已经是一个多月前。他拿起抹布,一本一本地擦那些书脊。擦到《小王子》的时候,他想起那个叫周瑶的女孩。她考上县里的高中后,再也没有来过。听说学习成绩很好,年级前几名。他替她高兴,也有些失落。 他走到院子里,站在柚子树下,看著不远处的稻田。田还是那些田,但种田的人换了。以前种双季稻,早稻晚稻,一年忙到头。现在只种一季中稻,够吃就行。大片大片的田荒著,长满了野草,风吹过,草浪翻滚,像一片绿色的海。他想起小时候,那些田里都是人,弯腰插秧的,低头割稻的,挑著担子在田埂上走的,赤著脚在泥里踩的。那时候田里有牛,有青蛙,有蚂蟥,有泥鰍,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。那时候村里到处都是声音,人的声音,牛的声音,虫的声音,鸟的声音。现在,那些声音都消失了。偶尔传来几声狗吠,也显得格外孤单。 他开始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喜欢坐在门口晒太阳。不是喜欢,是只有这件事可做了。村里能走的人都走了,留下的人,除了晒太阳,还能做什么?他想起父亲年轻时,在生產队当会计,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。现在,算盘搁在柜顶,蒙了一层灰,拨都拨不动了。他还想起自己年轻时,拼命想离开这里。现在他回来了,这里却不是他想回来的地方了。村子变了,变得他快不认识了。但他知道,变的不是村子,是时代。村子只是在时代的浪潮里被推著往前走,走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谁也不能怪。 有一天,刘老师又来了。他还住在隔壁村,身体大不如前,走路要拄拐杖,但精神还好。他走进书屋,看了一圈,说:“书还是那些书,人不是那些人了。”周景熙给他倒了杯茶,他接过去,喝了一口,说:“景熙,你说,咱们做这些事,有用吗?”周景熙知道他说的是书屋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有用。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从这里拿了一本书,读进去了,就有用。”刘老师点了点头,说: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 刘老师走的时候,天已经快黑了。他拄著拐杖,一步一步地走在水泥路上。路灯亮了,昏黄的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周景熙站在院门口,看著他的背影,想起了很多年前,刘老师也是从这条路上来的,骑著一辆自行车,后座上绑著一摞书。那时候路是碎石路,坑坑洼洼的,骑起来顛得屁股疼。现在路平了,刘老师老了,骑不动了。时间就是这样,把路修好了,把人磨老了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2018年春,石桥村。水泥路通了,网也通了。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,都出去了。村子里只剩下老人,冷冷清清的。书屋也很少有人来了,孩子们都在玩手机。我擦书架的时候,想起那个叫周瑶的女孩,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,再也没有来过。不知道她还会不会记得,她在这里读过《小王子》,说过那一句『如果你驯养了我』。路修好了,人走了。网通了,心远了。村子在变化,时代在变化。我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好是坏。但我知道,石桥村还是石桥村,山还是那座山,溪还是那条溪,大樟树还是那棵大樟树。我守在这里,把那些变化写下来。总有一天,会有人读到的。” 第七十九章 李觉的晚年 201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坐在书屋里改稿子,听到院门外传来电动车的声响。他抬头一看,李觉正把车停在柚子树下,后座上绑著一只塑料桶。李觉关掉电源,电动车安静下来,他拎著桶,笑眯眯地走进来。“景熙,给你送点鱼。塘里刚捞的,还活著呢。”他把桶放下,周景熙探头一看,里面几条鯽鱼正摆著尾巴,水花溅了他一脸。周景熙抹了一把脸,笑了:“你塘里还有鱼?不是说去年就干了吗?”“干了一塘,还有一塘。”李觉搬了把椅子,在门口坐下来,点了一支烟,深吸一口,烟雾在秋日的阳光里慢慢散开。 李觉老了。六十出头的人,看上去像七十多。头髮全白了,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,一道道又深又长。手上的老茧还是那么厚,但手指的关节肿得老高,弯都弯不直。他走路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,小腿上绑著护膝,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。但他的眼睛还亮,说话的声音还洪亮,笑起来还是露出那一口牙。 周景熙给他倒了杯茶,两个人坐在门口聊天。李觉说,他今年把鱼塘都处理了。年纪大了,干不动了,请人又不划算。鱼塘承包给了隔壁村的一个年轻人,一年几千块钱,不多,但省心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,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。但周景熙知道他捨不得。那些鱼塘是他一锹一锹挖出来的,是他一把料一把料餵出来的。他在那里干了十几年,把一群小鱼苗养成了一车一车的大鱼。现在,那些塘是別人的了。 “觉哥,你现在还干什么?” “带孙子。”李觉笑了,“三个孙子,大的上初中了,小的还在穿开襠裤。大的不用我管,小的天天缠著我,要这要那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翻出照片给周景熙看。照片上三个男孩站成一排,大个子,小个子,中间那个剃了个锅盖头,笑得很灿烂。“像你。”周景熙说。“像我?”李觉哈哈大笑,“比我好看多了。他们像他们妈。” 李觉的儿子们都在外面。大儿子在城里开了个装修公司,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,过年才回来几天。二儿子在县城当公务员,工作倒是清閒,但离得远,一个月回来一趟。三儿子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,一年回来一次,有时候过年都回不来。李觉嘴上说“他们忙,不回来也好,省得我操心”,但周景熙知道他想他们。他的手机屏保是一张全家福,十几口人挤在一起,老的老小的小,热热闹闹的。那是去年春节拍的,在四楼的大露台上,背景是石桥村的山和天。他把那张照片看了又看,每次看都笑眯眯的。 “景熙,你说咱们这一辈子,是不是过得太快了?”李觉忽然说。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怎么突然说这个?” “我昨天翻旧照片,翻到1987年那张,就是蒋田园当兵前在大樟树下拍的。那时候咱们多年轻啊,头髮乌黑乌黑的,脸上连皱纹都没有。我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。现在再看看,老的走了,小的也走了,就剩下咱们几个老傢伙还在村子里,喝茶,聊天,等天黑。”他吸了一口烟,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,慢慢地散了。 周景熙也想起了那张照片。那时候他城市里打工,听说蒋田园要去当兵了,特意赶回来。拍照那天,天气很好,大樟树的叶子被阳光照得发亮。他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起,笑得很用力,好像要把所有的快乐都用在那一天。现在回头看看,那张照片里的人有的死了,有的病了,有的远嫁他乡,有的音信全无。还留在石桥村的,掰著手指头都能数过来。时间太狠了,它把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拿走,你连哭都来不及。 李觉又给他讲了一件事。上个月,他去镇上赶集,碰到一个老熟人。那个人问他:“你还认得我吗?”李觉看了半天,摇了摇头。那个人说:“我是你小学同学,姓王,坐你后面那个。”李觉想起来了,那个姓王的同学小时候瘦得跟猴似的,现在胖得变了形,走在街上他绝对认不出来。两个人站在路边聊了几句,说的都是过去的事。谁谁谁死了,谁谁谁得癌症了,谁谁谁的儿子在城里发財了。聊完了,各自散了。李觉骑著电动车回家,一路上心里都不是滋味。“景熙,你说这人老了,是不是就只剩下回忆了?”李觉看著远处的大山,眼神有些空。“回忆也没什么不好。至少还有东西可想。”周景熙说。 李觉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 太阳偏西了,阳光斜斜地照进院子,把柚子树影拉得老长老长。李觉站起来,把菸头掐灭,扔进垃圾桶里。“我回去了。小孙子该放学了。”周景熙送他到门口,李觉发动电动车,回头说:“景熙,你写的那本书,我看了。你写我写得好。我老婆看了都哭了。”周景熙笑了笑,说:“不是我写得好,是你们本来就很好。”李觉摆摆手,电动车拐上水泥路,慢慢地远了。 周景熙站在门口,看著李觉的背影。他的背驼了,肩膀塌了,花白的头髮在暮色里泛著微光,像霜打过的草。风吹过来,柚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,有几片黄叶飘落下来,在地上打了几个旋,不动了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2019年秋,石桥村。李觉老了。头髮全白了。他把鱼塘承包给了別人。他说,干不动了。他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带孙子。三个孙子,大的上初中了,小的还在穿开襠裤。他给我看手机里的全家福,笑眯眯的,说孩子们像他们妈,比我好看。他说,咱们这一辈子是不是过得太快了?一眨眼,几十年就过去了。他问,这人老了,是不是就只剩下回忆了?我说,回忆也没什么不好,至少还有东西可想。他说,你写我那本书,我老婆看了都哭了。我说,不是我写得好,是你们本来就很好。这是真心话。李觉这个人,吃了一辈子苦,苦完了,不抱怨,不后悔。他就像村口那棵大樟树,风吹不倒,雨打不垮。” 第八十章 蒋立情的回归 2020年春天,蒋立情回来了。不是回来过年,不是回来探亲,是回来就不走了。他把城里的服装店关了,把房子卖了,带著老婆回到了石桥村。消息传开的时候,村里人都不相信。蒋立情在城里干得好好的,两家店,一套房,一辆车,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?有人说他在城里欠了债,有人说他跟老婆闹离婚,有人说他得了什么病。说什么的都有。蒋立情不解释,回来当天就在老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:上联是“城里千般好”,下联是“不如归种田”,横批“落叶归根”。字是他自己写的,歪歪扭扭的,跟他这个人一样,不讲究,但实在。 周景熙去看他。蒋立情正蹲在院子里翻地,裤腿卷到膝盖,脚上穿著一双解放鞋。院子很大,以前荒著,长满了草。现在草除乾净了,翻出了一垄一垄的土,黑油油的,散发著泥土的腥味。看见周景熙进来,蒋立情站起来,拍了拍手上的泥,笑了。“景熙,你来得正好。帮我看看,这块地种辣椒好还是种茄子好?”周景熙说:“我又不懂种地。”蒋立情说:“你不懂种地,你懂写地。”两个人都笑了,笑得莫名其妙,但很畅快。 蒋立情讲起了他在城里的日子。他说,那些年开店做生意,忙得脚不沾地,没有一天是閒的。每天早上七点开门,晚上十点关门,一年到头连个完整的星期天都没有。他以为忙就是充实,累就是值得。后来有一天,他在店里整理库存,翻出一件旧衣服,是他刚到城里时做的第一件衣裳。那是一件衬衫,白色的,棉布的,款式老土,做工也粗糙。他看著那件衬衫,忽然觉得很陌生,好像不是自己做的,好像那些年在城里开店、买车、买房的人不是他。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 “景熙,你说人这一辈子,到底图个什么?”蒋立情蹲在地上,手里拿著一把锄头,锄头杵在土里,他靠在锄柄上,看著远处的山。“我在城里打拼了二十多年,挣了一点钱,买了房买了车。可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著。我想咱们石桥村,想那条溪,那座山,那棵大樟树。想小时候,咱们一起在溪边抓螃蟹的日子。那时候多好啊,什么都没有,什么都开心。现在什么都有了,开心没了。”他说著,眼眶红了,但没有哭。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想起自己在城里的那些年,也是这样。每天上班下班,开机器,挣钱,寄回家。他以为这就是生活。可每到夜里,躺在出租屋的床上,听著窗外的车声人声,他总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,飘在空中,落不了地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哪,不知道自己要去哪,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只有回到石桥村,坐在书屋里,拿起笔,那些迷茫才散了。他知道自己是谁了——他是石桥村的周景熙,是一个写字的人。 蒋立情的老婆从屋里端出两碗茶来。茶是自家炒的,叶子有些碎,但味道很浓,很香。