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小时候，因为体质不太好，经常被人欺负。
    欺负我的人，就是我的四爷。
    四爷是祖父的兄弟，但他和祖父的关係一直不太好。祖父和父亲因为一些事情爭执不休，这些矛盾就延续到了我们下一代。四爷不喜欢我，我也知道，但我毕竟是个孩子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    那天，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，只记得四爷手里拿著一把扫把，脸涨得通红，衝著我大骂：“你这个败家子，扫把星！“
    话音未落，那把扫把就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屁股上。
    啪！
    一阵火辣辣的疼，瞬间传遍全身。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但四爷没有停手，又打了几下，一边打一边骂：“扫把星，败事种，迟早把家里败光！“
    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“扫把星“，什么叫“败事种“，我只知道疼，只知道委屈。我哭著跑了，跑到曾祖母的怀里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    曾祖母一边给我擦眼泪，一边安慰我：“不怕不怕，四爷就是那个脾气，別放在心上。“
    但从那以后，每年的三四月份，我都会发高烧。
    一开始，我以为是换季的原因，但祖父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嘆了口气：“这是被扫把打了屁股，在玄学里，这叫扫把星，败事种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犯病。“
    我不信，但事实摆在眼前。
    每年三四月，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发高烧，烧得迷迷糊糊，烧得说胡话。祖父给我刮痧、拔罐、放血，甚至用他那些奇奇怪怪的方子，但都不管用。我只能硬扛著，扛几天，烧自然就退了。
    这样的情况，持续了很多年。
    我成了整个家族里的“扫把星“，每次发烧，四爷都会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著我，仿佛在说：“看吧，我就说你是扫把星。“
    我不服气，但我又能怎么办呢？
    但我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——因为我父母不在家。
    我和我的三个妹妹，成了第一代留守儿童。
    那时候我最大的才几岁，最小的妹妹还在襁褓里。我带著三个妹妹，自己煮饭，自己砍柴，自己照顾她们。妹妹们哭了，我要哄；妹妹们饿了，我要餵；妹妹们尿床了，我要洗。
    一个小孩子，带著三个更小的孩子，那种辛苦，现在的孩子根本无法想像。
    八十年代初期，父亲给矿务局那边挖路，赚了一点钱，但大部分都拿去打点关係了。我们的生活，依然拮据。
    那时候读书，五天里还要有农忙假，根本没有心思放在学习上。我们几个孩子，逃学、打架、下河摸鱼，什么调皮的事情都干过。
    我十岁那年，又到了三四月份，我又发高烧了。
    这次不一样，高烧一直退不下去。
    第一天，烧到39度，祖父给我刮痧，没管用。
    第二天，烧到40度，祖父给我拔罐，还是没管用。
    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……反反覆覆，整整七天，高烧一直不退。我烧得迷迷糊糊，感觉天旋地转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晃动。
    祖父急了，他把我能用的方法都用了，刮痧、拔罐、放血、喝符水、念咒语，但都不管用。他看著我烧得通红的脸，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恐惧。
    “这次不一样，“他喃喃自语，“这次不一样。“
    第七天晚上，我烧得说胡话，眼前出现了各种幻影——三爷的笑脸，四爷的扫把，祖父的刮痧板，曾祖母的米糕，所有的人和事，都在眼前晃动，扭曲，变形。
    就在我以为自己要烧死的时候，父亲回来了。
    他是被一起去矿务局干活的人叫回来的，他们告诉他，他儿子快不行了。
    父亲衝进房间，看到我烧得通红的小脸，二话不说，抱起我就往外跑。他跑得飞快，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气，汗水顺著他的脸颊流下来，滴在我的脸上。
    “別怕，儿子，別怕，“他一边跑一边说，“爸爸带你去看医生。“
    我们去了县城，住在外婆的老房子那边。
    那是第一次，我真正意义上进了医院。
    医生给我打了点滴，冰凉的液体顺著针头流进血管，那种感觉，很奇怪，有点疼，又有点舒服。点滴打了一天，我的烧就退了。
    但医生说，这只是暂时的，以后还会復发，要我注意身体。
    从那以后，我每年都会生病发烧，都会去医院打点滴。西医的点滴，真的很管用，比祖父的刮痧拔罐管用多了。
    那一年，我十岁。
    那一年，我第一次明白，什么是生死。
    那一年，我也第一次明白，原来父母也是爱我的，只是他们有他们的难处。
    但高烧的阴影，依然笼罩著我。每年的三四月份，我都会提心弔胆，害怕那个“扫把星“的诅咒再次降临。
    直到我二十岁结婚以后，这个诅咒，才真正地转过来。