她穿著一件碎花衬衫,头髮隨便扎著,脸上没有化妆,素麵朝天,但看起来很精神。她笑著把茶递过来,说:“景熙,你尝尝,今年的新茶。”周景熙接过来,喝了一口,有点苦,但回甘。“好喝。”他说。蒋立情笑著说:“她自己炒的,炒了好几次才炒成这样。以前在城里,她连饭都不怎么做,现在回来了,什么都会了。”他老婆白了他一眼,说:“还不是因为你,非要回来种地。”语气里是埋怨,但脸上是笑。 蒋立情在城里那些年,他老婆跟著他吃了不少苦。开店的时候进货、理货、卖货,什么活都干。后来生意好了,雇了人,她才轻鬆一些。她嘴上不说,但蒋立情知道她想家。想石桥村,想父母,想那条溪,那座山。每年过年回来,她都捨不得走,拖到最后一刻才上车。 “景熙,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?”蒋立情放下茶碗。周景熙摇摇头。蒋立情看著远处的山,说:“有一天,我老婆跟我说,她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回到石桥村,在溪边洗衣服。溪水很清,很凉,她的脚泡在水里,舒服极了。她醒来以后,哭了。她说,她想回来。我说,那就回来。”他顿了顿,“第二天,我就把店盘出去了。” 周景熙看著他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动。为了一个梦,卖掉自己打拼了二十多年的一切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勇气。蒋立情有。他有。 蒋立情回来以后,生活变得简单了。每天天不亮起来,去地里干活。锄草、翻地、施肥、浇水,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他不觉得累,觉得充实。晚上吃过饭,跟老婆坐在院子里喝茶,看星星,听虫鸣,聊那些有的没的。周末的时候,儿子会带著媳妇和孩子从城里回来看他们,一家人热热闹闹的,吃饭、喝酒、打牌。日子像溪水一样,慢慢地流,不急,不躁。 他还做起了新农人。他在村里的合作社租了十几亩地,种有机蔬菜,不打农药,不施化肥。他种的菜拿到镇上去卖,价格比別人的贵一倍,但买的人多。他们说,蒋立情的菜好吃,有小时候的味道。他听了很高兴,说:“那当然,这是石桥村的土,石桥村的水,能不好吃吗?” 周景熙有时候去他的菜地帮忙。说是帮忙,其实也就是在旁边看著,递递工具,聊聊天。两个人蹲在地里,一蹲就是一下午。累了,就坐在田埂上,喝口茶,抽根烟。蒋立情不抽菸,但每次都带著烟,递给周景熙。周景熙不会抽,但每次都接过来,夹在耳朵上。这是他们的默契,从十几岁就开始了。 有一天傍晚,他们坐在田埂上。太阳快落山了,天边的云被染成橘红色,一层一层的,像鱼鳞。远处的大山变成了黛青色,近处的田野绿得发亮。蒋立情看著那片田野,忽然说了一句:“景熙,你说咱们这一辈子,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?”周景熙问:“怎么越活越回去了?”蒋立情说:“年轻的时候想往城里跑,往外面跑,往远处跑。现在老了,想往回跑。跑回村里,跑回地里,跑回小时候。早知如此,当初就不出去了。”周景熙想了想,说:“不出去,你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。出去了,你才知道这里好。不出去,你会后悔一辈子。出去了,你回来了,不后悔。” 蒋立情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“你说得对。不后悔。” 天黑了,他们各自回家。周景熙走在村道上,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。路灯亮了,昏黄的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他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,不急。回到家,他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2020年春,石桥村。蒋立情回来了。把城里的店关了,房卖了,回来种地。他说,他老婆做了一个梦,梦见在溪边洗衣服,醒来哭了,说想回来。他说,那就回来。第二天就把店盘出去了。他说,在城里挣了钱,买了房买了车,可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著,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回来了,每天累得腰酸背痛,但睡得香。他说,咱们这一辈子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?我说,不出去,你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。出去了,你才知道这里好。他说,你说得对。不后悔。蒋立情,你是好样的。你在城里开过店,在乡下种过地。你活过两种人生。你没有白活。” 第八十一章 周日乐的退休 2020年秋天,周日乐退休了。他是石桥村走出去的人里第一个正式退休的。教了四十三年书,当了十五年校长,该退了。 消息是李觉告诉周景熙的。“日乐回来了,在村口,帮老娘收稻子。”周景熙放下笔,走出书屋,沿著水泥路往村口走,远远就看见周日乐站在田里,弯著腰,挥舞著镰刀,动作有些生疏,但很认真。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文质彬彬的周日乐了。头髮白了,背驼了,脸上有了老人斑,穿著一件旧迷彩服,脚上蹬著解放鞋,怎么看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。谁能想到,他管理过上千人的学校,在主席台上讲过无数的话。 周景熙站在田埂上喊他。周日乐抬起头,直起腰,锤了锤后背,笑了。“景熙,你来得正好,帮我捆一下。”周景熙跳下田埂,跟他一起把割倒的稻子抱拢来,用稻草拧成绳子,一捆一捆地扎好。两个人干了一个多小时,终於把那块田收拾完了。周日乐瘫坐在田埂上,大口大口地喘气,汗水顺著脖子往下淌,把迷彩服领子湿透了。 “老了,不中用了。”周日乐拧开水壶盖子,灌了一大口,又递给周景熙,“以前在学校,搬桌椅、扛书本,一口气上五楼不带喘的。现在割几把稻子就累成这样。”周景熙接过水壶喝了一口,水是温的,有股塑料味。“你是当校长当久了,不干活了。干几天就习惯了。”周日乐笑著说:“还干几天?我就回来住几天,过几天还要回城里。” 周日乐的退休生活没有他想像的那么清閒。刚退那阵子,他在城里带孙子,每天早上六点起来,给孙子做早餐,送他上学,然后去买菜,回来做饭,下午再去接孙子,陪他写作业,晚上哄他睡觉。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,比上班还累。他跟老伴商量,想回石桥村住几天。老伴说:“你去吧,我自己带。”他就回来了。 周日乐说他现在迷上了摄影,回来就是为了拍东西。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台单眼相机,黑色的,沉甸甸的,镜头长长的。“花了一万多买的,老伴骂了我好几天。”他说著,举起相机,对著远处的山拍了一张,又对著田里的稻草人拍了一张,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清脆得像小鸟叫。 “你都拍些什么?”周景熙问。 “拍咱们石桥村。”周日乐翻出相机里的照片给他看,“你看这张,是村口的大樟树,我早上拍的,光线刚好,树叶上的露珠都看得见。这张是咱们小时候抓螃蟹的那条溪,溪水比以前小了,但还是很清。这张是你家的老屋,拆了盖新房子了,我只拍到了残垣断壁,有点可惜。” 周景熙看著那些照片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大樟树还在,溪还在,山还在,但很多东西不在了。老屋不在了,李觉的父亲不在了,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人也不在了。周日乐把这些还在的东西拍下来,留下来,让以后的人能看到。他做这件事,跟周景熙写字,是一样的。 周日乐说他在筹划拍一组专题,题目都想好了,叫《即將消失的石桥村》。拍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——老房子、老物件、老人。他给几个老人拍了肖像,有周大爷,九十多了,耳聋眼花,说话別人听不懂。有刘奶奶,八十多了,儿子在广东打工,一年回来一次,她一个人住在老屋里,养了一条狗。有蒋木匠,七十多了,打了五十多年的家具,现在没人打家具了,他的工具都生锈了。他把这些照片洗出来,送给那些老人,老人看著照片里的自己,笑了,说:“原来我长这样啊。” 周日乐问周景熙:“景熙,你说我拍这些东西,有用吗?又没人看,又挣不到钱。” 周景熙想了想,指著脚下的田埂:“你看这田埂,年年锄,年年长,年年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。谁记得哪一步是谁踩的?没人记得。但田埂还在。你拍那些照片,就像这田埂。你不拍,那些东西就没了。你拍了,它们就还在。”周日乐沉默了一会儿,笑了。“你说得对。不拍就没了。” 那天晚上,周日乐在周景熙家吃饭。小燕做了几个菜,炒腊肉、煎豆腐、清炒小白菜、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。两个人喝了几杯米酒,话就多了起来。周日乐讲了很多学校的事。讲他当校长那些年,怎么跟领导斗智斗勇,怎么跟家长打交道,怎么管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。讲到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——当年成绩很差,父母在外打工,没人管。周日乐把他叫到办公室,跟他谈心,问他想不想读好书,他说想。周日乐说,那我帮你。周日乐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课,补了大半个学期,他的成绩从倒数变成了前几名。后来他考上了县一中,考上了大学,现在在省城当工程师。每年过年都给周日乐打电话,说“周校长,谢谢您”。 “景熙,你说我当这个校长,值不值?”周日乐端著酒杯,手有些抖。 “值。” “我也觉得值。”周日乐一饮而尽,“我这辈子,没发財,没当官,一辈子跟学生打交道。但我教过的那些学生,有的当了医生,有的当了老师,有的当了工程师,有的当了老板。他们都在为社会做贡献。这些贡献里,有我的一份。” 那顿酒喝到很晚。周日乐醉了,趴在桌上,嘴里嘟囔著什么。周景熙把他扶到书屋里的长凳上躺著,给他盖上一条毯子。周日乐翻了个身,嘟囔了一句“明天还要去拍日出”,就睡著了。 周景熙回到堂屋,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2020年秋,石桥村。周日乐退休了。教了四十三年书,当了十五年校长,正式退休了。他现在迷上了摄影,说要拍《即將消失的石桥村》。拍老房子,老物件,老人。他说,不拍就没了。我问他,当校长值不值,他说值。他说他教过的那些学生,有的当了医生,有的当了老师,有的当了工程师,有的当了老板。他们都在为社会做贡献。这些贡献里,有他的一份。日乐哥,你这一辈子,值了。你比我有出息。你教出来的那些学生,比我写的那些字,有用得多。” 第八十二章 蒋琪的女儿 蒋琪的女儿蒋思源考上医科大学那年,蒋琪在县委办当副主任。消息传回石桥村的时候,蒋有贵正在院子里编竹筐。隔壁邻居跑来告诉他:“有贵叔,你家思源考上大学了!医科大学!”蒋有贵手里的竹条掉在地上,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。他放下手里的活,走到堂屋里,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电话本,找到蒋琪的號码,颤巍巍地拨了过去。电话那头,女儿的声音也是抖的:“爸,思源考上了。”掛了电话,蒋有贵坐在太师椅上,点了一支烟,吸了两口,没说话,眼眶红了。 蒋思源在县城读的高中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蒋琪工作忙,很少有时间管她,她自己爭气,不要人操心。高考那天,蒋琪请了半天假,送她去考场。进考场前,蒋思源回头看了她一眼,说:“妈,你回去吧,我自己能行。”蒋琪点了点头,看著女儿的背影消失在校门口,站在那棵梧桐树下,站了很久。那是她第一次觉得女儿真的长大了。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,蒋琪正在办公室写材料。女儿打电话来,说:“妈,通知书到了。”蒋琪问:“什么学校?”女儿说:“省医科大学。”蒋琪握著手机,沉默了几秒,说:“好。”掛了电话,她坐在椅子上,看著窗外,眼眶热了。她想给父亲打个电话,但怕自己哭出来,就没打。她想起三十年前,她考上县一中,父亲在院子里放了一掛鞭炮,笑得合不拢嘴。现在外孙女考上医科大学,父亲不知道有多高兴。 蒋琪晚上回到家,看见女儿坐在客厅里,面前摊著那张录取通知书。女儿看见她,站起来,叫了一声“妈”,然后抱住了她。蒋琪拍著女儿的背,说:“好,好,好。”一连说了三个好。那天晚上,蒋有贵从石桥村打来电话,在电话那头说:“琪儿,思源考上医科大学了,你知道意味著什么吗?”蒋琪说:“不知道。”蒋有贵说:“意味著咱们家出了第一个医生。从你爷爷那辈起,家里就盼著有个当医生的,盼了几十年,终於盼到了。”蒋琪听了,眼泪流了下来。 思源去大学报到那天,蒋琪送她去省城。她们坐早班车,天还没亮就出发了。蒋思源靠著车窗,看著窗外掠过的风景,忽然说了一句:“妈,谢谢你。”蒋琪愣了一下:“谢什么?”蒋思源转过头,认真地看著她:“谢谢你这些年一个人把我带大,谢谢你供我读书,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”蒋琪没有说话,伸出手,握住了女儿的手。 蒋思源学的是临床医学,五年制。大一学基础课,大二学专业课,大三开始去医院见习。她学习很刻苦,每天泡在图书馆里,周末也不出去玩。她说,学医不像別的专业,差一点就可能出人命。蒋琪每次打电话都让她別太累了,她说没事,我身体好。有一次,蒋琪去省城出差,顺便去学校看她。女儿从宿舍楼跑下来,穿著一件白大褂,头髮隨便扎著,脸上还有些疲惫。蒋琪问她:“吃饭了没有?”她说:“还没。”两个人去学校门口的拉麵馆,一人一碗拉麵。女儿吃得很快,几口就吃完了,说下午还有实验课。蒋琪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校园里,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,自己也是这样,背著书包,匆匆忙忙地走在校园里。那时候她不觉得累,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现在女儿也这样。 大四那年,思源去医院实习,被分到了內科。每天跟著带教老师查房、写病歷、开检查单。遇到不懂的就问,问完了记在本子上,晚上回宿舍翻书查资料。她学东西快,上手也快,带教老师很喜欢她。有一次,一个重症病人需要紧急抢救,她跟著老师衝进病房,帮忙推抢救车、准备药品、监测生命体徵。病人救过来了,老师拍拍她的肩膀说:“干得不错。”那一刻,她觉得自己选对了专业。她把这件事告诉母亲的时候,蒋琪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,然后说:“思源,你比你妈强。” 五年后,思源毕业了。她没有急著找工作,而是考了研究生,继续深造。蒋琪问她为什么,她说:“当医生要学的太多了,五年根本不够。”蒋琪没有反对,她知道女儿有自己的想法,能替自己做主。 读研的第二年,思源第一次独立值班。那天晚上,急诊收了一个心梗病人,她跟著老师做急诊手术,在导管室站了三个多小时。病人脱离危险后,老师让她写手术记录。她坐在电脑前,手指在键盘上敲著,写到最后一句“手术顺利,病人安返病房”的时候,眼泪掉了下来。不是因为害怕,是因为她忽然明白了,当医生意味著什么——意味著你手里握著別人的命。你不能出错,你错不起。 蒋思源毕业后,被省城的一家三甲医院录用,成了心內科的一名住院医师。蒋有贵知道后,在院子里放了一掛鞭炮,跟当年蒋琪考上县一中时一样。邻居们围过来,问他有什么喜事。他说:“我外孙女当医生了,在省城最好的医院。”有人问:“哪个外孙女?蒋琪的女儿?”他说:“对,蒋琪的女儿,蒋思源,医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,心內科的医生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腰板挺得笔直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 蒋琪打电话告诉周景熙这些事的时候,声音里满是骄傲。周景熙想起小时候,蒋琪坐在柚子树下看书的那个下午。她告诉他,女孩子也能读出个名堂来。她读出来了。她的女儿也读出来了。她们都没有让任何人失望。 那年春节,蒋思源回石桥村过年。她穿著一件红色的羽绒服,扎著马尾辫,跟小时候一样精神。她走进书屋,站在书架前,看了一圈,说:“叔,你这里书真多。”她抽出一本《內科学》,厚厚一本,翻了翻,说:“这本书我也有,比你这个版本新。”周景熙笑了:“你是医生,我是作家,你读的书跟我读的不一样。”蒋思源说:“都一样,都是救人。你救人的心,我救人的命。” 那天下午,蒋思源在书屋里坐了很久。她翻著那些旧书,偶尔停下来,读几段。读到《小王子》的时候,她停住了。她翻到那句话——“如果你驯养了我,我们就会彼此需要。”她看著那行字,沉默了很久。“叔,这句话我小时候就看过,那时候不懂。现在懂了。”周景熙问她:“懂什么了?”她说:“懂什么是牵掛了。” 那天晚上,周景熙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蒋琪的女儿叫蒋思源,医科大学毕业,在省城当心內科医生。她是咱们石桥村走出来的第一个医生。蒋琪说,她女儿比她强。我说,都强。你们母女俩都了不起。一个从政,一个从医,都在为別人做事。石桥村出了你们这样的人才,是石桥村的福气。” 第八十三章 周起琼的农家乐 周起琼的农家乐在县城边上,靠著一条小河,对面是山,山脚下是一片果园。第一次去的人找不著路,弯弯绕绕的,过了两座桥,拐三个弯,还要爬一个小坡。但来过一次的人都会再来。不是因为路好走,是因为菜好吃。 周景熙是秋天去的。志远上了大学,小燕去了城里打工,他一个人在家,写完了那部长篇,想出去走走。李觉说:“你去起琼那里看看吧,她那个农家乐,听说搞得不错。”他就去了。从石桥村坐班车到县城,再打个摩的,七拐八拐的,终於到了。大门是竹竿搭的,上面掛著一块木匾,写著“起琼农家乐”四个字,字跡娟秀,像是女人写的。院子里摆著几张竹桌竹椅,桌上铺著蓝印花布,每张桌上放著一瓶野花,黄的白的紫的,是刚从路边采的。 周起琼从灶房出来,穿著一件蓝色碎花围裙,头髮盘在脑后,脸上红扑扑的,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忙的。看见周景熙,她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“景熙?你怎么来了?”说著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走过来。“来看看你。”周景熙说,“李觉说你这儿搞得好,我来尝尝。”“那你要等一会儿,中午的客人刚走,我得收拾收拾。”她转身进灶房,端了一壶茶出来,放在桌上,“你先喝茶,我去杀鱼。” 周景熙坐在院子里,喝著茶,看著她忙里忙外。灶房里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,香味一阵一阵地飘出来。他心里想:这就是周起琼,当年那个在门槛上看《人体解剖学》的女孩,那个说“后悔比失败可怕”的女孩。她离了婚,辞了职,从头开始,打出了一片天地。她的农家乐,从一间破瓦房,发展到现在的规模——能同时容纳上百人吃饭,还开了民宿,搞了採摘园。县里把她这里当成示范点,电视台来拍过,报纸上也登过。 菜上来了。一盘剁椒鱼头,一盘小炒黄牛肉,一盘清炒时蔬,一碗酸豆角,还有一锅土鸡汤。鱼头是河里的,现杀的,肉嫩得筷子一夹就散。牛肉是黄牛肉,切得薄薄的,炒得嫩嫩的,辣得恰到好处。蔬菜是地里刚摘的,脆生生的,一咬就出水。鸡汤燉了一上午,金黄油亮,上面飘著几颗枸杞。周景熙每样都尝了一口,放下筷子,说:“起琼姐,你这手艺,比县城那些大饭店还好。” 周起琼坐在对面,给他盛了一碗汤。“你多吃点。看你瘦的,小燕不在家,没人给你做饭吧?”周景熙笑了笑,没说话。 “景熙,你还记得我当年说过的话吗?”周起琼忽然问。 “什么话?” “后悔比失败可怕。” 周景熙点了点头。他当然记得。那是1985年,周起琼考上卫校,他去祝贺。她坐在门槛上看《人体解剖学》,对他说了这句话。那时候他十五岁,似懂非懂地记在心里,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他头髮都白了,才真正明白它的分量。 “我离婚的时候,我娘劝我,说一个女人带著孩子怎么过?將就过吧,跟谁不是过。”周起琼端起茶杯,没有喝茶,握在手心里,像是要暖一暖手掌。“可我想,我这辈子不能將就。將就一天,將就一年,將就一辈子。到死那天,回头看看,全是將就。我不甘心。”她喝了口茶,又放下,“所以我离了。辞了工作,开了农家乐。刚开始难啊,没客源,没经验,借钱进货,赊帐买菜。最苦的时候,我一个人要干五个人的活。切菜、炒菜、端菜、洗碗、扫地,什么都干。晚上躺在床上,浑身疼得像散了架。可我心里踏实,觉得走对了路。” 周景熙端著汤碗,听她说完。“起琼姐,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。” “什么勇敢不勇敢的,就是不想认输。”她笑了,眼角有了皱纹,但眼睛还很亮。 他说起那次带朋友来吃饭的事,有个朋友是做工程的,吃完了说:“老板娘,你这菜做得比城里饭店还好吃,怎么不去城里开一家?”周起琼说:“不去。城里的菜不是这个味。”朋友问:“什么味?”周起琼说:“土味。石桥村的土味。城里没有这种土。”朋友被她说得愣住了,她也愣住了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。后来越想越觉得对。城里什么都有,就是没有石桥村的土。没有这土,就没有这些菜的味道。她的农家乐不在城里,就在这儿,就在这片土上。 聊著聊著,周景熙问起她的儿子,她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。儿子在省城读大学,学计算机,明年毕业,已签了省城一家网际网路公司,年薪二十多万。他暑假回来帮她干活,学会了杀鱼、切菜、炒菜,比她手脚还麻利。他说,妈,等我挣钱了。周起琼说,不用,你挣的钱自己攒著,娶媳妇。 “景熙,你说我这一辈子,值不值?”周起琼忽然问道。 周景熙想起1985年,她在门槛上翻《人体解剖学》,他说起琼姐你真勇敢。她说不勇敢,只是不想后悔。她做到了,离婚不后悔,辞职不后悔,开农家乐不后悔。她的农家乐从一间破瓦房变成了一座小庄园,她成了县里、市里的名人,她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。 “值。”周景熙说。 周起琼笑了。 那天下午,周景熙在周起琼的农家乐待了很久,坐在院子里喝茶,跟她聊天。客人来了,她就去忙;客人走了,她又回来坐下。两个人聊起了小时候,在溪边抓螃蟹的日子。周起琼记得很清楚,哪个石头下面螃蟹最多,哪条鱼最难抓。“那时候多好啊,什么都不用想,什么都不用愁。吃饱了玩,玩累了睡。一觉醒来,太阳明晃晃的,又是一个好天气。”她说著,眼睛亮了。 天快黑的时候,周景熙起身告辞。周起琼送他到门口,手里提著一袋子菜,让他带回去。“自家种的,没打农药。你一个人在家,別老吃剩饭剩菜。” “起琼姐,你也別太累了。请几个人帮忙,別什么都自己干。” “我知道。你也是,別光顾著写东西,忘了吃饭。” 他接过那袋子菜。 走出大门,拐上大路,走出去好远。他回头看了一眼,周起琼还站在门口,朝他挥手。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 回到家,周景熙把那袋子菜放在灶台上。小燕不在家,他自己做饭。他洗了菜,切了肉,下了锅。锅里滋滋地响,油烟升腾。他站在灶台前,拿著锅铲,忽然想起了周起琼说的那句话——城里的菜不是这个味,这是石桥村的土味。 他炒了一盘青菜,盛出来,尝了一口。脆生生的,甜丝丝的,带著一股泥土的清香。他嚼著嚼著,嚼出了小时候的味道。 那天晚上,他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今天去周起琼的农家乐吃饭。她瘦了,老了,但精神很好。她的农家乐生意红火,客人从县城、市里甚至省城专程赶来,就为了吃她做的菜。她儿子在省城读大学,学计算机,签了年薪二十多万的工作。她说,值了。我说,值了。她问我记不记得那个下午,她坐在门槛上看《人体解剖学》,说后悔比失败可怕。记得。一辈子都记得。她离了婚,辞了职,开了农家乐,从一间破瓦房做起,做到了现在的规模。她没有后悔过。她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。起琼姐,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。” 第八十四章 蒋大壮麵包店的传承 蒋大壮的麵包店开在县城那条老街上,铺面不大,夹在药店和杂货铺中间,招牌也不显眼——“大壮麵包坊”五个字,白底红字,风吹日晒多年,顏色褪得差不多了。但每天早晨,门口排队的人从店门口一直排到街角,老顾客都知道,这家的麵包不用看招牌,闻著香味就找过来了。 蒋大壮站在柜檯后面,穿著一件白色的围裙,戴著白色的帽子,手上沾满了麵粉。他已经六十多了,腰板还硬朗,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,跟年轻时差不多。只是脸上的皱纹多了,头髮也白了大半。他低著头,把刚出炉的麵包一个个摆进托盘里,动作不紧不慢,像在做一件精细的工艺品。他做的麵包品种不多——原味吐司、全麦馒头、豆沙包、肉鬆卷。就这几样,卖了二十多年,从来没变过。有人说他不会创新,他笑笑不说话。他做的不是创新,是放心。 蒋大壮的儿子蒋小壮站在他旁边。小伙子三十出头,比他爸高半个头,戴著一副黑框眼镜,看起来斯斯文文的,像个大学生。蒋小壮大学读的是食品工程,毕业后在外面的大公司干了两年,辞了职,回来接他爸的店。他爸不同意,说你在外面干得好好的,回来干什么?他说,这是咱们家的店,我不回来谁回来?他爸沉默了。 蒋小壮回来以后,店里的品种多了起来。他研发了几款新麵包——蔓越莓乳酪、抹茶红豆、巧克力软欧。年轻人喜欢,买的人多。他还在网上开了店,把麵包卖到了县城以外的地方。蒋大壮看著那些新麵包,尝了一口蔓越莓乳酪,酸酸甜甜的,说:“还行。”蒋小壮知道他爸说“还行”就是很好的意思,心里高兴了好几天。 早餐店、连锁麵包房一家接一家地开,县城里的麵包市场早就不是二十年前的样子了。蒋大壮的店是老字號,有老顾客撑著,生意不算差,但也不如从前了。蒋小壮劝他爸搞装修、换设备。他爸不同意,说:“麵包好不好吃,不在装修,在手艺。”蒋小壮拗不过他,也就不提了。 有一次蒋大壮身体不舒服,把店交给他,让他全权负责。蒋小壮趁这个机会搞起了促销,买二送一,进店有礼,还请人在门口发传单。那几天生意確实好了不少,营业额翻了一番。蒋大壮回来后,看著那些传单,没说什么,只是把所有传单都收起来塞进了柜子里。他跟儿子说了一句话:“做麵包跟做人一样,不能急。”蒋小壮低著头听,像挨老师训的学生。 那天晚上,父子俩坐在店门口的小板凳上,风扇呼呼地吹。蒋大壮讲起了当年他在dg学做麵包的日子。跟了一个广东师傅,学了好几年。师傅姓林,四十多岁,话不多,脾气大,做得不对就拿擀麵杖敲手背。他跟了三年,被敲了无数次,手背上的青紫就没消过。但他学会了,学会了和面、发酵、整形、烘烤。师傅说,你是我带过的最肯学的徒弟。他记住了这句话,记了一辈子。 蒋小壮听著,眼眶红了。他在大学里学了好多理论知识,懂了好多他爸不懂的东西。但他也知道,有些东西他在学校里学不到——比如怎么用手掌的温度感知麵团发酵的程度,比如怎么听烘烤的声音判断麵包熟没熟。这些是靠时间、靠失败、靠师傅的擀麵杖练出来的。他爸有,他没有。 今年清明节,蒋大壮带著儿子回了一趟dg。他们找到那家麵包厂,已经改了名,大门上的字换了好几茬。但那个门卫老头还在,老眼昏花,认人不准,说记得当年有个湖南来的小伙子,很瘦,肯学,跟林师傅。蒋大壮站在门口,看著里面那些新厂房、新设备,沉默了很久。他没有走进去,转身带著儿子去了一家早茶店,点了虾饺、凤爪、叉烧包。蒋小壮问:“爸,你不进去看看?”蒋大壮夹起一个虾饺,蘸了蘸醋,放进嘴里嚼了很久,才说:“不看了。看了也不认识了。” 他还带著儿子去看了一个人。林师傅退休后回乡下养老了,家在dg一个很偏的镇子。蒋大壮提著两盒他亲手做的麵包,走了很远的路,才在一个鱼塘边找到林师傅。林师傅老了,脸上的皮鬆垮垮地耷拉著,坐在轮椅上,嘴角歪著,说话含混不清。但他的眼睛还亮,看见蒋大壮,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,那笑容像小孩一样天真,带著一种久別重逢的欢喜。他儿子说,我爸这几年身体不好,但每次提到你,他都很高兴。蒋大壮蹲下来,握著林师傅的手,叫了一声“师傅”。林师傅张了张嘴,说不出话来,眼泪先流了下来。 蒋大壮把那两盒麵包放在师傅手里。师傅的儿子打开盒子,拿出一个麵包,掰了一块,送到他嘴边。他咬了一口,嚼著嚼著,忽然笑了,含混地说了两个字——好吃。 回去的路上,蒋小壮开著车,蒋大壮坐在副驾驶,靠著窗,闭著眼睛。太阳照在他脸上,照在他花白的头髮上。他忽然开口说:“小壮,我这辈子,最对的决定就是去dg学做麵包。”蒋小壮说:“爸,我知道。”蒋大壮又说:“第二对的决定,是让你回来。”蒋小壮没有接话。 那天之后,蒋大壮把店彻底交给了儿子。他每天早晨还是来店里,坐在角落里喝茶。看著儿子忙前忙后,跟顾客打招呼,跟供货商討价还价,在网上回订单。他偶尔指点几句,偶尔帮把手。他不再说“不行”,因为他看到了,儿子真的行。 有一天傍晚,店里熄了灯,准备关门。蒋小壮把当天卖剩下的面包装在袋子里,准备拿去餵狗。蒋大壮拦住他,从中挑了一个品相不太好的,掰开看了看,说:“发得有点过,但还能吃。”他把那个麵包吃完了。 “爸,你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?”蒋小壮问。 蒋大壮想了想说:“把麵包做好。” “做完了呢?” “让你接著做。” (请记住 101 看书网超便捷,????????????.??????轻鬆看 网站,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) 父子俩都没再说下去。街灯亮了,斜斜地照进店里,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 周景熙从县城回来,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。他写道: “蒋大壮老了,把麵包店交给了儿子。儿子叫蒋小壮,大学读的是食品工程,在城里大公司干过,回来接了爸的店。他研发了新麵包,开了网店,把生意做到了县城以外。蒋大壮说,我这辈子最对的决定就是去dg学做麵包,第二对的决定是让儿子回来。他说,做麵包跟做人一样,不能急,得用心。他把这句话教给了儿子。儿子记住了,也做到了。” 第八十五章 周灵敏归来 2021年秋天,周灵敏从香港回来了。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,带著丈夫黄志强和女儿黄思乡。三个人从香港坐高铁到省城,从省城租了一辆车,一路开回石桥村。 她提前给周景熙打了电话。“景熙,我回来了。这次多住几天,带志强和思乡回去看看。”周景熙说:“好,我去接你们。”她说:“不用接,认得路。”掛了电话,周景熙站在院子里,把那棵柚子树看了又看。柚子快熟了,青皮泛著黄,沉甸甸地掛在枝头,把树枝都压弯了。他挑了几个最大的摘下来,放在堂屋桌上,等她们回来吃。 车到村口的时候,周灵敏从车窗探出头来,看著那条水泥路,愣了一下。“变了,全变了。”她下了车,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那条平坦的水泥路,看著路两旁的路灯,看著那些新盖的楼房,半天没说话。黄志强从驾驶座出来,胖胖的,戴著一副金丝眼镜,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。他站在周灵敏旁边,扶了扶眼镜,笑著说:“这就是你说的石桥村?比你说的好多了。”周灵敏没有接话,她的眼睛湿了。 黄思乡从后座钻出来,十一二岁的样子,扎著马尾辫,穿著一件白色的t恤,牛仔裤,运动鞋。她站在大樟树下,仰头看著那棵巨大的树,问:“妈,这就是你说的那棵树?”周灵敏点了点头。“好大啊。”思乡张开双臂,比划了一下,根本抱不住。周灵敏摸了摸树干,说:“我小时候,经常在这棵树下玩。” 周景熙从院子里走出来,看见周灵敏,愣了一下。她老了,头髮白了,脸上的皱纹多了,但精神很好,穿著一件碎花衬衫,一条黑裤子,脚上是平底鞋。她看见周景熙,笑了,眼睛弯弯的,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“景熙,你瘦了。”周景熙笑了笑,说:“你胖了。”两个人都笑了。 周景熙把他们领进院子。小燕从灶房出来,端著一盆洗好的水果,放在桌上。“路上累了吧?先吃点水果,饭一会儿就好。”周灵敏拉著小燕的手,说:“嫂子,辛苦了。”小燕说:“不辛苦,你们回来,我高兴。”黄志强站在院子里,四处看著,对什么都好奇。他走到柚子树下,仰头看著那些柚子,跟思乡说:“你看,这就是柚子树。你妈小时候吃的柚子,就是从这棵树上摘的。”思乡点点头,眼睛里全是新奇。 午饭很丰盛。小燕杀了一只鸡,燉了一锅汤,炒了几个菜,蒸了一条鱼。周灵敏吃著吃著,眼眶红了。“景熙,还是家里的菜好吃。香港的菜,不对味。”周景熙说:“那你就多住几天,天天给你做。”她笑了。 吃完饭,周景熙带他们在村里转了转。先去看了那条溪,溪水还是那么清,浅浅的,能看到底下的鹅卵石。周灵敏蹲下来,把手伸进水里,说:“凉的。”她闭著眼睛,感受了一会儿,站起来,“小时候,我们在这条溪里抓螃蟹。你记得吗?”周景熙说:“记得。你不敢抓,我帮你抓。”周灵敏笑了:“你帮我抓了,我又不敢拿,你帮我拿回家,我娘还夸我厉害。”两个人都笑了,笑得很开心。 又去看了那棵大樟树。周灵敏站在树下,仰头看著那些枝叶,说:“这棵树,比我小时候更大了。”黄志强拿出手机给她拍照。她站在大樟树下,摆了个姿势,笑得很自然。思乡也站在树下,让妈妈给她拍。周灵敏按了几张,看了看,说:“好看。”思乡凑过来看,说:“妈,你笑得好开心。”周灵敏说:“回家了嘛,当然开心。” 黄志强话不多,但很细心。他给周灵敏递水,给她披外套,走路的时候让她走在里面。周景熙看在眼里,心里想,这个香港人,虽然长得不帅,但对她好。这就够了。 那天晚上,他们坐在院子里喝茶。月亮很大,圆圆的,掛在柚子树上面。虫鸣声唧唧唧的,一阵一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周灵敏靠在椅子上,看著月亮,说:“景熙,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吗?”周景熙摇摇头。她沉默了,像在整理那些积攒了很久的话。“我嫁到香港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,我每年都回来,但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,待几天就走了。这次我想多待几天,住够了再走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娘老了,走不动了。我想多陪陪她。”说到这里,她的眼眶红了。黄志强伸出手,握住了她的手。 周景熙没有接话。他想起自己的母亲,也老了,也走不动了,也天天盼著他们回去。他的眼眶热了,赶紧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把那股热气压下去。思乡听不懂大人说的那些话,一个人蹲在柚子树下,拿根树枝在地上画画。她画了一棵大树,树下面站著三个人,一大两小。她指著那幅画,跟周灵敏说:“妈,这是大樟树,这是你,这是我和爸。”周灵敏看著那幅画,眼泪终於掉了下来。 周灵敏这次回来,住了半个月。每天早晨,她陪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帮她梳头、剪指甲、洗脚。母亲老了,记性不好,有时候认不出她。问她:“你是谁家的闺女?”她说:“妈,我是灵敏。”母亲愣了半天,说:“灵敏?灵敏在香港。”她说:“我回来了。”母亲点点头,不说话了。 有一天,周灵敏在屋里收拾东西,翻出一个旧木箱。箱子是她母亲当年的嫁妆,漆面斑驳,铜锁锈跡斑斑。她打开,里面是一些旧衣服、旧鞋、旧手帕。最底下,压著一张发黄的照片。照片上,一个年轻女人抱著一个婴儿,站在大樟树下。女人穿著碎花衬衫,扎著两条辫子,笑得很甜。婴儿裹在襁褓里,只露出一张小脸。那是她母亲和她。 周灵敏拿著那张照片,看了很久。她把照片贴在胸口,闭上眼,眼泪从眼角渗出来,顺著脸颊往下淌。她没有擦,让它流。 离开的那天早晨,周灵敏在大樟树下站了很久。她摸著树干,像摸著一位老朋友的肩膀。她对周景熙说:“景熙,我会回来的。这里是我的根,我走不掉的。”周景熙点了点头。她上了车,摇下车窗,朝他们挥手。思乡也挥手,大声说:“叔叔再见!”车开了,沿著水泥路,慢慢地远了。周景熙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那辆车变成了一个小点,消失在山路的尽头。 那天晚上,他回到书屋里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2021年秋,石桥村。周灵敏从香港回来了,住了半个月。她陪母亲晒太阳、梳头、剪指甲、洗脚。母亲认不出她的时候,她哭了。她翻出一张旧照片,年轻女人抱著婴儿站在大樟树下。她说,这里是我的根,我走不掉的。她说得对。根在这里,走得再远,还得回来。灵敏姐,石桥村永远是你的家。想回来了,就回来。房子还在,树还在,人也在。” 第八十六章 周海的儿子 2022年春节,周海的儿子周小海开著一辆崭新的黑色suv回了石桥村。 车是年前提的,落地二十多万,周小海自己出的钱。他把车停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熄了火,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。透过挡风玻璃,他看见那棵大樟树,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,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,遮住了半个晒穀场。他想起小时候,他爸周海骑著那辆二手摩托车,他坐在油箱上,两只手抓著后视镜的杆子,从这条路上顛簸著去镇上。那时候路是碎石路,坑坑洼洼的,顛得他屁股疼。他爸说,忍一忍,以后路修好了,买辆小汽车,就不顛了。现在路修好了,他买了小汽车,他爸老了,开不动了。 周海从院子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。他那条腿是在工地上伤的,膝盖半月板磨损严重,走路使不上劲,走几步就要歇一歇。他的嗓子也不行了,说话沙哑,像砂纸磨铁锅。那是吸水泥灰吸的,吸了十几年,吸成了慢性咽炎。夜里咳得睡不著,枕头边常备一杯水。他走到那辆suv旁边,用手摸了摸引擎盖,冰凉的,光溜溜的,像一面镜子。他弯下腰,看了看轮胎,看了看底盘,又摸了摸车灯,像个孩子在打量一件新玩具。他嘴里念叨著:“好车,好车。” “爸,上车,我带你兜一圈。”周小海从车窗探出头来。 周海愣了一下。“兜啥?” “兜风。你不是说想坐坐我的车吗?今天就让你坐。” 周海犹豫了一下,拉开车门,坐进副驾驶。座椅是真皮的,软乎乎的,他靠在椅背上,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哪儿,最后搁在膝盖上,像个第一次坐小汽车的乡下人。周小海发动车子,掛挡,踩油门。suv平稳地驶上水泥路,沿著村道慢慢地开,稳稳噹噹的,像一艘大船在平静的河面上航行。周海看著窗外的风景——稻田、山丘、树林、电线桿子上的麻雀——一幕一幕地往后退。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,从来都是急匆匆的,从来没有这样慢悠悠地看过。现在坐在儿子的车里,慢悠悠地看,他才发现石桥村原来这么好看。 他们去了镇上,在原来的中学门口停了一会儿。学校翻新了,教学楼刷了新漆,操场铺了塑胶跑道,大门也换了,气派多了。周海摇下车窗,看著那些背著书包进进出出的学生,忽然说了一句:“你当年要是好好读书,考个好大学,也不至於跟我一样在外面吃苦。”周小海没有说话。他当年確实没好好读书,成绩一般,勉强上了个大专,学的是土木工程,毕业后一头扎进了工地。从技术员做起,每天灰头土脸的,跟他爸年轻时没什么两样。但他肯学,肯干,不怕吃亏。几年下来,考了几个证,评了工程师,当上了项目经理,手底下管著几十號人,在省城买了房,成了家。周海嘴上不说,心里是满意的。儿子比他强,比他当年强太多了。 从镇上出来,周小海把车开上了回村的路。夕阳从西边的山头上照下来,金黄色的,把整条水泥路都镀上了一层光。周海靠著椅背,眯著眼睛,脸上的皱纹在光影里显得格外深。他在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,把腰累弯了,把腿累瘸了,把嗓子累哑了。他没攒下什么钱,没盖起什么漂亮房子,但他供儿子读了书,让儿子走出了石桥村,走上了一条比他好得多的路。他这辈子,够了。 回到家,周海站在院子里,把那辆车看了又看。他绕著车走了一圈,摸摸这里,看看那里,嘴角一直掛著笑。周小海站在旁边,说:“爸,这车就在家里放著,你和我妈出门的时候开。买菜、赶集、走亲戚,方便。”周海摆摆手,说:“我又不会开。你开走,在城里用得著。”周小海说:“我有我自己的车。这辆是买给你的,你和我妈坐。你可以去县城的驾校报名考张驾驶证,学会了自己开。”周海还想说什么,嘴巴张了张,没说出来。 那天晚上,周海在村里的饭店请了几桌客。请了叔叔伯伯、堂兄堂弟,请了李觉、蒋立情、周景熙,还请了村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。他端著酒杯,一桌一桌地敬酒。到了周景熙面前,他说:“景熙,你写书写了那么多,怎么不写写我儿子?我儿子有出息。”周景熙笑道:“写了,下一本就写。”周海满意地笑了。 到了父亲那一桌,周小海端著酒杯停下来,脸上的笑容收了几分,认认真真地看著周海。“爸,这杯敬你。”周海端著酒杯,手有些抖,酒洒出来几滴。“爸,这些年你辛苦了。没你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辆车,是我买给你的。你和我妈享享福,別再省了。”周海没有说话,端起酒杯,一仰脖子,干了。酒很辣,辣得他直咳嗽,又倒了一杯,想再干。周小海赶紧拦住他:“爸,少喝点,身体要紧。”周海摆摆手,说:“高兴。今天高兴。” 那天晚上,周海喝醉了,被周小海扶上床。他躺在床上还拉著儿子的手不放,嘴里含混不清地说著什么。周小海凑近了才听清——“小海,爸这辈子没本事,没给你攒下什么。”周小海的鼻子一酸,说:“爸,你把我攒下了。这就够了。” 第二天一早,周小海从平台叫了辆车来接他去县城赶火车,他要回省城了。他把车钥匙放在堂屋的桌上,旁边压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著:“爸,车留家里。想坐的时候,叫邻居开。你去报名学车考驾照,钱我出。”周海站在院子里,看著那辆来接他的车,没有送出去很远。他站在门口没有说话,只是朝儿子挥了挥手。周小海坐的这辆车已经开远了,尾灯在晨雾里渐渐消失。 那天下午,周海让邻居老张开著那辆新车,载著老伴在村里转了一圈。从村头开到村尾,又从村尾开回村头。老伴坐在后排,摸著座椅,说:“这车真舒服。”老张说:“那当然,二十多万呢。”周海坐在副驾驶,看著窗外的村子,看著那些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房子、树、田埂,脸上一直掛著笑。转完这一圈,他下了车,站在大樟树下,点了一支烟,吸了两口,说了一句:“这辈子,值了。” 周景熙从村口路过,看见周海站在大樟树下抽菸,脸上掛著笑。他没有走过去,远远地看了一眼,心里替这个老哥哥高兴。他想起周海年轻时候的样子,瘦高个,眼睛滴溜溜地转,穿花衬衫骑摩托车,在村里来去如风,像个追风的少年。现在他老了,腿瘸了,嗓子哑了,但他的眼睛还在笑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坐在书桌前,翻开本子,写道: “周海的儿子买了车,二十多万,留在家里给父母用。周海让邻居开著车载著老伴在村里转了一圈,从村头到村尾,又从村尾到村头。他说,这辈子,值了。周海这辈子没攒下什么,他攒下了一个好儿子。这就是他最大的福气。比我写的任何一本书都值钱。” 第八十七章 蒋刚立的不甘 202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,蒋刚立在镇上的肉铺里接到了儿子的电话。 “爸,店关了。”电话那头,儿子的声音乾巴巴的,像晒蔫的稻草。蒋刚立握著手机,站在柜檯后面,围裙上还沾著猪血,手上全是油。他没有说话。儿子又说了一句:“欠了二十多万。”掛了电话,蒋刚立把手机放在案板上,站在那里,盯著那块用了二十多年的案板。案板被他剁了二十多年,中间凹下去一大块,凹槽里嵌著洗不掉的肉末和骨头渣子。他忽然抄起砍刀,一刀剁在案板上,刀嵌进去,立在案板上嗡嗡地抖,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竿。 蒋刚立的儿子叫蒋军,在城里开了一家餐饮店,专门做杀猪菜。开业那几年生意好,蒋刚立逢人就夸,说儿子有出息,在城里当老板了。他送去的那头猪,在店门口掛著,他觉得那是排面,那是生意好的证明。去年开始,生意淡了。先是街对面开了一家网红火锅店,年轻人一窝蜂地往那边跑;然后旁边又开了一家连锁快餐店,便宜实惠,上班族图方便;再后来,他儿子店门口修路,围挡挡了三个月,客流彻底断了。店里的厨师换了三个,一个比一个手艺差。服务员也留不住,嫌工资低,嫌太累,嫌老板脾气大。儿子自己也不会管,进货被供应商坑,发工资被员工闹,搞活动赔本赚吆喝。撑了半年,撑不下去了。 那天晚上,蒋刚立关店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。他骑著电动三轮车回石桥村,后车斗里空空荡荡的,一块肉都没有了。他把三轮车停在院子里,坐在灶房里,抽著烟。老婆端了一碗饭过来,他摆摆手,不吃。又端了一碗汤过来,他又摆摆手,不喝。 他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儿子小时候,跟他去集市卖肉。儿子蹲在肉摊旁边,不哭不闹,帮他把零钱算得清清楚楚,比他算得还快。旁边摊贩都说,这孩子聪明,將来肯定有出息。他听了心里美滋滋的,再苦再累都觉得值。后来儿子考上省城的大学,他是村里第一个摆酒席庆祝的,杀了三头猪,请了半个村的人。他端著酒杯,一桌一桌地敬,喝得烂醉,趴在桌上哭了。他不是哭自己,是哭那些年供儿子读书吃的苦。那些苦没有白吃,儿子有出息了。 现在儿子的店关了,欠了二十多万。他不知道儿子在外面到底经歷了什么,但他知道,儿子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“难”。每次打电话,儿子都是说“还行”,说“过得去”,说“你不用担心”。他以为儿子真的过得去,以为儿子的店生意还好,以为儿子在城里站稳了脚跟。 第二天一早,蒋刚立骑电动车去了镇上的屠宰场。他找到老板,说:“老周,我想回来杀猪。”老周看了他一眼,说:“你不是在城里开店当老板吗?”蒋刚立说:“关了。”老周没再多问,给他安排了活。 他又开始了杀猪的日子。凌晨四点到屠宰场,换上工作服,戴上橡胶手套,站在流水线前。猪从传送带上过来,他按住,一刀下去。猪叫一声,不叫了。血哗哗地流进槽里,溅在他脸上、身上,热乎乎的。旁边的工友换了一茬又一茬,很多都是年轻人,干两天就走了,嫌脏,嫌累,嫌钱少。他不嫌。他做了大半辈子杀猪的活,闭著眼睛都能干。猪送到他面前,他知道哪里下刀、用多大力、切多深。每一刀都准,每一刀都稳。那些猪死了也不遭罪。 每天杀完猪,他骑著电动车回村里,身上还带著血腥味。他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冲一衝,换身乾净衣服,吃过早饭,又去镇上开店。肉铺还在,他重新支起了摊子。老顾客看见他又回来了,问:“蒋师傅,你又杀猪了?”他笑笑,说:“嗯,又杀了。”他们照旧来买肉,照旧信他,照旧不用看秤,说“你帮我割吧,你割的放心”。他割肉的手还是那么稳,一刀下去,不多不少,误差不到一两。 第一个月,他把挣的钱全部寄给了儿子。不多,几千块,但那是他一块肉一块肉卖出来的。儿子在电话那头说:“爸,你留著花,別寄了。”他说:“你在外面欠著债,我能花得安心?”儿子没再说话。从第二个月开始,他每个月都给儿子寄钱。有时候多,有时候少,但从来没有断过。他把这些年攒的那些钱,本来准备留著养老的,也全部取出来,匯给了儿子。老婆问他:“你都寄了,我们老了怎么办?”他说:“老了再说。儿子现在比我们难。” 有一天傍晚,周景熙路过他的肉铺,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大门口,抽著烟,看著街上发呆。周景熙走过去,在他旁边蹲下来。蒋刚立看见他,苦笑了一下。“景熙,你说我这辈子,是不是白活了?年轻的时候杀猪,老了还杀猪。杀来杀去,杀不出个头。”周景熙说:“谁说的?你杀猪,供儿子上了大学。儿子在城里开店,虽然关了,但他见过世面了,比一辈子待在村里强。”蒋刚立沉默了很久,把菸头掐灭在地上,站起身,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“你说得对。见过世面了,就不亏。” 那之后,蒋刚立还是每天凌晨四点去屠宰场,还是每天下午在肉铺里守著,还是一刀一刀地割肉,还是一两一钱都不差地卖给街坊。他的手上又添了新的刀疤,眼角又多了几道皱纹,他抽菸抽得更凶了,咳嗽得更厉害了。 到了年底,儿子从城里回来了。瘦了,头髮也白了几根,看起来比他爸还老。蒋刚立没有问他欠债的事,没有问他今后的打算,只是让老婆多炒了两个菜,开了一瓶好酒。父子俩坐在灶房里,喝了一顿酒,一句话都没说。喝完,儿子去睡了。蒋刚立一个人坐在灶房里,把那瓶酒剩下的底子倒进碗里,一口乾了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在书屋里写道:“蒋刚立的儿子创业失败了,欠了二十多万。蒋刚立重操旧业杀猪还债。他说,我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?年轻的时候杀猪,老了还杀猪。我说,你杀猪供儿子上了大学,儿子见过世面了,就不亏。他把钱寄给儿子,每个月都寄,没有断过。他说,老了再说,儿子现在比我们难。刚立哥杀了一辈子猪,他的刀还那么准,手还那么稳。他的不甘,都在刀里了,在那一刀一刀剁下去的响声里。” 第八十八章 周峰的病情加重 202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周景熙接到了周峰老婆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语气不像以前那样克制了,带著一种藏不住的慌张:“景熙,周峰他……又住院了。你方便的话,来看看他吧。” 周景熙赶到县医院的时候,天已经快黑了。住院部在五楼,电梯挤满了人,他爬楼梯上去。走廊里的灯管坏了几根,忽明忽暗的,像一盏快没油的煤油灯。他推开病房的门,看见周峰半靠在床上,鼻子里插著氧气管,手背上扎著留置针,脸色灰黄灰黄的,像深秋霜打过的穀草。他瘦了很多,两颊凹下去,颧骨高高地支出来,眼窝深深地陷进去。但他的精神看起来还好,见周景熙进来,还笑了一下,摆了摆手,那手势像是在说“没事,別大惊小怪的”。 “峰哥,感觉怎么样?” “还行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像隔了一层棉花,“就是血糖又上去了。医生说是併发症,要住院调理几天,没什么大事。” 周景熙在床边坐下,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药瓶,白的、黄的、绿的,大大小小十来个,在日光灯下反射出冷冷的光。他拿起一个看了看,二甲双胍,一天三次。又拿起一个,胰岛素注射液。还有降血压的、降血脂的、保护神经的,每一种都有专门的用途,每一种都在替他跟那场旷日持久的战爭搏斗。 他在想,周峰这辈子到底做错了什么?他是个老实人,从不惹事,从不害人。他盖了房子,娶了媳妇,生了儿子,儿子也爭气。他以为日子就要好过了,糖尿病来了。他打针吃药,把血糖从十五点几降到七点几;他控制饮食,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;他不喝酒不抽菸,把几十年养成的习惯都戒了。他以为能控制住,病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可是他控了十几年,病没有走,人老了。 周峰的老婆从外面进来,手里提著一个保温桶,里面是绿豆粥,不放糖的。她倒了一碗端给周峰,周峰接过去喝了两口,就放在床头柜上,喝不下了。“景熙,你不知道,他现在吃不下东西了。医生说,糖尿病到最后都这样,胃也出问题了。”她说著,眼眶红了,但没有哭。这些年她哭得够多了,眼泪早就不值钱了。 周景熙问她:“儿子呢?” “在回来的路上。”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,“下午接到电话就开始往回赶,应该快到了。” 天彻底黑了。走廊里的灯更暗了,护士推著推车过来换药,轮子碾过地砖,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,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周峰睡著了,呼吸很沉,氧气管里的气泡咕嘟咕嘟地响。他老婆趴在床边,也睡著了。 周景熙一个人坐在那里,看著周峰。他想起小时候,周峰胖乎乎的,圆脸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他跑得快,爬树也爬得高,胆子又大,什么都不怕。谁能想到,几十年后,他会躺在这张床上,瘦成一把骨头,连一碗粥都咽不下去?他想起了时间。时间像一把钝刀子,一下一下地割,不疼,但割著割著,就把一个人割成了另一个样子。 手机震了一下,进来一条简讯,是李觉发的:“到医院了,在楼下。”周景熙下楼去接他。李觉手里提著一箱牛奶和一篮水果,看见他第一句就问:“怎么样?” “不太好。瘦得厉害,吃不下东西,人也没精神。” 李觉没有说话,上了五楼,走进病房,把那箱牛奶放在床头柜上,跟那堆药瓶挤在一起。他站在床边,看著闭著眼睛的周峰,站了很久,像是在辨认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。他们確实是老朋友,从穿开襠裤就在一起玩的老朋友。 “峰哥。”李觉轻轻叫了一声。周峰的眼睛动了动,慢慢睁开,看见李觉,嘴唇动了动,挤出两个字:“来了。”没有更多的力气寒暄了。那句话从嘴里出来,像一片枯叶从枝头飘落,轻得没有声音。 夜里九点多,周峰的儿子周小军到了。他是从省城赶回来的,坐高铁转大巴再打计程车,走了整整一天。他跑进病房的时候,满头是汗,羽绒服敞著,里面的毛衣都湿透了。他站在床边,看著父亲,半天没说出话。 “爸,我回来了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抖,但尽力压住了。 周峰睁开眼睛,看著儿子。他的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他只是伸出手,握住了儿子的手。那只手瘦得像鸡爪,青筋暴突,皮肤松垮垮地耷拉著,上面还有打针留下的淤青。但他握住儿子的手时,力气大得出奇。 周小军没有参加第二天周景熙的安排。他只是打电话来说,昨晚他爸跟他聊了很多,聊他小时候的事,聊他在外地打工的事——从初中到高中,从高中到大学,从大学到工作。他爸说,小军,爸这辈子没本事,对不起你。周小军说,爸,你说啥呢?你供我读书,帮我娶媳妇,帮我带孩子。你哪里对不起我?他爸没再说话,只是握著他的手,握了一整夜。 天亮的时候,周峰的血糖降下来一些,从十几点降到了九点几。医生说,再观察几天,情况稳定了就可以出院。周小军买了当天的车票回省城,走的时候跟父亲说:“爸,你好好养病。等出了院,我接你去省城住几天。”周峰点了点头。 周小军走到门口,又回过头来,看著父亲。周峰躺在床上,朝他挥了挥手。那只手举得很慢,落下来的时候也很快。眼泪终於从儿子眼里掉了下来。 周峰出院那天,周景熙没去。他在书屋里写东西,写著写著就写不下去了。他翻开本子,另起一页,写道:“周峰又住院了。瘦得厉害,吃不下东西,脸色也不好。儿子赶回来,在床边守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血糖降下来了,医生说再观察几天。儿子走的时候,周峰朝门外挥手,那只手举得很慢,落下来很快。” 他放下笔,看著窗外的柚子树。柚子快熟了,泛著金黄的光,沉甸甸地掛满枝头。再过半个月就能摘了,他打算挑几个最大的给周峰送去。 第八十九章 伙伴集钱 周峰出院那天,天气阴沉沉的,铅灰色的云压在山顶上,像一块洗旧了的棉被。周景熙没有去医院,他在书屋里坐了一上午,一个字也没写出来。中午的时候,李觉骑著电动车来了,车后座上绑著一个塑胶袋,袋子被他抱在怀里,护了一路,怕掉了。他拎著袋子走进书屋,往桌上一放,袋口自己散开,露出几沓钱,码得整整齐齐的。 “景熙,这是大家凑的。”周峰和李觉平时话不多,但办事从不含糊。“我通知了几个人,日乐、立情、刚立、海哥……还有周灵敏从香港转来的,蒋琪从县城捎来的。”他把名单和数目念了一遍。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的,有的用铅笔写,有的用原子笔,顏色深浅不一,但每一笔都写得端端正正。周景熙接过本子看著那些名字,眼眶热了。这些人里,有的在省城当校长,有的在县城当干部,有的在香港带孩子,有的在老家种地。他们跟周峰非亲非故,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。他想起前几年周峰第一次住院的时候,大家也是这么凑钱的。那时候周峰死活不肯收,说自己还能动,还能干,不能拖累別人。大家把钱塞在他枕头底下就走了。后来周峰让老婆挨家挨户退还了回去,只留下李觉的。他老婆说,李觉的不还了,还了他又要送来,送来送去没个完。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。雨终於落下来了,打在屋瓦上沙沙地响,像无数只蚕在啃桑叶。窗外的柚子树被雨淋得油亮亮的,叶子在风中抖著,几颗青涩的果子微微晃动。 “景熙,你说人这一辈子,到底图个什么?”李觉忽然问。这个问题他问过很多次了,在田埂上、在酒桌上、在夜色沉沉的小路上,问的时候都不像是在等答案。“年轻的时候图挣钱,图盖房子,图供儿子读书。现在老了,儿子大了,房子也盖了,钱也够花了。可心里头空落落的,不知道还图啥。” 周景熙想了想,说:“图个念想吧。图个老了还有人记得你,图个病了还有人来看你,图个走了还有人替你凑钱。” 雨越下越大,院子里积了一洼水,雨点砸下去,溅起一朵朵水花,像镜子被石子打破了,又马上合拢。李觉站起来,把那袋钱拎到周景熙面前。“景熙,这钱你帮周峰送过去。他在家养病,花销大。別说是我们凑的,说是……说是县里有笔补助,帮他申请的。”周景熙看著李觉,点了点头。 李觉骑电动车消失在雨幕里。那个背影和他平时一样——弯著腰,缩著脖子,雨衣?在身后被风吹得猎猎作响,像一面破旗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,什么事都闷在心里,什么都不说。父亲死的时候不说苦,母亲改嫁的时候不喊疼,自己干活累得吐血也不吭声。但他记得每一个人的好,记得周景熙小时候分给他的那半块红薯,记得蒋立情帮他家修过的屋顶,记得周日乐替他写过的一封家信。他把这些好记在心里,记一辈子,然后用加倍的力气还回去。 下午的时候,周日乐从县城赶回来,下了车,撑著伞,裤腿湿了半截,布鞋泡在水里一踩咕嘰咕嘰响。他一进门就问:“钱送过去了?”周景熙说:“还没,雨停了去。”他把那袋钱拎出来,打开,周日乐又数了一遍,不多不少,三万多块。“应该够了。”周日乐说。他这校长当久了,说话做事都有分寸,什么都说“应该”。周景熙觉得他是在给自己留余地,也是给別人留体面。 “峰哥这回是真难了。”周日乐坐到窗边的椅子上,把手里的伞靠在墙根,雨水顺著伞骨淌下来,在地上匯成一摊。“我昨天去看他,他偷偷跟我说,他不想治了。我说胡扯。他说,治也治不好,白花钱,不如留给老婆儿子。”周日乐顿了顿,声音有些发紧,“我说,钱的事不用你操心,兄弟们帮你想办法。他不说话了,眼睛湿了。” 窗外雨停了,天边露出一角亮光,是太阳从云缝里漏出一线,照在对面湿漉漉的山坡上,草叶上的水珠闪著碎银一样的光。 周景熙背著那个袋子,踩著一路泥泞去了周峰家。院子里的积水上漂著几片落叶,鸡躲在屋檐下,缩著脖子。堂屋里很安静,周峰躺在床上,窗户关著,空气里有一股药味和霉味混在一起的闷。他老婆在旁边收拾衣服,叠好的放在床头,没叠的堆在椅子上。看见周景熙进来,她直起身,搓了搓手上的灰。 周峰半靠著床,比住院的时候精神了一些,但脸色还是差,灰白灰白的。鼻子里的氧气管拔掉了,手上的留置针也拔了,针眼周围青了一圈。“峰哥,这是县里给你申请的补助。”周景熙把那袋钱放在床头柜上,跟那些药瓶挤在一起。 周峰看著那袋钱,没有打开。“景熙,你替我谢谢他们。” “谢谁?”周景熙装作不知道。 周峰看著他,没有说话。他的眼神很平静,像一潭死水,不起波澜。周景熙知道,他什么都明白。他不是傻子。他在这世上活了快六十年,谁对他好,他心里一本帐。他只是不说。他的嘴跟他父亲一样硬。 天快黑了,周景熙从周峰家出来。村子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,昏黄的,温暖的,像小时候一样。那些灯光隔著雨后的水雾,朦朦朧朧的,像隔了一层纱。 回到家,他坐在书桌前,把那个本子翻到新的一页,写道: “周峰出院了。李觉组织大家凑了三万多块钱,让我送去。周日乐从县城赶回来,裤腿湿了半截,把名单和数目又数了一遍。周峰看著那些钱,沉了很久没说一句话,只说了等他好了就还。他老婆站在旁边,背过身去,假装在收拾衣服。我把钱放在床头柜上,跟他说是县里给的补助。他看著我,没说话,那个眼神告诉我都明白。他这辈子要强了一辈子,到老了还是不肯低头。不低头也好,不低头,病就压不垮他。” 写著写著,他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人这一辈子,钱不是最重要的,情才是。”他现在觉得,母亲说得对。钱没了可以再挣,房子倒了可以再盖,但那些真心对你好的人,走一个就少一个,再也回不来了。他把本子合上,拉开抽屉放进去。抽屉里已经摞了厚厚一叠本子,都是这些年写的,有大有小,有厚有薄,封面磨损,纸页泛黄。这些本子记著他走过的路、吃过的苦、遇见的人,还有那些从指缝间漏掉的时光。 第九十章 书屋的孩子们 周景熙的书屋冷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书架上的书落了一层薄灰,借阅登记本好几个月没添新名字,院子里那棵柚子树开花结果,果子熟透了掉在地上烂成泥,也没有孩子来捡。村里那几个爱看书的娃都长大了,考学的考学,打工的打工。周瑶去了省城读高中,周小树去了县城念技校,还有几个更小的跟著父母转学到外地,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趟。 周景熙有时候一个人坐在书屋里,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抽出来,擦掉灰尘,再放回去。他擦得很慢,像在擦拭一件件瓷器。这些书有的是他自己买的,从东莞带回来的;有的是別人送的,刘老师那几本老版本的四大名著,扉页上还盖著他的私章——方正的小红印,像一枚干了的血痂;有的是李觉儿子淘汰的,封面磨得发白,边角卷了起来。它们安安静静地立在书架上,等待下一双手来翻开。 那年秋天,村里新来了一个留守儿童。他叫林小宝,父母在广东打工,把他丟给奶奶。林小宝六岁,正是狗都嫌的年纪,满村子疯跑,上树掏鸟窝,下田捉泥鰍,裤腿永远是湿的,膝盖永远有伤。他跑进书屋那天是下午三点多,太阳明晃晃地掛在头顶,晒得水泥地发白。周景熙正坐在门口打盹,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,眼皮越来越沉,矇矇矓矓间觉得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光。他睁开眼,看见一个黑黑瘦瘦的小男孩站在面前,手里拿著一本翻开的连环画,眼睛黄黄的,鼻樑上还粘著一块泥巴。 “你是哪个?”周景熙问。 “林小宝。”小男孩把书举起来,上面印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图画。“伯伯,这本书能借我看吗?” 周景熙坐直身子,接过那本书翻了翻,还是当年他从废品站论斤买回来的那批,书页泛黄了,边角捲起来了,但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。“可以,拿去看吧。” 林小宝没走,站在那里翻了两页,又抬起头。“伯伯,孙悟空真的能七十二变吗?” “能。想变什么变什么。” “那他能变钱不?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变钱干什么?” “变钱给我奶奶,她就不用去捡瓶子了。”林小宝低下头,手指抠著书页的边角,把纸扣出一道细细的白痕。周景熙没有回答。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六岁的孩子——从小说里跳出来的孙悟空,能不能变成一张张能买米的钞票、能交学费的零钱、能治好奶奶腰疼的药膏。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小宝,你先看这本书。看完了,就知道孙悟空还能变什么了。他能变的东西多了。” 林小宝点了点头,抱著那本书跑了。跨门槛的时候差点绊倒,身子往前一栽,书甩出去老远,他赶紧捡起来拍拍灰,抱得更紧。周景熙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,在门口坐了很久才起身。他去灶房倒了一杯茶,茶已经凉了,他端起来一饮而尽,又回到书屋坐下。 从那天起,林小宝成了书屋的常客。每天放学,书包一扔就跑过来,踮著脚尖从书架上够下一本连环画,趴在桌上看,趴在地上看,倒掛在椅子上的时候也看。有时候周景熙留他吃饭,他也不客气,端起碗就吃,吃完抹抹嘴继续看。他看书快,囫圇吞枣,不求甚解,但每一本都看进去了。看到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,他急得拍桌子;看到唐僧冤枉孙悟空,他气得直跺脚;看到孙悟空打死白骨精,他又拍手叫好。周景熙有时候觉得他不是在读故事,他是把自己活成了那个拿著金箍棒的猴子——打不服的骨头,翻不出的手掌心。 林小宝还带来了他的同学。先是一个叫陈果果的女孩,瘦得像根豆芽菜,扎著两条辫子,辫梢繫著红头绳。她不爱看连环画,专挑厚的、字多的看,搬一把小椅子坐到墙角,能把整本《安徒生童话》从头读到尾。然后是一个叫王浩的男孩,胖墩墩的,圆脸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,怎么看怎么像小时候的周峰。他专看那些带拼音的书,一个字一个字地念,念错了就吐吐舌头,重来。 书屋开始热闹起来,放学后那几个小脑袋挤在一起,嘰嘰喳喳地討论书里的情节。周景熙坐在角落里喝茶,听他们爭论孙悟空和奥特曼谁厉害。一本书从他们手里传过,翻得快散架了,书脊上的胶开裂,他用透明胶带一圈一圈地缠。那本《安徒生童话》被陈果果翻了无数遍,书页终於从中间断开——她跑来告诉他的时候,手里捧著书的上下两半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嘴唇哆嗦著。 他接过那两半书,看了看断裂的茬口。这本是正版书,胶装的质量很好,能翻成这样,真不知道被这小丫头翻了多少遍。他用胶水把书脊粘上,又贴了一层白胶布,在胶布上写了四个字——“小心翻阅”。书放回书架的时候,陈果果踮著脚尖看了半天,央求他让她再借一次。他答应了,她把书抱在怀里,像抱著一个刚被救活的婴儿。 冬天来了,天气冷得伸不出手。书屋里没有暖气,周景熙从灶房端来一个炭火盆,搁在桌下,几个孩子把脚伸进去,围成一圈,听周景熙讲故事。他讲《水滸传》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一段,讲到“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”,林小宝兴奋得从凳子上蹦起来,学著鲁智深的样子往手心吐了口唾沫,抱住门框使劲拔,把门框拽得吱呀响。陈果果笑得趴在桌上打滚,王浩嘴里的饼乾渣喷了一桌子。 那天晚上,周景熙在本子上写:“书屋又热闹起来了。林小宝、陈果果、王浩,还有几个別村的孩子,每天都来看书。他们从连环画看到拼音版,从童话看到名著,一页一页地翻,一本一本地读,像庄稼吸水,不动声色,但根在长。看著他们趴在桌上看书的样子,我想起自己小时候,在煤油灯下,一本书翻来覆去地看,看到边角捲起来,看到书脊裂开。那时候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,只是觉得好看。现在知道了,书读多了,心就大了。” 第九十一章 疫情三年 2020年的春节,周景熙记得很清楚。正月初二,村里的喇叭响了。村支书老周的声音从大樟树上掛著的那个大喇叭里传出来,带著电流的滋滋声,在寒冷的空气中震动:“各位村民,新冠肺炎疫情严重,请大家不要串门,不要聚会,出门戴口罩,回家勤洗手……” 那天早上,周景熙站在院子里,看著村口的那条水泥路。路空荡荡的,一个人也没有。往年这个时候,路上都是拜年的人,大人提著礼盒走在前面,孩子跟在后面跑,笑声、说话声、鞭炮声响成一片。今年什么都没有,连狗都不叫了。 李觉在院门口探了一下头,没进来。“景熙,今年就不拜年了。电话里说一声,都好好的。”周景熙点了点头。李觉走了,那辆电动车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村道上响了好一阵,越走越远,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。 小燕在dg里回不来了。她在电话里说,厂里封了,只进不出,她们在宿舍里待著,每天有人送饭。周景熙说,注意安全。她说,你也是。掛了电话,他站在灶房里,灶台上的锅还是冷的,水缸里的水还是满的。他一个人,不知道该做什么。 书屋也关门了。周景熙把书架上的书重新整理了一遍,用抹布一本一本地擦,擦完又按高矮排好。那些书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,脊背朝著他,像一列沉默的士兵。 村子开始封路了。村口的大樟树下摆了一张桌子,两个戴著红袖章的老人坐在那里,给进出的人量体温、登记。路边的电线桿上贴著標语——“戴口罩总比戴呼吸机好,躺家里总比躺icu强。”红纸黑字,在灰濛濛的天空下显得刺眼。 周景熙每天一早起来,先看新闻。手机上的数字每天都在涨,確诊的、疑似的、死亡的。那些数字像石头,一个一个地砸在他心上。他去镇上买菜,超市门口有人量体温,不戴口罩不让进。货架上的方便麵被抢光了,米和油也少了很多。他买了几斤猪肉、一袋米、一桶油,沿著那条空荡荡的水泥路走回家。路两边的油菜花开得正盛,金灿灿的,铺满了田埂。没有人看,只有蜜蜂嗡嗡地忙著。 他开始写日记。每天写,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都记下来。写村里的喇叭每天早中晚响三次,村支书老周的声音从最初的紧张到后来的疲惫,再到最后的平静;写李觉打电话来说他儿子在城里回不来了,他一个人在家,学会了做饭,虽然不好吃,但饿不死;写蒋立情在电话里说他的菜地怎么办,菜都老了,没人摘,烂在地里。周景熙叫他晒成乾菜,他说好。 三月份,疫情稍微鬆了一些,村里人可以出门了,但还不能聚会。林小宝戴著口罩跑到书屋门口,探著头往里看。周景熙朝他招招手,他跑进来,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西游记》,坐在桌边看了起来。他长高了一截,也胖了一些,但眼睛还是那么亮,看起书来什么都忘了,喊他好几声都听不见。他奶奶说他看书看得魔怔了,他妈打电话回来问他想要什么礼物,他说要书。 四月份,志远从省城回来了。他瘦了,戴著口罩,眼睛下面青黑一片。他在学校的宿舍里关了两个月,每天上网课,写论文,毕业设计也线上做的。周景熙问他找工作的事,他说签了一家建筑公司,等疫情过了就去报到。那天晚上,小燕给志远打了个视频电话,娘儿俩对著屏幕说了很久的话。志远把手机递过来给周景熙,小燕在屏幕里,瘦了,头髮也长了,没剪。她说,厂里復工了,每天加班,累得很。周景熙说,注意身体。她说,好。 疫情那三年,书屋关了又开,开了又关,断断续续的。孩子们来的次数少了,但每次来都会待很久。林小宝把书架上那些连环画都看完了,开始看《水滸传》。他认字还不太全,遇到不认识的就问周景熙。周景熙教他查字典,他学会了,查得比谁都快。陈果果个子长高了不少,辫子也长了,还是专挑厚的书看。她看完《红楼梦》,问周景熙为什么林黛玉要死。周景熙说,你去书里找答案。她回去又把那本书翻了一遍,再来的时候说,叔,我找到了。 周景熙问她,答案是什么?她说,林黛玉不想將就。周景熙愣了一下,点了点头,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,后来又写进了他的日记里。 2022年底,疫情终於鬆了。小燕从dg回来,瘦了十几斤,眼眶凹陷,颧骨高耸,脸上多了好多皱纹。周景熙去村口接她,她戴著口罩,拉著一个行李箱,站在大樟树下,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。他走过去,帮她拎箱子,没说別的,只说了一句:“回来了。”小燕应了一声:“嗯。” 那天晚上,全家在一起吃了顿饭。志远也在,一家三口,围在那张老八仙桌前。桌上摆著四个菜,小燕炒的,腊肉炒蒜薹、清炒小白菜、一碗紫菜蛋花汤、一盘辣椒炒肉。菜不多,但热乎乎的,冒著白汽。他们吃著饭,说著话。说起来的是dg那些封控的日子,说起志远找工作的事,说起村里的那些人那些事。周景熙靠在椅子上,看著小燕和志远,心里什么別的念头都没有了。 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疫情这三年,像一场很长的雨。雨停了,大家从屋里走出来,有的瘦了,有的老了,有的不见了。但太阳还出来,庄稼还长,日子还要过下去。石桥村的油菜花还开得那么黄,大樟树的叶子还那么绿。” 合上本子,窗外的天已经黑了。 那一年,村里的油菜花开得特別好。金黄的花海铺展开去,一直铺到山脚下,蜜蜂嗡嗡地忙碌著,像一个迟到的春天拼命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 第九十二章 回乡过端午 2023年端午节,石桥村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。李觉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在微信群里张罗,群里有四十多个人,有的在省城,有的在广东,有的在浙江,最远的在香港。他把语音发出去,声音沙哑但中气十足:“今年端午都回来,咱们划龙舟。几十年没聚齐过了。”手机那头沉默了片刻,接著叮叮咚咚的消息提示音此起彼伏。 端午前两天,周景熙把书屋收拾乾净,书架擦了灰,地扫了三遍,院子里那棵柚子树下摆了几把竹椅。他又去镇上买了两条烟、一包茶叶,准备招待回来的老伙伴。小燕在灶房里包粽子,糯米泡了一大盆,红豆、腊肉、咸蛋黄摆了一桌,粽叶是昨天从后山采的,碧绿碧绿的,还带著露水。 蒋立情从县城开车回来,两个小时的路程他走了一上午——不是堵车,是到处採购。他带回来一个巨型龙舟模型,说是找县城的木匠专门定做的,准备摆在祠堂门口当装饰。周日乐从省城坐高铁回来,儿子开车去车站接的他。他瘦了,头髮白了大半,但精神很好,穿著一件红色的运动t恤,脚上是一双白色运动鞋,说是专门为划龙舟买的。 当天晚上,所有人聚在李觉的楼房里。四楼的大露台摆了三张桌子,挤了三十多號人,坐不下的就站著。李觉的老婆做了二十多个菜,鸡鸭鱼肉堆得满桌转不动盘子。李觉端著酒杯站起来,腰板挺得笔直,声音却有些发紧:“几十年了,咱们这些人,从穿开襠裤就在一起玩。后来各奔东西,有的在省城,有的在广东,有的在香港,有的在家种地。有些人,好多年没见了。”他顿了顿,端起酒杯,手有些抖,“今天,大家都回来了。明天划龙舟。来,干了。” 所有人站起来,碰了杯。酒是米酒,自家酿的,入口甜丝丝的,咽下去成了一团火,一路烧到胃里,烧得人浑身发热。 周景熙指著角落里一个满头白髮的让大家猜是谁,眾人面面相覷,猜不出来。那人站起来说:“我是周峰啊。”全场哄堂大笑。他老了,瘦了,背也驼了,但笑起来还是那样——眼睛眯成一条缝,脸上那两个酒窝还在,只是藏在了皱纹深处。 端午那天早上,天没亮,溪边就热闹起来了。 龙舟是村里那条老船,在老祠堂的棚子里搁了几十年,船底有了裂缝,船身的漆也掉了大半。过年后李觉就张罗著把它拖出来,请了镇上的老木匠修理,重新打磨,上油,补漆。老木匠姓周,七十多岁了,在龙舟边忙活了半个月,摸著船身说:“这条船,我小时候划过。”现在船修好了,被十几个壮汉抬著,稳噹噹地放进溪水里,溅起一片水花。 周小海牵头组织队伍。他把村里能划船的年轻人召集起来,分了工,谁敲鼓,谁掌舵,谁坐头排,谁在后面压阵。周日乐报名要划船,周小海说:“叔,你都六十多了。”周日乐说:“六十多怎么了?我比你们有力气。”他伸出胳膊捏了捏拳头,肱二头肌鼓起来一块。周小海笑著给他安排了个位子,在后面,不显眼,但能出上力。 蒋刚立也来了。他的腰不好,不能久坐,但坚持要上船。“我坐头排。”他说。“叔,头排最累。”蒋刚立冷笑一声:“累?我杀了一辈子猪,一头猪两百多斤,我一天杀两头。”没人再劝。他脱了外套,露出里面的黑色紧身衣,胳膊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,青筋暴起。他虽然老了,那一身横肉还在,那是几十年练出来的。 鞭炮响了。龙舟出发。 鼓声咚咚咚的,急如雨点,催得人心跳加速。桨起桨落,水花四溅,把阳光打碎成千万片金箔撒在空中。龙舟像一支离弦的箭,沿著溪面飞驰而去。岸上的吶喊声此起彼伏,老人孩子站成排,使劲挥著胳膊,嗓子都喊哑了。周景熙站在岸边,阳光照在脸上,暖洋洋的。他想起小时候,他们没有龙舟,折了纸船放在溪里,看著它们顺水漂走。纸船太小,一个浪头就翻了,散成了几片湿纸,沉到水底。那时候他们都说,长大了要划真正的龙舟。几十年过去了,他们真的划上了。船上有周日乐,有蒋刚立,有周小海,有李觉的儿子,有村里那些他看著长大的年轻人。他们喊著號子,脸上全是水,分不清是溪水还是汗水。 周峰不能上船,但他坐在轮椅上,被老婆推到岸边,看著溪面上那条龙舟,看著那些熟悉的身影,笑了。 周小海站在船头,把那只鼓擂得山响。他的胳膊晒得黝黑,额头上青筋迸起,震得溪水都在颤抖。周日乐在后面跟著节奏划桨,动作有力,腰板挺得笔直,哪里像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头。蒋刚立在船头,每划一桨,肩膀上的肌肉就鼓动一下,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,流进眼睛里也不眨。龙舟衝过终点线的时候,擂鼓的把手里的鼓槌往天上一扔,震天的欢呼声爆发了。 有人跳进水里,有人站在岸边鼓掌,有人把粽子扔到船上。李觉把最好的雄黄酒倒在碗里,递给船上的每一个人。酒很烈,烧喉咙烧心,但每个人都喝了一大口。 中午,全村人在溪边聚餐。几十张桌子沿著溪岸一字排开,铺著红塑料布,每张桌上摆满粽子、咸鸭蛋、大蒜炒腊肉、清蒸鱼。老人小孩坐在一起,男人女人挤在一起,从省城回来的人和从没出过村的人碰著杯。李觉端著碗站起来,敲了敲桌子,清了清嗓子。“各位,今天端午。几十年了,咱们没这么热闹过。那些在外的,都回来了;那些在家的,都出来了。”他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个人,目光从这张脸移到那张脸,“咱们这些人,老了。但龙舟还在,溪还在,石桥村还在。” 傍晚,人散了。村口的大樟树下恢復了往日的安静,只剩几个老人还坐在那里,抽著烟,看著天边最后一抹晚霞。龙舟被抬回祠堂的棚子里,用油布盖好,等著明年端午。 周景熙站在大樟树下,看著远处的山。太阳已经落山了,天边的云被烧成橘红色,一层一层的,像鱼鳞铺满了半个天空,他觉得今年的端午节是最快乐的端午节。 那天晚上,他翻开本子,写道:“端午节,大家都回来了。几十年没见的人,见了面都老了。龙舟下水了,在溪上划了好几个来回,鼓声震天响。周日乐划了头排,蒋刚立也划了。周峰不能上船,坐著轮椅在岸边看。李觉说,咱们这些人老了,但龙舟还在,溪还在,石桥村还在。是啊,村子在,树在,溪在,根就在。不管走多远,到了端午这天,都想回来。回来划划龙舟,喝喝雄黄酒,吃吃粽子,看看那些老了的老伙伴。都不年轻了。但坐在一起,就都还是当年的样子。” 第九十三章 整理家谱 端午节后,村子又安静下来了。那些从外地回来的车一辆一辆地开走,晒穀场上散落著鞭炮的红纸屑,被风吹得到处跑,最后积在墙角,和落叶混在一起。周景熙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,就是把院子扫一遍,把那些纸屑拢成一堆,心里却想,这热闹散得真快,比溪水还快。 那天上午,他在书屋里整理旧书,从书架最底层翻出一个布包袱。包袱是母亲用一块蓝印花布包的,打了死结,绳子都朽了,一扯就断。打开来,里面是几本线装书,纸张发黄髮脆,边角被虫蛀了不少,用手轻轻一碰就有碎屑往下掉。最上面一本是周氏族谱,封面的字已经模糊了,只能依稀辨认出“周氏”二字和一条龙纹图案。 他小心翼翼地翻开,扉页上写著一行字——“光绪二十三年重修”。光绪二十三年,一八九七年。那一年,他的曾祖父还没有出生。谱上的字是毛笔写的,蝇头小楷,一笔一画都很工整,有些地方被水渍洇开了,但大部分还能辨认。周景熙一页一页地翻著,看著那些陌生的名字——周德茂、周德盛、周德財、周德禄……后面注著生卒年月、配偶姓氏、子女几人。有的人活了八十多岁,有的人二十几岁就没了,还有的只写了个“幼殤”。那两个字很轻,像一片落叶,却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 他拿起那本族谱去找父亲。父亲正靠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阳,听见脚步声睁开眼,看见那本书愣了一下,伸手接过去,翻了翻。“你在哪里找到的?”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。“书架底下。”周景熙搬了把椅子,在父亲旁边坐下来。父亲摸著那本族谱,手指从封面上慢慢滑过,指腹上的老茧刮著发脆的纸面。父亲说,这本谱是你爷爷传下来的,“文革”期间破四旧,村里好多人家都把谱烧了。你爷爷捨不得,用油纸包了好几层,埋在红薯窖里,埋了好几年。后来风声过了才挖出来,书已经受潮了,晒了好多天才干。你爷爷去世前把它交给我,说,这是咱们的根,不能丟。 周景熙没有说话。他看著父亲,看著父亲那双粗糙的手,那双手被黄土浸了一辈子,指甲缝里永远嵌著洗不掉的泥,此刻正小心翼翼地捧著那本虫蛀的旧书,像捧著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对自己的家族知道得太少了——只知道父亲叫周德厚,爷爷叫周元吉,曾祖父叫什么?不知道。太爷爷叫什么?更不知道。 从那天起,周景熙开始整理家谱。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放好本子和笔,等著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路过。来的第一个是周大爷,九十二岁,耳背,说话声音很大,自己听不见,以为別人也听不见。他跟周景熙说,你曾祖父叫周德茂,光绪年间生人,民国三十一年走的。那年闹饥荒,吃树皮,吃草根,你曾祖父把最后一点米留给你爷爷,自己饿死了。周景熙把周大爷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本子上。记完了,周大爷又说了一些关於村子的事:这条溪以前很宽,能走船;那棵大樟树以前更大,雷劈掉了一枝;后山上以前有座庙,香火旺得很,后来拆了。周景熙听著这些故事,觉得这些记忆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。他不把它们串起来,就永远散了。 接下来几天,他又走访了好几位老人。蒋家的大伯说起了蒋家的来歷,说他们的祖上是从江西迁过来的,挑著一担箩筐,走到石桥村走不动了,就在这里落了脚。周景熙问他箩筐里装的是什么,他说,不知道,传说是两个儿子,一人挑一个。周景熙忍不住笑了,蒋家大伯也笑了,笑著笑著眼圈又红了。刘奶奶给他看了一张照片,是她年轻时的,扎著两条辫子站在溪边,那溪水比现在宽多了,清多了,能照见人影。她说那个年代虽然苦,但不觉得苦。每天早上起来干活,晚上回来吃饭,睡觉。一天一天地过,一年一年地过,把头髮过白了,把腰过弯了,把日子过没了。 周景熙有时候也去翻看旧物件。李觉从阁楼上找出一个木箱子,里面装著他父亲李大山留下的东西——一把锈跡斑斑的斧头、一桿断了弦的猎枪、一本发黄的记帐本。上面记著哪年哪月哪日买了多少斤米、多少尺布、多少斤盐,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,字歪歪扭扭的,有的写错了又涂掉重写。李觉翻开那本记帐本翻了几页,翻到最后,看到一行字——“今日得子,取名李觉。希望他以后有觉悟,不像我一样。”李觉的眼睛红了,把那行字看了好几遍,合上帐本,又打开看了好几遍,最后小心翼翼地把帐本连同那半截断弦的猎枪一起放回木箱里,盖上盖子。 周景熙还找到了刘老师当年写给他的信。信纸已经发黄了,摺痕处磨破了,但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——“景熙同学,你的作文写得很好,有真情实感。你要坚持下去,不要放弃。”这几行字,刘老师生前不知道跟他说过多少遍,但白纸黑字写在纸上的就这一回。他把那些信夹在本子里,把那些本子摞在书桌上。摞著摞著,就摞了厚厚一叠。 两个月后,他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家谱,从光绪年间到现在,一共七代人,每个人的名字、生卒年月、配偶子女,能查到的都写上了。他又把那些走访时记下的老人口述整理成文字——溪是从哪里流过来的,庙是怎么建起来的,村里的第一条路是谁带头修的。 最后一页,他写了一段话:“家谱不只是名字和生卒年月,它是一个家族的命,一根藤,七代人,从光绪年间蔓延到现在。有人活了八十多岁,有人二十几岁就走了,有人挑著箩筐从江西迁来,有人饿死在民国三十一年的春天。那些事,那些人都过去了,但藤还在。藤在根就在,根在我们这些活著的人心里。”写完之后他把钢笔放下,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。那本新修的家谱安静地躺在桌面上,明天他要拿去给周大爷看看,看看还有没有漏掉的人家。 第九十四章 李觉的病 2023年秋天的一个凌晨,周景熙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。他摸到手机时,屏幕上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,但“李觉”两个字一跳出来,他就彻底清醒了。李觉从来不在这时候打电话。他摁下接听键,电话那头不是李觉的声音,是他老婆的,带著哭腔,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。“景熙,李觉他……咳血了。” 周景熙骑电动车赶到镇卫生院时,天还没亮。走廊里的日光灯白惨惨的,照得墙壁发青,空气里瀰漫著消毒水的味道,呛得人嗓子发紧。李觉躺在急诊室的床上,嘴角还沾著没擦乾净的血跡。 “多大事?就是嗓子破了,咳了几下。”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锅。周景熙没接他的话,转头去问医生。医生把他拉到办公室,关上门,ct片子夹在灯箱上,白晃晃的光透过来,照著肺上一团模糊的阴影。“右肺上叶,直径两公分左右。从形態上看,不像是好东西。建议儘快去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” 从卫生院出来,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李觉坐在电动车后座上,两只手插在口袋里,风吹得他的头髮东倒西歪。两个人谁也没说话,电动车在水泥路上顛簸,发出嗡嗡的声响。李觉忽然在后面问了一句:“景熙,医生跟你说什么了?”周景熙说:“没什么大事,让你去省城再查一下。”李觉没再问。 省城医院的检查做了一整天。抽血、ct、增强ct、气管镜,一项一项地做。气管镜最难受,一根管子从鼻子插进去,一直伸到肺里,李觉被呛得眼泪直流,但他一声没吭。周景熙站在检查室外面等著,走廊的椅子冰凉,墙上的掛钟转了一圈又一圈。他想起李觉十几岁时在松林里割松脂的样子,瘦得像根竹竿,却比谁都能扛。他扛过父亲的死、母亲的改嫁、叔叔的白眼、婶子的刁难,扛过养鸭的失败、割松脂的寂寞、开杂货铺的亏损、养鱼的艰难,扛过所有压在他身上的东西。可他扛了这么多年,肺扛不住了。 结果出来那天是周三。主治医生把周景熙叫到办公室,门关得很紧。“早期肺癌,幸运的是发现得早。建议儘快手术,切除右肺上叶,愈后应该不错。”周景熙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,没有马上回病房。他靠著墙站了一会儿,把那几个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——早期、肺癌、切除、愈后不错。嚼到最后,嘴里全是苦味。 推开病房的门时,李觉正靠在床上看手机,问他怎么样,周景熙说:“医生说要做个手术,把肺上那个结节切掉。小手术,几天就好了。”李觉把手机放下,看著他,那目光太安静了,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。“景熙,你跟我说实话。是不是癌?” 走廊里有人在哭,不知道是哪一床的家属,哭声被门板闷著,闷成一阵嗡嗡的低鸣。周景熙又把那些字嚼了一遍,嚼烂了,咽下去。“是早期。切了就没事了。” 李觉没有沉默很久。“那就切吧。” 手术安排在周五。前一天晚上,周景熙留在医院陪床。病房里的灯关了,走廊的光从门缝里漏进来,在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。周景熙靠在陪护椅上,摺叠床太短,腿伸不直,腰窝空著,硌得生疼。黑暗中李觉忽然说话了:“景熙,你还记得我爸吗?”周景熙应了一声记得。“我爸就是在医院走的。那时候我小,什么都不懂,只知道哭。”他的声音停了一会儿,再开口时平静得像在说別人的事,“这些年我老想他。想他教我绑稻草的样子。他的手很巧,绑的稻草人比村里谁都像样,远远看去,分不出是人还是草。” 他顿了顿,又说:“景熙,你说我这次进去了,还能出来吗?” 周景熙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,喉咙却被堵住了。黑暗中他伸出手,拍了拍李觉的被子。“你肯定能出来。” 李觉没有说话。过了很久,久到周景熙以为他睡著了,黑暗中又传来他的声音:“景熙,咱们这些人,从穿开襠裤就在一起玩。几十年了,什么事都一起扛。这次的事,你別跟我老婆说太多,她胆小。”周景熙说:“好。”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。周景熙坐在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等著,看著“手术中”那三个字从红色变成绿色,又从绿色变成红色,反反覆覆地闪。走廊里的人来来去去,有医生推著病人进去,有家属扶著病人出来。一个女人蹲在角落里哭,哭得很克制,几乎听不见声音。一个男人提著保温桶来回踱步,皮鞋敲在地砖上,篤篤篤,从头到尾没停过。 李觉的儿子李志鹏从广东赶回来,一进医院就红了眼眶,站在手术室门口,攥著拳头,指甲都快掐进肉里。周景熙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你爸没事的。早期发现的早。”他没说那个“癌”字,志鹏也没问。 门开了。李觉被推出来,脸色苍白,闭著眼睛,鼻子里插著氧气管,手背上扎著留置针。麻药还没过,他睡得很沉,不知道手术室外面有两个人在等他。志鹏跑过去喊了一声“爸”,声音抖得厉害。护士说没事的,麻醉还没醒,送回病房好好休息。 术后那几天,周景熙一直在医院。李觉麻药刚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:“景熙,帮我看著点,別让他们把我肺切多了。”周景熙愣了一下,李觉已经又睡著了。后来跟他说起这句话,他笑了,说完全不记得了。那几天他疼得厉害,镇痛泵不管用,一咳嗽就撕心裂肺,但他忍著不叫。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脸埋在枕头里,闷闷地哼几声。周景熙帮李觉擦身、餵饭、扶他上厕所。身上没什么肉,骨头硌手,擦背的时候肩胛骨支棱著,像两座矮山。李觉不好意思让他擦,说我自己来。周景熙说你就躺著吧,逞什么能。李觉没再说话。 周日乐来了一次。他拎著一个果篮,进了病房第一句话就是:“没事,我有个同事十年前做的手术,现在还活蹦乱跳的。跑步比我还快。”李觉挤出一个笑容。 蒋立情来了一次。他没进病房,站在走廊里,隔著玻璃窗看了一眼。“李觉瘦了。”他说。 周海来了一次。他没说別的,只说了一句:“缺钱就说。”李觉说了两个字:“不缺。” 第七天一早,李觉拔了引流管。医生过来查房,看了看伤口,说恢復得不错,明天可以出院。志鹏去办出院手续,周景熙帮李觉收拾东西,东西不多,几件换洗的衣服、一个保温杯、两盒没吃完的药,装在一个塑胶袋里,系好口放在床头。 李觉自己穿好外套,坐在床沿上没动。“景熙,谢谢你。” 周景熙愣了一下。“谢啥?” 李觉没回答。他站起来,走到窗前,看著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。住院楼的窗户正对著一个十字路口,红绿灯不停地变换,车流和人流涌来涌去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才转过身来说了一句:“还能活著看到这些东西,挺好。” 那天傍晚,周景熙把李觉送回石桥村。李觉的楼房在夕阳里镀了一层金,白色的瓷砖泛著暖光。李觉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不是深呼吸,是试探,是確认。然后他笑了,说了一句:“回来了。” 周景熙回到家,把那本床头放了一周的笔记本翻开。他写道:“李觉查出早期肺癌,手术切了右肺上叶。我在医院陪了他七天。他瘦了,脸色也不好,但精神不错。他儿子从广东赶回来,眼眶红了一整天。周日乐、蒋立情、周海都去看过他。该来的都来了。医生说恢復得很好,以后定期复查就行。回来那天,他在大樟树下站了很久,吸了一口气说,回来了。这辈子,他扛过太多东西。这一回,他也扛得住。石桥村的人,骨头都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